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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与环境问题溯源及其研究进展

作者:原创论文网 时间:2013-08-24 09:18 加入收藏
   摘要:国际贸易把一国的需求和供给与全球市场紧密联系起来,从而对环境产生着深刻的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自由化的纵深发展,关于国际贸易与环境问题的理论探索日益成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就一国而言,在大力发展对外贸易、追求贸易自由化收益的时候,会不会陷入国内生态环境恶化的泥潭呢?在保护生态环境的时候,是否又会失去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削弱对外贸易国际竞争力呢?学术界对此众说纷纭,不同流派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不同的阐释。本文旨在基于国内外研究文献努力探索国际贸易与环境问题的渊源,归纳分析相关研究成果的进展,从而为研究我国对外贸易的环境效应奠定科学的基础。
  关键词:
  国际贸易;生态环境;冲突与协调
        一、 经济增长与环境问题的思想渊源和演进路径要研究国际贸易与环境问题, 首先必须弄清楚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关系。 经济增长与环境关系问题的思想渊源, 最早可以追溯到 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古典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与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容量间关系的探讨。 17 世纪 Willian Petty (威廉·配第) 开始意识到劳动创造财富的能力要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 1798 年 Thomas Robert Malthus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 开始关注人口与土地、 粮食的关系, 认为资源是绝对稀缺的。 1817 年 David Ricardo (大卫·李嘉图) 继而提出 “资源相对稀缺论”。 1871 年 John Mill (约翰·穆勒) 提出了 “静态经济” 的观点, 认为经济生产存在资本不足和土地不足两重限制。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 美国科学家 Mekenzie (麦肯齐) 首次运用生态学概念研究人类和社会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环境污染、 生态退化、 能源危机、 资源短缺等一系列社会公害开始敲响工业文明的警钟, 不仅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 而且制约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20 世纪中期人们开始对经典经济增长方式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反思与批判。 1955 年西蒙·库兹涅茨 (Simon Kuznets)提出了着名的 “库兹涅茨假说” (Kuznets hypothesis), 认为人均 GNP 与基尼系数之间的关系呈 “倒U 型” 变化, 通常被称为库兹涅茨倒 U 型曲线。 阿瑟·塞西尔·庇古 (Arthur Cecil Pigou) 则认为外部性是导致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 主张通过税收和补贴来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 而着名制度经济学家科斯 (Coase) 则提出用产权方式解决环境问题。 1962 年 Rachel Carsen (莱切尔·卡逊) 所撰 《寂静的春天》 一书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它的问世客观上催化了公众环境意识的快速形成,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试图重新审视传统经济学的局限性。 1968 年, 美国经济学家 Kenneth Boulding (肯尼斯·鲍尔丁) 在 《一门新兴科学———生态经济学》 一文中对人口控制、 资源利用、 环境污染以及国民[基金项目]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常规课题 (NX05YJ08); 浙江工商大学青年人才基金 (1050XJ130716)。
  经济与福利核算等问题作了原创性研究。 另外, 他还在 《宇宙飞船经济观》 中提出了 “循环经济” 理念和 “经济—社会—自然” 协同发展的初始模型。 1968 年罗马俱乐部开始利用数学模型和系统分析方法研究 “人类困境” 问题。 同年, 英国科学家哈丁 (G.Hardin) 在美国 《科学》 杂志上发表了 《公用地的悲剧》 一文, 描述了理性地追求个体行为利益最大化导致公共利益受损的恶果。 1972 年, 以美国生态经济学家 D.H.Meadows (丹尼斯·米都斯) 为代表的 17 人研究小组发表了罗马俱乐部第一份全球问题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 这一报告的核心思想是主张人类社会要想避免这种衰退就必须自觉抑制增长, 从经典的经济增长转向 “全球均衡”, 这一理论也被称为 “零增长” 理论。 上述研究尽管显得有些悲观, 但对于经济、 社会、 自然协同发展理论以及国际贸易的环境效应研究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1972 年第一次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 由芭芭拉.沃德和勒内.杜博斯合着的 《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 一书受到与会者广泛关注, 成为当时经济学领域最有开创性的文献之一。 1974 年, 美国着名生态经济学家 Lester.R.Brown (莱斯特·R·布朗)出版了一系列 《环境警示丛书》, 掀起了全球环境运动的高潮。 这一时期还涌现出不少 “乐观派” 生态经济学成果, 譬如加博的 《跨越浪费的时代》, 埃里克·爱克霍姆的 《回到现实———环境与人类需要》, 以及 G.Simmons (朱利安·西蒙) 《最后的资源》 等。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经济与环境问题倍受世人瞩目。 1984 年美国学者 Edith Brown Weiss (爱迪·布朗·韦丝) 发表 《行星托管: 自然保护与代际公平》 一文, 首次提出代际公平理论和 “行星托管” 的理论主张。 1987 年,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的 《我们共同的未来》 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这个概念最重要之处是将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当作人类发展的目标和人类行为的准则。 80 年代开始, 生态经济学家试图根据能量系统理论诠释自然环境资源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间的本质关系, 其中影响最大的成果当数美国着名生态经济学家 Odum H.T.的能值理论以及能值分析方法。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 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生态经济价值理论受到各国学者密切关注和重视。 1990年 Grossman 进一步研究了贸易、 经济与环境的相关关系, 首次提出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the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简称 EKC), 认为环境质量同经济增长呈倒 U 型曲线关系。 此后, 哈佛大学帕纳约托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科恩等学者进一步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1992 年 D.H.Meadows 等人再一次对人类经典的经济增长方式提出警示。 1992 年 6 月,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揭开了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序幕。 此后, 世界各国对可持续发展理论、 贸易与环境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2001 年莱斯特·R·布朗教授提出经济系统是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的观点, 这一思想在生态经济学界掀起轩然大波, 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 2003 年布朗撰写的 《B 模式: 拯救地球延续文明》 一书问世, 这一研究成果对人类社会经济的持续、 协调发展有较强的警示作用和积极意义。透视以上文献和研究成果, 可以比较清晰地发现经济增长和环境问题研究的思想渊源和理论演进轨迹。 对国际贸易与环境问题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 国外关于国际贸易的环境效应研究综述如何把环境要素纳入到主流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框架, 并试图阐释国际贸易现实问题是一种大胆而富于创见的尝试。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国际贸易与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国际贸易理论研究领域的的热点。 客观地说, 古典国际贸易理论、 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和新国际贸易理论均没有把环境要素合贸易与环境- 69-《国际贸易问题》 2009年第4期理、 科学地纳入到分析框架。 譬如, 作为国际贸易基础理论的比较成本学说 (李嘉图) 为贸易自由化提供了充分依据, 但忽略了广义的社会效益, 尤其是生态环境效益。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如果一味追求比较优势, 其结果将付出惨重的生态环境代价; H-O 模型修正了国际贸易产生的根本动因, 但始终没有考虑环境要素; 以保罗.克鲁格曼为代表的规模经济理论和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为一国对外贸易制度和产业政策的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 但是有可能使国际贸易面临的环境约束更趋全球性;波斯纳的技术差距论, 维农的产品周期理论, 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 巴克莱、 卡森、 拉格曼的市场内部化理论和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固然克服了静态分析的弊端, 但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却束手无策。
  最早就国际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展开研究的是经济学家 Grossman 和 Krueger, 他们把国际贸易对环境的影响效应分解为规模效应、 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个方面, 从而建立了国际贸易的环境效应理论分析的基本框架 。 1994 年 OECD 组织将国际贸易的环境效应界定为产品效应、 技术效应、 结构效应与规模效应, 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 Grossman 和 Krueger 的理论。 同年, Copeland、 Taylor 则利用南北贸易模型对国际贸易的环境效应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理论分析。 他们将世界上的国家分成南方国家 (发展中国家) 与北方国家 (发达国家), 假定环境污染是局部的, 不会跨越国境, 也不会产生全球影响, 政府通过征收环境税来控制污染, 北方税率高于南方税率, 从而贸易自由化使南、 北方国家内部政策产生了一系列的调整, 其结果是贸易自由化减轻了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 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 1995 年 Copeland、 Taylor 又对南北贸易模型进行了修正与扩展, 假设污染是全球性的,南、 北方国家都采用可交易的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实施环境控制, 然而结论发生了变化: 如果发达国家削减的许可证额度与发展中国家增加的许可证额度不相等, 贸易自由化的总体污染水平将会扩大。 换句话说, Copeland、 Taylor 的南北贸易模型实质是假定发达国家的环境标准高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标准, 一国比较优势来源于环境标准的差异, 其结果是贸易自由化使发达国家环境得以改善, 使发展中国家环境污染加剧, 而且加剧的程度要超过改善的程度, 因此国际贸易总体上会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作为纯理论分析, 这一结论显得有些悲观, 尚需国际贸易实践予以检验。
  Dua、 Esty and Geradin 等人指出, 全球贸易自由化会导致各国纷纷降低各自的环境质量标准以维持或增强竞争力, 出现所谓 “向环境标准底线赛跑” 和 “贸易漏出” 的现象②。 Barret 还指出, 当环境政策规定的环境边际损害很低时, 生态倾销也会出现。 然而, 也有许多不同的观点, 譬如Antweiler 等人选用 44 个国家 1971-1996 年的数据对国际贸易的环境效应进行了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技术正效应超过规模负效应, 但总体结构效应具有不确定性: 一方面, 结构效应使资本充裕国家的产出更具污染性, 这意味着传统的生产要素禀赋对比较优势的影响仍然非常重要; 另一方面, 最贫穷国家平均产出的污染程度也增加了, 这意味着宽松的环境政策与制度会引致污染密集型产业从中等收入水平国家转移到更富或者更穷的国家 (1998)。 Cole 等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亚洲发展中国家因收入增加导致的技术效应还没有充分显现, 国际贸易的规模负效应超过了结构正效应 (1998)。 strutt 和 An-derson 则对印度尼西亚贸易自由化的环境影响进行了预测分析, 得出的结论是印度尼西亚的对外贸易改革将有利于改善环境, 贸易自由化将极大地增进社会福利 (1999)。 Panayotou 则将贸易的环境效应归纳为五种, 即规模效应、 结构效应、 技术效应、 收入效应以及法规效应等, 其中关于收入效应的分析补充与完善了规模效应分析 (2000)。国外这些研究多基于发达国家的视角, 对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与环境问题存在一定局限贸易与环境- 70-《国际贸易问题》 2009年第4期性, 但对我们分析研究这一问题在理论框架上无疑提供了较好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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