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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中经济自由的实现

来源:原创论文网 添加时间:2018-02-25

本篇文章目录导航:

【题目】经济法学中的自由探究
【第一章】经济自由的基本概念
【第二章】法学中经济自由的主要内容
【第三章】经济法中经济自由的实现
【参考文献】经济法基本范畴自由问题研究结束语与参考文献

 

 3 经济法中经济自由的实现

  经济法是关于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方面的法律,而经济自由又是经济法的基本范畴之一。所以,经济自由贯穿整个经济法的始终。因此,在经济法中对经济自由进行保障和实现的研究应从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两个方面入手。

  3.1 利用宏观调控法保障经济自由。

  宏观调控手段体现在经济法中是以是以宏观调控法的形式出现的,而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则是国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规划、调节和控制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大致可分为计划、财税、金融三大类调控关系,调整方法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情况有所不同,主要有财政调控方法,比如,税收;货币政策调控方法,比如,利率汇率等,另外还有产业政策、价格政策和对外经济政策的调控方法等。

  3.1.1 明确自由市场和宏观调控的边界。

  保护交易安全、维护市场秩序、促进经济繁荣是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所在。宪法或基本政策虽然明确授予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利,也论证了宏观调控对市场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但是,政府在进行经济干预的过程中要与自由、财产权等权利的维护工作进行平衡和思考①。在此情形下,自由市场和宏观调控二者之间应有较为明确的界限,否则极易出现国家宏观调控的干预过度而侵犯市场主体经济自由的状况,同时,干预过度,对市场经济中关于竞争自由的保护,也会产生消极影响。

  3.1.1.1 规范调控主体,限定权力内容。

  在政府宏观调控干预经济的问题上,明确宏观调控的主体显得尤为重要。首先,对于宏观调控的主体应由法律法规明确的规定下来,若是规定不明确,必然会造成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受到多方干预;其次,应对有宏观调控权的主体明确界定其各自的权限范围,各机关之间若是权限范围不明确,也会导致互相推诿、重复收费等是工作效率低下和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现象发生。

  在政府干预经济的具体内容中,除了要明确各调控主体之间的权力界限外,还要对于调控主体相对于市场主体的调控行为的“度”,也就是,宏观调控的边界有一定的明晰,可以采用列举加概括的禁止性规范明确不能作为的有哪些。②明确规定了权力界限,才能有效地减少行政机关过度干预市场的行为发生。

  3.1.1.2 建立调控决策程序。

  宏观调控决策指宏观调控权的主体,依照法律的规定制定有关宏观调控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以及对国家的重大经济事项作出决策的的行为①政府对宏观调控政策的决策,直接关系到市场经济发展的走向和质量,因此制定有关宏观调控政策的决策应当在考虑各方的基础上做出科学决策,因此应当有其他主体的参与使其做到决策的合理性,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环境健康和安全,才能保障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

  3.1.1.3 引入监督机制。

  法律监督是市场主体平等的参与市场经济行为的有力保证。严格有力的法律监督制度能预防腐败行为的发生,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所以做出决策的宏观调控主体应当接受其产生机关,也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并且定期向其专门委员会汇报工作,让宏观调控决策不仅具备其科学性还要反映出国家民主的意志。②引入监督机制,也是“把权力放在制度的笼子里”的政策要求,只有让宏观调控决策在有效地监督下做出,才能降低腐败和干预经济等行为发生的概率。

  3.1.2 完善金融法(如利率汇率制度)以应对金融自由化。

  当今世界由经济全球化演变而来的金融自由化渐渐席卷全世界,金融自由化要求开放利率汇率等,这不仅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同样对实现经济自由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开放利率和汇率,能大大提高交易的效率,促进资金的有效流动,也能减少交易的成本,对于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实现金融自由化,是各国之间的金融市场联系在一起,开放我国金融市场,能吸引外国资本来我国投资,让我国本地企业等到融资投入到生产经营,使经营者获得更多的经营自由,同时,将资金投入到生产经营,才能产出新产品,创造新技术,才能更好地促进消费自由的实现。除此之外,开放的金融市场,不仅加快资金的流动,也使投资者在投资时的选择权扩大,购买金融产品种类的增多使选择空间也随之扩大,这样对投资自由的实现也有积极影响。但金融自由化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的风险,而利率和汇率政策则是应对金融自由化负面影响的焦点,要求实行的是浮动的汇率制度和实现利率的市场化。
 

经济法中经济自由的实现
 

  3.1.3 完善财政法(如税收政策)使国家干预法定化。

  国家干预经济具有双重作用,既可能克服市场失灵,也可能产生政府失灵,因此,经济法必须在赋予国家或政府经济干预权的同时,又要尽可能避免因政府的不当干预而出现的政府失灵现象的过多发生。经济干预权法定化主要通过税收法定主义来实现,税收是国家干预市场的直接手段,税收政策不仅为政府干预市场提供了成本,也成为其调节经济自由的手段。所以,对课税权应当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对其予以规定。所谓税收法定主义是指赋税的课征应当依照法律之规定而进行,没有法律的规定不能征税,也不能违背法律的规定进行采征,其中包括税种法定,即税种应当由法律进行规定,没有法律规定主体没有征收税款权力;纳税主体不负缴纳义务,课税要素法定,简言之征收税款的实体条件应当满足法律明确规定。程序法定原则,是指征收税款的程序要合法,这也是为实现税收法律关系的实体权利义务奠定了基础,且征纳主体各方应当依据法律规定的程序征收税款,换言之,就是税种类目及征税的要素应当经法定程序以法律形式予以确定①。

  实践证明,税收法定化能防止国家及政府利用税收对我国经济进行过多干预,保护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由于我国在实行市场经济之前,我国经济是在国家控制下的计划经济,加之我国几千年封建制度的根基使得国家权力具有天然的扩张性,导致政府主体过度干预市场的情况时有发生,若不对税收政策进行明确的监管和限制,政府通过税收的方式对市场经济过多的干预不仅会使经济水平得不到较快发展,最直接的结果则是侵犯了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因此,对我国经济干预权的法定化首先就是要对税收政策的法定化,所谓经济干预权法定化是指政府或政府所属部门对经济进行干预时,应当有法律的明确授权,没有授权则不能进行干预,意即“法无授权即禁止”,干预经济的主体、权限内容、方式和程序必须依照法律规定;而对于宏观调控主体违法干预或怠于干预所导致的责任也应由法律规定,税收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主要手段,对其法定化的进程必不可少。但对于国家干预法定化,所依据的法律,为全国人大和其常务委员会所制定,其他的法律规范不能作为其法定化的来源,但法律应规定其例外情况以应对一些特殊情况(如宏观经济的突然波动、战争的发生,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等等)的出现,还应确立经济干预权法定化的例外原则,即在特定情况下,为维护社会利益和经济市场的安定和安全考虑,允许政府在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对特定经济行为进行干预,毕竟经济市场的稳定和健康也是实现经济自由的基础条件,不过,法律应对适用例外原则的条件、原则以及错误适用的责任做出明确规定,以避免例外原则被滥用。

  3.2 利用市场规制法保障经济自由。

  3.2.1 完善反垄断法克服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

  国家干预手段的运用主要是针对市场失灵情况的发生,市场失灵的表现有很多事业、外部性等问题,都是引发国家干预的导火索。①但市场失灵的最直接体现即是垄断,反垄断法是国家利用宏观调控手段应对市场失灵的重要方法,通过对小部分经营者的的垄断行为进行限制,维护了大多数经营者的经营自由和消费者的消费自由,促进竞争活跃了市场,进而维护了社会利益。

  除了市场中出现在各企事业单位间的垄断现象外,国家干预经济的行为所引发的垄断现象也是反垄断法对经济自由进行保障的主要法律手段。国家干预经济是为了纠正和弥补市场自主调节经济的功能缺陷和市场失灵,但在其实施和干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各种适得其反的结果和问题。所以,国家的不正当干预会对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做出不恰当限制,而要充分维护市场主体的经营自由,必须对国家的不当干预进行干预。行政垄断因政府及所属部门滥用国家干预权而产生,而民法作为确认私权之法,对行政垄断行为的限制难有所作为,经济法是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则能以权力制约权力,对以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行为进行约束,从而确保经营者和消费者有进入市场,参与竞争的平等权利。②。

  3.2.1.1 完善反垄断执法机构。

  我国应该成立专门的进行反垄断工作执法机构,使其权责明确,具有独立性、唯一性,并且配备保障其执法的人力与物力,成为高效、强力、专一的执法机关。

  由于反垄断法的实施主要针对大型的垄断行为,因此反垄断法的实施对象都是在市场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强势主体,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在某行业或市场中具有强大的实力尤其是经济实力的企业或集团,他们依靠自身的优势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从而限制了竞争,侵犯其他经营者的经营自由;另一种则是针对于市场宏观调控的行政主体的“行政垄断行为”。所以,根据反垄断对象的特殊性,司法机关在进行反垄断工作时由于对方的强势,无疑导致调查难度的增大尤其是对于行政垄断行为,如果由法院统一审理案件,则会受到行政部门的干扰和影响,不利于依法作出裁决,③而很难保证其维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和经济自由。

  3.2.1.2 赋予反垄断执法机构准司法权。

  我国法律目前并未赋予反垄断执法机构以准司法权。对审理垄断案件的准司法程序也没有规定。由于,反垄断案件不同于一般民商事案件的特殊性,若有法院一并审理,并不能保障该类案件专业化的实现,鉴于我国反垄断工作尤其是反行政性垄断案件办理极为困难,笔者认为,应当赋予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以准司法权,这样也避免了法院审判后交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负责的繁琐性,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也顺应世界反垄断法实施体制发展的潮流,使我国的反垄断执法机关有足够的权力和权威针对垄断主体进行工作。所以,根据当下反垄断行为出现的情形,我国反垄断机构应当对审理行业经济垄断案件和行政垄断案件设立专门机构;而且专门审理机构应当采用类似司法的体制与程序进行,当事人若不服专门审理机构的裁决,只能向法院请求司法审査。除此之外,由于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所引发的行政垄断行为的认定,也应一并在该机关进行认定,该机关也应设立专门机构进行审理以确保公正。①。

  3.2.1.3 规定严格的听证程序。

  听证会制度最大的优势在于能保证其作出决策的民主性,因此,听证会制度是市场主体参与管理市场经济的最为直接的方式,也是市场主体自治行为的一种,因此,听证会制度是实现经济自由必不可少的方式。除此之外,听证会制度对于收集证据,核实信息具有明显的作用。并且在我国,听证程序已经运用到公共利益的一些决策中,并产生了很明显的社会效果。在某些决策中实行听证制度,必然能使行政机关作出的决策更具科学性,也更能反映民主的意愿,实现经济自由。②。

  3.2.1.4 完善司法救济制度。

  反垄断法的目的在于限制垄断行为,促进良性竞争以活跃市场经济,从而维护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因此提供权威有效的解决途径在规制反垄断行为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实现市场主体救济自由的重要保障。因此,完善对垄断行为的司法追责制度在当下显得尤为必要。

  首先要明确损害赔偿主义的标准。我国反垄断法立法时虽然一直以损害赔偿主义为标杆,但具体标准却并不明晰,由此使得损害尤其是间接损害那一认定。所以,对于间接损害主义虽然可诉范围较广,似乎对垄断行为的限制更为严苛,但由于其属于规范性条款,因人而异更加难以认定。与此相比,直接损害赔偿主义执行起来更为明确具体,更符合我国目前的司法现状。

  其次,则是要对反垄断行为在触犯刑法的情形下进行刑事制裁。当前我国市场经济的历史并不久远,市场经济发展并不完善,国家和市场两种手段调节经济配合还不完善,使许多官商勾结,谋取私利,不仅对公民的私有财产等造成了损失,甚至使国有资产流失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应当借鉴许多成熟的发达国家,并不能仅仅使用民事与行政手段,刑事责任威慑力极大,惩罚力度也很大,应当让反垄断行为的实施主体得到适当的刑事制裁。

  最后,合理配置司法权与行政权,建立反垄断准司法救济制度。随着我国经济市场的繁荣发展,各类经济案件不断涌现,反垄断的案件数量更是不断攀升。由于反垄断案件的复杂性,使得案件的审理效率普遍低下。除设立专门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外,准司法救济的实现也是提高效率的有效方式,准司法救济虽属行政权的一种,但若是能将其与司法权结合起来,发挥各自所长,不仅在审理案件时注重公正,更吸取行政机关办事高效率的特点,必然会对促进市场经济发展达到其理想效果。①这样使救济自由得到更有效的实现。

  3.2.2 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范市场秩序。

  《反不正当竞争法》旨在克服由于竞争过度而导致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以为参与经济活动的市场主体提供一个安全的交易环境,因为只有在一个安全的市场环境下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交易,进而保障主体的经济自由。因此,在反不正当竞争方面立法、执法和司法方面的缺失是导致市场竞争秩序混乱以致于影响经济自由的重要原因,对反不正当竞争方面进行完善,是实现经济自由的必经之路。

  3.2.2.1 明确一般性条款,扩大反不正当竞争的范围。

  对一般条款的明确,首先要从立法模式入手,通过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以纠正其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我国当前的立法模式是将不正当竞争行为在市场竞争的法律规范中直接规定下来,这样虽然比较明确和具体,便于执法,但由于法律固有的滞后性,现有的规范有时跟不上层出不穷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发生,所以应该完善法律调整体制,给法律规范适当的伸缩和解释的空间,不能每次只为刚出现的行为进行立法对其规制,而且要考虑到未来可能会发生的状况。在立法模式上,可以借鉴德国,选择一般条款和兜底条款的方式立法。在立法时,对该行为的规定采用列举式,一一列举之后,在对其未提及的行为作概括性规定,以应对未来会出现却未出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发生,这样既可以减少立法步骤,降低立法难度,又便于进行执法及法律宣传,完善市场竞争秩序②。

  其次,要强化诚实信用原则在经济法体系中的地位,诚实信用原则不仅在民商法体系中作为基本原则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并且其适用范围很广泛,在出现《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未明确加以规定的行为时,可以依据该原则作出判断,弥补其滞后性的缺点,所以可以认定其应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根本原则。①。

  3.2.2.2 成立专门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执法机构。

  《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竞争法其价值就在于规范市场的竞争行为以使市场主体都能在良性的竞争环境中进行市场经营活动。但自由的市场竞争环境不能只依靠立法建立,在立法的背后,应由执法机关作为强大的后盾来贯彻立法的实施。但由于法律规定的冲突,使得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执法机构并不唯一,使得执法的混乱,不同执法机关在进行反不正当工作时冲突不断。因此,应当设立专门的机关来进行该工作的实行。而在反不正当机关设立时,笔者认为,应当不论行业设立统一的机关来进行,这样不仅能增加反不正当竞争机构的权威性,也能提高工作效率,节省行政资源,防止“权力寻租”现象的发生。②。

  3.2.3 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以增进交易安全。

  经济法对于实现经济自由的目标的实现不仅要从经营者入手,市场交易活动的承受主体是消费者。因此,消费者在交易活动中的感知是衡量经济自由目标实现情况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为消费者提供一个健康安全的交易环境,是实现经济自由的必经程序,也是立法的主要工作之一。完善《消法》以维护消费者权益,保护交易安全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2.3.1 建全公益诉讼制度。

  虽然公益诉讼制度依然建立,但由于其体制尚未健全,在其运行过程中也会产生很多问题。比如,惩罚性赔偿在法律的规定中并不具体, 使其认定困难。除此之外, 对小额案件来说,违法成本并不高,使其作用微乎其微。因此,仅依靠立法或行政监管的方式来保护,并不能实现其目标。所以,基于此种情况的发生,我国应当根据情况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在政府监管失效情况下,消费者可以通过公益诉讼制度来维护其合法权益。

  3.2.3.2 建立社会信用机制。

  大部分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屡禁不止直接原因就是因为违法成本过低,完善的社会信用机制,可以使消费者对企业的信用状况、产品状况有了大致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消费者选择购买产品的商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减少了消费者权益遭受侵害行为的发生,同时,也在无形中增加了经营者的违法成本,从根本上减少了经营者利用自身优势地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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