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地图 加入收藏 设为首页 原创论文网,覆盖经济,法律,医学,建筑,艺术等800余专业,提供60万篇论文资料免费参考

现行婚姻法中强制婚检制度虚设问题探析

作者:原创论文网 时间:2018-11-30 22:14 加入收藏

摘要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the overall and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legal system related to the Premarital Medical Examination System in China, it is widely believed that the marriage registration ordinance, in2003, "abolished the Mandatory Premarital Medic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changed to the Voluntary Premarital Medical Examination System", is a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law.How to resolve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the Mandatory Premarital Medic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he reality, and public opinion, is an important social issue that needs further discussion.

  Keyword:Premarital medical examination;The Mandatory Premarital Medical Examination;The Voluntary Premarital Medical Examination;Freedom of marriage;

  依据《母婴保健法》之规定, 婚前医学检查是对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可能患影响结婚和生育的疾病进行的医学检查。婚前医学检查制度 (下简称婚检) 是婚姻制度中的重要的制度设计, 属于婚前保健服务制度的一部分。其中, 无论是强制婚检还是自愿婚检, 表面上涉及到的是公民结婚登记是否必须进行医学检查, 但其实质则涉及到的是婚姻自由、准备结婚的人的生命健康权益、公共利益、后时代子女的健康利益等权益的平衡。对我国现行与婚检相关的法律制度予以检视后可以发现, 从字面含义上看我国法律规定了强制婚检制度, 自愿婚检制度在法律上从没有被规定过。但在登记结婚的实践中, 我国大部分地区负责婚姻登记的民政部门自2003年《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以来, 不再要求出具婚前医学检查证明, 这被称为强制婚检制度的取消, 代之的是自愿婚检制度。笔者认为, 在对我国与婚检制度相关的现行法律体系进行整体、综合分析基础上, 从字面含义以及结合法条上下文来看是不符合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 所谓“取消婚检”是对我国法律的误读。

现行婚姻法中强制婚检制度虚设问题探析

  一、强制婚检与自愿婚检的由来

  从历史上看, 中国的结婚无论是媒妁之言、父母包办的结婚方式还是自由恋爱式的结婚, 都是不需要进行医学检查的。直到1986年, 原卫生部出台了关于婚前健康检查的通知, 规定对结婚前应当进行医学检查, 民政部门对于有禁止结婚或暂缓结婚的疾病的 (尤其是性病与麻风病) , 应不予以登记。后相继出台的《婚姻法》《母婴保健法》《婚姻登记条例》等均确立了强制婚检制度, 将婚前医学检查作为婚姻登记前置程序, 没有婚前医学检查证明或医学鉴定证明的, 医学上认为不适宜结婚或应暂缓结婚的, 民政部门不予登记, 这就是强制婚检的由来。自2003年10月1日以来, 民政部门将国务院颁布的《婚姻登记条例》解读为婚检不是法定强制性规定, 并在实践工作中不再把婚检做为结婚登记的强制性条件, 不再要求持医学意见证明或鉴定证明登记结婚, 这就是自愿婚检的由来。此举对于需要结婚登记而不愿意婚检的人们而言, 大大简化了结婚的程序, 节省了去婚检机构排队检查时间和费用, 从而得到了广泛地欢呼与拥趸, 被众多学者、广大公众解读为公民婚姻自由、人权保障方面的进步。那么, 我国法律、法规, 包括现行的《婚姻登记条例》真的是实行了自愿婚检制度吗?是否存在着对法律的误读?本文从婚检相关法律方面予以分析后发现,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是强制婚检制度, 而不是自愿婚检制度。

  二、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是强制婚检制度, 而不是自愿婚检制度

  (一) 依据《母婴保健法》之规定, 我国为强制性婚检制度

  1. 婚前医学检查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婚姻不仅涉及婚姻自由、夫妻双方的生命健康权益, 也关系到后世代子女的健康, 后世代子女的健康也关系到公共利益 (例如公共负担) , 有时关系到婚姻是否自愿。母婴保健法规定了婚前医学检查包括对下列疾病的检查: (1) 严重遗传性疾病; (2) 指定传染病; (3) 有关精神病例。法律设计对这些疾病进行婚前检查是合理的、必要的。

  第一, 关于严重遗传性疾病的婚前检查, 依据《母婴保健法》的规定, 经婚前医学检查对诊断患医学上认为不宜生育的严重遗传性疾病的, 医师应当向男女双方说明情况, 提出医学意见;经男女双方同意, 采取长效避孕措施或者施行结扎手术后不生育的, 可以结婚。但《婚姻法》规定禁止结婚的除外。也就是说, 从前述法律条文的表述来看, 患有严重遗传缺陷的, 可以通过婚检检查确诊, 然后向准备结婚的公民提出医学意见, 并充分告知其如果结婚可能要生出有遗传缺陷后代的机会与避免措施, 最终由公民知情理解后自主、自愿做出是否生育的选择或采取避免生育有缺陷后代的措施, 既有利于当事人家庭, 又有利于社会的不必要的福利负担。

  第二, 《母婴保健法》规定了对“指定传染病”的检查, 指定传染病是指《传染病防治法》中规定的艾滋病、淋病、梅毒、麻风病以及医学上认为影响结婚和生育的其他传染病。对于“指定传染病的检查”则更加兼具社会效益与个人权益保护。前述疾病多是通过性传播或密切接触传播的疾病, 在婚检时检查出这些疾病在传染期的, 法律规定要暂缓结婚, 这样的规定不仅有传染病学方面的科学依据, 而且对于各方利益都是做了考虑的:一是从对拟结婚对象性传播或密切接触传播的可能性考虑, 需要对其生命健康权益予以法律保护;二是涉及到对公共卫生控制传染病方面的考量;三是对可能孕育的后世代子女的健康考虑, 因为很多传染病可以垂直传播或母婴密切接触传播。因此对“指定传染病”进行检查是有必要的。

  第三, 《母婴保健法》规定了有关精神病的婚前医学检查, 是指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型精神病以及其他重型精神病。该法规定的“有关精神病”无一不是严重精神障碍。当患有“有关精神病未治愈时”, 往往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这时结婚难以说当事人有“自愿”的能力。而依据《婚姻法》, 我国婚姻以自愿为原则, 因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而不能确定为自愿结婚的, 属于婚姻法上禁止结婚的情形。而且, 有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有伤害他人、肇事肇祸的危险, 关乎拟结婚对象的安全甚至其他不特定公众的人身安全, 如依照《精神卫生法》符合非自愿住院治疗的, 应依法办理, 此时亦不适合结婚。因此, 对“有关精神病”的检查是有必要的。

  综上所述, 我国婚前医学检查制度的设立具有科学依据, 符合各方利益的诉求, 包括但不限于公民基本权益、社会公共利益、后世代子女的利益等, 有着重要的意义, 具有合理性、必要性。

  2. 强制婚检是我国现行法律的要求

  (1) 强制婚检是《母婴保健法》的要求

  依据2017年修订的《母婴保健法》第七条之规定:经婚前医学检查, 医疗保健机构应当出具婚前医学检查证明。第九条规定:经婚前医学检查, 对患指定传染病在传染期内或者有关精神病在发病期内的, 医师应当提出医学意见;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暂缓结婚。第十条规定:经婚前医学检查, 对诊断患医学上认为不宜生育的严重遗传性疾病的, 医师应当向男女双方说明情况, 提出医学意见;经男女双方同意, 采取长效避孕措施或者施行结扎手术后不生育的, 可以结婚。但《婚姻法》规定禁止结婚的除外。第十二条规定:男女双方在结婚登记时, 应当持有婚前医学检查证明或者医学鉴定证明。从字面意义上看, 前述法条都用了“应当”之词, 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立法技术规范 (试行) (一) 》 (法工委发[2009]62号) 目录14, “应当”与“必须”的含义没有实质区别。法律在表述义务性规范时, 一般用“应当”, 不用“必须”。因此, 用“应当”表示的法律条文属于义务性规范。依据第十二条的规定, 持有婚前医学检查证明或者医学鉴定证明是男女双方结婚登记的必须具备之要件;依据第七条之规定, 医疗机构应当向公民提供婚前检查服务。在经婚前医学检查后发现严重遗传性疾病、指定传染病、有关精神病例的, 依据第九条、第十条的规定, 医疗机构则必须提出医学意见, 出具婚前医学检查证明。依据第十一条之规定, 接受婚前医学检查的人员对检查结果持有异议的, 可以申请医学技术鉴定, 取得医学鉴定证明。前述用“应当”表述的义务性规范建立了《母婴保健法》的婚前检查制度, 可以判断出《母婴保健法》规定了强制婚检制度, 而非自愿婚检制度。

  (2) 《婚姻法》规定的强制婚检制度

  根据2001年4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决定》, 修正后的婚姻法从字面含义上结合法条上下文语境属于强制婚检制度, 而非自愿婚检制度。主要表现为:

  A.第五条规定, 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 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违背自愿的常见情形包括强迫和操纵[1], 如果患有《母婴保健法》规定的有关精神病 (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型精神病以及其他重型精神病) , 患者往往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因此很容易被强迫或操纵, 很难说谈得上是自愿。因此, 《婚姻法》对此是禁止结婚的。

  B.第七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禁止结婚: (1) 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 (2) 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尽管该法条不像《母婴保健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对于结婚必须持有婚前医学检查证明或者医学鉴定证明的字面上的规定, 但因为一是研究法条不能拘泥于某一孤立的法条, 应结合整个现行法律体系考虑, 例如对于《母婴保健法》强制婚检制度的考虑;二是不能简单机械地局限于字面上的表述, 而应结合本法所有法条的上下文语境而定。在该法第七条规定中, 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是禁止结婚的情形, 而证明是否患有医学上不应当结婚的疾病, 则显然是必须通过婚前医学检查而得出的。也就是说, 欲达到证明符合结婚上的医学条件之目的, 则必须进行婚检。《婚姻法》第十条进一步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婚姻无效: (1) 重婚的; (2) 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 (3) 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 婚后尚未治愈的; (4) 未到法定婚龄的。本法条可以理解为, 即便没有依法提交是否患有医学上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证明材料, “混过”了结婚登记这一关, 但如果事后证明存在《婚姻法》第十条的情形, 例如存在必须通过医学检查才可以证实的“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 婚后尚未治愈的”的情形, 婚姻依法归于无效。即本法条也是在通过规定婚姻无效的情形而表明婚前进行医学检查的必要性。因此, 综合前述《婚姻法》的关于结婚登记与婚姻无效的条款, 现行《婚姻法》对于婚检的态度也是强制性婚检, 而非自愿婚检。

  3. 从字面含义和上下文语境考量, 《婚姻登记条例》并非取消了强制婚检

  A.依据《婚姻登记条例》第一条之规定:“为了规范婚姻登记工作, 保障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的实施, 保护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以下简称婚姻法) , 制定本条例”。因此, 依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以及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法律适用原则, 《婚姻登记条例》属于婚姻法的下位法, 不应当与其上位法的《婚姻法》《母婴保健法》所规定的强制婚检制度相违背, 否则违反立法法。

  B.《婚姻登记条例》规定结婚登记时的材料必须包括婚前医学检查证明或医学鉴定证明吗?

  《婚姻登记条例》第五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的内地居民应当出具下列证件和证明材料: (1) 本人的户口簿、身份证; (2) 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签字声明。有人将其解读为第五条只规定了结婚时出具本人的户口簿、身份证;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签字声明。而没有强制性要求出具婚前医学检查证明或医学鉴定证明, 这实际上属于对该条例的误读。从字面上看第五条规定了应当出具的这两类材料, 但值得注意的是, 该法条没有规定这些是全部材料, 还需要什么材料, 应当从该条例的全文考虑, 尤其是应当注意条例第六条的规定:办理结婚登记的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婚姻登记机关不予登记: (1) 未到法定结婚年龄的; (2) 非双方自愿的; (3) 一方或者双方已有配偶的; (4) 属于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 (5) 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从常识上即可判断, 如果不持有婚前医学检查证明或医学鉴定证明, 如何证明是否存在“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呢?是否“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 既不可能依靠男女双方的声明, 也不可能依靠负责登记的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做出的评估、判断, 而只能依靠医疗机构的婚前医学检查或医学鉴定部门的鉴定证明。因此, 从第五条、第六条结合起来看, 《婚姻登记条例》规定的仍然是强制婚检制度, 这与《婚姻法》《母婴保健法》的规定是一致的。公众、很多学者甚至是民政部门广泛存在的认为是《婚姻登记条例》第五条废除了强制婚检制度, 改为自愿婚检制度, 是对条例的误读, 这种误读存在之广泛导致几乎没有人对此进行质疑。例如有学者把我国婚检制度的发展历史归纳为:我国婚检工作始于1986年, 婚姻登记需出示婚检证明, 即所谓的“强制婚检”, 而后逐渐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服务模式。到2003年10月, 婚姻登记时不再要求出示婚检证明, 即强制婚检变为“自愿婚检”, 婚检率骤降, 引发广泛关注。2004年以后, 国家相继制订系列政策, 旨在提高婚检率[2]。这种观点被广泛认可, 足见法律强制婚检制度被虚设了, 这种法律的被虚设与现实之间的脱离是值得思考的。

  三、法律强制婚检制度被虚设的思考

  尽管从前述对《母婴保健法》《婚姻法》和《婚姻登记条例》的字面含义以及综合考量而可以得出结论, 法律在婚检方面从来都是强制性、而非自愿性的, 自愿性婚检是对于法律的误读。但当时所谓“废除强制婚检”得到了众多公众的拥趸甚至欢呼, 学者也纷纷发表文章, 普遍认为强制婚检被废黜了, 被自愿婚检所替代, 即强制婚检制度被很尴尬地架空而虚设, 导致现实与法律脱节。按照亚里斯多德关于法治 (rule of law) 的阐述, 法治社会, 一是要有制定良好的法律;二是法律必须得到普遍的遵守。显然, 在对婚检制度的理解与态度上公众与立法者存在着理念和执行上的背离, 是法律脱离了现实、背离了民众的意愿?还是现实中普遍不尊重法律, 类似于集体闯红灯的中国式过马路现象?一般而言, 脱离现实、背离了民众意愿的法律制度难以说是好的法律;而普遍违反某一法律不一定就证明法律不具备科学性、合理性与必要性。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 都难以说在婚检制度的立法与执行等方面符合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 这就需要法律与现实、民意进行良性互动。

  一方面, 强制婚检制度不仅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 (例如遗传学、传染病学、精神病学等医学科学) , 而且事关社会、个人的利益平衡, 属于良法。众所周知, 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 无论是严重遗传性疾病还是指定传染病、有关精神病, 从科学角度上看, 客观认识这些疾病对于婚姻、家庭、社会、后世代子女等利益保护与均衡大有裨益, 可以帮助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在知情、理解后结合自身情况, 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做出自主、自愿的选择, 是依据婚检医学意见采取科学的措施, 还是采取看起来不那么科学的措施?笔者认为, 只要在法律框架内进行选择, 只要不违法法律禁止性规定, 这要尊重当事人自己的决定。但是, 法律禁止结婚的或规定暂缓结婚的, 则需要依照法律办理。

  另一方面, 要反思强制婚检的制度设计问题与现实、民意的互动是否充分?是否脱离了现实、背离了民众的意愿?有研究表明, 自1986年实施婚检制度以来至2004年以前, 城乡和各经济地区婚检率处较高水平。取消强制婚检后, 2004年婚检率骤降至不足3%, 无论城市还是农村, 婚检率都不足4%[2], 这表明婚检工作普遍停滞。婚检率的下降导致了一些不利后果, 据中国出生缺陷监测中心以医院为基础的出生缺陷监测结果显示, 2002年全国出生缺陷发生率为11.12‰、2003年为12.98‰、2006年为14.55‰, 呈上升趋势。2004年甘肃省新生儿出生缺陷率为16.4‰, 每年新增1.5万名出生缺陷儿。2006年兰州市婚检率只有6.69%, 年新增出生缺陷儿突破500例, 出生缺陷发生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安宁区2008年婚检率13.85%, 出生缺陷率9.36‰。每出生一名缺陷儿, 家庭初期抚养费平均超过10万元, 社会投入的后期抚养费用更大[3]。这些数据表明, 废除强制婚检在缺乏自愿婚检的动机时, 大部分准备结婚的人不再首选婚检, 结果是造成了家庭的不幸, 又给社会福利的负担加重。笔者认为, 其中的影响因素包括但不限于:1.强制婚检服务的医疗机构服务意识不够、条件有限、程序和项目繁琐, 导致准备结婚者在婚检时极不便利。设身处地想一想, 结婚一般本来是大喜事, 但如果被繁琐的检查程序所劳顿, 难道不是很扫兴的一桩事情吗?这就要求卫生行政部门主导、医疗机构行动, 为改善婚检的体验下一番功夫, 例如从服务态度、硬件建设、服务程序、服务项目等方面做制度性改进, 以改善人们的婚检体验。2.关于费用问题。结婚的人大部分属于健康人群, 婚检不仅涉及个人利益, 也涉及社会公共利益, 这就需要婚检所要求的“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筛查在理论上应与免疫规划一样免费进行, 而非成为牟利的手段。事实上, 在许多国家, 婚检是由国家财政支出的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这是社会和政府应当关注的公共卫生, 保护妇女、儿童这些弱势群体利益的基本体现[4]。有研究表明, 2009年原卫生部明确提出积极推广免费婚检政策, 婚检率便较快回升至2013年的52%, 接近取消强制婚检前的水平。2009年至2013年无论城市还是农村, 婚检率均在回升。2013年农村婚检率已高于城市, 并且超过取消强制婚检前水平。期间, 不同地区婚检率也在回升, 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回升较快。2013年中部和西部婚检率为59%和55%, 已达到或超过了取消强制婚检前的水平。东北地区最低38%, 仅为取消强制婚检前水平的一半。在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婚检率回升较快, 可能与免费婚检以及向贫困人口的倾斜政策有关, 如对贫困地区实行免费婚检补助政策[2]。3、婚姻自由问题。自古以来, 结婚属于公民的私生活领域, 婚姻自由属于公民基本权利, 不得非法干涉。但任何自由都不是绝对的, 都是法律下的自由, 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 如果一个公民要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 他就不再有自由了, 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有这样的权利[5]。婚姻自由也不例外, 如果涉及到结婚对象的安全 (例如一方患有艾滋病, 具有传染性;或患有精神分裂症, 尚未治愈, 有暴力行为) , 如果涉及到后代子女的福祉 (例如一方患有严重遗传疾病) , 如果涉及到社会的公共利益 (例如严重遗传缺陷、艾滋病等影响社会福利负担或公共卫生) , 国家有权力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相应的法律予以规范管理, 因此认为婚姻纯属个人绝对自由、国家不宜干预的想法是对婚姻自由理解上的错误。国家实行婚检制度不仅有科学依据, 亦符合尊重自主、不伤害、有利、公正的伦理原则, 有民意基础与立法依据。诚然, 说强制婚检制度具有科学性、合理性, 并不意味着目前的法律制度已经完善而无需修改, 尚需在实践中对婚检制度的意义与内容等予以宣传、普及、推行、改进。依据《母婴保健法》第十三条之规定,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 制定婚前医学检查制度实施办法。实践中, 有些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依据该条规定制定了适合本地区的规定, 促使自愿婚检工作普遍复苏。2013年福建、广西、宁夏、浙江和安徽5省份婚检率已超90%, 居历史高点, 可能与其积极落实免费婚检政策、加强卫生计生与民政部门间协作、重视宣教、配套便民措施、构建婚育综合服务平台等有关[2]。笔者认为, 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的婚前医学检查制度实施办法应做到有的放矢, 这样既能有效率地筛查出有关疾病, 又能节省费用, 避免不必要的支出, 简化婚检的程序, 使当事人便利、愉快地进行对彼此、对后世代子女、对社会都有利的婚检。这样的“强制”就会向“自愿”靠拢, 既保证婚检率, 又能最大限度地去接近“自愿”, 避免充满了科学性和善意的法律得不到普遍遵守的窘境。

  参考文献
  [1] Tom LBeachamp, James F Childress.生命医学伦理原则[M].李伦等,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5:93.
  [2]周玉博, 罗树生, 李宏田, 等.1996年至2013年中国婚前医学检查率变化情况[J].北京大学学报 (医学版) , 2015, 47 (3) :437-442.
  [3]张玲芳.取消强制婚检后提高婚检率的措施探讨[J].卫生职业育, 2015, 33 (12) :124-125.
  [4]胡照青.自愿“婚检”的理性思考[J].人口与经济, 2005 (6) :15-16.
  [5]徐爱国, 李桂林, 郭义贵.《西方法律思想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147.

现行婚姻法中强制婚检制度虚设问题探析相关文章
重要提示:转载本站信息须注明来源:原创论文网,具体权责及声明请参阅网站声明。
阅读提示:请自行判断信息的真实性及观点的正误,本站概不负责。
别人都分享了,你还在等什么?赶快分享吧!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