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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与风险防范

作者:原创论文网 时间:2018-04-18 21:06 加入收藏
  2018年作为贯彻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必须牢牢把握住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规律,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防范经济风险的发生,尤其是系统性金融风险。
  
  一、2018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
  
  2018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实现要素的最优配置,从而推动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转变。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布局,实现资本和劳动力从边际生产力较低的部门向边际生产力较高的部门流动,引导创新驱动发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调整对外开放战略,促进产品、服务和要素的全球流动,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并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降低经济系统交易成本。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实现资源在部门间的优化配置。产业结构的变动主要表现为支柱性产业的变迁,所谓支柱性产业就是在经济发展中占到最大比重、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产业部门。过去一段时间中,我国的支柱性产业是传统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其中传统制造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借助于我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等实现了快速的发展,其典型代表就是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崛起,而房地产业从本世纪初开始,依托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大量的投资,房地产业开发投资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贡献一度达到近20%,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一度超过了8%,但是现在传统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分别面临着产能过剩和资产泡沫的压力,针对传统制造业,我们提出了去产能的要求,针对房地产业,我们提出了去库存和抑制资产泡沫的要求,这也就意味着它们将不能继续作为支柱性产业而存在。与此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将上升为支柱性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指具有“战略性”和“新兴”两个特点的产业形态,所谓战略性就是指市场需求巨大,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新兴是指短期内技术可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生物工程、信息技术及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智能机器人和高端装备制造。现代制造业主要是指生产公共产品的制造业部门,包括飞机制造、高端装备制造、核电装备制造、特高压输变电装备制造和现代军工制造。服务业包括消费服务、商务服务、生产服务和精神服务。在2018年,我们将逐渐感受到支柱性产业从传统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过渡,这也是决定着资源在产业部门之间的流动,从而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力。
  
  第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由依靠劳动力、土地、投资等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我国过去的发展主要依靠劳动力、土地和投资等要素驱动,而根据索洛增长模型,我们看到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投入带来的发展只有水平效应,而没有增长效应,也就是说有效劳动的平均产出会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停止,而不能继续增长,要想在长期中实现增长,必须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就是我们提出创新驱动的理论基础。我们提出的创新驱动主要有三层内涵,第一是产品与服务的创新,第二是商业模式的创新,第三是技术的创新,其中技术的创新是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同时技术也是全要素生产率最主要的内容。技术创新是最重要的部分,同时也是最难的部分,要实现技术创新,需要四个基础:第一是法律基础,需要法律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这是技术创新的保障;第二是财力基础,重大的技术创新都是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其需要很大的财力投入,由于其面临的高风险和巨大的财力需求,同时重大技术创新具有很高的正外部性,政府部门适当的支持是必要的和合理的;第三是物质基础,主要是指有从事技术研发的实验室,“实验室经济”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趋势,从实验室到市场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化路径为技术发展提供巨大动力,现代化实验室是技术创新的重要物质基础;第四是人才基础,人才是一切创新的核心,人才制度和教育制度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未来,我国在培育人才、吸引人才以及调动人才潜力等方面依旧有很大空间。
  
  第三,调整开放战略,由单向型开放战略向双向型开放战略转变。世界的全球化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750年到1950年,主导方是欧洲列强,比如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他们以殖民地的方式推动全球化,其最终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瓦解;第二个阶段是1950年至今,主导方是在二战中取胜的美国,他们推动全球化的方式是国际贸易。中国作为第二次全球化的后入者,从1978年改革开放才开始加入,但是已经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在国际贸易中获得了极大好处,成为全球化的受益方。但是之前我们长期坚持的是鼓励出口和引进外资的政策,这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的初期,我国的外汇储备不足,经济亟待发展,国内投资严重短缺,所以我们长期坚持了鼓励出口和引进外资的政策,这实际上是在搭全球化的“便车”,而现在我们也要让别人搭我们的“便车”,也就是坚持进口和出口并重,坚持对外投资和引进外资并重,向双向型开放转变。近期在日本举行的2018年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正式向世界宣告中国开放市场的决心,对外投资的典型代表就是“一带一路”的实施。
  
  第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释放改革红利。当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第一是进一步落实产权保护问题,2016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出台,标志着产权保护的顶层设计初步形成,2017年的两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这都是围绕保护个人财产权做法律上的准备,随着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2018年保护产权的措施将会进一步完善和细化;第二是简政放权,提高对政府的信任度,主要是政府需要向社会放权、向市场放权、向企业放权,更加公开化、透明化,提高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避免陷入“塔西佗陷阱”;第三是生态文明改革势在必行,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是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生态环境就是其中之一,对企业环保要求将会越来越高,城市建设上也会以智慧生态作为标准,比如雄安新区的规划就是先规划地下所有资源,再做地上的城市建设;第四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国企改革势必触动利益集团的痛处,但是包括混合所有制在内的国企改革是国有企业的出路所在,这也是市场化的要求,联通混改、东北特钢重组就是很好的例子,而这也将为民营经济提供机会和发展空间。
  
  二、2018年中国经济的风险防范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未来一段时间我们的重要任务是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2018年,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
  
  第一,抑制资产泡沫。资产泡沫就是指资产的价格上涨太快,资产泡沫主要集中于股市和楼市。基于以下三个原因,我国的股市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不会发生泡沫:第一是证监会目前把监管作为第一要务,对于操纵市场等引起的风吹草动会立马作出反应;第二是监管部门对于场外配资格外关注,不会导致使用高杠杆在股市“兴风作浪”的行为;第三是IPO(首次公开募股)的速度正在加快,并且规模加大,平均每周有四家左右,这会分散股市资金。所以据此我们判断,股市在未来一段时间很可能是慢牛的行情。资产泡沫将主要发生在楼市,由于房地产在具有居住功能之外,还有投资属性和金融属性,使其产生的投资性需求和投机性需求较大,这两个需求诱发的供给增加使得供给远远大于刚性需求,泡沫不断膨胀,如果任由泡沫膨胀,最终将会发生日本在1990年权威论坛紫光阁 第3期 47的泡沫破裂导致严重损害实体经济的后果,日本至今还没有从当年的危机中走出来。抑制房地产泡沫的对策主要有两条:中短期对策和长效机制相结合。中短期对策有两个立足点:一是严格约束投资和投机性需求,采取严格的限购限贷政策;二是严格约束开发商的行为,控制融资渠道,管制土地价格。长效机制就是指采取租售同权、共有产权、调整空间布局等手段。雄安新区的设立就是通过转移北京的非首都功能来达到疏散人口、抑制房价的目的。
  
  第二,稳住外汇。外汇风险主要是指汇率价格和外汇储备数量的波动。我国的汇率价格波动较大,在特朗普减税和美元加息的预期下,人民币对美元持续走强,说明前一阶段人民币出现了持续低估,而在目前作出反弹式的反应。我国外汇储备量的减少是前一阶段人民币持续走弱的重要原因,我国由于丝路基金、亚投行等的成立,消耗了大量的外汇储备,目前为了保持外汇储备稳定,国务院采取了三条应对措施:第一是凡是已经放开的项目继续放开,不能向资本管制的方向退。比如一张身份证每年可以兑换5万美元,但是没有放开的项目暂时不予放开,包括海外不动产投资、海外证券投资和投资类保险;第二是限制海外并购,对于技术类的并购予以大力支持,非技术类的并购进行限制;第三是支持海外投资使用人民币,目前俄罗斯卢布已经可以直接与人民币兑换,中国成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这是对美元霸主地位的极大挑战,未来“一带一路”的投资也会更多地使用人民币。
  
  第三,稳住债务。债务主要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个人债务、企业债务和政府债务。我国的个人债务原来不是很高,因为中国人的储蓄倾向比较强,很少会借钱消费,但是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个人债务占GDP的比例为30%,2016年达到44%,虽然没有达到警戒线,但是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企业的负债率明显偏高,尤其是国企的负债,国企是去杠杆的重中之重,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决策层对于国企去杠杆的决心,一个是联通混改,一个是东北特钢重组,国家下定决心要将企业的负债率降下来。政府债务中中央政府的债务较轻,因为每年的财政赤字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不超过当年GDP的3%,所以中央政府债务不高,但是地方政府债务负担严重,主要是由于过去采取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借来大量的债务搞基础设施建设,而现在正在进行的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和产业引导基金,又产生了大量潜在的政府债务。
  
  第四,治理金融乱象。金融乱象主要产生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改革引起的金融乱象,另一个是金融创新引起的金融乱象。在进行金融改革的时候,如果配套规则没有跟上,很有可能引发金融乱象,比如我国在过去的市场化过程中,放开了各类投资公司,包括基金、保险、证券、互联网金融等,但是相应的规则没有跟上,一些P2P(互联网金融点对点借贷平台)项目声称20%-30%的收益率,这种商业模式显然不能维系,最终给金融市场带来重大冲击。还有一些基金使用银行的钱进行投资,一清理外围基金,就导致股市大跌。保险公司的资金入市规则缺乏导致“野蛮人” “金融大鳄”等的出现。所以改革过程中相应的规则必须紧跟上,这给监管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金融创新引起的乱象也是一个重要问题,比如最近非常火的区块链技术。未来会有更多的金融创新,而金融创新带来的不确定性依旧是市场与监管部门博弈的焦点。
  
  第五,控制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1991年以来,我国一直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过去得益于宽松货币政策而产生的大量投资和杠杆,极大地促进了企业和经济的发展,但是我们知道货币政策只能在短期内起作用,在长期内货币政策是没有实体经济效应的,只会带来通货膨胀,所以2017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本会议五年一次,基本是为接下来五年的金融政策定调,所以未来一段时间稳健的货币政策将会持续,那些依靠高投资、高杠杆的企业必须适时作出调整。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作为双支撑,宏观审慎政策主要是要求我们做到两点:第一是在顺周期时,防止风险的积累,给机构、企业等设置防止风险积累的措施;第二是防止风险在行业间的传递,要有切断风险蔓延的能力。
  
  通过以上对2018年我国宏观经济增长动力和风险防范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将来自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包括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结构红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双向型开放带来的资源配置优化以及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改革红利,而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产生,我们要做到抑制资产泡沫、稳住外汇、稳住债务、治理金融乱象以及控制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只要充分调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做好风险防范,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并逐步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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