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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版权法“合理使用”制度的优化分析

来源:原创论文网 添加时间:2019-01-14

摘要

  版权保护的最终目的不是“防止使用”, 而是“控制使用”, 这种“控制使用”不仅是控制公众对作品的使用, 也是控制版权人对权利的使用, 版权法实质是一种控制作品使用的机制。在知识产权强保护滋生下版权滥用客观存在, 这种控制作品使用的机制更容易背离原有的价值追求。控制版权滥用及版权人利益, 保障公众对作品的必要接触及公众思想交流与自由表达, 这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 也是版权法最初的价值追求。但现如今, 版权保护标准提高, 客体范围扩大, 保护期限延长, 版权人利益压榨公共利益, 这种失衡不利于科学发展、文化繁荣。通过扩大“合理使用”范围, 控制版权滥用, 限制版权人权利, 保障公共利益, 实乃“合理使用”制度的自我完善。

  一、“合理使用”制度概述

  版权法中的“合理使用”制度是指在一定情况下可以不经版权人的许可, 也不向其支付报酬而使用作品。“合理使用”制度是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对社会公众以非营利目的使用作品的许可。

我国版权法“合理使用”制度的优化分析

  (一) “合理使用”制度历史渊源

  “合理使用”制度历史悠久, 最早起源于英国。1740年Gyles诉Wilcox案的判例提出了“合理节略”, 即未经版权人允许节略使用其作品, 虽不是一种法定权利, 但由于节略是为了创作, 《安娜法令》给予保护。“合理节略”是“合理使用”最初的形态, 直至1803年Cory诉Kearsley案, “合理节略”这一原则才第一次被“合理使用”原则代替, 该案判决理由指出“合理节略”只是对原作品的引用和摘要, 而“合理使用”则是为了创作新作品对原作品进行的创作性使用, 明确了两者的区别。随后, “合理使用”制度的不断发展、完善, 英国法院渐渐普遍采用了“合理使用”原则, 并在1911年以成文法的形式确立了“合理使用”制度。

  美国的合理使用原则运用则是在1841年Folsom诉Marshg案, 该案判例确立了合理使用三要素。美国通过司法判例推动了“合理使用”制度的不断完善, 使其能够得以系统化、理论化, 并在1976年的《着作权法》中系统地规定了“合理使用”制度, 实现了从判例法到成文法的发展历程。此后, “合理使用”制度被广泛采纳, 影响深远。《世界版权公约》《保护文学作品伯尔尼公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均对“合理使用”制度做出了规定。1我国于1990年通过的《着作权法》也对合理使用制度进行了相关规定。

  (二) “合理使用”制度价值追求

  “合理使用”制度创设之初旨在保障公共利益, 其创设正当性在于该制度有评论、学习、创新价值。美国创设的“合理使用”三要素中首要要素是, 使用作品必须是为了促进科学文化发展并有益于社会公众, 而这也正是版权法保护公共利益的具体体现。“合理使用”制度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平衡版权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重要作用, “合理使用”的发展演变是对版权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自我调整、自我完善。2版权保护既要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版权以及与版权有关的权益, 又要鼓励优秀作品的创作、传播, 促进科学文化发展繁荣。优秀作品的产生, 不可能是孤立的。作品的诞生都与作者曾经学习、接触过他人作品密不可分。因此, 鼓励创作, 提高公众创作水平, 势必要给予公众对作品必要的获得与使用, 而这也正是“合理使用”制度的价值追求。

  二、外国“合理使用”制度改革趋势

  (一) 美国

  如今, 世界各国“合理使用”制度范围的界定都面临着新技术的挑战。3“合理使用”范围的界定关乎版权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 关乎科学文化的发展繁荣, 因而“合理使用”制度也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美国意识到原有版权法中的“合理使用”制度难以适应现实需要, 逐渐通过版权立法改革对其范围进行扩张。例如, 美国于2002年通过了《技术、教育与版权协调法案》, 将“合理使用”制度延伸到远程教育中, 拓展了适用于课堂教学的条款, 允许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免费向其注册学生在远程教育活动中展示和播放作品。美国的版权法改革点之一是改革版权“限制”与“例外”制度, 新增了不受版权法保护的客体范围, 明确个人使用例外, 而这种版权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平衡, 都突出了保障公众利益, 保障公众对作品的必要接触。4

  (二) 欧盟

  同样, 欧盟也意识到版权法中“合理使用”制度的不足, 并通过版权立法进行了完善。2010年5月, 分别代表创作者、消费者、图书馆、互联网服务商、计算机和通讯业群体的16家欧洲民间组织联合签署了“版权为了创新宣言”, 要求扩大版权“合理使用”范围, 呼吁欧盟改革版权制度, 以便更好地应对数字化时代发展, 扩大公众获取教育资源的可能, 支持和推动数字化下的创作与创新, 保障欧盟在数字化时代的竞争力。正如呼吁的那样, 欧盟版权法改革趋势表现为扩大“合理使用”例外, 放宽个人获得作品权利, 突出对知识获取、对丰富文化遗产开发的保障, 注重发展科学和文化。52016年10月, 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数字化单一市场版权指令》草案, 该草案反映了数字化时代下欧盟应对数字技术挑战的版权改革策略, 草案新增了三个版权的“例外”“限制”, 具体为以科研目的进行的大数据分析、以教学目的进行的数字方式和跨境使用以及文化遗产的保存。该草案新增的“例外”和“限制”实质是版权法中“合理使用”范围的扩大, 是控制版权人与公众利益平衡的重要规则。当代数字技术的发展扩大了作品使用形式, 相应的版权“例外”和“限制”也需增加, 从而保持版权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平衡, 促进数据时代环境下作品的创造、传播和利用。

  三、我国“合理使用”制度的优化分析

  (一) 我国“合理使用”制度的现状

  我国着作权法采用列举式对“合理使用”制度进行规定, 列举式规则性较强, 便于司法适用,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 “合理使用”的列举滞后性逐渐凸显。高新技术的出现, 原有的“合理使用”制度难以保障一些具有重大公共利益性质行为的合法性, 原有的“合理使用”范围难以适应现实的发展需要, 导致许多有利于我国人民整体文化水平、科学素养提升的行为难以构成“合理使用”, 影响科学文化的发展繁荣。例如, 虽然数字化图书馆发展具有现实性意义, 但我国《着作权法》却没有规定数字化图书馆的行为可适用“合理使用”制度。其性质仍属于侵权, 从而使得我国的数字图书馆发展面临着诸多制度约束, 发展缓慢。

  另外, 随着新的复制和传播技术不断发展, 解释“合理使用”愈发趋于严格。例如, 版权法保护早期, 版权保护被认为不应涉及私人邻域, 容许复制作品以供私人使用。但随着录音机、录像机的出现, 大众为个人娱乐和学习的私人录制或翻录, 因严重威胁版权人的利益, 颠覆了个人非营利性使用为“合理使用”这一观点。6这种观点导致许多具有社会公益性的行为难以构成“合理使用”, 影响科学文化的发展。这种版权人专有权不断扩张的趋势, 具体为版权保护的标准不断提高, 版权保护客体范围不断扩大, 保护期限延长, 再加上如今版权保护技术措施的滥用, 强化了版权人版权控制, 严重损害了公众“合理使用”的权利。

  (二) 我国“合理使用”范围应扩大化

  版权保护不仅事关版权人利益, 而且关系到公众利益。版权立法改革必须注重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 这种利益平衡是动态的, 应与一个国家的国情、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倘若版权立法过度保护版权人的利益, 强化版权人对作品的控制, 必然会压缩公众利益, 必然会阻碍作品的传播与使用, 从而导致公众对作品必要的获得与使用受限。长此以往, 社会公众不能从早先作品中获得知识, 社会整体的文化水平得不到提高, 势必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创作衰竭, 影响整个社会的科学文化发展与繁荣。7

  版权人与社会公众利益的博弈, 不应此消彼长。版权人利益的扩张,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众利益的压缩。从公共利益角度来审视我国现行的“合理使用”制度, 其无法适应信息环境下确保私权的基础上维护公共利益的现实需求, 现行的“合理使用”制度应改革完善, “合理使用”范围应扩大化。这种扩大化是基于保障社会公众对作品的必要获得与使用, 保障社会公众对教育资源的必要获取, 保障这种必要的接触也正是版权法的改革与完善, 也是“合理使用”制度的自我完善与自我修正。当然, 这种基于保障公共利益的“合理使用”制度并不是对版权人利益的完全剥夺, 而只是控制版权人的权利滥用, 满足社会公众对科学文化的必要接触。这种“合理使用”着重构建的是版权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 这种平衡偏向于在版权人利益较小程度的让步下, 保障公共利益, 实现“合理使用”制度的价值追求, 实现版权立法的目的。8即一方面版权法要赋予版权人在一定时间段对其作品的垄断性权利, 用以鼓励创作;另一方面, 版权法又要保障社会公众对作品的必要获得与使用, 以此来提高社会整体的科学文化水平, 而社会科学文化水平整体的提高反过来又会促进作品的再创作, 这种再创作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四、结语

  我国现行《着作权法》中的“合理使用”制度滞后于高新技术的发展, 难以适应现实需要, 版权立法改革应维系版权人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的平衡, 控制版权人利益的扩张, 保障公共利益, 扩大“合理使用”范围, 促进作品传播、使用以及再创作。“合理使用”范围的扩大, 保障了社会公众对作品的必要获取, 推动创作与创新, 顺应了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发展潮流, 有利于提升我国在信息化时代下的国际竞争力。

  注释
  [1]冯晓青, 谢蓉.着作权法中"合理使用"与公共利益研究[J].河北法学, 2009, 27, (3) :63-69。
  [2]李顺德.知识产权保护与防止滥用[J].知识产权, 2012, (9) :3-11。
  [3]熊琦.论着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适用范围[J].法学家, 2011, 1, (1) :86-98。
  [4]万勇.美国版权法改革方案述评[J].知识产权, 2014, (1) :78-87。
  [5]赫舍里静.欧盟版权法改革趋势述评[J].出版发行研究, 2016, (6) :70-73。
  [6]王迁.网络环境中版权制度的发展[J].网络法律评论, 2008, (00) :100-130。
  [7]冯晓青.着作权合理使用制度之正当性研究[J].现代法学, 2009, 31, (4) :29-41。
  [8]于玉, 纪晓昕.我国着作权合理使用判断标准的反思与重构[J].法学论坛, 2007, 22, (3) :9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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