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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赛事节目法律保护模式比较分析

来源:原创论文网 添加时间:2018-11-29

摘要

  Abstract:The differences in the copyright protection of current sports events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whether the sports events are works and what kind of copyright property rights sh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behavior of sports events transmission. On condition that there is a congenital deficiency in the protection of anti-unfair competition law,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that lack of stable referee rules and expectations for the infringement dispute about sports events, it's imperative to determine the type of copyright object of sports events. From the respective of legislation, based on the features of sports events, it's conducive to maximizing the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with affirming the “originality”of sports events and identifying them as film works.Since the current anti-unfair competition law doesn't efficiently solve the all the disputes in China, we draw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copyright laws in US and UK on the sports industry to build a copyright law protection model for sports events.

  Keyword:sports events;originality;copyright protection model;

  一、问题的提出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结的两起体育赛事节目着作权纠纷案, 在体育赛事节目的可版权性问题上出现了显着差异。在第一起新浪公司诉天盈九州公司着作权侵权案件中, 法院认为体育赛事节目在摄制过程中, 通过安排录制设备的角度, 选择、编排赛事画面, 结合赛事回看、球员的特写以及解说员的解说, 形成可供欣赏的新画面呈献给观众, 具有独创性, 属于着作权法意义上的“画面作品” (1) 。但二审法院却又以“无法认定体育赛事节目是否享有着作权”为由撤销了一审判决, 认为涉案赛事比赛画面不满足电影作品“固定性”和“独创性”两个要件, 且着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法定, 法院无权创设新的作品类型, 故无法认定体育赛事节目构成作品 (2) 。本案最具争议的地方在于体育赛事节目 (3) 是否符合电影作品对“独创性”的要求。与前述案件不同的是, 第二起央视国际诉北京暴风科技有限公司着作权侵权案中, 两审法院都判定涉案赛事节目构成录像制品, 但同时又肯定了体育赛事节目的独创性, 并因其独创性没有达到电影作品要求的“高度”而排除在版权保护之外 (4) 。该判决显然混淆了作品和制品之间最本质的区别, 即独创性的有无, 而不是高低之分。除了这两起案件, 大多涉及体育赛事节目的着作权纠纷出现了明显同案不同判的情况, 导致产业主体缺乏稳定的预期。同时, 体育赛事节目在立法论上的争议则主要集中在着作权保护模式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模式的选择上。其中着作权法保护模式争议集中在体育赛事节目的“独创性”判断上, 学界和司法界有观点认为体育赛事节目的独创性没有达到电影作品所要求的高度, 因此坚持当前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模式[]。但体育赛事节目争议不断、体育市场秩序紊乱的状况没有得到显着改善, 且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兜底保护”不能满足产业主体对法律“强”保护的需求。在无法确定体育赛事节目最优保护路径的情况下, 借鉴发达国家对体育赛事节目的法律保护就显得很有必要。众所周知, 美国和英国的体育产业起步早、规模大, 是体育赛事节目输出量很大的国家 (1) , 但体育赛事节目着作权保护从未出现如此大的争议, 且长期以来运行良好, 其中原因值得从比较法的角度进行系统研究。

体育赛事节目法律保护模式比较分析

  有鉴于此, 本文首先比较着作权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两种保护模式的优劣, 立足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现状和体育赛事节目的特征, 结合当前体育赛事纠纷案例, 论证着作权保护模式的必然性;其次, 借鉴域外体育赛事节目着作权保护经验, 分析体育赛事节目的独创性, 在我国现有着作权法体系内论证体育赛事节目构成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 (下文简称为类电影作品) 的合理性;最后结合我国具体国情以及着作权法实施现状, 论证适用着作权法保护体育赛事节目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提出具体解决措施。

  二、体育赛事节目法律保护争议源起

  随着互联网传播技术的发展, 收看实况转播体育赛事的群体越来越大, 我国大量网络服务平台开始购买体育赛事节目的转播权 (2) 。体育赛事节目转播权交易传达出它们是受保护的信息, 但是这种保护并不是建立在所有权基础上, 而是以合同为基础。赛事组织者或体育联盟才是比赛中所有权力的来源, 其通过控制进入体育场馆的能力获利, 正如电影的放映者控制进入电影院一样。但体育赛事节目意欲同电影作品一样获得版权保护, 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尚难实现。相较之下, 更容易获得法律的保护手段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或者行政制裁等。在当前体育赛事节目经济价值明显增加 (3) 、投资者迫切希望保护自己权益的背景下, 仅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显然无法阻止体育市场失灵造成的无序局面, 不断发生的体育赛事节目侵权纠纷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毫无疑问, 体育产业经济发展带来权利需求, 促成体育赛事节目作为人力创造兼具经济价值的知识财产得以产权化, 统一体育赛事节目的法律性质, 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护才能保证投资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实现体育市场效率最大化。

  经济价值的迅速提升, 利益分配的争议也随之而来。美国作为体育产业发达国家, 也经历了体育赛事版权争议, 最初并不认可体育赛事中的着作权利益, 主要通过禁令救济、反不正当竞争法来解决体育赛事节目侵权纠纷[]。随着互联网成为体育赛事传播的主要媒介之一, 体育赛事商业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加, 美国专业体育运动团队开始意识到保护体育赛事转播的重要性, 加上当时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作用有限, 其为了投资利益积极寻求版权保护, 这正好与美国版权法保护具有巨大商业价值的作品目的不谋而合 (4) 。英国和美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对作品“独创性”的要求。美国版权法要求“独创性”为最低限度的创造力, 而英国版权法奉行“额头出汗原则”, 根据英国版权法的规定, 着作权只强调独立完成不要求创新, 因此体育赛事节目受版权保护是文中应有之义。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体育产业还处于起步阶段, 不同于美国体育产业那样具有强大的内生性力量, 由内而外的推动立法改革。另外, 我国司法界和学界对作品的“独创性”存在误解, 认为体育赛事节目不构成类电影作品是因为其“独创性”没有达到作品要求的高度 (5) , 背离着作权法将“独创性”列为作品首要条件的初衷, 即独创性的有无才是判断作品的普适性标准;同时还忽略了计算机软件和数据库作为着作权法保护客体, 表示对“独创性”的判断标准在强调作者的智力、个性之外, 将“作品对社会所作的贡献”这一因素也纳入考量范围[]。

  我国目前处境类似于美国和英国体育产业发展初期状况, 专业体育运动团队迫切想要保护投资利益, 明晰体育赛事产权;加之在着作权法体系上又同为《伯尔尼公约》成员国, 可以借鉴两国对体育赛事节目“独创性”的判断标准以及着作权客体类型的认定, 结合我国着作权法体系特征, 比较分析适合我国的着作权法保护模式。

  三、体育赛事节目法律保护模式比较分析

  当前我国涉体育赛事纠纷主要以着作权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模式为主。由于我国对体育赛事节目是否构成作品一直持保守态度, 所以大多数纠纷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模式。但在目前已经发生的案例中, 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模式的局限性开始显现, 同时随着体育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逐渐显得力不从心。

  (一) 规制主体比较

  新近发生的映脉公司诉体娱公司案例中, 侵权一方主体适格性受到质疑, 被告辩称拍摄侵权赛事图片的两名摄影师根据报名表和记者证显示的信息不属于其工作人员, 因此侵权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 和体娱公司无关 (1) 。如果该主张成立, 那么体娱公司并非适格被告, 而映脉公司和两位摄影师显然不是处于竞争地位的经营者, 原告的反不正当竞争主张也不可能得到支持。虽然该案最后证明了摄影师和体娱公司的雇佣关系, 但同时提出了争议双方不是处于竞争地位的经营者时应该如何规制侵权的问题。

  例如, 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比赛期间, 中央电视台首次将世界杯赛事的直播权出售给主流视频网站, 其中包括中国移动旗下互联网子公司咪咕公司和阿里旗下优酷视频。通过中央电视台的世界杯直播赛事平台观看比赛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 但通过优酷视频观看世界杯赛事直播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 而且还可以下载世界杯赛事视频, 侵权成本相当低。随着网络盗播技术不断发展, 例如在P2P环境下获取体育赛事视频对网络运营商或自然人而言越来越容易。假设不属于经营主体的自然人通过黑客技术“盗取”体育赛事直播视频, 将其上传至第三方网络平台, 该第三方网络平台可以援引避风港规则免责, 但对侵权人就不能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 此时可能会出现没有法律可以适用的尴尬局面。目前尚未出现这样的案例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囿于当前拍摄技术, 自然人拍摄画面无法达到体育赛事组织团队拍摄的质量效果, 因此对体育赛事节目的播放量不会造成太大影响;二是不以经营为目的的自然人与企业相比, 偿债能力有限, 而诉讼成本过高, 追诉自然人并不明智。这也是虽然有主体适格性问题, 但反不正当竞争法仍然大范围适用的原因。

  相比较之下, 着作权法规制任意侵权主体, 包括自然人和法人, 适用范围比反不正当竞争法大得多。随着拍摄器材精细程度的不断提高, 人们拍摄技术的不断成熟, 诉讼主体适格性问题很快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因此, 选择着作权法规制体育赛事侵权纠纷才是明智之举。

  (二) 规制内容比较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Hartplatzhelden案, 是关于体育赛事不正当竞争的典型案例 (2) 。原告WFV是业余足球比赛的组织者, 被告Hartplatzhelden.de是一个用于发布和分享业余足球比赛短片的网站, 原告依据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4条 (9) 项关于“模仿”的规定, 诉称被告未经同意在其网站发布比赛的视频, 侵犯其独家商业开发权, 构成反不正当竞争行为。一审和上诉法院均支持WFV的主张, 但最高法院却推翻了两审法院的判决, 认为应该适用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3条关于一般条款的规定, 但因体育赛事本身不受知识产权法保护, 也就不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 (3) 。和该案判决类似, 我国体育赛事纠纷绝大部分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进行规制 (1) 。

  2017年中国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 将遵守诚实信用原则、法律和商业道德作为判断法定类型之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标准。其中诚实信用原则的法律意义不等同于公序良俗原则, 具有较高的行为设立标准, 主要针对权利的“行使行为”[];“法律”, 给我国竞争法研究带来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新领域[5]10, 意味着并没有达成明确统一的看法;商业道德更是模棱两可, 没有评判的标准, 而且不同商业领域行业惯例也不相同。由此可知, 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 不能体现法律确定性指引的功能, 反映到体育产业, 会使得投资者对自己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而担忧, 进而不利于激励进一步的投资, 这与目前体育产业发展态势相悖。相较之下, 在着作权法保护模式下, 确定体育赛事节目的客体类型, 匹配相应的权利内容, 赛事投资者因为赛事节目的专有性而获益, 从而激励赛事投资者扩大投资, 推动体育产业发展, 正是目前我国体育产业所处阶段发展急需的动力。

  (三) 规制目的比较

  鉴于体育赛事节目的转播权是以合同为基础, 因此根据经济学中租值耗散理论 (2) , 确定体育赛事节目的产权归属, 规制体育市场的无序竞争, 提高体育赛事节目作为公共物品的价值, 私权和契约自由以及市场定价是限制无序竞争的最优路径[]。根据版权法的制度发展历程可知, 其目的恰好为最大限度为作者的劳动成果提供私权保护, 促进权利人的劳动成果作为商品在市场上自由交换, 既避免了私权无序竞争的问题, 又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福利。从体育赛事节目转播交易的角度分析, 明晰体育赛事节目产权归属, 认可体育赛事节目版权客体身份, 既最大程度激励了投资者的投资, 又使得观众受益。从我国体育赛事节目转播发展至今, 观众获得体育赛事节目的成本越来越低。从付费看电视转播到现在免费看网络直播, 实现了最优资源配置。这些都是着作权法的制度目的。从体育产业发展需求和着作权制度设计的无缝契合来看, 着作权法保护显然具有很高的可行性。反观现代反不正当竞争法, 在扩张保护主体和客体种类的同时, 其立法目的也从维护竞争向保护消费者利益扩张, 日益演变为竞争者、市场参与者、消费者以及其他各方利益的平衡[]。目前体育产业需要确权, 利益分配不是现阶段的目的, 因此在衡量体育赛事节目最优法律保护路径时, 立法目的就显得尤为重要。此外, 反不正当竞争法被认为是着作权法的“兜底保护条款”[8]119, 这说明着作权法具有优先适用性。

  综上所述, 体育赛事节目的着作权法保护既符合着作权立法目的, 又回应了体育产业发展需要, 在规制主体范围、规制内容种类以及规制目的等方面比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模式更有优势。有鉴于此, 确定体育赛事节目法律保护模式之后, 体育赛事节目的版权客体类型就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体育赛事节目域外制度经验比较

  美国和英国都是体育产业发达的国家, 同时也支持体育赛事节目的版权保护模式, 分析比较两国的保护模式, 立足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特征和着作权法特色, 力求准确定位体育赛事节目的客体类型, 以最大程度地维护着作权法体系平衡为前提, 探讨适合我国的体育赛事节目着作权保护模式。

  美国1909年版权法案保护客体并不包括体育赛事节目, 在收音机和电视作为传播媒介的年代, 体育赛事纠纷绝大多数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解决[2]46。在类似转播权纠纷案件中, 法院认为体育赛事是实时报道一个正在进行的比赛赛况, 尽管最终确定赛事组织者对赛事本身享有“准物权” (quasi-property) 利益, 但对体育赛事节目的定性一直悬而未决 (3) 。例如在Pittsburgh Athletic v KQV Broad, 法院认为体育赛事组织因对赛事做出巨大投资而获得体育赛事节目相关权利, 同时强调法律保护体育赛事节目而不是体育赛事本身[9]3。鉴于在1909年版权法之后很久没有出现全面的版权修订法案, 美国国会在第93届会议通过了参议院提出的一项重大举措, 其中第101条规定, “固定作品”定义内的现场直播属于版权保护范围, 肯定了体育赛事节目的版权属性 (1) 。随着现场体育赛事转播以及相关权利出售获得巨额利润之后, 体育赛事节目的着作权利益日益凸显, 职业体育运动团队迫切需要着作权立法明确提供保护, 1976年美国国会修订版权法案, 在第102条 (a) (6) 款规定“电影作品 (motion pictures) 和其他视听作品类型”。法官通过案例认定赛事转播特殊技术———即时回放、分屏截图和解说员的评论, 构成作品的“独创性” (2) 。在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v.Motorola, Inc.中法院明确表示美国版权法将体育赛事节目视为“视听作品”, 以“固定”在胶片或者录像带上为版权保护的前提条件 (3) 。美国1976年版权法案明确规定作品需要具有“独创性” (original) , 但没有关于“独创性”判断的具体标准, 直到1991年Feist案将“独创性”标准认定为“微小创造性标准” (4) 。所以美国版权法认定体育赛事节目的“独创性”, 在肯定赛事节目制作者付出劳动的同时, 还认可体育赛事节目制作过程中的“创造性”。纵观美国版权法对体育赛事节目的历史保护进程可知, 体育产业不断发展和相关主体利益诉求是推动体育赛事节目版权制度变革的根本力量。

  相较之下, 英国对作品“独创性”的要求是在1911年版权法案中明确规定的, 一系列案例表明“独创性”判断适用“额头出汗原则”, 即只要求独立完成、付出劳动即可 (5) 。直到2009年Infopaq案判决, CJEU (欧盟法院) 在判决中指出, 英国版权法意义上作品的“独创性”是指作者自己的技能、劳动、判断和努力, 强调“来源于作者” (6) 。同时英国版权法体系中作品的独创性通常取决于做出判断时特殊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 法院对独创性的判断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10]96, 因此版权作品性质的不确定性表明在一开始就确定作品种类是困难的 (7) 。所以体育赛事节目的作品类型在英国没有定论, 但毫无疑问受版权保护。欧盟明确区分体育赛事和体育赛事节目的独创性, CJEU认为体育赛事尤其是足球比赛, 受限于比赛规则, 没有版权法意义上创造自由的空间。CJEU还认为不同于体育赛事本身, 体育赛事节目包括开场视频、英超联赛足球圣歌、预先录制展示英超比赛亮点的影片或者是体育赛事节目的各种图片可以主张着作权保护 (8) 。至于体育赛事节目在英国可能构成的作品类型, 从文义解释的角度出发, 录音、电影作品和戏剧作品等都有可能。

  美国对体育赛事节目“独创性”的判断是从功利主义角度出发, 体育赛事节目的制作者在作品制作过程中付出特定的贡献, 并且因其投资在市场上进行交易, 产生巨大的社会价值, 而侵权成本极低, 为了防止“搭便车”的行为通过版权制度来实现对作品创作的激励。英国对体育赛事节目“独创性”的认定主要从“作者”角度出发, 以体现作者在制作过程中的“个人选择、判断和劳动”为标准。虽然我国没有一致案例证实体育赛事节目构成作品, 但学界和司法界大多承认体育赛事节目的独创性, 因错误地对体育赛事节目和电影作品进行“独创性高低”的判断而无法在现有版权客体中找到准确的定位。在Stephen L.BUCKLEW v.HAWKINS, ASH, BAPTIE&CO., LLP, and HAB, Inc.案例中, 波斯纳法官认为不能胜任对作品“美学价值”的判断, 即作品“独创性”的高低无法判断 (9) 。各个国家对于独创性的认定标准无法统一, 即使一国之内的版权法也会因为作品类型不同而有不同的判断标准, 例如数据库作品, 所以“独创性”的高低根本无从谈起。

  五、对我国体育赛事节目着作权保护模式的借鉴

  明晰我国体育赛事节目的着作权保护模式, 首先要确定体育赛事节目属于作品, 作品需要具备最低限度的创造力。关于体育赛事节目的独创性, 可以借鉴Painer案例中ECJ对静态肖像画“独创性”的判断方法, 确定制作环节中“自由和创造性选择”阶段 (1) 。将制作体育赛事节目分成三个阶段:准备录制阶段中摄影团队为了拍摄质量对背景和光线的选择;赛事拍摄阶段“导演”对摄像机的拍摄角度和取景的选择;赛事输送画面选择阶段, “导演”通过过滤器选择并组合所有元素制作完成最终的视听记录。根据北京高院近期颁布的《侵害着作权案件审理指南》2.2条规定, “独创性”强调的是作者的选择、判断, 体育赛事节目呈现的画面正是导演在拍摄过程中对不同角度摄制画面的选择和判断的集合, 由此可以肯定在整个体育赛事节目制作过程中体现了着作权法所要求的最低限度的创造力。体育赛事节目具有作品资格, 比较分析现有作品类型, 体育赛事节目在形式要件上满足电影及其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作品的要求。随着摄影技术的发展和人类精神文明需求的增加, 电影的题材也越来越丰富, 突破了人们对传统电影的认知。其中纪录片作为电影的一种, 其独创性体现在故事的选择、出场的顺序以及画面的剪辑和安排上。由于真实记录现实中的生活, 不以导演主观思维和设定为主, 具有突发性和偶然性, 所以并没有剧本, 可见剧本并不是电影作品必备的构成要件。在北京首例网络电影着作权侵权纠纷一案中, 法院判决网络电影也是电影, 可见电影作品的传播渠道和发行方式具有多样化特征。正如有学者所言, 我国着作权法之所以规定“电影作品以及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制作的作品”, 目的在于突破人们对电影形成的固定认知 (2) 。体育赛事节目主要通过电视、网络平台等发行传播, 即使没有在电影院公映, 也不影响体育赛事节目满足电影作品的构成要件。有鉴于此, 体育赛事节目在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构成方面皆符合电影作品的要求。

  我国着作权制度是舶来品, 主要转化《伯尔尼公约》的相关规定, 美国、英国同为《伯尔尼公约》的缔约国, 并没有因为加入该条约而改变“独创性”的判断标准, 相反灵活地根据市场经济需求, 立足独创性的制度功能, 把握“微小创造性”的标准, 实现体育产业有序发展。不同于美国和英国的着作权法属于版权体系, 我国着作权法属于作者权体系, 对作品和制品采用二分法保护, 其中作品和制品之间“独创性”关系认定决定了体育赛事节目是否属于类电影作品。申言之, 若作品和制品之间存在“独创性”高低之别, 那么体育赛事节目需要达到电影作品的“独创性”高度;若作品和制品之间存在“独创性”有无之别, 那么体育赛事节目只需有“独创性”即可。我国着作权法要求的独创性是指“独立构思”和“独立创作”[11]39, 每个人的思想不尽相同, 智力认知也各有千秋, 因此高低判断的标准无法设立, 肯定作品与制品是独创性有无的区分更具有现实意义。比较分析我国历年关于“独创性”判断标准的案例, 总结得出应该采取“一般+特殊”对待原则, 详言之, 一般原则是指“最低程度的智力投入”, 特殊对待是指“灵活采取或宽松或严格的标准”[12]15。体育赛事节目不同于传统作品类型, 对其应该采取灵活的“独创性”判断标准。

  国际上对体育赛事节目的着作权归属于体育赛事组织者基本达成共识, 我国相关案例也表明体育赛事节目一系列权利属于赛事组织者, 权利的转移通过合同实现。将体育赛事节目视为类电影作品, 既符合我国目前体育产业发展需求, 也迎合了国际体育市场趋势。立足我国目前体育赛事节目转播现状, 极大推动国内体育产业发展的往往是大型国际体育赛事, 通过确定体育赛事节目的版权保护模式能够更好地引进国际体育赛事节目, 达成赛事组织者和观众的利益双赢, 实现良好的市场经济发展, 推动我国体育产业稳步前进。

  六、结语

  随着着作权法不断演变, “独创性”的要求也在不断变化。在我国司法审判实践中, “独创性”门槛其实很低, 尤其是在对待特殊作品类型例如数据库作品上, 对独创性仅要求为“独立完成” (3) 。体育赛事节目固然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对电影作品的认知, 但这并不能否认它在着作权法中类电影作品的位置。鉴于目前主要采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体育赛事节目侵权纠纷, 因此比较两种保护模式孰优孰劣, 选择体育赛事节目最优保护路径在当下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私法领域, 着作权的权利属性表现为“合法的垄断”[13]68。着作权的立法目标始终是通过积极赋权来实现激励机制进而鼓励创作[14]4, 能够有效提升权利主体的市场竞争力;相反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消极权益而非积极赋权, 与体育产业许可市场以权利为前提的授权机制不相符合, 事后规制也不利于体育赛事市场秩序的建立[15]32。从法律效果来看, 反不正当竞争法是着作权法的“兜底条款”[8]127, 而“兜底条款”在立法和司法解释层面, 是指“弥补列举无法穷尽的不足”[16]82。因此以着作权法保护体育赛事为主, 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为辅, 规制体育赛事非法传播行为。

  本文通过对比分析体育产业发达的美国和英国, 推翻英国和美国因为对“独创性”要求很低而不具有参考价值的结论 (1) 。美国通过Feist案确定独创性需要“微小的创造力”, 因为无法量化而自由裁量空间大;英国对“独创性”的判断虽然要求低, 但该判断结合了做出判断时特殊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 这正是法律与社会互动的表现, 体现了法律的生命力。我国着作权法并没有本土文化背景, 所以牢牢把握着作权的本质才能最大限度发挥着作权的功能, 即无形财产应该与有形财产的私权制度相同, 承认无形财产的“独创性”就相当于承认“所有权”, 体育赛事节目产权化, 适用着作权法保护模式是目前体育产业发展的最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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