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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微观经济组织再造的经济分析

作者:原创论文网 时间:2013-06-28 11:30 加入收藏
 一、农户家庭作为小农生产方式下的微观经济组织具有历史必然性1978年我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农村起步的,在农业上实施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温铁军教授认为应该称为家庭承包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对于人民公社体制来说,首先最大的变化就在于农业的微观经济组织的变化,经营从“生产队”这个集体经营模式回归到“农户家庭”经营模式。而比较两种经营体制,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改革开放前人民公社经营体制还是现阶段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经营体制,其在本质上都没有摆脱简单的再生产命运,都属于小农经济范畴,而小农生产方式作为农业经济发展史上的阶段性产物,其经营体制具有自己的特质性,选择什么样的微观经济组织来进行生产,具有一定的内在规律性,结合各国农业经济改革发展历程,我们就会发现开放之初农业微观经济组织从“生产队”回归到“小农户家庭”具有必然性,因为在传统农业生产力水平下小农户家庭与90这种生产方式之间结合更为有效,能够获得相对稳定且最大量的产出,如果人为地破坏它们之间的结合那是要付出代价的,我国的人民公社经营体制就已经验证了这一点。在小生产方式下,农户家庭作为其微观经济组织具有的优势有这样的几方面:
  (一)家庭作为农业微观经济组织具有组织管理成本低,可保持生产单位的相对稳定性因为在小农生产模式下,组织内部的成员之间是一种血亲关系,这就使得成员在劳动分工与协作中都能够保持着高度的自觉性,有很强的向心力,并不需要其他成员太多的监督与管理,也就是说在该组织框架下,生产的组织管理成本是非常小的,从管理的角度来说是有效的。另一方面小农生产模式所对应的往往也是在农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阶段,生产者所能获取的生产剩余量非常少,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保持生产的稳定和生产组织的稳定,在组织方式上只能采用农户家庭生产方式,这是因为当农户家庭作为完整的微观经济组织时,它的生产经营不是以收益最大化为导向的,而是以家庭成员的生存消费为导向,在生产要素投资渠道有限的情况下,是以产出的最大化为目标的,同时成员之间有非常强的互济倾向,这就使得农业生产即使在收益不高的情况下也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二)家庭作为农业微观经济组织与小农生产方式具有一定的匹配性一定的生产方式运行需要在一定的组织框架下来展开,微观经济组织是生产方式运行的载体,不合适的组织框架将会对生产方式运行效率发挥形成制约,就农业生产而言,小农生产方式下,生产活动受到外界的因素影响大,这就使得它的生产经营活动难以用标准化手段或程序来衡量与要求,而这一点对小农家庭来说是合适的,因为小农家庭作为一个完整的生产经营单位与消费单位,决策权就在这个组织内部,决策的链短和执行的成本低就使得组织成员工作是具有较高弹性的,所以它能够与小农生产方式下的生产特性保持较好的匹配,这也就是如周其仁所说“家庭经济组织比较能够适应农业活动复杂而矛盾的要求”。相反作为企业化的经济组织来说,其生产经营管理效率可能比农户家庭更高,而它的高效率更多的是来自经营管理的规范性,但在受自然力影响较大的小农生产模式下,生产的特性决定了它不具备规范性要求,所以运用企业化的标准与规范管理在小生产方式下往往是难以取得理想效果的。
  (三)家庭小农生产方式能够实现较高的土地生产率以农户家庭为微观经济组织的小生产方式从劳动生产率上看可能不如大生产,但家庭生产方式往往对耕地的利用较为充分,在同样的技术情况下能够实现比大生产更高的土地生产率,据温铁军(2009)引自厉为民的统计, 1970—1991我国土地生产率变化值是从694—1422美元/公顷(1980年的美元值),这是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的2—2. 76倍,也是远高于发达国家土地生产率。这对于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来说是需要的,现代农业发展不仅要有高的劳动生产率,更要有高的土地生产率,这才能够对整个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形成有效的保障。
  二、小农经济组织在当前经济“双转”中的困境分析依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只能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这种生产方式虽然有它的历史作用,但必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将被新的生产方式所取代,生产力的发展将会给这种生产方式在内外两方面产生压力,小生产方式的困境首先就体现在它的微观经济组织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适应上,下面我们就分析在“双转”时期农业最主要的微观经济组织———农户家庭所面临的困境。
  (一)农户家庭经济组织所面临的内部困境分析对于任何一种生产方式来说,宏观的发展取决于微观的稳定与发展,微观经济组织的相对稳定对保持其生产经营的稳定率是至关重要的,可是对于农业生产方式而言,当前的主导微观经济组织———农户家庭,从生产经营的这个角度来看,它正面临着肢解风险,这是小农经济组织在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所必然出现的结果,原有的组织形式已经不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需要,马克思曾经指出:
  “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必然会到处促使这种所有制没落。资本在土地价格上的支出,势必夺去用于耕种的资本。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分离。人力产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91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生产力的发展造成农业微观经济组织对生产是越来越不适应。农户家庭经济组织面临肢解的内部困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户的家庭规模在进一步的缩小,农户家庭的劳动力资源量相对缩小与现代农业生产劳动社会化程度相对提升,导致在农业生产环节劳动力的供求不匹配,农户家庭生产困境上升。
  自上世纪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以来,我国农户家庭规模是在不断缩小的,周莹(2006)在统计有关资料后得出结论,我国家庭规模人数从1971年的4. 81人降到2002年的3. 39人,其中农村家庭规模缩小的幅度大于城镇。小型化的农户家庭使得内部成员在分工上将更加不专业,而农业生产劳动本身就具有多道程序,需要有一定分工协作,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是有提高的趋势,对分工协作的要求进一步加强,这是小农家庭内部难以解决的,加之在小生产方式下家庭采用雇工经营的模式也是不经济的,所以一些劳动力较少的农户家庭就选择从市场寻找更加适合个体劳动的工作来对现行农业劳动的替代,这也就导致了一部分农户家庭以耕地抛荒的形式来应对劳动力相对不足的困境;二是成员决策的分散化也使得这样的微观经济组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再具有稳定性,在改革开放之初,在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形成之际,农业劳动力从业选择的渠道单一,家庭成员的决策往往是一致性的,生产也具有稳定性,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成员的可选择从业渠道增加,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明显提高,家庭经济组织内部成员的决策出现分散化,在农业生产这个层次上,农户家庭在内部也就形成了肢解的动力。
  (二)农户家庭经济组织面临的外部困境如果说内部因素是农业微观经济组织困境的决定性因素,那么在“双转”时期一些外部经济发展因素更是加剧了农户家庭经济组织的困境。结合目前的市场情况,我们分析认为外部困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比较效益下降使得农业生产要素加速流失困境,在非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的使用是非市场化的,农户家庭对农业生产要素的使用机会成本是较低的,市场经济使得各种资源依据市场的需求情况而得到重新定价,家庭经济组织下的小农生产方式由于生产的效率相对低,比较经济利益使得农业生产要素资源呈现出一种加速的净外流趋势。在人力资源方面,虽然目前农业劳动力的总量仍然是过剩的,但结构性问题突出,知识层次和素质相对较高的劳动力加速从农村流出,农村务农劳动力的知识水平整体是在走下降趋势,据有关资料显示,直至2007年末,我国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 7年,而留在农村务农的受教育年限则更低。在4.8亿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到4. 2亿,其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37. 3%,初中文化程度占50. 1%,高中文化程度占7. 9%,中专文化程度占2. 1%,大专文化程度占0. 6%。在资金方面,农村金融市场发展不足,资金净流失严重,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 1978—2001年仅农村信用社每年从农村市场转移出就从120. 9亿上升到4640亿。在土地方面农村耕地也是损失了超亿亩,从1991年到1996年,全国平均每年建设占用耕地440万亩,1997年到2002年建设共计占用耕地1646万亩,农民只得到了这些流失耕地的20%左右级差收益;二是农户间的利益取向差异使得农户间难以在农业生产上有统一的行动和好的协作,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农户家庭的劳动力分布的非均衡性,使得农户家庭的就业取向和利益取向在双转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差异,这进而使得农户家庭间在农业生产领域的协作可能性在进一步的降低,农业公用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农户家庭积累资金被用于农业长远投资的资金量较少,农业生产的环境没有得到有效改善,甚至因为投资不足而出现恶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单农户家庭想在农业生产领域获得的成功几率是不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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