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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协“四帽”新政实施相关法律问题探析

来源:原创论文网 添加时间:2019-02-02

  摘    要: 2018年末中国足协颁布的“四帽”新政包括了注资帽、薪酬帽、奖金帽、转会帽的内容, 引发了国内外舆论热议, 具有较大的法理检视价值。从行业自治与国家法治的关系出发, 中国足协作为“四帽”新政的制定主体具备合法性。从公司法的视角出发, 注资帽为职业足球俱乐部公司治理的应有之义。从竞争法的视角出发, 四帽新政与我国现行《反垄断法》并不冲突, 但若干规则值得细化修正。从劳动法的视角出发, 转会帽和作为罚则的引援限制涉嫌违反就业平等权。中国足协力图进行职业联赛财政平衡的改革值得肯定, 但在政策的细化、可操作程度和内部治理的合比例原则程度上, 还有修正空间。

  关键词: 中国足协; 注资帽; 薪酬帽; 奖金帽; 转会帽; 反垄断法; 平等就业权;

  Abstract: The“Four Caps”policy, including cap of investment, salary, bonus and transfer, promulgated by Chinese Football Association in the end of 2018, incurs hot discussion home and abroad, and therefore has great value of legal analysis.On the basis of the relationship of industry autonomy and national rule of law, Chinese Football Association has right to issue the policy.In the view of company law, cap of investment is the inner demand of governance of professional football club.In the view of competition law, the new policy of“Four Caps”is not against Chinese Antitrust Law.However, some rules need to be corrected and detailed.In the view of Labor Law, cap of transfer and the limit to employ other footballer outside has the possibility of violating the right of equal employment.We should encourage the measures of Chinese Football Association to balance the finance of professional games, but they also have a long way to go in the field of the detail and easy-going of policy and the respect of principle of proportion in the inner governance.

  Keyword: Chinese Football Association; cap of investment; cap of salary; cap of bonus; cap of transfer; antimonopoly law; right of equal employment;

  1 中国足协的“四帽”新政

  2018年12月20日, 中国足协公布《关于转发并执行〈中超俱乐部财务约定指标 (2019-2021) 〉的通知》《关于转发并执行〈中甲俱乐部财务约定指标 (2019-2021) 〉的通知》《关于转发并执行〈中乙俱乐部财务约定指标 (2019-2021) 〉的通知》三份文件, 随即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并被媒体冠以中国足球“四帽” (注资帽, 薪酬帽, 奖金帽, 转会帽) 新政之名[1]。四帽的具体内容如下。

  注资帽:中超俱乐部单赛季投资人注资限额从2019年至2021年分别为6.5亿、5.6亿、3亿人民币, 中甲俱乐部相应为1.1亿、1亿、0.9亿人民币, 中乙俱乐部相应为0.25亿、0.22亿、0.2亿人民币。就中甲和中乙俱乐部而言, 俱乐部股东为两个或以上, 股东最低持股比例高于20% (含本数) 的, 将不设置投资人注资限额。另外, 三个文件还设置了俱乐部的支出和亏损限额。中超俱乐部单赛季支出限额为2019年12亿、2020年11亿、2021年9亿, 中甲俱乐部三年皆为每年2亿, 中乙俱乐部三年皆为每年0.35亿。中超俱乐部单赛季亏损限额为2019年3.2亿、2020年2.9亿、2021年2.7亿;中甲俱乐部相应为0.7亿、0.6亿、0.5亿;中乙俱乐部无此项要求。

  薪酬帽:就中超而言, 实行薪酬总额比例限额, 中超俱乐部一线队的外籍球员、国内球员、预备队球员的薪酬总额占总支出的比例控制在2019年65%, 2020年60%, 2021年55%;国内球员个人薪酬最高 (不含奖金) 不得超过税前1000万元人民币, 但参加2019年亚洲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的国家队球员在个人最高薪酬限额基础上可上浮20%执行;从2019年1月1日起, 在中国足协新备案的合同按限额签订, 如有合同尚未到期的球员, 待现有合同到期后再按限额重新签订。中甲俱乐部一线队的外籍球员、国内球员、预备队球员的薪酬总额占总支出的比例则为2019年70%, 2020年65%, 2021年55%。中乙俱乐部一线队的球员的薪酬总额占总支出的具体比例则三年皆为每年65%。

  奖金帽:中超俱乐部设置全年奖金总限额 (全年赢球奖金和平球奖金的总额) , 纳入俱乐部总支出限额内, 单场税前数额为赢球奖金300万元/场和平球奖金100万元/场;设置参加亚冠联赛的俱乐部奖金总限额 (亚冠联赛赢球奖金和平球奖金的总额) , 超出总额部分计入支出限额, 单场税前数额为赢球奖金600万元/场和平球奖金200万元/场。中甲俱乐部赢球奖金为100万元/场, 平球奖金30万元/场。中乙俱乐部预赛阶段赢球奖金30万元/场, 平球奖金10万元/场, 决赛阶段赢球奖金100万元/场, 平球奖金30万元/场。足协杯比赛奖金可按双方比赛队中级别高的联赛奖金标准执行。

  转会帽:这并非此次三个文件首创, 而指的是2017年开始的引援调节费政策, 即:中超、中甲俱乐部引入外籍球员资金支出不超过4500万元/人次, 引入国内球员资金支出不超过2000万元/人次, 对于整个赛季处于亏损状态的俱乐部将收取等额的引援调节费。本次三个文件进一步规定了引援的数量限制, 作为注资帽和薪酬帽的罚则之一出现。以中超为例, 若超过注资 (或支出) 限额20% (含本数) 以内, 则两个注册窗口期减少国内非年龄限制引援名额1人;超过注资 (或支出) 限额20%-40%, 则减少国内非年龄限制引援名额2人;超过注资 (或支出) 限额40%-60%, 则减少国内非年龄限制引援名额2人, 外籍球员引援名额1人;超过注资 (或支出) 限额60%以上, 则减少国内非年龄限制引援名额2人, 外籍球员引援名额2人。若首次未达到亏损限额, 予以警告;两次未达到, 则两个注册窗口期减少国内非年龄限制引援名额1人;三次未达到, 则减少国内非年龄限制引援名额1人, 外籍球员引援名额1人。若首次超过薪酬总额比例限额, 则两个注册窗口期减少国内非年龄限制引援名额1人;两次超过薪酬总额比例限额, 则减少国内非年龄限制引援名额1人, 外籍球员引援名额1人;三次超过薪酬总额比例限额, 则减少国内非年龄限制引援名额2人, 外籍球员引援名额2人。新合同超过国内球员个人最高薪酬限额的, 国内球员超限额1-3人次, 则两个注册窗口期减少国内非年龄限制引援名额1-3人次;国内球员超限额3人次以上, 则取消国内非年龄限制引援名额。

  按照《体坛周报》的说法, “政策公布后, 无论是舆论还是网络, 几乎一边倒地支持中国足协”[1]。一些国外舆论也对此予以了积极评价, 比如意大利媒体认为, 这些新的规则将以健康和富有成效的方式促进中国足球的繁荣, 2019年将预示着中国足球新的曙光 (nuova alba) [3]。的确, 新政出台的背景就是近年来中国足球投入成本的不断飙升和金元足球行情的一路上涨。七年前, 恒大投入5亿元, 就可称霸中超, 但七年后, 恒大年投入20亿元, 也只能达到争冠水平。作为恒大的终结者, 自上港集团入主球队以来, 上海上港总投入超过了60亿元, 平均年投入20亿元[4]。还有媒体报道, 仅在2018赛季, 中超俱乐部的薪资支出就达到了6.9亿美元, 而日本职业联赛仅2.4亿美元, 还不到中超的一半;而整个2007年, 中超亏损总额超过了7亿美元, 平均每家俱乐部的亏损为2.76亿美元[1]。显然, 四帽新政的出台, 是要为靠烧钱制造虚假繁荣的中国职业联赛“浇上一盆水”。与四帽政策相呼应, 中国足协又于2018年12月29日出台了《中国足球协会职业俱乐部财务监管规程 (2019年版) 》, 用前所未有的严厉措施细化了职业俱乐部的财务监管要求, 以规范管理球员合同, 坚决打击阴阳合同和逃税漏税行为。

  中国足协的“四帽”新政也很快引发了法律界人士的注意, 但评论却不容乐观。有律师认为, 除非该项新政经过了中国足协与各俱乐部的协商和俱乐部表决的认可, 否则就是行政式命令, 存在着合法性问题[6]。在广州市律师协会文化法律业务专业委员会组织的研讨会上, 还有律师提到, 该项新政对中超联赛的升降级球队不公平, 且国内球员应当与外援享有同等权利, 否则会涉及就业歧视[7]。

  显然, 从法理的视角出发, 检视中国足协“四帽”新政, 极具现实意义。

  2 中国足协作为“四帽”新政制定主体的合法性问题

  中国足协的“四帽”新政是否是一种行政式命令?中国足协在法律上有无权力颁发该种命令?这实际上涉及的是国家法治与行业自治的经典体育法问题。

  在一些法治发达的成文法国家, 一般会通过立法的形式在法秩序内赋予行业或行业协会自治权。譬如, 在南美足球大国智利, 2007年专门通过单行法的方式详细规定了职业球员的劳动关系, 并作为2001年《体育法》的补充存在[8]。在欧洲职业足球大国意大利, 国家通过法律的形式专门规定了行业自治的权力来源, 亦即《意大利民法典》第1322条第1款:“双方当事人得在法律规定和行业规范的范围内自由地确定契约内容。”[9]意大利学术界的通说认为, 体育行业的自治来自私法自治, 然而, 无论是体育自治还是私法自治, 都不能够违反国家的强行法秩序[10]。这意味着, 体育自治也只能在国家法治的范围内行事。

  就中国而言, 中国足协的管理和行政来源如何, 由于没有西方国家清晰明了的法律规定, 一直是理论界争议的问题。在过去, 一种强有力的观点为“《体育法》授权说”。亦即, 根据我国《体育法》第29条, 包括中国足协、中国篮协在内的体育社会团体可以视为行政法上的“被授权的组织”, 由此可以根据授权实施行政管理[11]。然而, 如果仔细研读《体育法》第29条, 其实际规定的只是“全国性的单项体育协会对本项目的运动员实行注册管理。经注册的运动员, 可以根据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的规定, 参加有关的体育竞赛和运动队之间的人员流动。”显然, 该条只是对运动员注册管理的授权, 而非对行业协会一切管理的授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还有一些学者提出, 类似中国足协这样的体育社会团体管理权源, 并非国家通过法律进行的行政上的授权, 而是基于社会契约形成的权力[12]。这样的解释倒与意大利学术界的通说不谋而合。
 

足协“四帽”新政实施相关法律问题探析
 

  进一步的问题是, 如果将中国足协的管理权力解释为契约说, 那么中国足协是与谁签订的契约?按照前述律师的说法, 除非中国足协与各职业俱乐部就四帽问题达成了具体明晰的契约, 或者至少职业联赛的俱乐部要根据一定的决议程序投票并获得一定的定足数 (比如过半数或三分之二以上的俱乐部表决通过) , 否则四帽新政就存在合法性问题。这样的观点可能机械理解了行业协会的自治权力。按照《中国足球协会章程》 (2017年版) 第四条第 (二) 项的规定, 中国足协的职责包括“全面负责足球项目的管理;研究制定足球发展的方针政策、规划、计划和行业标准”, “促进俱乐部健康稳定发展。严格准入, 规范管理职业足球俱乐部, 充分发挥其在职业联赛中的主体地位和重要作用”。所以, 至少从《中国足协章程》的角度看, 中国足协根据章程的授权, 对足球行业的一般概括管理是不存在问题的。章程就是中国足协与其会员达成的契约, 后者就此进行了授权。从实操性来看, 也不可能苛责任何一个行业协会事无巨细对各类事项都要提前形成详细规则并经事前审议表决或明文于章程。

  再进一步, 如果认为《中国足球协会章程》是中国足协与其会员达成的契约, 但问题是, 各职业俱乐部并非中国足协的会员。根据《中国足球协会章程》第十一条, 能够申请加入中国足协的会员包括:1.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足球协会;2.地区、城市的足球协会;3.行业、系统的足球协会;4.青少年足球组织;5.女子足球组织;6.各类足球联赛组织;7.会员大会同意接纳的其他组织。那么, 是否可以认为, 中国足协对职业俱乐部的四帽政策按照契约说同样丧失了依据?但应当注意, 各职业俱乐部虽然并非中国足协的会员, 但却都是作为中国足协会员的地方足协的会员。比如, 根据《上海市足球协会章程》第十五条, 职业足球俱乐部是上海市足协的单位会员。由此, 在法解释上可以认为, 职业足球俱乐部与地方足协存在着一个契约关系, 地方足协与中国足协存在着另一个关系, 经由章程构成的契约锁链, 中国足协可以享有对职业足球俱乐部的管理权力。按照这样的解释径路, 中国足协有关四帽新政的管理权力是合乎法理的。

  契约说的径路也符合当前足球改革的方向。足球改革以来, 中国足协已经与国家体育总局顺利实现了脱钩, 根据《中国足球协会章程》第三条, 其本身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事足球运动的组织自愿结成的全国性、非营利性、体育类社团法人”, 因此, “应当定位为私法主体, 作为社团法人发挥作用”[13]。在国外, 足协多以公司的形式存在, 对行业职务之管理本身为行业自治应有之义, 也不违反国家法治与私法自治的法秩序。

  3“四帽”新政涉及的公司法问题

  本次四帽新政的第一帽即“注资帽”, 这是公司法领域的问题。

  职业俱乐部在世界各国皆以公司的形式存在, 我国概莫能外。中国足协最新三份文件中的“注资”, 用公司法的术语来说, 就是增资制度。增资是指公司为了扩大营业、兼并其他企业、提高公司的竞争实力, 依法定程序筹措新的入股资金的行为[14]。根据我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的规定, 无论是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公司, 都享有增资的自由。有限责任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时, 股东认缴新增资本的出资, 依照《公司法》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缴纳出资的有关规定执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增加注册资本发行新股时, 股东认购新股, 依照《公司法》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缴纳股款的有关规定执行。公司享有的增资的自由属于公司自治的范畴, 而“公司自治意味着:公司人格独立, 作为私法主体之一, 在对外交往、与其他主体形成私法关系方面享有自治的权利, 与自然人一样, 可以依自己的意思, 而不是股东或其他人的意思, 设定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 不受他人干预”[15]。

  但也需注意, 作为公司的职业体育俱乐部, 一直具有较大的特殊性, 由此在行业自治的领域内获得了特殊关照。这种关照特别鲜明地体现于职业联赛的准入制度。从学理上讲, 俱乐部获得职业联赛的准入资格是要通过体育竞争获得职业体育联盟的收益分配, “对于获得职业体育联盟进入权有资格分享职业体育联盟利润的俱乐部, 职业体育联盟规章中要有明确规定, 对于职业体育联盟制定的赛事体制也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16]。中国足球职业联盟尚未建立, 中超准入制度的实施主要依据中国足协的竞赛规程和中超俱乐部标准进行, 财务标准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从广义来说, 注资帽也可视为准入标准的一部分, 由此作为行业自治的内容存在, 而并不违背《公司法》赋予的增资自由。其背后原因在于:俱乐部享有自由的增资权利, 但如果要在中国足协的规则下开展职业比赛, 就需要服从行业规定。

  从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 限制职业体育俱乐部投资者的权利, 也并非中国足协独有。英足总就有规定, 分配的股利不得超过股东持有股份面值之5%;德国足协则有规定, 虽然职业俱乐部可以采用合股公司形式, 但前者应当持有51%的股份;在中北美足球大国墨西哥, 2013年该国足球俱乐部所有者会议达成的一个协议要求, 未来五年内任何俱乐部都不得增持股份或购买拥有更多的俱乐部[17]。尽管批评者可能认为, 这些规则如果立基于更为明确的法律指引而非变动性太强的协议可能更好[18], 但要质疑它们的合法性似乎也不可行:它们都带有足球行业内部治理的正当性目的。英足总和德国足协的规定是为了确保俱乐部运营中的体育利益至上, 墨西哥的规定则为了保证比赛公平, 防止洗钱。

  综上, 无论立基于国内法的解释还是国外的比较经验, 中国足协的注资帽规定并未突破公司法法理。

  4“四帽”新政涉及的竞争法问题

  即使证明了中国足协作为“四帽”新政制定主体的合法性, 即使在公司法层面解决了注资帽的合法性问题, 但也并不意味着四帽新政内容在其他法律部门的合法性。这其中, 竞争法就是最重要的一个领域。

  中国足协可否作为竞争法上的主体, 经受竞争法上的审查?我国《反垄断法》并未否认这一点, 相反, 第十六条明确规定:“行业协会不得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从事本章禁止的垄断行为。”按照法解释上的说法, 行业协会作为行业管理者, 可能出现的主要是其以组织者的身份达成的会员企业之间的垄断协议。这特别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行业协会自身发布的要求会员遵守的限制竞争规定;二是行业协会通过提供合作交流平台间接让会员企业达成垄断协议[19]。在司法实践中, 法院也开始审查足球协会的反垄断法地位。在“粤超公司诉广东省足协和珠超公司案”中, 最高人民法院则认为, 广东省足协作为具有管理足球运动、足球竞赛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 属于《反垄断法》第32条规制的对象[20]。该条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 限定或者变相限定单位或者个人经营、购买、使用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理论上还认为, 足协还可能作为经营者的身份, 实施《反垄断法》禁止的垄断行为[19]。

  可见, 主体身份并不是竞争法合法性审查的障碍, 足协的四帽新政是否实体上构成垄断行为, 才更为重要。我国《反垄断法》第十三条规定, 禁止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的垄断协议。按照立法者的说法, “价格竞争是经营者之间最重要、最基本的竞争方式, 因此, 经营者之间通过协议、决议或者协同行为, 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的行为, 是最为严重的反竞争行为”[22]。四帽新政中的薪酬帽、奖金帽政策尤其值得在此处予以讨论。显然, 职业球员的薪酬、奖金是其自身劳动力价值的体现, 高水平球员通过自由竞争获得高工资理所当然, 如果中国足协在没有任何客观、合理依据的情况下为球员设置最高工资, 将构成对球员利益的侵犯, 且构成俱乐部之间在招募优秀球员竞争上的限制[23]。如果是这样的话, 中国足协通过决议组织经营者固定职业足球产业最重要的商品———球员的价格, 将有违反《反垄断法》第十三条之嫌, 且无法获得《反垄断法》第十五条的豁免。

  那么, 中国足协的四帽政策是否没有任何客观、合理依据呢?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在四帽政策出台之前, 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 都对中超疯狂的烧钱行为表示了担心。有人总结道, 在中超繁荣的表象背后, 存在若干问题, 特别体现为攀比炫富的短期行为和普遍负债经营[24]。法律界人士也早有建议, 中超管理者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每支球队财政健康, 风险可控, 降低虚高的转会费价格, 通过工资帽制度, 将俱乐部的经营状况与薪酬规模相匹配[25]。作为足球改革宪章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在第十二项明确规定, 制定俱乐部人才引进和薪酬管理规范, 探索实行球队和球员薪金总额管理, 有效防止球员身价虚高、无序竞争等问题。所以, 薪酬帽和奖金帽制度, 不仅不存在限制竞争目的, 而恰恰具有修正无序竞争、促进竞争的正当性。

  当然,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 四帽政策客观上可能还是会造成一些反竞争效果, 比如薪酬帽、奖金帽和转会帽会导致高水平人才外流, 阻碍比赛质量提高, 影响电视转播权和俱乐部预期收入, 最终减损中超联赛品牌形象与整体价值[26]。四帽新政甫一颁布, 意大利媒体就预测, 一些优秀的人才和外援将会外流[27]。限制注资会巩固豪门俱乐部既有的垄断地位, 不利于新的竞争平衡关系的建立。与欧美足球大国相比, 中国的职业足球产业方才起步, 目前正是培育阶段, “在初期更需要大量投资”[26], 四帽新政似乎又与《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和近期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竞赛表演产业的指导意见》不符。然而, 这些担心虽然有道理, 却只能说是潜在 (而非实在) 的, 是否真的造成人才外流或中超品牌减损, 也有待时间证明。况且, 即使短期内出现这些情况, 但并不意味着长期效果上不能出现反转:中超联赛如果经此新政, 财政状况转好, 竞争日趋平衡, 未尝不可能吸引更多的外援和创造更大的品牌价值。薪酬高低虽然是一个重要因素, 但并非决定性因素, 正如本文开头所述, 日本职业联赛的薪酬总额远逊于中超, 但品牌价值和竞技水平则只高不低。所以, 严格来说, 这些反竞争的效果论证亦不能绝对站得住脚。

  事实上, 在反垄断法领域, 由于法律条文的模糊和不明确, 许多学理与实务判断都不免落入价值先行的窠臼。其实, 也有必要通过实证调研的方式听听最受薪酬帽和奖金帽政策影响的球员的声音。从课题组调研的情况看, 相当一部分中超球员反对一刀切的薪酬帽政策, 现役国家队队员、中超某队球员A某的看法颇具代表性:

  “球员前期的培训投入很大, 要成为职业球员淘汰率很高, 而且球员是吃青春饭的, 职业生涯黄金期通常也就10年左右, 退役以后还伴随着各种伤病, 要保证足球球员这个职业有吸引力, 我觉得工资帽还得看每个俱乐部的投入程度, 和球员水平的评判标准来制定薪酬更合理。”

  的确, 正如意大利媒体在四帽新政出台后评价的那样, 薪酬帽的严谨性仍然有待商榷[27]。我们的政策即使严格从现行法的角度来看不存在问题, 但仍然还是粗犷、随意了一些, 缺乏更为细致的调研和对各类球员不同情况的具体考量。从国际经验来看, 澳大利亚足球超级联赛就有限定俱乐部薪资总额的工资帽制度, 实施情况也较好[25]。NBA的工资帽制度已实行多年, 但一直在美国受到非成文法劳动豁免的保护[23]。欧足联的财政公平政策同样直接限制投资人对俱乐部直接注资, 虽然引发了竞争法上的质疑[32], 但实施效果显着, 且也在欧盟竞争法上基本经受了审查。但尽管如此, 为了防止财政公平政策对小型俱乐部的冲击, 欧足联后来也对规则进行了小幅修改, 通过“自愿协议制度”, 允许俱乐部在一段时间内负债经营, 这就为一些俱乐部超支引入优秀球员、进而提升球队实力和获得财政平衡赢得了空间。另外, 对于违反了财政公平规则的俱乐部, 欧足联也给予了和解机会, 并尽量避免给予俱乐部不予参赛的处罚。所以, 就我国的四帽政策而言, 还应更加具体明晰并避免一刀切的做法, 对球员薪酬和奖金运用总额控制较为合理, 但类似“国内球员个人薪酬最高 (不含奖金) 不得超过税前1000万元人民币”这样的单一控制则在竞争法上值得商榷。对于违反了四帽政策的俱乐部, 也宜留存更多缓冲余地, 用引援的数量限制作为罚则, 亦存在检讨空间。

  5“四帽”新政涉及的劳动法问题

  四帽新政, 特别是其中的转会帽和相关限制引援数量的罚则, 还存在着劳动法层面的反思余地。这特别涉及平等就业权问题。

  职业运动员作为劳动者, 显然受到《宪法》《劳动法》《就业促进法》等大量高位阶法的保护。我国《劳动法》第三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就业促进法》第三条第一款同样重申:“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在法理上, 平等就业意味着公民在就业过程中均享有平等就业的权利, 即社会对公民的劳动行为能力要以同一尺度和标准衡量, 通过公平竞争择优吸收劳动力就业, “凡是法律上没有限制的, 用人单位不应当对劳动者作出职业限制的规定”[33]。

  显然, 中国足协的四帽新政剥夺了部分球员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上场机会。而职业球员青春有限, 正如课题组调研时前中超球员、现足球经纪人B某说的那样:

  “球员吃的都是青春饭, 从小放弃学业、家庭, 全身心的付出与培养就是希望球员能够拥有一个很美好的未来与前程。而足球早已经市场化和商业化了, 所以就要按照市场化和商业化的模式来经营和管理。足球是一个烧钱的运动, 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 而在中国是没有一家俱乐部会通过足球而盈利的, 都是通过足球这项运动本身来各取所需。当如今足协的帽子扣下来之后高兴的是集团和投资人, 哭的是球员。”

  尽管这种说法并不具备完全的代表性, 但毫无疑问点出的却是一个事实:受到足协新政最大影响的群体是球员。这其中, 球员受到的平等就业权的侵犯是一个主要方面。一些学者在批评足协U23政策时曾说道, 平等就业权的除外规定必须要符合国家利益且不违反比例原则[34], 那么, 相关转会帽和作为罚则出现的引援数量限制规定同样可基于这一框架下进行分析。从比例原则的目的性来看, 这些规定是否可以达到中国足球水平得到根本提高、中国职业俱乐部财政收支得到根本平衡的效果, 疑问颇大。从比例原则的必要性来看, 这些规定是否就是提升职业俱乐部财政平衡的唯一选择和最佳手段, 亦可以质疑。从比例原则的相称性来看, 即使这些手段的采用是必要的, 但是否也尽量降低了对球员利益的损害?这里的答案可能是否定的。与欧足联财政公平政策日益弹性化和注重对球员利益的维护相比, 中超四帽新政手段过于单一, 特别是对相关政策违反后的引援数量限制将直接对球员利益造成损害, 有违反劳动法上平等就业权的嫌疑。事实上, 如果中国足协在制定政策上多考虑比例原则之审查模式, 原本是可以采取更多对球员本身权益伤害更小的替代性措施的。

  6 结论

  正如学者所言, 探讨法治在足球行业自治中的介入程度, 特别是厘清到底哪些自治规则符合或违反了法治原则, 极不容易[35]。本文借助中国足协的四帽新政, 就此进行了一个尝试性的努力。从规范解释的视角, 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尽管受到学术界和实务界相当一部分的质疑, 作为行业管理的四帽新政基本上并未偏离现行的法秩序, 特别是已经日益被用于作为挑战工具的竞争法秩序。但是, 由于政策制定的目标偏向于保护行业本身的财务健康和投资者、职业俱乐部利益, 而忽视了对球员本身的保护与救济, 在若干制度细节上, 还有值得检讨的空间。特别是, 制度设计不能违背基本的就业平等权法理。所以, 未来中国足协应当在针对球员个人的薪酬帽规则、转会帽规则和作为罚则的引援数量限制规则上予以修正, 并在借鉴足球发达国家治理模式和尊重中国现实国情的基础上, 提出更多细化的替代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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