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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视角下城市经济网络的研究成果

作者:原创论文网 时间:2017-05-10 17:07 加入收藏
摘要

  1、引言

  2007-09年的环球金融危机向两个领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是危机处理,二是危机预防,这两个挑战也延续到了城市研究中。“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目前,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大部分的温室气体排放集中在城市,同时,人口、社会、政治现状决定了社会财富和权力也主要集中在城市,城市是经济增长、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因素之间,是政府、个人、地方、区域等不同层级行为体之间的互动的“节点”,具有将生产者、消费者或其他社会部门连接在一起进行时空重组的“熊彼特式的转换器”的功能[1]。经济增长呈现出了连通性、流动性以及去区域化交易的特征,城市成为这种形式经济增长的重要参与方。全球经济网络正在变成一个将世界各大枢纽和节点连接在一起的横向网络,区域空间布局的层级性正在被网络性所代替。然而,在规模日益扩大、功能日益复杂、联系日益紧密的同时,城市直面经济冲击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城市也因此变得更加脆弱。

  中国正处在市场化改革的深水区和城市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城市问题层出不穷,特别是城市过度追求经济增长和城镇化率,城市建设过度求大求全,城市间多竞争轻合作,以“圈”、“群”、“带”、“区”等概念为指引的城市联系单一脆弱等,严重影响了城市化的质量。如何明确城市功能定位和发展格局,对城市资源进行深入挖掘、有效整合和高效配置,以此激发城市创新活力、提高城市运行能力、增强城市联系效率,正是城市经济网络关注的焦点所在。但目前国内学界对城市经济网络这一概念还缺乏系统性的研究,为此,本文将对国内外城市经济网络的研究进展进行归纳总结,以期为新一轮城镇化规划以及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2、城市经济网络的研究视角

  1882年,马塔(Arturo Soria Y. Mata)曾经提出过城市依赖交通运输线带状延伸,组成三角形网络系统的概念。但长期以来,网络一直是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城市问题的重要视角。1922年,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创新性地将网络的概念运用于社会学的研究中,他在《群体联系的网络》中把人和人的交往和互动视作社会学家的主要研究领域,认为社会是由有多重关系的单个人相互作用所构成的复杂网络,从而探求“社会是如何可能的”的答案。1933年,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提出了中心地空间分布的六边形网络模式,从而将网络理论和城市系统相结合,极大地开拓了城市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和视野。之后,城市经济网络的研究主要从以下3个方面合力推进。

  2.1、社会网络视角

  1940年,英国人类学家布朗(RadcliffeBrown)在社区研究中发现,现实生活中的社区通过制度、惯例以及经济活动等与其他社区发生种种联系,从而模糊了社区原有的清晰的限定性界线,他在《论社会结构》一书中首次使用了“社会网络”的概念。之后,哈佛大学、曼彻斯特大学等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不断推进布朗的思想,进一步强调社会系统中非正式关系以及人际关系的重要性[2],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巴恩斯(John Barnes)在《社会网络》一书中对挪威渔村社会结构的分析。1957年,鲍特(Elizabeth Bott)的着作《家庭与社会网络:城市百姓人家中的角色、规范和外界联系》则提供了英国乡镇的案例支持。1960年代以来,社会网络的研究在方法论上有了新的突破,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探讨诸如紧密性、中矩性、网络中心性等的量化考察问题。1981年,怀特(Harrison White)提出了“市场从哪里来”之问,从社会学的视角对经济学的“市场”概念进行了重构[3-4]。之后,怀特的学生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于1985年发表了《经济行动和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更是将网络的研究方法引入经济社会学。他强调经济行动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任何主体和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都会对主体的行为产生影响,从而创建了新经济社会学,推进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整合。他从社会网络理论角度对硅谷的形成进行了研究,认为基于部门间的人际关系、人员流动、资源配置、信息传递等形成的社会网络提升了硅谷的创新能力,推进了产业集群。1992年,伯特(Ronald Burt)的“结构洞”理论问世,由此形成两种关系网络,一是大型的、互异的、有大量弱关系和结构洞的关系网络,二是小型的、密集的、有大量强关系的关系网络,不论强弱,这种关系网络构成社会资本嵌入在社会网络中,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林南(Lin Nan)等人的研究更是深化了这一观点[5]。边燕杰[6]张文宏[7]等则将上述观点运用于中国城市关系资本的探讨。总而言之,社会网络分析(SNA)注重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整体网络的结构,以社区和个人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以社会计量学和图论为主要技术工具,对其而言,城市更像是社会网络运行的空间承载。当前,以社会网络为切入点的城市网络研究不断深化,并逐渐融入到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中。

  2.2、经济联系视角

  斯密(Adam Smith)认为“物物交换、相互交易”是人类的特有的天性,这种鼓励分工、合作、交换的生物本能是人类进步和繁荣的开端。

  延续分工深化的观点,马克思(Karl Marx)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的精彩论述可以视作是对经济联系的高度概括。齐美尔把城市看做是“经济上的劳动分工最发达”的地区。之后的主流经济分析强调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情况下探讨一般均衡的状态。直到1950年代,阿罗(Kenneth Arrow)与德布鲁(Gerard Debreu)等人完成一般均衡理论的数学建模,运用拓扑学与凸分析方法对追求自身福利最大化的个人能够通过市场网络达到均衡状态进行了证明。但是,斯密所提及的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联系究竟是利他主义(道德人)还是自私自利(经济人)的问题尚未得到合理解答。1937年和1960年,科斯(Ronald H.Coase)分别发表了《厂商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放弃了理性人和完全信息的假设,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和分析框架,建立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此后,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关于“经济学所关注的应该是真实的人”的提法,以及诺斯(Douglass Cecil North)、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等新制度经济学家关于交易成本理论的深入探索,可以看做是经济学领域对斯密问题的一种应答。威廉姆森基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假说,通过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来刻画交易,并解释了一体化和企业边界的问题,即为什么有些经济活动在企业内部进行,有些在市场中进行。但是,经济活动在企业与市场之间进行选择的两分法“忽视了企业间合作的事实”,普费弗(Pfeffer)、萨兰西克(Salancik)、理查德森(Richardson)等指出了互补性活动和资源依赖的重要性,将网络视作企业之外(市场)或企业之内(科层)的协调机制之外的第三种协调机制[8]。由此,经济学与社会学、法学、伦理学等各个学科进一步融合,试图共同解释经济史学家波兰尼(KarlPolanyi)于1957年提出的“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的嵌入性问题。这种多重人类经济活动组合下的冲突和合作则大多采取博弈论的分析方式来进行说明和理解。总而言之,以经济联系为纽带的城市网络研究突破了个人理性选择行为的严格假设,更加注重“社会人”假设下的个体经济活动的联系和互动,强调非正式组织对市场的替代作用,以制度分析方法、结构分析方法以及历史分析方法为主要技术工具,探讨城市经济网络的主体、联系的可能性和运行成本与效益[9]。

  2.3、地域空间视角

  城市位置、自然条件、职能腹地、形态景观等原是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伴随着社会学、经济学对网络研究兴趣的日渐增强,地理学也开始从空间视角下关注城市经济网络问题[10]。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历了两次移民高峰,伴随着大量人口由农村涌向城市以及众多移民从欧洲进入美国,当时美国的第二大都市芝加哥出现了无序和混乱的社会状态。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帕克(Robert Park)将兴趣投向了城市,他将人类生态学引入芝加哥的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中,从人口、邻里关系和职业3个方面对城市问题进行研究,并与他的学生伯吉斯(Ernest Watson Burges)于1923年提出了同心圆模式,将城市经济活动的联系归纳为向心、专门化、分离、离心、向心性离心5种力量作用的结果,开创了城市内部结构模式研究的先河,之后的扇形理论、多核心理论、甚至包括中心地理论,均是基于这一思路发展而来的。此后,以中心性、等级性、关联性、互动性为特征的城市体系研究迅速成为城市空间分析的重要内容。随后的成果扩散到城市群的研究中,并将网络视作区域城镇群体空间演进的模式之一。随着世界经济联系的逐渐加强,跨国网络化城市体系的研究开始兴起。1949年,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提出,世界经济由大的工业“中心”以及为大的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料的“外围”两个部分组成,使得“依附与被依附”成为资本主义国际经济体系形成的主要联系。

  与此相对应的,是1970年代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所提出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下的世界体系理论,更加强调“经济专业化的空间等级”。为了弥补长期以来传统经济学对空间问题的忽视,以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藤田昌久(Fujita Masahisa)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在放松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两个假设的基础上,强调由于跨空间交易会带来成本以及生产中有规模经济,因此经济演化为“中心-外围”模式,有力地对全球产业重组、跨国公司全球区位选择、产业内贸易、城市层级体系等现象进行解释[11]。地域空间视角下的城市经济网络研究主要集中在空间集聚、以世界城市为案例的跨国网络化城市体系研究、全球化、国际生产体系等方面[12]。总之,以地域结构和组织的空间视角为切入的城市经济网络重视对网络形态的描述、分析和预测,将空间分析融入经济和社会领域之中。

  目前,对城市经济网络的描述大多采用地域空间视角,对城市经济网络的构成、联系、运行机理等则由社会网络视角和经济联系视角共同完成,其中,社会网络视角承担了更多微观层面的方法探索,探讨城市经济网络通过什么联系起来的问题,而经济联系视角更注重对城市经济网络形成可能性的探索,即城市经济网络在什么条件下能够形成的问题。3个视角其实反映了不同的学科对该问题的不同着眼点和侧重点,也体现了在该问题框架下不同学科的融合和发展。

  3、城市经济网络理论研究的共识

  虽然不同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入手探讨城市经济网络的概念、结构、联系及效益,但研究都几乎一致地强调了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经济网络联系的重要性,认同城市经济网络具有复杂性、开放性、适应性和动态性等共同特征,这些共识对于加强城市经济的网络联结优势、促进城市群的联合发展意义重大。

  3.1、强调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经济网络联系的重要性

  1961年,坎迪里斯-琼斯-乌兹事务所(Conlilis·Josie·Woods)曾提出网状城市的设想,即一个“高度复合、无中心、端部开放、可以在其中任意插入子系统”的城市组织,这种更自由的组织格局能更有效地为功能区域提供服务[13]。

  弗里德曼(Friedmann)认为,全球化带来了分层的新形式以及网络的发展,使得全球城市出现了功能的分化。城市功能的分化使得城市经济主体和经济活动存在多元性和异质性的特点[14],城市之间的合理分工、深化联系、相互协作成为可能,世界性的经济联系逐渐加强,资本积累的主要渠道由国家层面发展到超区域层面[15],推动了城市经济联系的网络式发展。“全球化与世界城市”(GaWC,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研究小组认为,区域产业和服务业集群之间出现明显的跨国联系,城市原有的地域范畴正在被打破,纽约、东京、荷兰等世界城市都致力于将城市与周边区域统筹规划,加强城市经济网络的联系,而这又能进一步加快生产要素的流动、加强信息交流、促进经济要素在空间上的合理配置[16]。

  3.2、认同城市经济网络的复杂性、开放性、适应性和动态性

  钱学森将“具有多层次结构、关联复杂子系统构成的系统”称为复杂巨系统,社会系统就是一个包含着社会经济系统、社会政治系统、社会意识系统的复杂巨系统[17]。这个系统具有开放性、复杂性等重要特点。开放性表现为系统与系统中的子系统与系统外有能量、信息或物质的交换,系统内外的关系复杂且具有极大的变化性;复杂性指的是子系统之间的联系途径、种类、作用方式各不相同,其结构会随着系统的变化而发生变化。1998年,沃兹(Duncan Watts)和斯托加茨(Steven Strogatz)在《自然》(Nature)杂志上着文提出了小世界模型,是介于规则网络和随机网络的一种复杂网络,丰富了社会网络的内容。与城市体系强调纵向行政性支配关系和自上而下的等级控制关系不同,城市经济网络更强调城市之间相互竞争合作下的相互适应的对等联结关系。

  在城市经济网络中,不同等级、规模、性质的城市各自具备一定的集聚和辐射范围,相互嵌套,全球城市、区域内核心城市、次级城市、周边城镇及其腹地之间的关系更加灵活多变,而边界也日趋模糊。因此,学界对于城市经济网络的动态性研究的兴趣也逐渐加强,主要的研究思路是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运用于空间表达中[18-19]。

  4、城市经济网络理论研究的差异

  目前对于城市经济网络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还未形成规范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上文强调了国内外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的3个不同视角,在社会、经济和空间3种语境下对城市经济网络的研究各有侧重。除此之外,城市经济网络研究的差异性还表现为以下几点。

  4.1、对城市经济网络的起源认识不同

  对于城市经济网络研究的起源,有3种主要的观点。一种是原生性的观点:根据麦克尼尔父子(J. R. McNeill & William H. McNeill)在《人类之网》中所表述的观点,人类社会其实一直处在网络状态中,从松散转向密集,逐渐演变成为以都市为中心的网络体系,所以网络可以看作是城市经济的原生组织形式。一种是演化性的观点:认为城市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中形成城市中心区,伴随着城市人口和用地规模的扩大,城市中心区功能增加、规模拓展、产业升级,开始由单个城市孤立发展分裂重组为多个相互联系的中心城市的有序疏散,从单一中心到多核化的网络状态。网络状态下的城市关系更加松散。一种是网络化的观点,认为城市经济网络是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而出现的各社会经济主体之间“网络化”关系的趋势。这种认识在“网络经济”的研究中常有体现。

  4.2、对城市经济网络尚无统一的定义

  目前对于城市经济网络的概念尚未形成统一的共识,与之相关定义如下。

  4.2.1、经济网络

  德国学者恩伯豪尔(Umbhauer)认为经济网络是:“……建立在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集,也是经济行为主体对不同经济目的采取相似行为的一个集”。张本祥的观点与之相类似,认为经济主体为点、贸易关系为线,构成了经济网络[20]。从这一概念出发,城市经济网络可以理解为经济行为主体在城市空间上相互作用的集。而王雪苓等将经济网络看做一种经济(或产业)活动方式,她强调这种经济活动方式对经济主体的最小约束和交易成本的最小化,认为“这种经济活动方式甚至比制度更为重要”[21]。

  4.2.2、城市网络

  辞海中对城市网络的定义为“大、中、小城市在全国各地合理地分布,并按照客观要求进行协作和联系,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系”,这一定义强调了城市网络中的城市规模、布局和联系。事实上,对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的关系,即“城市的第二性”的测算一直是学界的瓶颈[22],以泰勒(Taylor)为首的GaWC研究小组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尝试采用跨国公司数据来反映城市经济联系。

  4.2.3、社会经济网络

  哈肯森和斯涅克塔(Hakansson和Snehota)认为社会经济网络的组织结构包括基本变量(活动、行为者和资源)以及构成关系(企业、关系和网络)。杨(Peton Young)则将社会经济网络视作3个层次的博弈,即经济行为的博弈、政治与法律的博弈以及道德与宗教的博弈[23]。杰克逊(MatthewO.Jackson)的《社会与经济网络》一书中对社会经济网络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有详细描述。

  4.3、对城市经济网络的结构和组织理解不同

  自1950年代贝克曼(Beckmann)、艾萨德(Isard)等将网络方法用于经济行为的分析之后,大量的研究开始关注交通、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基础设施、金融活动等在城市空间范围内的网络联系[24]。各领域的学者对城市经济网络的结构和组织方式的认识各不相同,对城市经济网络的状态描述和动力分析也各不相同。目前,对城市经济网络的研究可以归纳出6种不同的类型。

  4.3.1、以大城市为节点的城市网络论

  在全球化和新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城市作为全球的战略节点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德马泰(Dematteis)将城市网络看做是城市之间的“大尺度和长距离的联系”,用以表示城市参与全球化程度。迈耶(D.K.Meyer)在对美国城市体系的长期变动进行观察的基础上发现,大城市具有操纵区际货物集散、为各区提供服务以及区际居中地的职能,且其对全区经济控制的作用在扩大。这一论点在GaWC对全球城市的研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4.3.2、以企业为节点的分工网络论

  这一类型的研究认为城市经济网络是一个分工深化的过程,核心企业是网络中的重要节点。企业生态系统、扁平化组织、任务小组、虚拟企业、特许连锁经营、战略联盟、业务外包、代工生产等都是带有网络特征的组织或契约安排,企业在“开放的、分布式的和平行的”分工网络中的自组织关系是最经济的,它有助于降低企业间的交易成本、增强企业的根植性。这种企业间的合理分工与竞争协作在生产性服务业部门、商务部门和研发部门尤为突出,萨森(Sassen)尝试采用全球生产服务性公司来定义世界城市。卡斯特尔(Castells)关于金融、保险、法律、广告等服务业部门在伦敦、纽约、巴黎、东京等大城市的分布和集中也表明了这一观点[25]。

  4.3.3、以产品为节点的交易网络论

  1980年代,杨小凯等曾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将分工、交易费用、交易效率的概念与一般均衡的分析工具、以及制度分析等结合起来,考察产业集聚形成和发展的机理[26]。同一时期,石兴国等提出过“按照产品生产的自然过程和社会联系特征,将地区内所有工业产品以不同方式组织起来,……,形成产品发展群落”,以此形成工业经济网络的构想[27]。尽管没有提及具体的推进策略,但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分工网络、交易网络与城市网络的互相结合的雏形,更强调分工深化、交易效率与空间集聚之间的关系[28]。

  4.3.4、以技术为节点的创新网络论

  卡斯特尔(Castells)、弗里曼(Freeman)、科昂代(Cohendet)等认为,研发活动是全球经济网络的控制性节点,这种以创新为目的的、多主体参与的、多种创新资源流动的网络系统体现了企业以及区域内的教育和研究机构、公共机构等与创新相关的组织或行为主体的创新合作关系,反映了经济系统由传统行为向技术行为的转变[29]。

  这一网络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创新优势的获得十分关键,这种网络的联结,使得创新的技术和知识更容易通过网络进行扩散和转移,更有利于降低市场的不确定性,减少机会主义的发生。

  4.3.5、以资金为节点的金融网络论

  早在1758年,魁奈(Quesnay)就利用经济表对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进行了简洁清晰的表述。

  1969年,托雷(Thore)尝试将网络引入这一研究中,并对资本市场的互联网络进行了计算和分析。1990年代以来,金融网络的研究不断深化,全球性资本的跨国流动不断加强,全球资本积累体系成为世界城市系统的重要表现。在我国闽粤地区以水客和华侨商人构建的以侨汇为主的金融网络[30]、以长江沿岸城市的金融来往为纽带的城市金融网络[31]等是我国学者将金融网络理论运用于城市联系的有益尝试。

  4.3.6、以交通为联结的运输网络论

  大量的研究将视角置于城市经济活动的实体联系中,将道路和交通方式视作城市内部以及之间各种流(经济流、资金流、信息流、交通流等)的物质承载,将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与空间距离的制约因素相结合,采用拓扑分析及分形理论,以GIS技术为支撑,对基于城市交通的城市网络联系进行定量分析[32]以及图像展示。2011年,加拿大人类学家菲兰德(Flix Pharand)用公路、铁路、航空、数据传输线路以及连接大陆的海底数据光缆等描绘了一组以交通为连接的城市网络图像,是对城市经济网络形态的精确表达。

  5、我国城市经济网络研究的未来展望

  19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突破条块分割体制的束缚,按照城市自身运动规律发展经济被摆上了讨论的桌面。蔡孝箴就提出要依托中心城市,形成合理的经济网络,来组织和管理社会经济生活,构建企业-经济联合体-以大中城市为经济重心的经济区-中央经济管理机构的上下联系的纵向经济网络,而各经济区之间,经济区各部门、企业之间,又能形成联系密切的横向经济网络。赵恒权还进一步利用系统论的观点,指出“母-子-子子-细胞”构成了城市经济网络,各层级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感应、相互选择、相互适应,认为“内外纵横立体互应式”是最佳形式[33]。但是这些关于城市经济网络的初步思想由于没有考虑到城市经济网络联系的主体、联系的形式以及运行的机制,因而被后来兴起的城市群、城市体系结构及其规划问题的相关理论所取代。这部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规模、职能、结构的描述与动态变化、城市经济要素的构成与流动、城市空间相互作用和组织构架等方面。然而,上述的研究侧重于竞争与等级关系,没有充分考虑城市之间的动态关联。尽管也有一部分学者从产业视角对产业集群网络、FDI区位、物流企业网络等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仍以传统的等级或位序关系为主[34]。

  因此,笔者认为,城市经济网络的研究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思考。首先要对城市经济网络的参与者(经济行为主体)进行科学确定。城市经济网络目前仍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概念,由于对网络的参与者没有明确的界定,因此在相关研究中,要么空间尺度(城市)成为了经济网络的承载,要么经济联系成为了城市网络的表现,由此产生3个问题:一是对城市经济体系研究的视角和语境不同,如上文所提及的不同节点下的城市经济网络结构和组织正反映了不同参与者作用下城市经济网络研究的不同观点表达;二是各人的研究结论难以进行对比和综合;三是难以形成统一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因此,对城市经济网络的参与者的确定不仅是对城市经济网络的表现、途径、作用机理等问题进行解答的前提,也是经济学与地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对这一问题发挥合力的关键。

  其次要对城市经济网络的参与者间的关系链条进行细致刻画。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要“优化城市化布局和形态”、“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构建城市化战略格局。十三五规划中强调推进建设“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新型城镇化,并加快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布、协调发展的‘两横一纵’城市化战略格局”。然而,城市自身并不会按照规划的路径进行发展。因此,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进行解答:

  不同规模的城市之间开展经济联系的途径和纽带是什么?中国近年来批复的数十个区域发展规划靠谁来推动和实施?什么样的城市战略格局才是最优的?卷入全球化浪潮的中国城市如何应对国际市场的冲击等。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上述这些问题,急切需要通过对城市经济网络的关系链条的认识来解释和说明。再次要对城市经济网络的研究方法进行合理利用和有效整合。目前西方关于经济网络的研究在方法上有了重大突破。自从1996年经济网络的内生形成模型提出后,有关经济网络及其稳定性和有效性的文章大增,大量依靠博弈理论来进行支撑[35]。而我国对于这些研究方法还在引入介绍阶段,对于城市经济网络的指标选取、模型构建、动态分析等方面的研究较少。从学术层面而言,这是探讨城市从体系论向网络论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从现实层面而言,这是指导我国城市化推进的重要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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