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地图 原创论文网,覆盖经济,法律,医学,建筑,艺术等800余专业,提供60万篇论文资料免费参考
主要服务:论文发表、论文修改服务,覆盖专业有:经济、法律、体育、建筑、土木、管理、英语、艺术、计算机、生物、通讯、社会、文学、农业、企业

成都地区先秦建筑遗址分类分期探究

来源:原创论文网 添加时间:2019-06-27

  摘    要: 根据以往研究, 成都平原先秦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发展过程一直较为连贯, 不存在明显的间断, 且各个区域的文化面貌较为一致, 不存在分区现象。然而, 很少有学者通过建筑遗存去验证这一结论。本文尝试将成都平原现有将近150座先秦时期建筑按照建造技术的不同分为沟槽式、干栏式、柱洞式和烧土类四大类。在此基础上结合建筑所在层位关系将其分为五期11段, 分别对应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的相关期段, 但其演变过程与考古学文化发展过程并不同步, 不同区域的建筑特征也各有所区别, 意味着成都平原先秦时期的文化格局并非铁板一块, 而是可以划分不同区域的。此外, 高等级建筑目前只见于大型聚落的核心区域, 一般建筑则分布相对较为随意, 且有原址重建现象和不同遗迹集聚的现象。

  关键词: 建筑; 成都平原; 先秦时期; 宝墩文化; 三星堆文化; 十二桥文化;

  Abstract: According to previous studi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chaeological culture of Chengdu Plain in the Pre-Qin Period has been relatively coherent. Moreover, the cultural outlook of each region is comparatively consistent. However, few scholars have verified this conclusion through architectural remain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classify nearly 150 architectural remains of the Pre-Qin Period in Chengdu Plain into four categories, according to their different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namely the wood-bone-wall architecture, the wood-railing-frame architecture, the post-hole architecture, and the red-burnt earthen architecture. On the basis of the classification, combined with their tectonic structure, all the architectural remains can be divide into five periods and 11 phases, corresponding to the related periods of Baodun Culture, Sanxingdui Culture and Shierqiao Culture respectively. Nevertheless, the evolution of these architectural remains is not synchroniz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chaeological culture. The archite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regions are also different, which means that the cultural pattern of Chengdu Plain in the Pre-Qin Period is rather regional than monolithic. In addition, currently high-end buildings are only found in the core area of large settlements, while the distribution of general buildings is relatively casual, along with the phenomena of the reconstruction on the same site and the gathering of various remains.

  Keyword: Architecture; Chengdu Plain; Pre-Qin Period; Baodun Culture; Sanxingdui Culture; Shierqiao Culture;

  成都平原西抵龙门山脉, 东接龙泉山, 北邻川北丘陵, 除了南边有岷江河谷向南交通之外, 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单元。在纳入秦汉统治之前的先秦时期, 成都平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一脉相承, 没有中断1。作为考古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筑2的演变情况一直少有学者探讨, 是与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过程同步, 还是有所区别?这是进一步把握考古学文化关系及开展聚落、社会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随着考古发掘的建筑遗存不断增多, 本文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的讨论。不足之处, 祈请专家批评指正。

成都地区先秦建筑遗址分类分期探究

  一、建筑分类与分期

  到目前为止, 成都平原发现的建筑遗迹共计149座, 分布于24个遗址中 (图1) , 不过资料发表较为详细的仅有70余座。除了十二桥遗址F1和F23还可见到移位的木构遗存外, 其余建筑遗迹均只保留地面基础部分, 墙壁、屋顶皆不存。以下仅主要根据建筑的地面基础部分对成都平原先秦时期的建筑遗迹进行初步的分类。

  图1 成都平原先期时期建筑分布图
图1 成都平原先期时期建筑分布图

  图2 沟槽式建筑
图2 沟槽式建筑

  如何对建筑进行科学的分类, 是开展建筑研究的首要问题。一般而言, 分类的标准与研究内容和目标密切关联。在此之前, 已有学者根据房址地基的处理方式将成都平原先秦时期的建筑分为基槽式、干栏式和平面柱洞式4。实际上, 建筑分类的标准应该与建造技术有关。据此, 我们拟根据建造技术的不同将成都平原先秦时期的建筑分为沟槽式建筑、干栏式建筑、柱洞式建筑和烧土类建筑等四大类。

  (一) 沟槽式建筑

  这类建筑直接建造在经过平整的地面上, 需先在墙壁所在位置下挖较窄的浅沟槽, 沟槽之内竖立较细的木柱或圆竹作为墙壁筋骨。部分建筑在竖立木柱或圆竹之前会在沟槽底部再行下挖小的沟槽或柱洞, 使木柱或圆竹更为牢固。之后利用木柱或圆竹为支撑编织墙壁, 再涂抹细泥并经烘烤使之坚固, 宝墩96IIIH55和古城97H166均出土有这类墙壁残块。由于木柱或圆竹均较为细小, 承重能力有限, 故屋顶可能由茅草等较轻的材料搭建7。

  建筑的开间大小、沟槽的宽窄以及是否分间等在建造技术方面都没有明显的不同, 均不是进一步分类的依据。对沟槽的处理方式的不同则与建造技术相关, 绝大多数建筑的沟槽都直接以土回填并夯实, 不做进一步处理, 但也有进一步以卵石进行铺垫的例子, 据此可将沟槽式建筑分为二型:

  A型无卵石铺垫。数量最多, 几乎每个遗址均可见到。其平面形制有长方形、方形和圆形三种, 如三星F28 (图2:3) 。值得注意的是, 部分建筑的转角或门道两旁的柱洞要大于其他柱洞, 体现出一种与其他同型建筑在建造技术上的不同考量。因此可将A型沟槽式建筑细分为二亚型:

  图3 干栏式建筑
图3 干栏式建筑

  Aa型木柱或圆柱体量一致, 均较小, 如金沙芙蓉南F349 (图2:1) 、古城98F1010 (图2:2) 。

  Ab型转角或门道两旁的立柱较大, 其余较小, 如金沙芙蓉南F31 (图2:4) 、化成F111 (图2:5) 。

  B型卵石铺垫, 制作较为精细。此型建筑目前仅见二例, 即古城97F5 (图二:6) 和鱼凫99F1212。

  (二) 干栏式建筑

  与沟槽式建筑的最大区别在于干栏式建筑的活动空间与地面有一定垂直距离, 通常以木柱支撑建筑地面、墙壁和屋顶。考古发掘出土的干栏式建筑一般只残存支撑木柱的柱洞或础石, 建筑本身的情况一概不清楚。能够体现干栏式建筑建造技术区别的也主要在于固定支撑立柱的不同方式上。据此将干栏式建筑分为二型:

  A型以卵石为础, 不见础坑, 如古城98F13 (图3:1) 。

  B型只见础坑, 无础石, 如芒城98F613 (图3:2) 。

  (三) 柱洞式建筑

  该类建筑与沟槽式建筑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没有下挖沟槽, 柱洞较大但不如后者密集。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后期破坏, 不排除其中部分柱洞式建筑属于沟槽式建筑的可能性。由于地面以上部分已不存在, 故其墙壁、屋顶情况不明。宝墩鼓墩子F1是目前发现的体量最大的柱洞式建筑群, 中间一座的面积达210平方米, 其柱洞为方形, 边长多数超过1米14, 与其他柱洞式建筑无论在整体面积还是柱洞大小上都有明显不同。据此可将柱洞式建筑分为二型:

  A型小型柱洞式建筑, 柱洞直径一般不超过0.3米, 建筑平面有方形、圆形和长方形三种, 如波罗YF115 (图4:1) 、三星堆80F16 (图4:2) 和中海IF116。

  图4 柱洞式建筑
图4 柱洞式建筑

  图5 烧土类建筑 (三星堆青关山F1, 由东南向西北拍摄)
图5 烧土类建筑 (三星堆青关山F1, 由东南向西北拍摄)

  B型大型柱洞式建筑, 柱洞多为方形, 边长超过1米, 如宝墩鼓墩子F1 (图4:3) 、宝墩治龙桥F617。

  (四) 烧土类建筑

  目前所见较少, 仅在桂圆桥遗址和三星堆遗址有所发现。建造较为精细, 桂圆桥F1的地面由红烧土块拼接而成, 中部亦有烧土墙18。三星堆青关山F1的地面经过夯打, 墙壁两重, 均由红烧土块和卵石堆砌而成。与桂圆桥F1有所不同的是, 青关山F1在房内有6列柱洞, 柱洞之间的间距较小, 显然无法供人活动, 这意味着青关山F1有可能是外围有红烧土矮墙的干栏式建筑, 这种形制不见于成都平原其他遗址。青关山F1的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 (图5) , 足见其等级之高19。

  由于建筑保存较差, 室内无使用时期的器物可供判断建筑的分期与年代, 只能根据建筑所处层位关系进行大致分析。由表一可知, 目前所见成都平原先秦时期建筑可分为五期11段。除了Aa型沟槽式建筑几乎从早到晚均有发现之外, 其余各型建筑较为少见, 没有形成连续的发展序列。不过, 仍可隐约看出各型建筑在形制演变方面表现出的初步规律:

  其一, Aa型沟槽式建筑的柱洞间距从一期3段开始变得稀疏, 至三期7段又开始变得密集。不过, 由于三星堆遗址80SF3、80SF5和80SF6的年代并不能很确定属于二期5段, 或许与早期建筑的年代一致, 属于一期3段20。这样一来, Aa型沟槽式建筑的柱洞间距变化的规律就应该是:一期1段至2段较为密集, 一期3段至4段较为稀疏, 至迟从三期7段又开始变得密集。

  其二, Ab型沟槽式建筑的沟槽至迟从四期8段开始由窄变宽, 唯一的例外发现于金沙遗址芙蓉南F31和F32, 不过其年代已晚至五期11段, 或许意味着此后的Ab型沟槽式建筑的沟槽又有变窄的趋势。

  其三, A型干栏式建筑的卵石排列似乎有由稀疏到密集的演变趋势。不过, 由于建筑材料不多, 目前难以确定较为明显的转变发生在何时, 推测大致应该从一期3段开始。

  表一  成都平原先秦时期主要建筑分期表
表一  成都平原先秦时期主要建筑分期表

  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目前各类型建筑的数量太少, 分布又较为分散, 上述总结的规律可能不一定正确, 只是作为一种可能性的推测, 还有待后续不断验证。

  二、建筑与考古学文化

  目前成都平原所见先秦时期的建筑主要集中于新石器时代末期至西周时期, 东周时期目前还未发现。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有三支, 即宝墩文化21、三星堆文化22和十二桥文化23。上文划分的各类型建筑与三支考古学文化的关系值得关注, 以下主要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进行初步的探讨。

  由于目前成都平原先秦时期的建筑遗存保存甚差, 难以通过自身信息判断年代, 只能借助层位关系, 由上下单位中出土的陶器进行分期断代。这样一来, 上文所作的各类型建筑的分期实际上是置于考古学文化的分期体系之下的。具体而言, 一期的1至4段分别代表宝墩文化一至四期24, 其中宝墩文化第四期, 也即鱼凫三期25的文化归属目前尚有争议, 有学者将其归入三星堆文化最早阶段26。二期5段、三期6段和7段分别相当于三星堆遗址二期、三期, 亦即三星堆文化一至三期27。四期8段和9段分别相当于“新四期”1段和2段, 属于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的过渡阶段遗存28。五期10段和11段属于十二桥文化早期阶段。

  从表二可以看出, 无论是Aa型沟槽式建筑、Ab型沟槽式建筑还是A型干栏式建筑, 其演变与考古学文化的演进均不同步。三者均在宝墩文化二、三期之际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 而同样明显的变化还出现在三星堆文化中间。唯一与考古学文化演进同步的是A型沟槽式建筑, 其形制在宝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交替之际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如果上文总结的各类建筑的形制特征演变情况没有出现太大偏差的话, 意味着建筑不能像过去那样直接纳入考古学文化中去总结考古学文化的总体特征, 而应单独进行讨论。

  表二  建筑演变与考古学文化变迁关系简表
表二  建筑演变与考古学文化变迁关系简表

  不过, 无论是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 还是十二桥文化, 建筑类别没有发生增减, 且一直以沟槽式建筑占主导地位。尽管沟槽式建筑、干栏式建筑有上述形制变化, 但整体上看较为细微, 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改变。这也表明, 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 再到十二桥文化, 成都平原处于同一个较大的文化系统中, 没有发生断裂或替换。

  在讨论各类建筑与考古学文化在空间上的关系之前, 我们首先需要明确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在成都平原的分布范围, 以往仅有少数学者对于这个问题有所涉及29。根据目前发现来看, 宝墩文化、十二桥文化均覆盖整个成都平原, 三星堆文化早期主要分布于沱江流域, 晚期才扩展至成都市区, 南界到不了宝墩遗址一带30。

  宝墩文化时期沟槽式建筑的分布范围与宝墩文化的分布范围大体相当, 只是沱江流域北部尚未覆盖。这一区域目前所见以烧土类建筑为主, 其中以桂圆桥遗址F1最为典型 (图六) 。有学者将桂圆桥遗址的一期遗存单独命名为桂圆桥文化31, F1所属分期不是特别清楚, 从层位关系来看, 有属于一期的可能性, 如此F1可能就属于桂圆桥文化的建筑。考虑到桂圆桥一期包含有小口尖底瓶等与川西山地关系密切的陶器, 而川西山地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建筑也多见红烧土, 如营盘山遗址32, 或许桂圆桥文化烧土类建筑也与之有关。这样, 烧土类建筑似乎可以视为区分桂圆桥文化和宝墩文化的典型特征之一。三星堆遗址也出现有烧土类建筑, 所属分期同样不清楚33, 如果可以确定与桂圆桥一期相当, 则三星堆遗址在早期也处在桂圆桥文化的分布范围之内, 之后才变为宝墩文化;反之, 则应理解为桂圆桥文化对三星堆遗址在建筑方面存在持续的影响, 尽管桂圆桥文化本身可能已经消失。

  图6 一期建筑分布
图6 一期建筑分布

  干栏式建筑目前只见于岷江流域, 沱江流域还不见踪迹。柱洞式建筑虽然在沱江流域的三星堆遗址也有发现, 但仅此一例, 总体上还是以岷江流域为主要的分布区域 (图六) 。结合沟槽式建筑和烧土类建筑存在的上述空间分布特征, 似乎宝墩文化可以分为两个类型, 二者分别以岷江流域和沱江流域为主要分布区域。

  三星堆文化及“新四期”时期的建筑遗存发现较少, 难以总结确切的建筑空间分布特征。不过仍然可以大致看出岷江流域和沱江流域的差别, 如岷江流域仍有不见于沱江流域的干栏式建筑和柱洞式建筑, 而沱江流域也独有烧土类建筑 (图7、图8) 。

  图7 二、三期建筑分布
图7 二、三期建筑分布

  图8 四期建筑分布
图8 四期建筑分布

  至于十二桥文化时期的建筑分布情况, 由于沱江流域目前尚未发现明确的建筑遗存, 故而难以对比总结, 只知道岷江流域以沟槽式建筑和干栏式建筑为主, 柱洞式建筑不见踪迹 (图9) 。

  三、建筑与聚落

  尽管成都平原先秦时期的建筑遗存数量不多, 但基本可以确定宝墩鼓墩子F1、宝墩治龙桥F6、古城97F5、三星堆青关山F1和金沙黄忠F6建筑群34 (以下以F6代指整个建筑群) 的等级最高, 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图9 五期建筑构成
图9 五期建筑构成

  图1 0 鼓墩子F1位置 (据《新津县宝墩遗址鼓墩子2010年发掘报告》图二改绘)
图1 0 鼓墩子F1位置 (据《新津县宝墩遗址鼓墩子2010年发掘报告》图二改绘)

  其一, 建筑面积较大。宝墩鼓墩子F1面积为360.75平方米;古城97F5的面积为551.05平方米;三星堆青关山F1的面积超过1100平方米;金沙黄忠F6尽管未公布详细的资料, 但从照片上看, 基本遍布整个发掘区, 据此估计其面积可能超过1400平方米。其余建筑的面积基本不超过200平方米, 与上述建筑差距明显。

  其二, 建筑平面结构较为复杂。宝墩鼓墩子F1由三座独立的建筑构成, 三者呈品字形分布35;古城97F5尽管整体呈长方形, 没有特别之处, 但分布于建筑内部的5个长方形卵石台不见于其他建筑;三星堆青关山F1有两重烧土墙基, 内部还有4处对称分布的“U”字形烧土遗迹, 有学者怀疑其可能是通往第二层楼阁的阶梯设施36;金沙黄忠F6的平面结构最为复杂, 整体与凤雏一号基址37较为相似。

  其三, 建筑建造方式较为独特。宝墩鼓墩子F1、治龙桥F6的柱洞为方形或长方形, 除了三星堆青关山F6与之相同外, 不见于其他建筑;古城97F5以卵石填充沟槽, 室内的长方形土台亦以卵石铺垫, 土台外围环绕一周小沟槽, 在成都平原仅此一例;三星堆青关山F1的两重烧土墙基、“U”字形烧土遗迹以及室内密集柱洞均显示出其独特之处;金沙黄忠F6尽管属于沟槽式建筑, 但沟槽中有分布较为规律的大型柱洞, 与一般的沟槽式建筑也有显着区别。

  上述四座建筑所在的遗址均为大型聚落。宝墩遗址有两重城圈, 面积达268万平方米38;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分布面积均超过300万平方米39, 其中三星堆有两重城圈, 面积超过350万平方米40;古城遗址面积相对较小, 仅有30.4万平方米41, 不过由于古城遗址有城墙, 其聚落等级应不会太低。由此可见, 建筑等级与聚落等级密切相关, 高等级建筑只见于高等级聚落。

  高等级建筑均位于聚落的核心区域42。鼓墩子F1、治龙桥F6和古城97F5均分别位于宝墩遗址内城和古城遗址城圈中部 (图10、图11) 。青关山F1位于三星堆内城西北部, 尽管不再是中央位置, 但该地属内城最高区域, 而月亮湾地点发现有板瓦、陶水管等高等级建筑构件, 表明内城整体就是大型建筑分布区域 (图12) 。黄忠F6位于金沙遗址东南部, 摸底河北岸, 与南岸的梅苑祭祀区隔河相望。由于目前尚不清楚金沙遗址的确切范围, 黄忠F6在金沙遗址的分布位置也不得而知。考虑到祭祀区的重要性, 其位置应处在遗址的核心区域, 则邻近的黄忠F6似乎也应该如此。

  在上述高等级建筑周围, 目前尚未发现较多与之相应的其他遗存, 更多的是空白区域, 这也体现出上述建筑的特殊地位。需要注意的是, 青关山F1北侧大型凹沟里发现的H105中出土有大量完整陶器, 另有玉璋、金箔、绿松石等高等级遗物43, 与三星堆祭祀坑44较为相似, 或许属于青关山F1使用时期的遗存。

  图1 1 古城97F1位置 (据《四川省郫县古城遗址1997年发掘简报》图一改绘)
图1 1 古城97F1位置 (据《四川省郫县古城遗址1997年发掘简报》图一改绘)

  图1 2 三星堆青关山F1位置 (据《三星堆祭祀坑》图三改绘)
图1 2 三星堆青关山F1位置 (据《三星堆祭祀坑》图三改绘)

  图1 3 金沙遗址金沙园地点5层下平面图 (据《成都金沙遗址“置信金沙园一期”地点发掘简报》图五改绘)
图1 3 金沙遗址金沙园地点5层下平面图 (据《成都金沙遗址“置信金沙园一期”地点发掘简报》图五改绘)

  普通的建筑遗存在聚落中的分布位置没有明显的规律。以三星堆遗址为例, 每个发掘地点都分布有普通建筑遗存, 而发掘地点遍布整个遗址内外, 也即是这些建筑遗存分布在遗址各个区域。这或许表明, 当时人们对于居住地的选择较为自由, 没有严格的限定。

  关于普通建筑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

  其一, 建筑之间叠压打破关系较为复杂, 且多集中分布在同一片区域。如金沙遗址金沙园地点, 5层下的F12、F13和F14分布在同一个狭小的区域, 且依次打破45 (图13) 。同样的现象在宝墩、古城、三星堆、三观46、忠义47等遗址均有发现, 可见这种现象应非某个遗址偶见, 而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通过沟槽的宽度可知沟槽式建筑的墙壁较薄, 稳固性不佳, 加上屋顶如前推测为茅草顶, 也不能维持长期使用。因此, 沟槽式建筑的使用周期应不会很长, 需要经常进行改建。改建的地点多位于原位, 或许是因为日常用品不便远距离搬运, 也或许为了利用原有较为坚固而平整的地面。金沙园地点的建筑遗存应该就是这种原址重建现象的反映。

  其二, 建筑周围集中分布有灰坑、墓葬等遗迹, 共同构成一个遗迹的集合, 而这种集合与集合之间往往有较为明显的分界。金沙园5层下的遗迹分布情况就体现了这一点。关于这种各类遗迹集聚的现象, 江章华和何锟宇推测它们可能属于同一个家庭, 不同家庭之间有一定的活动区域, 故而遗迹群也就彼此分开48。

  上述两个现象或许表明当时人们对彼此之间的活动区域有一定的划分和界定, 长时间内不会轻易改变已有的空间格局。这对于了解成都平原先秦时期的社会形态可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结语

  由于本身材质的不易保存以及后代长期以来的破坏, 成都平原先秦时期的建筑遗存发现较少, 且均只见地面部分。因此, 只能根据基础部分所体现的建造技术将成都平原先秦时期的建筑遗存分为沟槽式、干栏式、柱洞式和烧土类四大类, 并对各类建筑进行了进一步的分型。在此基础上, 结合建筑所在层位关系将其分为五期11段, 分别对应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的相关期段。建筑形制特征演变与考古学文化演进的不同步现象提醒我们不能简单将建筑遗存纳入考古学文化总体特征之中, 而应单独考察。高等级的建筑目前只见于大型聚落的核心区域, 一般建筑则分布相对较为随意, 但有原址重建现象和不同遗迹集聚的现象, 表明当时人们可能对于活动区域的选择相对自由, 但彼此之间的活动区域有一定的划分和界定。

  上述研究结论是建立在目前相对较少的建筑材料的基础上的, 待今后相关资料积累足够多之后, 或许可以对上文有关内容作更加深入、系统的讨论, 而建筑与聚落、建筑与人群等本文尚未涉及的深层次问题将留待今后再行探讨。

  注释

  1 江章华等:《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初论》, 《考古学报》2002年第1期, 第1-22页。
  2 本文所谓的建筑仅指狭义的建筑, 即供人居住的设施。诸如土台、城墙等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十二桥》,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9年, 第19-37页。
  4 王涛:《成都平原先秦时期的文化发展与人地关系研究》, 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5年, 第155-167页。
  5 中日联合考古调查队:《四川新津县宝墩遗址1996年发掘简报》, 《考古》1998年第1期, 第33页。
  6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郫县博物馆:《四川省郫县古城遗址1997年发掘简报》, 《文物》2001年第3期, 第57页。以下引用该简报内容不再另注。
  7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址》, 《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 第234-235页。以下引用该简报内容不再另注。
  8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青白江区文物保护管理所:《成都市青白江区三星村遗址试掘简报》,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 (2004) ,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6年, 第255-282页。
  9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村遗址芙蓉苑南地点发掘简报》,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 (2003) ,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5年, 第13页, 第15页。以下引用该简报内容不再另注。
  10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郫县博物馆:《四川省郫县古城遗址1998~1999年度发掘收获》,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 (1999) ,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1年, 第32-33页。以下引用该简报内容不再另注。
  11 刘雨茂、荣远大:《成都市西郊化成村遗址1999年度发掘报告》,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 (1999) ,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1年, 第134页, 第137页。
  12 李明斌、陈云洪:《温江县鱼凫村遗址1999年度发掘》,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 (1999) ,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1年, 第48页。
  13 中日联合考古调查队、四川大学:《都江堰市芒城遗址1998年度发掘工作简报》,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 (1999) ,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1年, 第72-73页。
  14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新津县文物管理所:《新津县宝墩遗址鼓墩子2010年发掘报告》,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 (2012) ,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4年, 第8-9页。
  15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郫县望丛祠博物馆:《成都郫县波罗村商周遗址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2016年第1期, 第97页。
  16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中海国际社区古遗址发掘简报》,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 (2005) ,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7年, 第171-172页。
  17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新津县文物管理所:《成都市新津县宝墩遗址治龙桥地点的发掘》, 《考古》2018年第1期, 第18-20页。
  18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四川什邡桂圆桥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 《文物》2013年第9期, 第5-6页。
  19 雷雨:《三星堆遗址考古的新突破——发现最高等级建筑区、合围大城及北部小城、城址北部格局逐渐清晰》, 《中国文物报》2016年3月25日。
  20 黄家祥:《〈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初步分析》, 《考古》1990年第11期, 第1031-1033页。
  21 王毅、孙华:《宝墩村文化的初步认识》, 《考古》1999年第8期, 第60-73页。
  22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址》, 《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 第249-250页;孙华:《试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分期》, 四川大学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学会编:《南方民族考古 (五) 》,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3年, 第10-24页。
  23 孙华:《成都十二桥遗址群分期初论》,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论文集》,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6年, 第123-144页。
  24 江章华等:《成都平原的早期古城址群——宝墩文化初论》, 《中华文化论坛》1997年第4期。
  25 李明斌:《试论鱼凫村遗址第三期遗存》, 《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1期;《再论温江鱼凫村遗址第三期文化遗存的性质》, 《华夏考古》2011年第1期, 第40-41页, 第48页;《再论温江鱼凫村遗址第三期文化遗存的性质》, 《华夏考古》2011年第5期, 第71-78页。
  26 赵殿增:《三星堆文化与巴蜀文明》,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年。
  27 孙华:《试论三星堆文化》, 《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0年, 第153页。
  28 冉宏林:《三星堆第四期遗存再认识——从新药铺商代遗存中得到的启示》, 《华夏考古》待刊。
  29 孙华:《四川盆地青铜文化初论》, 《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 第39-40页。
  30 冉宏林:《郎家村遗存再分析——兼谈三星堆文化在成都地区的分布》,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待刊。
  31 万娇、雷雨:《桂圆桥遗址与成都平原新石器文化发展脉络》, 《文物》2013年第9期, 第61-62页。
  32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试掘报告》,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 (2000) ,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2年, 第1-77页。
  33 马继贤:《广汉月亮湾遗址发掘追记》, 四川大学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学会编:《南方民族考古》 (五) ,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3年, 第310-314页。
  34 朱章义等:《成都市黄忠村遗址1999年度发掘的主要收获》,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 (1999) ,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1年, 第171页, 第174页。
  35 2013年在宝墩遗址田角林地点也发现了类似的建筑遗存, 其平面布局、柱洞形制都与之相似, 见江章华、何锟宇:《成都平原史前聚落分析》, 《四川文物》2016年第6期, 第73-74页。
  36 杜金鹏在参观青关山F1发掘现场时, 曾就“U”字形烧土遗迹的性质作了如此的推测。
  37 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基址发掘简报》, 《文物》1979年第10期, 第27-37页。
  38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新津县文管所:《新津宝墩遗址调查与试掘简报 (2009~2010年) 》,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 (2009) ,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1年, 第37-67页。
  39 朱章义等:《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发掘与意义》, 《四川文物》2002年第2期, 第8页。
  40 陈德安:《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研究》, 《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2期, 第61页。
  41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郫县博物馆:《四川省郫县古城遗址调查与试掘》, 《文物》1999年第1期, 第32页。
  42 冉宏林, 雷雨:《浅析成都平原先秦时期城址特征的变迁》, 《四川文物》2014年第3期, 第42-43页。
  43 雷雨:《三星堆遗址考古的新突破——发现最高等的建筑区、合围大城及北部小城、城址北部格局逐渐清晰》, 《中国文物报》2016年3月25日;李伯谦:《三星堆遗址:新发现、新成果、新认识》, 《华夏文明》2016年第9期, 第3-6页。
  44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9年, 第16-423页。
  45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遗址“置信金沙园一期”地点发掘简报》,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 (2002) ,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4年, 第5页。
  46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郫县望丛祠博物馆:《成都郫县三观村遗址试掘报告》,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 (2011) ,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3年, 第14-57页。
  47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都区文物管理所:《成都市新都区斑竹园镇忠义遗址发掘收获》,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 (2007) ,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9年, 第29-45页。
  48 江章华, 何锟宇:《成都平原史前聚落分析》, 《四川文物》2016年第6期, 第73-77页。

上一篇:渤海国多样的建筑类别和色彩分析
下一篇:没有了
重要提示:转载本站信息须注明来源:原创论文网,具体权责及声明请参阅网站声明。
阅读提示:请自行判断信息的真实性及观点的正误,本站概不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