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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吏之道》和《为吏治官及黔首》中的法治观

来源:原创论文网 添加时间:2018-12-11

摘要

  Abstract:It is popularly said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egal thought of Qin dynasty can be summarized as focusing just on the law and using abrupt penalty to punish minor crime. But, some published texts written in the bamboo of Qin dynasty, including Weilizhidao, Weilizhiguanjiqianshou etc., argued how to be a qualified civil servant. The legal thought displayed by them was regarded rule of law as its foundation and assimilated the viewpoints of other schools. These texts were more than likely to be written according to the authorized text, so they could be saw as the component of authorized conception about rule of law of Qin. If the popular understanding on the thought of rule of law in Qin can be summarized as rigid conception of rule of law, the information of the text about how to be a qualified civil servant can be called as soft conception of rule of law. From the reform of Lord Shang to the death of the Frist Emperor, it was seemed that Qin didn't exposed its tendency to each conception of rule of law. Rather than that, it frequently changed its choice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actual surroundings, which reflected the realistic attitude of Qin to the political strategy of rule of law.

  Keyword:Legalist; Conception of Rule of Llaw; Texts About how to be a Qualified Civil Servant; Realism;

  一、引言

  秦汉时代是中国古代法的重要奠基阶段, 所以法律史学界一直以来都十分重视对秦汉法律制度与法律思想的研究。不过, 在睡虎地秦简公布之前, 由于秦与汉在史料保存状况上的巨大差异, 法律史学界对秦法律制度的论述基本上都是以搜罗传世文献的只言片语或从汉代制度反推秦代状况的方式展开的, 而对秦法律思想的介绍则几乎全盘接受汉代儒生们的夸大之词并将其定格在“机械”、“残忍”、“严苛”之类的负面文字上。其实, 对有关秦代法律史的各种论点, 当时的学者们也未必持完全信服的态度, 但囿于史料, 只能无可奈何地表示认同。

《为吏之道》和《为吏治官及黔首》中的法治观

  睡虎地秦简的公布为改变这种情况带来了曙光, 包括秦律条文、官文书格式等在内的秦法的固有面貌首次展现在研究者们面前, 从而掀起了有关秦法律制度研究的热潮。此后, 新的秦简牍不断出土, 不仅秦律、秦令的内容有所补充, 而且反映秦律令之落实状况的秦县廷的行政样态也在简文中出现了。以秦律令简和官文书简的增多为契机, 法律史学界对秦法律制度的研究遂呈现出持续深化的趋势。应当指出, 法律史学界对秦法律思想之研究的新进展是与学界对秦法律制度予以重新认识几乎同时起步的, 学者们也确实提出了一些不同于旧说的新观点。如, 崔永东先生就指出, 秦律也曾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刘海年先生也认为, 从商鞅变法至秦始皇统一六国, 秦统治者的法治思想前后有所不同;闫晓君先生则直接以秦统一战争开始为中间点将秦法治观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两个阶段。 (1) 然而, 令人遗憾的是, 与对法律制度的研究相比, 法律思想方面的研究不知何故略显疲态, 以至于一些已提出新思路却有待进一步阐发的观点并未得到详细的展开, 诸如秦的法治观如何能兼容儒家学说等问题皆有待合理的回答。事实上, 倘若我们对已达相当数量的出土文献及传世文献加以有效利用, 那么对被界定为“严苛”的秦的法治观予以更深入的解读和更客观的评价并不是不可能的。比如, 睡虎地秦简所收《法律答问》提到:

  或盗采人桑叶, 臧 (赃) 不盈一钱, 可 (何) 论?赀徭三旬[1](P.198)。 (1)

  也就是说, 盗桑叶不值一钱, 就要被判处交纳相当于30天徭役的罚款。初看起来, 罪和刑确实严重不成比例, 因此这条史料长期被用来论证秦法的酷烈。但是, 如果联想到传世文献经常提及先秦秦汉时人对植桑的描述, (2) 那大概就可证明桑树在当时可能有着重要的经济价值, 所以秦法如此严厉地惩治盗窃桑叶的行为或许是历史背景使然。诸如此类史料及其所涉及的问题可谓不一而足,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已公布的秦简牍所收入的两种吏道文本, 即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岳麓书院藏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这两种吏道文本所展示出来的法治观与通说所论述的秦的法治观有着较大的不同, 本文就将尝试以这两种吏道文本为切入点对通说加以补充。

  二、两种吏道文本的文献性质

  要根据《为吏之道》等两种吏道文本来分析秦的法治观, 首先就应对其文献性质予以界定。此处之所以要抛出这一问题, 是因为自睡虎地秦简公布以来, 学者们曾就《为吏之道》能否成为研究秦法治思想的重要史料展开争论, 而近年来《为吏治官及黔首》等相关文献的公布又为学者们提供了新的论据以至于争论本身出现了更为深入的可能。

  那么, 争论究竟是如何展开的呢?《为吏之道》由51支竹简组成, 简文分上下五栏书写, 其内容具有大杂烩性质, 结尾甚至写有魏律两条及与《说苑·丛谈》论口舌大致相同的信息。 (3) 这种大杂烩形象使学者们针对两个问题各抒己见。第一, 《为吏之道》是否为秦文献。马雍先生在罗列了《为吏之道》中的文字触犯秦国国讳的12个例子之后指出, “这些例子足以证明这卷书非秦国的书, 也不会是秦王政时期的秦人抄写的。此卷疑系六国人杂抄之作, 以其有关为吏之道, 所以被喜收藏珍视, 死后遂置于墓中。按始皇严禁私学, 其议发于李斯, 其令始于三十四年。喜之死在此前四年, 当时书禁未起, 故得私藏这类书籍。我们若用此卷来揭示秦国的‘法治’, 恐有未谛之处”[0]。曹旅宁先生亦认同马雍先生的观点[3](P.65), 认为《为吏之道》并非秦国文献, 也不能用来论证秦国的法治观。第二, 《为吏之道》是私人兴之所至编纂而成的, 还是以其名称所示具有官方性质和一定的普及性?余英时先生主张前者并认为, 秦国官方所提倡的“以法为教, 以吏为师”只是小传统中的吏道观, 而《为吏之道》所反映的则是大传统中的吏道观[0]。邢义田、吴福助、张金光、冨谷至等先生的观点虽各有偏重, 却都强调《为吏之道》并非单纯的私人编纂物, 而是一种宦学教材。 (4) 显而易见, 如认同余说, 则《为吏之道》在考察秦国官方的法治思想时并不具有重要的史料意义, 但若认同邢义田等诸位先生的主张, 情况就迥然有别。

  应当指出, 上述争论与如何认识秦的法治思想这一问题密切相关, 是无可回避的。而且在资料有限的情况下, 争论的参与者们所提出的观点或多或少都有其合理性。但是, 有关争论一, 陈垣先生在上世纪20年代末就已指出:

  秦初避讳, 其法尚疏。汉因之, 始有同训相代之字。然《史记》、《汉书》于诸帝讳, 有避有不避。其不避者固有由后人校改, 然以现存东汉诸碑例之, 则实有不尽避者。大约上书言事, 不得触犯庙讳, 当为通例。至若临文不讳, 诗书不讳, 礼有明训。汉时近古, 宜尚自由, 不能以后世之例绳之[5](P.189)。

  可见, 在秦汉时代, 避讳并不如后世严格, 以避讳为依据来考察秦汉文献的断代、书写者等问题是有相当大的风险的。近年来, 随着简帛文献的不断公布, 学者们通过对此类文献中“政”、“邦”、“盈”等文字之用例的分析进一步加强了这一观点的说服力。并认为在秦汉时代, 避讳的严格执行主要局限在公文书领域[0,0]。既然如此, 那么作为私人抄本的《为吏之道》触犯秦国国讳也就不足为怪了。换言之, 在睡虎地秦简简文收入大量秦律条文的情况下, 仅以未避讳为据就认为《为吏之道》的所有内容皆非秦国文献或许是不妥当的。

  有关争论二, 《为吏之道》乃私人汇编而成这一点几乎毋庸置疑, 但能否由此主张, 该文献所反映只不过是所谓“大传统”中的吏道观, 而与秦国官方的统治理念无关甚至矛盾呢?仅依据该文献本身当然是无法完全说明问题的, 此处必须把《为吏治官及黔首》纳入眼帘。这篇文献是2007年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从香港市场购得的秦简简文的一部分, 其内容多有与《为吏之道》相似者, 兹罗列一二并做成表格于下:

表1
表1

  这两种吏道文本自然不是完全相同的, (2) 但如上列表格所示大段大段的雷同之处的存在实在令人怀疑二者没有共同的母本且由两位作者分头撰写而成。事实上, 除了这两种吏道文本之外, 还有两种尚未完全公布的吏道文本也值得注意:王家台秦简所收《政事之常》及北京大学藏秦简所收《为政之经》。《政事之常》以第一圈写有“员 (圆) 以生枋 (方) , 正 (政) 事之常”八字的标题简为中心, 向外层层扩散至四圈。其第二圈简的简文所载内容有不少与《为吏之道》类似, 如下表所示:

表2
表2

  这种现象在《为政之经》的场合也同样存在, 表3即为明证:

表3
表3

  更值得玩味的是, 《政事之常》第三圈简的简文为对第二圈简之简文的注释。如, 有关表二所引“处如梁”一句, 第三圈简的简文就论道:“处如梁以告静, 言如盟以告正, 出则敬有信德殹 (也) , 勿褫张告民不貣 (忒) 殹 (也) , 炤如有光则□□之极殹 (也) 。”[8](P.40)又如, 对“有严不治”一句, 第三圈简的简文解释曰:“有严不治敬王事矣, 与民有期告之不再矣, 安殴而步登于山矣, 毋事民漙游于□矣。”[8](P.40)通过这些注释, 为吏者的言行应符合某些标准的原因得到了较为清晰的说明。然而, 《政事之常》的抄写者似乎惟恐注释仍不足以阐明“处如梁”等为吏准则的真意, 遂在第四圈简的简文中对注释予以再解说。如, 同样对“有严不治”一句, 第四圈简之简文的二次解释为:“弗临以严则民不敬, 与民无期则□几不正, 安殴而步孰知吾请。”[8](P.40)那么, 几种吏道文本的内容同大于异及与后世经学家注经时所使用的“注”、“疏”相类似的注释与再注释的存在究竟能给予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私见以为, 因为几种吏道文本出土于不同地点, 其抄写者亦非一人, 所以关于其内容之雷同性的理由, 若非几个抄写者共享着一种官方文本, 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合适的说辞。尽管如此, 在抄写过程中, 误写、改写及漏写等情况也是难以避免的, 各种吏道文本之间遂出现文字上的差异性。不过, 文字的差异不能影响阅读者对吏道文本之本意的领会, 注释与再注释也就顺理成章地产生了。当然, 私见只是一种推论, 但似可较为合理地说明现有史料所隐藏的若干问题, 因此应该不至于大谬。进而言之, 在《为吏之道》等吏道文本是否具有官方性这一点上, 大概仍须遵从宦学教材说并否定余英时先生的主张。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认为, 目前已公布的两种吏道文本不仅基本上是秦国文献, 而且为秦国官方吏道教材的两种不同抄本, 以此二者为据来考察秦国的法治观是可行的。那么, 此二者所表达的法治观究竟如何呢?由于这两种吏道文本的内容多有重合, 因此下文将以文句相对完整的《为吏之道》为主并在需要补充时参考《为吏治官及黔首》来回答这一问题。

  三、吏道文本所示秦法治观的另一面

  如前所述, 通说将秦国视为严格贯彻法家思想的国家并用“机械”、“残酷”之类的词汇指称秦国法律的运行情况。然而, 在秦的一君万民的权力框架下, 法律只能依托官吏们来落实, 朝廷对官吏们的为政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朝廷对其法治的现实期望, 但正是记载此类为政要求的吏道文本所揭载的法治观却比通说总结出来的秦的法治观更为丰富。

  (一) 吏道文本中的柔性法治观

  毋庸赘言, 对一名负责具体政务的官吏来说, 基本法律素养是必须具备的, 吏道文本就通过其识字部分向官吏们传达了这方面的知识:

  孤寡穷困, 老弱独转, 均徭赏罚, 傲悍暴, 根 (垦) 田人 (仞) 邑, 赋敛毋 (无) 度, 城郭官府, 门户关龠 (钥) , 除陛甬道, 命书时会, 事不且须, 贳责 (债) 在外, 千 (阡) 百 (陌) 津桥, 囷屋蔷 (墙) 垣, 沟渠水道, 犀角象齿, 皮革橐 (蠹) 突, 久刻职 (识) 物, 仓库禾粟, 兵甲工用, 楼椑矢阅, 枪蔺环殳, 比臧 (藏) 封印, 水火盗贼, 金钱羽旄, 息子多少, 徒隶攻丈, 作务员程, 老弱癃病, 衣食饥寒, 槀靳渎, 漏屋涂塈, 苑囿园池, 畜产肥胔, 朱珠丹青[1](P.331)。

  上引文字涉及众多社会生活现象, 它们几乎都是被概括为“诸产得宜, 皆有法式” (《史记·秦始皇本纪》) 的秦国法律的调整对象。如, “孤寡”、“老弱”、“癃病”等乃对一户之口数、民众之年龄及身体状况的描述, 同时也是与刑罚、徭役、编户等有关的法律术语; (1) 又如, “根 (垦) 田”、“千 (阡) 百 (陌) ”等与秦的田制有关, 这几乎是不言自明的;再如, “皮革”、“久刻”、“仓库”、“兵甲”等显然又指向经济、军事物资的保管制度。 (2) 至于“贳责 (债) ”、“息子”等直接关乎借贷行为, “傲悍”、“盗贼”、“徒隶”等为罪与刑方面的概念, 则是对秦汉法制史稍有认识者即可谓了然于胸的。将这些法律术语编成识字文本的目的自然是让官吏们通过学习迅速了解与众多政务相对应的制度规定, 在头脑中形成法律概念群, 进而为“以法为教, 以吏为师”这一法治理念提供合格的执行者。所以, 若说以《为吏之道》为代表的吏道文本体现了朝廷贯彻秦律及作为其指导思想的法家哲学的决心, 那大概是无可置疑的。

  尽管如此, 吏道文本所认同的法治目标绝不仅限于对由法律术语构成的法律条文的严格遵守以及借此实现的社会控制, 而是提升至“君鬼 (惠) 臣忠, 父兹 (慈) 子孝, 政之本殹 (也) ;志彻官治, 上明下圣, 治之纪殹 (也) ”、“除害兴利, 兹 (慈) 爱万姓”[1](P.329、331)的人文高度。我们不能认为法家无视人伦和民生, 但这种充满道德意味的为政理想显然与儒家的关联性更强。正因为此, 《为吏之道》直截了当地强调官吏以身作则的重要性:

  凡戾人, 表以身, 民将望表以戾真。表若不正, 民心将移乃难亲[1](P.340)。那么, 官吏应当具备何种品行以为民众的榜样呢?《为吏之道》论曰:

  凡为吏之道, 必精絜 (洁) 正直, 慎谨坚固, 审悉毋私, 微密韱 (纤) 察, 安静毋苛, 审当赏罚。严刚毋暴, 廉而毋刖, 毋复期胜, 毋以忿怒夬 (决) 。宽俗忠信, 和平毋怨, 悔过勿重。兹 (慈) 下勿陵, 敬上勿犯, 听间 (谏) 勿塞。审智 (知) 民能, 善度民力, 劳以率之, 正以桥 (矫) 之……正行修身, 过 (祸) 去福存[1](P.322)。

  揆诸上引简文之起始, “审悉毋私”、“审当赏罚”等词汇显然意在指导官吏如何适用法律, 所以吏道文本所期待的官吏形象似乎仍纯粹是具有较高法律素养的冷面职业官僚。不过, “安静毋苛”、“廉而毋刖”等文句的出现使情况趋于复杂化。《老子》第57章说道:“……法物滋彰, 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人自化, 我好静人自正, 我无事人自富, 我无欲人自朴。’”第58章又云:“其政闷闷, 其人醇醇;其政察察, 其人缺缺……是以圣人方而不割, 廉而不刿, 直而不肆, 光而不曜”。据此, 吴福助先生认为, “安静毋苛”一语就是从这两章中概括出来的[9](P.196);睡虎地秦简整理小组则主张, “廉而无刖”与第58章中的“廉而不刿”相同, 均指“行事正直而不伤人”[10](P.168)。由此看来, 吏道文本已把道家思想融入阐述法律运行的段落中, 其目的大概在于告知官吏, 认真执行法律虽然符合朝廷的为政准则, 但并不意味着无所顾忌地滥用, 而应以维持既有法律秩序为前提, 不扰民、不虐民。除此之外, 简文还提到“宽俗忠信”四字。虽然睡虎地秦简整理小组认为, “宽俗”应读作“宽容”, 但高敏、余宗发、刘钊等诸位先生均主张, “宽俗”应读作“宽裕”[11(P.240),12(P.33),0]。由于儒家经典《礼记》中有如下语句, “温良者, 仁之本也;敬慎者, 仁之地也;宽裕者, 仁之作也” (《礼记·儒行》) , 而简文又提到“兹 (慈) 下勿陵”、“善度民力”、“正行修身”等, 因此“宽俗忠信”一语想必是从儒家语录中截取而来的, 其用意当是教育官员常存仁心、用法以宽。此处还值得注意的是, 吏道文本不仅设定了官吏们的品行准则, 而且还要求官吏们时刻控制自己的情绪:

  怒能喜, 乐能哀, 智能愚, 壮能衰, 恿 (勇) 能屈, 刚能柔, 仁能忍, 强良不得[1](P.322)。

  这种严整的每三个字断开的句式与《老子》第23章所说“曲则全, 枉则直, 洼则盈, 弊则新, 少则得, 多则惑”完全一致, 而其内容或有取于《老子》第42章“强梁者不得其死”一句, 或在文意上与《尚书·舜典》及《论语·述而》的记载相似。 (1)

  概言之, 如前所述, 朝廷对官吏素养的要求体现了其对法治的现实态度, 毕竟“法不足以自行”。而在吏道文本的思想世界中, 理想的官吏虽然必须通过学习而熟悉国家的制度规范, 但不能只是无情的法律执行者, 更应成为温良、守弱的儒道兼修者。倘若由具备如此素质的官吏来践行法治, 那么其实际状况或许会与法家所说的“重刑轻罪”、“以刑去刑”保持一定的距离。也正因为这一点, 《为吏治官及黔首》把“不审所亲, 不祭 (察) 所使, 亲人不固, 同某 (谋) 相去……”[14](P.189)称为官吏之“六殆”。在此意义上, 我们可以将吏道文本中的法治观视为柔性法治观, 而以通说所理解的秦的法治观为刚性法治观。那么, 推崇法家哲学的秦国为何要抛出此种柔性法治观呢?

  (二) 文化冲突与学术融合:柔性法治观的形成原因

  自上古时代开始, 中国的各个地域就有着独特的文化, 所以考古学者苏秉琦先生将其概括为“多元一体格局”, (2) 日本学者平势隆郎更是从各地域文化的特殊性出发对殷商至战国的历史予以重新解释[0]。在这一前提条件下, 从战国中期开始纵横六国的秦国在迈出函谷关之后首先面对的就是关东六国与秦国故土的文化差异。若不能妥善地处理此问题, 秦国显然将无法在新开辟的疆土上立足。近年间, 陈苏镇先生就以秦与六国的文化冲突为出发点来考察秦帝国灭亡的原因。 (3) 笔者对陈先生的洞见虽甚为钦佩, 却一直心存怀疑:秦国君臣难道对文化冲突毫无认识以至于无所作为吗;或者说, 秦国真的只是依靠铁血武功和严苛法治强硬地统治着新的国土几十年甚至百年吗?在这一问题上, 传世文献为了坐实秦法治的严厉性多突出秦文化与关东文化的对立面, 但与《为吏之道》同时重现天日的简牍文字却展现出了另一番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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