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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意兴盛对市民消费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

来源:原创论文网 添加时间:2018-03-04

本篇文章目录导航:

【题目】文创产业对消费机构的影响探析
【第一章】文化创意建设对消费机构的改变研究绪论
【第二章】文化创意发展与居民消费结构的现状
【第三章】文创产业繁荣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机制分析
【第四章】文化创意兴盛对市民消费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
【第五章-参考文献】文创行业建设下消费结构现状研究结论与参考文献

  第 4 章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对居民消费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章在第二章现状分析及第三章影响机制的分析基础上,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对居民的消费结构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分析过程分两步走:模型设定、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实证分析。

  4.1 模型设定、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4.1.1 模型设定。

 

文化创意兴盛对市民消费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
 

  消费水平直接体现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前人对其进行了广泛了研究,发现了众多因素对其具有影响。因此本文在经典的凯恩斯消费函数的基础上,考虑及已有研究,将文化创意产业产值、收入、负担系数、产业结构、城市化等作引入,构建了如下模型:

 

  式(1)中,下标 i、t 分别表示地区和年份,itC 表示人均消费水平,itv 表示随机误差项,此模型用来衡量文化创意产业是否能带来居民消费水平提高。

  为进一步了解消费的内部情况,采用上文提到的生存、发展型消费的划分方式,用它们各自的占比来反映居民消费结构。构建如下模型,用来衡量文化创意产业是否有利于居民消费结构改善。

  

  式(4.2)中,itcws 表示生存型消费比例,式(4.3)中,itcwd 表示发展型消费比例,其他变量解释同式(4.1)。

  4.1.2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本文使用我国 31 个省份 2005—2015 年间的面板数据,而数据主要来源于2006—2016 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及中经网数据库。

  核心解释变量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acii)采用人均文化创意产业的收入来表示,用文化文物总收入除以年末常住人口得到。选用该指标主要是考虑到大多数文献中使用的《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中的各省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只统计到2009 年,无法研究近些年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因考虑到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消除通胀因素后的人均文化创意产业的收入比总收入能更加客观准确地客观地反映各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的实际发展水平。总体而言,这一衡量指标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能比较准确衡量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控制变量,选择收入、负担系数、产业结构、城市化率。收入(inc),它是消费能力和偏好的决定因素,采用居民人均收入表示,且居民人均收入=年末城镇人口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末农村人口数×农村人均纯收入)/年末常住人口;负担系数(der),用各地区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之和表示;第三产业产值在 GDP 中的占比表示产业结构(str);用城镇人口相对于总人口的占比来衡量城市化率(urb)。且人均文化创意产业的收入、居民人均收入以及人均消费水平均采用以 2002 年为基期的各省 CPI 来消除价格因素,为减少异方差,增加数据的平稳性,各变量均使用其自然对数来表示。表 4-1 给出了各解释变量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各变量存在显着差异,为分析其对消费结构变化的影响提供了可能。

  

  4.2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对居民消费水平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 31 个省份 2005—2015 年间的面板数据,进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实证分析,该分析分为两步:一是进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对总体居民消费水平的模型估计;二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区域分析。表 4-2 呈现了所有的模型结果,因为是静态面板,究竟采用何种类型的面板数据模型,需要运用检验来说明。对所有的模型进行 F 检验,得出其 p 值均为0.0000,故在“固定效应”与“混合回归”中,选择了“固定效应”;然后进行Hausman 检验,在总体和东部的 p 值都大于 0.05,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其他模型中 Hausman 检验的 p 值均小于 0.05,故使用固定效应模型。

  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对总体居民消费水平的模型估计中可看出,文化创意产业对消费水平的影响在 1%水平下显着为正,而且人均文化创意产业收入每提高1%,将带来人均居民消费水平增加 0.043%。这与前文理论分析相符,文化创意产业一方面通过产品供给直接带动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另外,通过促使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使其获得更高的收入,增强其消费能力,从而提高消费水平。

  

  而其他控制变量,收入、产业结构、城市化率等也均对消费水平的提高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首先,收入是公认的对消费水平具有几乎决定作用的影响因素,它被纳入了大多需求函数中。本文的研究发现,而且人均文化创意产业收入每提高 1%,将带来人均居民消费水平增加 0.794%。这表明近年来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并不低,可能是因为人们受到国际提前消费思潮的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以及国家鼓励扩大内需的政策也对人们的消费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产业结构对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的作用没有那么明显,但是仍是显着的,产业结构每提高1%,将带来人均居民消费水平降低 0.096%。这与相关理论分析相符,产业结构的提高一方面通过促进经济增长间接使人们增加消费需求的总量与水平,另一面则是自身直接引领或创造消费需求。而我国在各方面的城乡差异已广泛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估计结果表明城市化率也消费水平有每提高 1%,将带来人均居民消费水平降低 0.222%。近年来,很多农民通过进城务工或者农村大学生通过在城市就业转变为城市人口,故各省城市化率都有所提高。而一方面在城市的生活成本相对就高于农村,需要消费的场所更多,水平更高,会带动消费水平的增加。

  而另外,在城市工作也相对提高了他们的收入,对其消费具有明显的刺激作用。

  负担系数对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的作用显着为负,负担系数每提高 1%,将带来人均居民消费水平降低 0.119%。在少儿时代,居民没有劳动能力,消费支出主要由父母代为支付,而老龄化趋势越来越严重的今天,老年人的消费支出主要依赖其年轻时的储蓄或者儿女的赡养费,故这两个年龄阶段的居民消费水平不会太高。而对于具有负担子女与父母生活支出的年轻人,也不得不压缩自身支出,故负担系数对于居民消费水平具有反向的作用。

  相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对总体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对东、中、西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①。从表 4-2 分析模型估计中可看出,西部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对消费水平的影响最为显着,在 1%水平下显着为正,而且人均文化创意产业收入每提高 1%,将带来人均居民消费水平增加0.187%。东部、中部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对消费水平的影响 5%水平下显着为正,人均文化创意产业收入每提高 1%,将分别带来人均居民消费水平增加 0.036%、0.073%。虽然系数上呈现的是西部大于中部,中部又大于东部的情况,我们不能说三个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水平的排序就是如此。但是,这一方面提醒我们关注中西部文化创意产业所取得的成就,如湖南长沙发展广播影视,云南昆明发展民族特色旅游等都形成了产业集聚。另外,也不得不认识到是由于东中西部本来消费水平基数的差异,西部本来的消费水平低,故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对它带来的影响更加明显,东部则相反。

  而其他控制变量对消费水平的影响系数上从符号上来看与对总体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系数基本一致,且几乎都显着。而且就绝对值而言,西部的各系数均大于全国平均水平及东中部(收入的系数除外),这很大可能是因为西部原本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消费水平落后,而今年来得到了发展,各项指标改善明显,从而大大刺激了消费水平的提高。具体来看,收入每提高 1%,东、中、西部人均居民消费水平分别增加 0.860%、0.840%和 0.437%,这与东、中部人们消费观念更加开放,经济水平普遍较高有密切的关系。产业结构每提高 1%,东、中、西部人均居民消费水平分别增加 0.066%、0.130%和 0.174%,东部的作用不显着,中、西部在 5%水平下显着。这可能是因为东部相对而言产业结构已经比较合理,产业升级不是那么明显,故比较难带来居民消费水平的显着提高,而中西部则恰好相反,由于其产业结构近年来逐步改善,能明显看到它对消费水平的引领与创造作用。城市化对东、中、西部人均消费水平的作用存在比较大的差异,东部在10%的作用下显着为正,且城市化率每提高 1%,消费水平增加 0.070%;西部在1%的作用下显着为正,且城市化率每提高 1%,消费水平增加 0.520%;中部的影响不显着。负担系数提高带来的显着影响则是西部大于中部,中部又大于东部,负担系数每提高 1%,将带来东、中、西部人均居民消费水平分别降低 0.115%、0.139%和 0.327%。

  4.3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对居民消费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4.3.1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对居民消费结构的总体分析。

  文化创意产业通过产品供给效应,创造和引导消费;通过产业关联,增加产品附加值,延伸消费链条;通过产业融合,即高新技术的渗透、产业间的延伸和融合来丰富和满足更多样化的消费需求。通过这三个效应从而达到引导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作用。

  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对生存型消费及发展型消费进行 Hausman 检验时,其 p值均小于 0.000,故均选择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结果如表 4-3。

  从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对这两类消费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影响,且差异明显。文化创意产业对生存型消费占比的影响在 5%水平下显着为负,而且人均文化创意产业收入每提高 1%,将带来生存型消费占比降低 0.008%。

  而它对发展型消费占比的影响在 1%水平下显着为正,而且人均文化创意产业收入每提高 1%,将带来发展型消费占比增加 0.019%。这与前文理论分析相一致,一方面,文化创意产业生产的产品符合人们追求自身发展与享受的需求,故其发展会直接通过产品供给效应带动以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为代表的发展型消费的增加;其次,文化创意产业通过产业关联和融合促使传统行业进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带来消费结构改善;最后,文化创意产业通过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或引导对人们思想和观念带来消费结构升级。因此出现这种对生存型消费占比有反向的作用,而对发展型消费则呈正向的作用的效果。

  

  而其他控制变量,收入、产业结构、城市化率等也均对消费结构具有显着影响,而具体到对生存型、发展型消费各自的影响则存在明显的差异。具体来看,收入对两类消费占比的影响均在 1%水平下显着,而且人均收入每提高 1%,将带来生存型消费占比减少 0.227%,发展型消费占比增加 0.119%。这与恩格尔定律及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相符合,当人们的收入达到一定的水平,满足生理需求的生存型消费的比重将下降,而会将更多的支出会花在用以获得知识与发展、带来愉悦精神享受的发展型消费上。

  产业结构对于两类消费的占比的作用均在 1%下显着,且产业结构每提高1%,将带来生存型消费占比降低 0.282%,发展型消费占比增加 0.084%。产业结构的改善主要表现为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随着产业升级,表明居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故维持生存的消费型占比会下降,而会增加充实自我的发展型消费。

  负担系数对于两类消费的占比的作用都显着为正,且负担系数每提高 1%,将带来生存型消费占比增加 0.296%,发展型消费占比增加 0.053%,即对生存型的消费带动作用更大。这主要是由于少儿与老年等非劳动就业人口没有收入来源,其更多的消费支出是花在了维持其生存上,但不容忽视的是,他们对于发展型消费支出的比例也不小。一方面,少儿正处于接受科学、艺术等各种知识的黄金年龄,而且在如今的知识年代,更加注重教育的作用,家长们也更加重视对孩子教育的投入力度。同时,对于其他具有教育意义的方式,如创意旅游、相关培训、电影电视等,家长们也愿意进行投资。另一方面,对于老年人来说,随着如今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思想的解放,他们也开始追求更加安逸的老年生活,发展型消费支出增加。比如有的人遗憾年轻时工作太忙,会趁着难得的退休时间来获得知识充实自我,可能去参加兴趣学习班或者简简单单去看个电影;有的人会遗憾一生都待在一个地方,可能趁机去历史名城追寻一下先人的痕迹或仅仅是去名山大川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城市化对于发展型消费的占比的作用均在 1%下显着,且城市化每提高 1%,将带来发展型消费占比增加 0.068%,而对于生存型消费的作用不显着。之所以这样,可能是因为城市化主要表现为人口的城市化,而进入城市则意味着面临着更加激烈的竞争,为了获得更多的机会,人们会增加更多的教育、培训投资,发展型消费支出增加。而在城市生活相对于乡村而言,尤其是大城市,其交通通讯的费用占比会更高,也有更多的娱乐方式可供选择,人们在这方面的支出占比也明显高于农村居民,这进一步加大了发展型消费。

  4.3.2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区域分析。

  从表 4-5 模型估计中可看出,各因素对东、中、西居民消费结构基本具有显着的影响,且区域差异明显,但其作用方向与对全国总体居民消费结构的作用方向一致。

  

  具体来看,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对生存型消费占比有反向的作用,其中对西部的影响最小,人均文化创意产业收入每提高 1%,将带来生存型消费占比降低0.004%。而对发展型消费呈正向的作用,其中对东部部的影响最小,人均文化创意产业收入每提高 1%,将带来发展型消费占比增加 0.007%。而对两类消费占比的影响来看,对中部地区的作用效果最为明显。人均文化创意产业收入每提高1%,将带来生存型消费占比降低 0.135%,发展型消费占比增加 0.146%。这主要是因为我国西部地区相对落后,居民的生存型消费在整个消费支出中占比高,消费结构升级缓慢。而东部地区相对发达,居民注重对自我发展与成长的投资,发展型消费在其消费支出中比较大,所以即使文化创意产业对其具有推动作用,效果可能也不会太明显。而对于中部地区而言,其经济水平发展速度较高,生存型消费占比不是特别高,发展型消费也不是特别低,而其文化创意产业由于近年来政策的推动又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如以湖南长沙为中心的产业集群,所以它作用于两类消费的效果相对于东、西部就更加明显。

  收入对东部和西部两类消费占比的影响对均在 1%水平下显着,而且对西部地区的发展型消费作用效果最大,西部人均收入每提高 1%,将带来生存消费占比降低 0.271%,发展型消费占比增加 0.149%,作用效果均高于对全国平均这两类消费占比的影响。这主要体现了我国西部地区经济落后,人们收入的增加对其消费结构的改善具有非常显着的作用。

  产业结构对于东、中、西部两类消费的占比的影响均显着,且对于中部地区影响最大,东部影响最小。中部地区产业结构每提高 1%,将带来生存型消费占比降低 0.300%,发展型消费占比增加 0.206%。东部地区产业结构每提高 1%,将带来生存型消费占比降低 0.197%,发展型消费占比增加 0.073%。

  负担系数对东部和西部两类消费占比的影响对均在 1%水平下显着,而且对西部地区的发展型消费作用效果最大,西部负担系数每提高 1%,将带来生存消费占比增加 0.356%,发展型消费占比增加 0.075%。

  城市化对于中部地区生存型消费占比降低的影响最大,而对西部发展型消费的增长的影响最大,城市化每提高 1%,将带来中部生存消费占比降低 0.406%,西部发展型消费占比增加 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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