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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性别的博物馆研究综述

作者:原创论文网 时间:2018-12-04 14:41 加入收藏

摘要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the influence of museums to the public's gender consciousness is more profound. Cultural studies on museums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value and academic signific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gender. On the basis of reviewing the study of museums and the media culture, it explores the possibility and the operability of gender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studies in the context of museum, and puts forward the feasible research scheme. It brings cultural studies, gender theory and feminist practice together, which construct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study of museums.

  Keyword:gender; museums; cultural studies; representation;

  社会性别是一种文化建构, 与语言、权力、空间、社会规范等密切相关。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深入发展, 性别研究专家开始把目光投向人类遗产, 关注博物馆的性别文化表征。20世纪80年代, 世界上第一个妇女博物馆在德国建立;20世纪90年代初, 以李小江为代表的性别研究专家开始筹备中国第一家妇女博物馆。博物馆是征集、收藏和陈列人类文化遗产的地方, 一旦被视为“有性的”空间, 其客观中立的立场就会受到普遍质疑:博物馆表征的是谁的历史?谁赋予男性以表征权?空间是有性别的, 妇女缘何不在场?性别研究专家开始重新审视妇女和文化遗产的关系, 社会性别成为博物馆研究的一个有效分析范畴。

基于社会性别的博物馆研究综述

  一、问题的提出

  博物馆 (Museum) (1) 是西方舶来品, 英文源于希腊文的“缪斯神庙” (Mousai) , 缪斯神庙可以被看成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博物馆。1753年, 全世界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建立;1868年, 法国在上海创办了中国近代意义上博物馆———徐家汇博物院;1905年, 张謇创办中国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苑。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们越来越重视文化生活, 参观博物馆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博物馆, 重温人类文化记忆。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一部分, 博物馆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文化功能,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公众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与此同时, 其对公众性别意识的形塑也不容小觑。博物馆学家卡罗尔·马尔特 (Karol Malt) 指出:“博物馆最初是男权的堡垒, 其所操控的物品代表着男性技术和男性重要性, 主要是为了吸引男性观众。”[1]随着妇女博物馆的出现, 博物馆的性别意识形态功能开始受到关注, 性别研究专家开始从社会性别研究视角考察博物馆的文化表征。由于性别差异在日常生活和博物馆展览中表现得非常隐蔽, 因此很少有人意识到博物馆中的性别政治。“妇女在文化上的自我理解就像她们对整个文化所作的贡献一样未能得到应有的承认;妇女的要求在主流话语中从未得到充分的考虑”[2]34。如何才能从博物馆语境中发掘被遮蔽的妇女, 使其在主流话语中拥有一席之地呢?在性别文化研究领域, 对博物馆表征问题的研究迫在眉睫。

  二、社会性别视野下博物馆研究的现状

  在国内学界, 从社会性别视角对博物馆进行文化研究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处于半空白状态。近年来, 博物馆研究与社会性别研究均备受关注, 但两者大体上还是各自为营, 实现两者的缝合尚需时日。

  自20世纪80年代以降, 对博物馆的学术关注度一直呈上升趋势, 但对展品、展览和博物馆的文化解读与个案分析显得格外沉寂。作为历史文化的载体, 博物馆的科学性、专题性和文化性确立了其叙事的经典性和权威性, 这在一定程度就造成了博物馆研究中性别视角的缺失。曹兵武的《记忆现场与文化殿堂:我们时代的博物馆》[3]、黄光男的《博物馆新视觉》[4]虽对博物馆进行了文化研究, 但均未涉及性别研究, 亦未进一步考察展览作为文化事件本身所具有的政治性与性别意味。随着“有性”博物馆 (即陕西师范大学妇女文化博物馆和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 的诞生, 这一研究现状并未得到明显改观, 社会性别仍是博物馆研究的是一大盲点。作为有效的表征系统, 妇女文化博物馆为大众提供了一个使性别意义的公共交流和女性主体性身份认同的构建成为可能的乌托邦情境。国内率先对博物馆进行性别文化研究的是妇女文化博物馆馆长屈雅君, 她在《博物馆语境下的性别文化表征》一文中考察了博物馆语境下展品的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 探究了妇女自我表征的一种可能性[5]。

  随着媒介文化研究趋于白热化, 社会性别与媒介传播研究开始受到热捧。20世纪90年代, 大众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开始受到关注。2001年, 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先驱者卜卫在《媒介与性别》中提出了这样几个问题:“媒介是有性别的吗?”“媒介是以男性中心文化还是以两性平等的视角来表现男女形象的?”“它与我生活的关系如何?”[6]她研究了媒介中的女性形象, 探讨了传播与性别的理论与政策、有关媒介与性别的实证报告以及媒介评论等。2001年底, “大众传媒与妇女发展研讨会”的召开, 推动了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的发展。刘利群的《社会性别与媒介传播》[7]阐述了社会性别与媒介之间的内在关系, 曹晋的《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理论与实例》[8]力图解构媒介再现与传播科技使用的“社会性别平等”的种种霸权结构与迷思假象, 李琦的《传媒与性别:女性媒介的传播社会学阐释》[9]从文本的生产、流通到受众的媒介消费这一“主导的复杂结构”勘察了性别意义的生产过程。这些研究均运用传播学的理论剖析了媒介中的女性刻板形象, 批判了媒介中的性别运行机制, 揭橥了性别意识形态。

  纵观国内社会性别与媒介文化研究现状, 可以发现公共空间所隐含的性别差异开始在大众传媒研究中得到凸显, 其研究表现出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证性。遗憾的是, 对电视、电影、广告等大众媒介的个案分析, 均停留文本的直接意指层面, 未能深入挖掘其含蓄意指, 且博物馆这一传统媒介的文化表征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国外学界关于媒介文化研究和博物馆研究均已达到较高水平。20世纪70年代以降, 性别批判意识已融入传播研究, 但理论研究相对薄弱, 直到祖伦的《女性主义媒介研究》[10]问世, 文化研究的理论性才得到重视, 女性主义的研究方法才被明确运用到媒介研究上。媒介是如何建构性别的?媒介通过何种方式强化或挑战了性别不平等?通过不同的媒介是如何建构性别的?性别描述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日常生活中我们对于自身和自身行为的感知?这些问题都在辛西娅·卡特的《批判性读本:媒介与性别》[11]中得到了回答。周宪、许钧主编的“文化和传播译丛”系列着作尤其是斯图亚特·霍尔的《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12]和《文化:社会学的视野》[13]、斯科特·厄里的《符号经济与空间经济》[14]等为博物馆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操作系统和理论范式。在马斯汀的《新博物馆理论与实践导论》[15]、大卫·卡里尔的《博物馆怀疑论:公共美术馆中的艺术展览史》[16]、史蒂芬·康恩的《博物馆与美国的智识生活 (1876—1926) 》[17]等着作中, 亦未切入社会性别研究视角。直到20世纪90年代, 博物馆的“性别化”才引起西方性别研究专家的关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国际博物馆:文化遗产与博物馆的性别视角》[18]中, 尚可展眺一个可期许的未来———社会性别研究、博物馆研究与媒介研究联结的可能性。

  三、社会性别视野下博物馆研究的内容及方法

  从社会性别视野研究博物馆, 以“妇女博物馆与性别文化表征”为核心要旨, 可将具体目标预设为三方面:一是以社会性别为分析框架, 运用符号学原理考察传统博物馆与妇女博物馆的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 旨在揭示博物馆对性别文化的表征, 进一步厘清公共空间与性别构建的关系;二是以博物馆为观察场域析微察异, 深入挖掘展品的直接意指与含蓄意指, 检查性别意义的生成、传播与交流, 颠覆博物馆语境内的男性文化宰制, 考察女性对性别文化的表征与反表征, 进而揭示性别身份认同的阈限性, 探析女性身份认同的建构机制;三是将博物馆表征系统与社会实践关联起来, 探寻两性对话的有效机制, 力图突破后现代语境下女性所面临的身份认同困境, 拷问女性身份认同未来之可能性。这三个目标的预设, 在理论维度、实践维度和价值维度诸方面推进以妇女博物馆为研究对象的性别文化研究。

  要完成预设目标, 必须依托博物馆语境的文化研究, 先考察菲勒斯文化对女性空间的宰制, 继而在社会性别研究视野下反思传统博物馆与妇女博物馆的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 以妇女文化博物馆与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为实证研究对象, 挖掘展品的性别文化含义, 进而探究妇女文化展览中的诗学与政治学以及妇女博物馆在后现代语境下表征的可能性。具体可从如下方面进行研究。

  其一, 揭示菲勒斯文化对博物馆空间的宰制。博物馆搜集、保藏、陈列和研究代表人类文化遗产的实物, 对那些有科学性、历史性或艺术价值的物品进行分类, 为公众提供知识、教育和欣赏的文化空间 (public space) 。作为公共空间, 博物馆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 允许公民在此围绕某一主题展开对话、交流, 并形成相对一致的意见。一直以来, 在妇女问题上, 作为公共空间的博物馆都默认了妇女无权、无声的缺席状态, 因此要对博物馆的性别表征进行研究, 必须对空间进行拷问:从空间的划分上来看, 如公共空间/私人空间、社会空间/家庭空间、城市空间/农村空间等, 都是一种性别化叙事;在这一性别化的空间里, 物品从“自在之物”变成人类的“为我之物”, 并被赋予性别意义, 且具有文化表征功能;通过稽查博物馆对性别的表征, 检视男女两性在文化中的生存模式和关系地位以及菲勒斯文化对空间的宰制。

  其二, 运用社会性别理论分析博物馆的文化构建。社会性别不仅是历史分析中的一个有效范畴, 还是文化分析中的一个有效范畴。历史学家琼·W·斯科特曾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社会性别作为分析范畴的有效性, 认为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社会性别既是社会关系的一个成分, 也是权力形成的源头和主要途径之一[]。“通过社会性别的再现而进行的社会性别的建构在今日和往常任何时候一样在进行着, 或者说在更加剧烈地进行着”[19]214。这种建构在博物馆中也有所表现, 因此, 运用符号学的知识对展品的意义进行阐释、批判也是非常有效的。即使把社会性别看作是通过一系列“性别操演” (gender performativity) 而建立起来的脆弱身份, 也不能放弃博物馆这片被菲勒斯文化宰制的疆土。一方面, 从社会性别视角检视博物馆空间的文化表征与权力运作;另一方面也要在妇女主题博物馆中积极建构女性空间, 再现妇女的历史文化与生活经验。

  其三, 析分作为表征与反表征的焦点的展品。展品是表征与反表征的焦点, 在博物馆空间的性别化表达中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只有通过对具体展品的个案分析, 才能弄清展览的意指实践, 揭橥博物馆空间的性别意识形态。如“三寸金莲”等女性物品在不同语境下具有不同的意指实践, 在菲勒斯宰制的博物馆空间里, 女性物品均被表征成“他者”的景观。“女性不是被看作有行为能力的主体, 而是作为男性欲望的客体”[20]221。在菲勒斯文化中, 妇女作为他者被固定在客体位置上, 但在妇女主题博物馆, 女性暂时性地获得主体性位置, 因此, 我们往往能在女书等女性文化结晶中看到女性建构自我身份的努力。与此同时, 性别差异无处不在, 如何区分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区分性别差异与性差异, 让“生理性别”或“性差异”是其所是地在博物馆场域中在场或显现也是展览所面临的一大难题。以妇女文化博物馆的三寸金莲文化展览为例, “三寸金莲”不仅意指古代妇女的缠足、缠足妇女所穿的小鞋, 还意指缠足的古代妇女, 其既是社会文化的产物, 亦是性别差异的物质载体, 表征了女性被符号化、物品化的社会过程。在近千年的时间里, “三寸金莲”是中国封建社会女性美的象征, 其作为性别符号的标出性 (the markedness) 在所指层面标出“女性”。女性之所以被标出, 其原因正如赵毅衡所言:“不在词法中, 而在文化中。”[21]148当“三寸金莲”相埒于女性时, “三寸金莲”不仅标出两性之间的差异, 而且将女性作为异类划分出来, 并加以边缘化, 菲勒斯文化与封建社会是一种共谋关系, 正是两者的合力制造了三寸金莲文化, 并使其成为性别差异的符号。显然, 对三寸金莲文化展览的分析有助于显现性别差异生产的真相、性别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的宰制力量。相比之下, “石姑娘队”主题展览所表征的性别偏见更加隐晦、曲折:一方面, “男女都一样”的口号挑战了既有的男/女二元对立的性别结构, 模糊了性别界限, 为性别正义的实现提供了历史契机;另一方面, 该口号又强化了两性之间的差异, 抹杀了女性的生理差异, “在形式上的确是大大地抬高和解放了妇女, 似乎是要将她提到男人的水准, 鼓励女人与‘女性’告别, 结果是全面地贬抑和丢失女人, 将女人同化在男性中心社会的价值规范中”[22]146。在此, 从性别差异上审视“男女都一样”所隐含的性别不公, 有助于揭橥以牺牲女性为代价的虚假的性别平等。不同性别之间的差异是多种因素合力所致, 既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生理因素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单纯的社会建构。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探索需要一个“超越”差异的空间———“那个夹在两个地方之间的空间, 那个行走于两个世界的过道”[23]94。作为一个女性主义空间, 妇女文化博物馆为人们正确理解男女之间的差异提供了场域, 使参观者能够在这一特定场域中思考性别意识形态的社会根源。

  其四, 审视博物馆的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 探究性别文化的生产过程。对展品来说, 展览是其实现意义途径的必经之路。“一种分析如果通过检验产品———展品———而不是展览的过程来突出展览的诗学, 就会冒着把生产的‘隐蔽的历史’排除在外而企图把意义固定下来的危险”[12]199。在任何表征系统中, 都必然伴随一系列的编码/解码活动, 展览的过程也不例外。如展品的征集、解说, 对展品的参观等都是一种编码/解码。物品一旦进入博物馆语境, 就会卷入编码/解码的活动中来, 表征某种性别文化。在菲勒斯文化的宰制下, 博物馆是男性的自我/他者、现代/传统形成的重要场所, 男性化的编码不仅影响女性的想象与表达, 而且规化女性的思维模式。对妇女主题博物馆而言, 编码/解码均意味着组织者和参观者对菲勒斯文化的抵抗。作为向公众定义妇女文化的机构, 妇女主题博物馆试图通过改变观看关系来定义自身, 架构 (enframe) 妇女文化。一切话语、符号系统和意指实践都可以形成各种形式的意识和潜意识, 妇女主题展览对现存权力系统的挑战意在通过展品、展品的陈列展览以及展览的意指实践来改变主流的性别意识形态。谁在看, 谁又在被看?观看直接涉及到权力问题, 由“被看”转变为“看”, 对女性主体身份与妇女文化的建构来说至关重要。与此同时, 妇女主题博物馆传达了有关妇女以及妇女文化的信息, 亦可作为符号学的研究对象。

  其五, 结合后现代语境, 探讨妇女博物馆的意指实践。妇女身份认同的建构是一个极富现代性的问题, 不仅与时间有关, 而且与全球化有关。按照弗里德曼的观点, 身份认同的建构是一个精致、严肃的“镜子游戏”, 是“多重的识别实践的复杂的时间性互动”, 其识别实践发生在作为主体的个体或群体之间[24]213。因此, 在现代性语境下把妇女身份认同的建构置于博物馆这一空间维度来考量, 对妇女主体性身份的建构具有现实意义。妇女主题博物馆是介于想象物与现实物之间的超现实 (Hyperreality) , 是一个在真实空间中被有效实现了的乌托邦, 即异托邦 (Heterotopias) 。“从社会层面来考虑, 博物馆被认为是安全的场所, 是女性可以被看见并置身其中的场所, 关系到历史、真相和现实的建构”[]。在这个符号弥漫的超现实里, 往往需要借助符号的自我指涉来建构稳定的意义。不管是作为表征体系还是作为仿真世界, 博物馆空间都是妇女建构主体性身份的必争之地。

  不过, 博物馆的性别文化表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必将面临不少难题, 如在解构传统博物馆的性别表征神话之后, 如何才能保证妇女博物馆性别表征系统的有效性?在博物馆这一异托邦内如何才能建立相对稳定的女性身份认同?鉴于研究问题的复杂性, 在社会性别视野下研究博物馆的文化表征必须运用多种研究方法:首先, 运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公共空间、妇女博物馆、社会性别、身份认同、表征等关键词进行界定, 厘清博物馆与性别表征的关系, 掌握表征系统的运作机制, 结合具体的博物馆语境进行实证研究, 对其进行理论诠释。其次, 运用符号学分析和内容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运用符号学方法发掘展品隐含的性别意义, 并从使用符号的方式入手研究博物馆的性别表征系统。在此基础上, 运用内容分析深入分析特定展品的文化内涵, 增加符号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再次, 运用文化社会学的方法。以特定的社会学眼光, 关注展品的制品、展览以及观看方式, 研究展品与策划者、参观者之间的关系, 考察博物馆语境下女性身份认同建构的可能性, 强调从社会理论、美学、文化、日常生活等若干视角相融合的角度研究妇女博物馆的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

  四、社会性别视野下博物馆研究的价值及意义

  在现代性极度扩张的全球化时代, 资本、知识、权力以及各种资源的分配不均日益突出。虽然以菲勒斯为中心的文化霸权开始受到挑战, 但构成菲勒斯霸权的政治、经济、文化内容却仍在延续并以新的形式出现。因此, 从社会性别视野下来研究博物馆至少有如下方面的价值和意义:其一, 在性别视角下研究博物馆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价值。通过对博物馆文化机制的研究实现媒介研究与性别研究的缝合, 可为社会性别批判、博物馆与文化研究提供理论资源, 同时也可为文学、艺术、影视等领域的性别文化与传播研究提供借鉴。其二, 以社会性别为分析框架, 运用符号学原理勘定传统博物馆与妇女博物馆的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 构建博物馆研究的新视角。在博物馆语境内探究女性身份认同的内涵, 探究妇女博物馆展览的诗学和政治学, 考察性别意识形态的运作机制, 剖释展品在妇女博物馆中的意指实践, 稽核性别意义的生成、传播与交流, 厘清女性对性别文化的表征与反表征, 进而揭示性别身份认同的阈限性, 探析女性身份认同的可能性。其三, 在博物馆语境内描绘女性身份认同的后现代图景, 把女性身份认同的建构纳入到性别正义的范畴, 从而将文化研究、性别理论与女性主义实践结合起来, 突出性别研究的实践价值。其四, 可为妇联等政府机构制定性别平等促进条例提供理论支撑, 或可在推动媒介的性别表达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

  参考文献
  [1]Karol Malt. Museum, Women, and Empowerment[J].ISIM Review, 2005 (16) :58.
  [2]尤根·哈贝马斯.民主法治国家的承认斗争[M]//汪晖, 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3]曹兵武.记忆现场与文化殿堂:我们时代的博物馆[M].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5.
  [4]黄光男.博物馆新视觉[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1.
  [5]屈雅君, 傅美蓉.博物馆语境下的性别文化表征[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2) :37-43, 83.
  [6]卜卫.媒介与性别[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7]刘利群.社会性别与媒介传播[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4.
  [8]曹晋.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理论与实例[M].上海:三联书店,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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