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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人物论文精选(导师推荐阅读6篇)

来源:原创论文网 添加时间:2017-11-22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伤心史,肠断史,充满了血泪与屈辱。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战败史、赔款史、割地史。我们败于英国,败于法国,败于英法,败于日本,败于八国联军。以下是我们整理的五篇近代史人物论文,希望对你有用。
  
  范文一
  
  论文题目:中国近代史纲要教学中人物典型选择研究
  
  摘要: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材中涉及很多历史人物,教学中应根据课程教学目标的要求,结合重大历史事件选择对中国近代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典型人物组织教学,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人物典型;选择;教学

近代史人物
  
  历史首先是人史,是由有血有肉的人物以其活生生的行动书写的。一部中国近现代史,纵贯历史170多年,涉及的人物何止成千上万,仅以《中国近代现代史纲要》
  
  教材而言,直接提及的有名有姓的古今中外人物就有376位,充分显示了运用历史人物进行教学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376位人物,以历史时期划分,包含古代人物22人,约占人物总数的6%;近现代人物354人,约占人物总数的94%.以国别划分,外国50人,约占人物总数的13%;中国326人,约占人物总数的87%.以重要程度划分,被列入教材目录的人物6人,约占人物总数的2%.
  
  这些人物之所以能够占据教材一席,基本原因是:行文的需要,即着作文字在铺陈过程中不得不提及的人物。如“上篇综述”的以秦始皇、康熙、雍正、乾隆为代表22位古代人物,就是出于回顾中国文明由盛而衰的需要;耆英、伊里布被提及是因为他们与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又如第一章中反复提及的慈禧、李鸿章,第二章反复提及的光绪、康有为,第三章反复提及的孙中山、袁世凯,中篇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反复提及的蒋介石、毛泽东,以及下篇各章反复提及的毛泽东、邓小平,主要是因为描述他们的行为或者介绍他们的着作、思想而反复提及。
  
  这类人物,从统计数据看,有两个极端:
  
  一个极端是其中的绝大部分人物大都一笔带过,此后不再提及或者很少提及;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人被反复提及。而他们的典型性也就在行文的过程中得到体现。作为一个群体被提及。
  
  如第一章的反侵略斗争中的“爱国官兵”群体;第二章的“戊戌六君子”;第四章的“中共一大代表”群体;第五章的大革命失败后牺牲的“党的重要活动家”群体;第九章中的“新中国文艺工作者”群体、“新中国科技工作者”群体、“新中国英雄模范人物”群体以及第十章的中共历次全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群体。这类人物人数多,信息量大,虽然有时只是偶一提及,其实值得认真研究,细细挖掘。
  
  引文的需要。如教材反复引用的马克思、孙中山、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的论述,这是比较常见的,不常见的还有一次性或者为数不多引用的论述中提及的人物,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提出了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设议院,实行“君民共主”制度的主张;以及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章炳麟、邹容、陈天华、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邓中夏、蔡和森、胡适、张东荪、周恩来、李立三、王明、蒋介石、林伯渠、刘少奇、陈云、李维汉、彭德怀、林彪、张治中等人的话、观点或者主张;此外还有引用的戈登(英国)、瓦德西(德国)、田贝(美国)、普鲁斯(英国)、赫德(英国)、李提摩太(英国)、林乐知(美国)、广田弘毅(日本)、裕仁(日本)、罗斯福(美国)、崔可夫(苏联)、杜鲁门(美国)、艾奇逊(美国)的话。
  
  这类人物因为其观点而扬名,因而有其特殊的典型性。与重大事件相联系。这部分主要有三类人物。
  
  一类是重大事件的领导者,如辛酉政变中的奕、慈禧;洋务运动中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太平天国起义中的洪秀全;戊戌维新中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辛亥革命的孙中山、黄兴;新文化运动中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福建事变中的蔡廷锴、蒋光鼐、李济深、陈铭枢。第二类是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如洋务运动中的奕、崇厚;太平天国起义中的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洪仁晃煨缥轮械墓庑鳌⒀细础⒁撂俨┪模ㄈ毡荆┑热耍恍梁ジ锩恼卤搿⒆奕荨⒊绿旎⑺谓倘省⒗柙椤⒔勾锓妗⒊伦餍隆⑻费雨]、蔡锷等人;新文化运动中的鲁迅、胡适、蔡元培等人;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大量参与者。第三类是重大事件的相对者,如辛酉政变中的肃顺;戊戌维新中的慈禧;辛亥革命的康有为、梁启超、赵尔丰、袁世凯、张勋、溥仪、梁士诒等人;五四运动中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大革命中的陈炯明、邓本殷、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蒋介石、汪精卫等人;中共路线斗争中的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等人;抗日战争中的汪精卫;解放战争中的蒋介石、陈诚等人。
  
  某组织、团体、政党的主要领导人。如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早期维新思想的代表人物;洋务派的代表人物;维新派的代表人物;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北洋军阀的代表人物;中共领导人;国民党领袖;救国会、民革、民盟、民建、民进、第三党、致公党、九三学社、台盟、爱国华侨领导人等等。
  
  另外,《纲要》教材还包含为数不多的隐性人物。如发出“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某“爱国人士”;[1]221898年绘制了一幅《时局图》的某人;[1]39预备立宪前出国考察的“五大臣”;[1]581911年成立的“皇族内阁”;[1]58抗日战争时期的“狼牙山五壮士”;[1]153抗日战争胜利后,鼓吹“中间路线”的某些民主党派领导人等等。
  
  以上划分,虽然仍有遗漏,但是可以基本涵盖《纲要》教材中的人物,这些人物,与中国近现代史融为一体,不可或缺,也基本上满足了《纲要》教学的需求。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大量人物是《纲要》教材的基本特色之一,搞好《纲要》教学,就一定要处理好人物话题。然而众多人物面对的是有限的教学时间,因此有一个人物的筛选问题。人物筛选的原则是什么?见仁见智。从多年的教学实践看,我们有以下选择倾向:
  
  一是选择对于中国近现代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如李鸿章、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陈独秀、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等等。这类人物,选择的意义就在于他们对于历史进程的主导性或者标志性影响,他们是某个或者若干个重大历史事件的领袖。缺少他们,历史进程就不完整,历史事件就不清楚,因而理所当然地成为人物典型的标的。
  
  二是选择在重大事件的演进过程中突出的爱国人物和英雄人物,如“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舁梓西征、规复新疆的左宗棠;抗法抗日的刘永福;甲午战争的邓世昌;写了“与妻书”的林觉民;政党政治第一人的宋教仁等等。这类人物的影响可能不及前一类人物,但是却有着很高的社会知名度,他们的英雄壮举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这类人物生动地体现了《纲要》课程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特征,是人物典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三是选择有重要影响的皖籍人物。
  
  如李鸿章、刘铭传、詹天佑、段祺瑞、陈独秀、冯玉祥、戴安澜、王明、王稼祥、陶行知等等。有的教师认为“教学中适度融入地域历史文化资源,能够增加教学的亲和力,尤其以地域历史文化资源为基础进行研究性学习,可以增强教学实效性”,我们深以为然。而对于皖籍人物的选择,我们把握的原则是,或者是《纲要》教材中的人物;或者是有相当影响的人物;或者是催人奋进、感人至深的人物。后两类人物,即使《纲要》教材没有涉及,也是我们选择的对象。不仅如此,我们还主张做好深入挖掘工作,进一步充实皖籍人物典型。
  
  四是选择对中国近现代史产生影响或者重大影响的外国人,如李泰国、赫德、蒲安臣、伊藤博文等。
  
  这类人物,对于《纲要》教学,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但是由于关注不够,他们大多数不为人所知,《纲要》教材或者没有介绍,或者言之不详,需要教师通过研究,认真挖掘,重点筛选。
  
  另外,关于人物典型选择与教材的关系,我们也提出几个原则:
  
  第一,与教材一致原则,即尽量选择教材中的人物;第二,与教材相关原则,即尽量选择与教材基本线索有关联的人物;第三,与《纲要》
  
  教学目标一致原则,即尽量选择能够达成教学目标的人物;第四,与当今热点问题有联系的(一类)人物,如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抗日战争胜利等纪念活动中展示的人物等,以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以上是我们研究《纲要》人物以及选择人物典型的一孔之见,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有待专家指正。
  
  参考文献:
  [1]本书编写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刘进。地域历史文化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的价值与运用[J].思想教育研究,2008(10):73-74.
  
  范文二
  
  论文题目:梁启超历史编纂思想的革新性与继承性
  
  摘要:梁启超在撰着《新史学》之时, 为了反映救亡图存的时代需要, 倡导“史界革命”, 激烈地批判旧史学以记载帝王将相为中心的种种弊病。而实际上, 梁启超论着中又有大量论述强调对于传统历史编纂学的精华应当大力继承和弘扬, 在他身上, 革新性与继承性二者都有强烈的体现。而这种学术品格也正是他取得重大学术成就的深刻原因。我们应当重新发掘史料, 梳理其历史编纂思想的发展历程, 重新给予这位近代史学史上的杰出人物恰当的历史定位。
  
  关键词: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 历史编纂思想; 革新性与继承性;
  
  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演进至20世纪初年出现了意义重大的转折, 此前是处于传统学术阶段, 从此以后则进入近现代学术的新阶段, 这一历史性转折的代表人物就是梁启超。梁启超为何能成为这一转折时代的代表人物?他的历史编纂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是什么?这个问题对于20世纪历史编纂学的进程关系甚大。以往对此作专门探讨的成果尚未多见, 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略作论析, 期望引起学界同仁进一步的关注和讨论。
  
  激烈批判旧史学的另一面
  
  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一文, 这是20世纪学术史上最具震撼力的一声春雷。文中激烈地批判中国旧史学积“二千年于兹矣”, “然而陈陈相因”, “未闻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他总结旧史有“四弊”:“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由“四弊”而复生“二病”:“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造”.并痛陈“二十四史非史也, 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是“相斫书”, “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 “汗牛充栋之史书, 皆如蜡人院之偶像, 毫无生气”.又严责旧史家惯于因袭摹仿, “《史记》之后, 而二十一部皆刻画《史记》;《通典》之后, 而八部皆摹仿《通典》;何其奴隶性至于此甚耶!若琴瑟之事壹, 谁能听之!以故每读辄惟恐卧, 而思想所以不进也”.又指摘旧史极其缺乏激励人心的教育作用:“驯至连篇累牍, 胪列无关世运之人之言论行事, 使读者欲卧欲呕, 虽尽数千卷, 犹不能于本群之大势有所知焉!”既然旧史如此积弊丛生, 对人群觉悟和社会进步造成严重的障碍, 故梁启超大声疾呼:“呜呼!史界革命不起, 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 惟此为大!” (1)
  
  梁启超的上述言论, 是他生性偏激, 或故作惊人之论吗?当然不是。早年的梁启超曾在广州学海堂学习五年, 受过严格的传统学术的训练, 而且在连续几次考试中成绩优异, 其经史典籍的根柢是极其深厚的, 对于传统学术的价值当然有其独到的见解。处于20世纪初年他对旧史学作了如此激烈的批判, 乃是他爱国心进取心的迸发, 是时代的产物。换言之他要完成摧陷廓清的历史性使命!梁启超的目标是开辟前所未有的“新史学”时代, 在这篇战斗檄文的开头, 即将史着界定为“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 国民之明镜也, 爱国心之源泉也”, 又特别强调新史学应当担负团结全民族的意志、挽救国家危亡的重任, 切实发挥“有足以激厉其爱国之心, 团结其合群之力, 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的作用。 (1) 对于《新史学》中发出的这些震聋发聩的呐喊, 我们必须置于当时列强环伺、瓜分豆剖、国家命运危在旦夕的时代条件之下, 才能有深刻的理解。同时, 还必须置于处在中西文化交流时代大潮之下, 才能对新史学的核心主张有中肯的把握。他对中国旧史学的批判, 虽属过当, 但确切击中积弊, 不对千百年来陈陈相因形成的旧积习进行猛烈的轰击, 是无法打开一条新路的!梁氏着文的目的, 是要以当时西方新兴的近代史学为榜样来改造中国的史学界。在理论上要贯彻以进化论为指导, “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 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要总结时代演进的因果关系, 发挥历史的鉴戒作用:“史之精神维何?曰理想是已。大群之中有小群, 大时代之中有小时代, 而群与群之相际, 时代与时代之相续, 其间有消息焉, 有原理焉, 作史者苟能勘破之, 知其以若彼之因故生若此之果, 鉴既往之大例, 示将来之风潮, 然后其书乃有益于世界。”因而强调新史家的任务是:“求得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 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 (2) 而这样的新史学, 才能成为“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梁启超倡导“史界革命”, 创造在着述目的、内容、格局上与旧史学迥然而异的“新史学”, 就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揭开了序幕!
  
  不过, 学术史演进走的是曲折的道路, 有的时候真相会被复杂的现象所遮掩。可能是, 当年梁启超对旧史学积弊的批判过于激烈, 为“史学革命”而发出呐喊过于响亮, “二十四姓之家谱”、“墓志铭”一类的说法又生动易记, 深深烙印于人们脑海之中, 挥之不去。这样, 梁启超遂以激烈批判旧史学的形象定格在20世纪初年的学术史之中, 似乎他只是激烈地主张变革和批判, 于是未见有人去追问这位近代杰出的学问家、史学家有没有继承和借鉴的另一面, 更无对此作专题研究者。须知, 文化的演进既具有时代性、革新性, 又必然具继承性、连续性。这里我们需要重温一下恩格斯的重要论述:“每一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 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 (3) 恩格斯又说:“历史思想家 (历史在这里应当是政治、法律、哲学、神学, 总之, 一切属于社会而不是单纯属于自然界的领域的简单概括) ---历史思想家在每一科学领域中都有一定的材料, 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 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 (4) 恩格斯的论述很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文化的发展既有鲜明的时代性的特点, 同时又必然具有深刻的继承性的特点, 这是文化演进的普遍法则 (5) .即使是在20世纪初年响亮地喊出“史界革命”口号这样很特殊的年代, 也必然明显地存在后一时期学术对前一时期学术的继承关系, 而不可能出现所谓“断裂”.梁启超在此前后撰成的包括《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先秦政治思想史》、《儒家哲学》等一系列气势恢宏的着作, 其大量的内容不正是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总结和阐释吗?
  
  其实, 即便是在《新史学》之中, 在通篇大声疾呼革新、进取和主张大力输入西方新学理的同时, 梁启超也拿出一些篇幅讲历史编纂还应有继承的关系, 讲得集中而明确, 而且评价很高, 很值得我们重视。梁启超举出六位重要史学家, 他称誉司马迁着《史记》:“太史公, 诚史界之造物主也。其书亦常有国民思想, 如项羽而列诸本纪, 孔子、陈涉而列诸世家, 儒林、游侠、刺客、货殖而为之列传, 皆有深意存焉!其为立传者, 大率皆于时代极有关系之人。”又推崇司马光:“《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 其结构之宏伟, 取材之丰赡, 使后世有欲着通史者, 势不能不据为蓝本, 而至今卒未有能逾之者焉, 温公亦伟人哉!” (1) 对于杜佑《通典》、郑樵《通志·二十略》、袁枢《通鉴纪事本末》、黄宗羲《明儒学案》, 也都充分地肯定其历史编纂的创造性。
  
  对传统历史编纂学优良遗产的精当阐释
  
  此后梁启超撰有《清代学术概论》 (1920年) 、《中国历史研究法》 (1921年)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1926年) 等重要着作, 均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优良遗产作了精彩的总结和阐释。我们通过细心研读, 可以发现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 他把关注的重点, 明显地从猛烈批判其糟粕的角度转向大力主张继承其精华的角度。这种变化看似陡然, 而其出发点则共同地为着学术的进步和民族的兴旺。先前激烈地批判旧史学的积弊是处于历史转折的关口为了打开新的出路, 而此后致力于精当地阐释先辈的遗产则是为了强调建设新史学必须继承和借鉴前人的成就与经验。二是, 梁启超尤其注重在编纂思想和编纂技巧上总结前人成就的价值, 阐发其中的宝贵哲理和智慧, 并且常常置于世界文化背景中揭示民族文化的特点。三是, 关注前人优秀成果中的当代价值, 弘扬其中能与增强国民意识、再现人群进化的丰富内容和因果关系、激发民众爱国心的时代需要相融合的宝贵因素。因而这些深刻论述具有丰富和推进当代历史编纂理论的重要价值。 (2) 以下举出若干典型例证加以说明。
  
  《清代学术概论》的着述旨趣是论述清代学术的中坚考证学是如何由清初创立, 至乾嘉时期达到极盛, 考证学成就的主要方面和精良方法, 以及晚清新学的兴起, 在此大脉络中, 梁启超却对传统史学后期的史学评论名着《文史通义》予以高度评价:“在全盛期与蜕分期之间, 有一重要人物, 曰会稽章学诚。学诚不屑于考证之学, 与正统派异。其言‘六经皆史', 且极尊刘歆《七略》, 与今文家异。然其所着《文史通义》, 实为乾嘉后思想解放之源泉。其……言’古之精魄, 可以为今之精华。‘言’后人之学胜于前人, 乃后起之智虑所应尔。‘言’学术与一时风尚不必求适合。‘言’文不能彼此相易, 不可舍己之所求以摩古人之形似。‘言’学贵自成一家。人所能者, 我不必以不能为愧。‘书中创见类此者不可悉数, 实为晚清学者开拓心胸, 非直史家之杰而已。” (3) 梁启超所揭示的章氏“学贵自成一家”, 以及评价其为晚清学者开拓心胸等项, 就包含着对章氏在历史编纂学上强调别识心裁、提出革新方案的充分肯定。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这部尝试建构近代史学理论体系的着作中, 梁启超同样设置了专门章节反思过去之中国史学界, 而与《新史学》中激烈批判迥异的是, 明显地将其着眼点主要放在总结传统历史编纂的优良面之上。譬如: (一) 论述中国古代历史记载之长期连续性, 保证了国史形式上之完备。先秦时期史官即为社会“智识之中枢”, “汉魏以降, 世官制度虽革, 而史官之华贵不替”, “三千年来史乘, 常以此等史官之着述为中心, 虽不无流弊, 然以专才任专职, 习惯上、法律上皆认为一种重要事业, 故我国史形式上之完备, 他国殆莫与之京也。” (4) (二) 嘉许《国语》为史学界最初有组织之名着:“不以一国为中心点, 而将当时数个主要的文化国, 平均论述”;“其论述不局于政治, 常涉及社会之各方面……故能写出当时社会之活态, 予吾侪以颇明了之印象”;“其叙事有系统, 有别裁, 确成为一种’组织体‘着述……对于重大问题, 时复溯原竟委, 前后照应, 能使读者相悦以解。” (1) (三) 推崇司马迁着《史记》既“怀抱深远之目的, 又兼勤于事实”, 全书以十二本纪、十表、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织而成, “诸体虽非皆迁所自创, 而迁实集其大成, 兼综诸体而调和之, 使互相补而各尽其用。此足征迁组织力之强, 而文章技术之妙也。其最异于前史者一事:曰以人物为本位。故其书厕诸世界着作之林, 其价值乃颇类布尔达克之《英雄传》。其年代略相先后, 其文章之佳妙同, 其影响所被之广且远, 亦略同也。后人或能讥弹迁书, 然迁书固已皋牢百代, 二千年来所谓正史者, 莫能越其范围。岂后人创作力不逮古耶?抑迁自有其不朽者存也?”在编年体史书中, 先肯定荀悦《汉纪》之作, “以年系事, 易人物本位为时际本位”.而大力表彰司马光撰着《资治通鉴》具有非凡的创造力:“千三百六十二年间大事, 按年记载, 一气衔接。光本邃于掌故, 其别裁之力又甚强, 其书断制有法度。……其所经纬规制, 确为中古以降一大创作, 故至今传习之盛, 与《史》、《汉》埒。……光书既讫五代, 后人纷纷踵而续之, 卒未有能及光者。故吾国史界, 称前后两司马焉。”梁启超对纪事本末体、典制体及史学评论三种体裁的名着同样给予高度的关注。书中评价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为“善钞书者可以成创作”, 又表彰纪事本末体在历史编纂上独具的优势, 称其为“旧史界进化之极轨”:“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 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 非以事为主不可。故纪事本末体, 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最为相近, 抑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章学诚曰:’本末之为体, 因事命篇, 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 不能网罗隐括, 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 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 体圆用神。……在袁氏初无其意, 且其学亦未足语此。……但即其成法, 沈思冥索, 加以神明变化, 则古史之原, 隐然可见。‘其论当矣。” (2) 书中又指出, 历代正史各有典志篇记载一代之典章制度, 存在不能会通古今和记载常重复的缺陷, 而杜佑着《通典》则贯通上下, 如李翰《通典·序》所言, “每事以类相从, 举其始终, 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论议得失, 靡不条载, 附之于事”, 因而标志着“史志着作之一进化”. (3) 关于史学评论名着, 梁启超也以近代眼光作了精辟的论述, 他褒扬刘知几《史通》“事理缜密, 识力锐敏;其勇于怀疑, 勤于综核, 王充以来, 一人而已。” (4) 而称章学诚《文史通义》的主要价值在于:“于学术大原, 实自有一种融会贯通之特别见地, 故所论与近代西方之史家言多有冥契”, 又赞誉其“卓荦千古”. (5) 梁氏这些论述, 均着重于阐释传统历史编纂学精华的宝贵价值, 同时处处又体现出以近代学术标准进行鉴别、评价, 继此之后撰着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的有关论述堪称与之交相辉映。
  
  构思“史学史的做法”而提出的卓识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专设有“史学史的做法”一节, 其中的论述对近代历史编纂学理论的发展实有特殊意义。何以言之?这是因为, 此节中梁启超在近代学术史上首次提出建立“中国史学史”这一学科, 并对其主要内容作了初步规划, 他以四个大纲目即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 高屋建瓴地对三千年史学的演进作了概述。同时也对中国历史编纂学的诸多重要问题作了梳理和评判, 胜义纷呈, 因而将他在上述两部着作中的见解又向前推进, 职是之故, 此篇对于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的研究更产生了多方面的深远影响。兹择其中尤为突出者加以评述。
  
  (一) 进一步论述史官制度对于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重要意义, 强调应当大力弘扬古代着名史家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书中提出, 中国史学之所以发达有两个主要原因, 一是“史官制度设置之早”, 二是“史官地位的尊严”.梁启超高度赞扬董狐、南史为代表的古代史官秉笔直书、为保证信史记载而无所畏惧的精神:“这种史官是何等精神!不怕你奸臣炙手可热, 他单要捋虎须!这自然是国家法律尊重史官独立, 或社会意识维持史官尊严, 所以好的政治家不愿侵犯, 坏的政治家不敢侵犯, 侵犯也侵犯不了。这种好制度不知从何起, 但从《春秋》以后, 一般人暗中都很尊重这无形的纪律, 历代史官都主张直笔, 史书做成也不让皇帝看。固然, 甚么制度, 行与不行, 都存乎其人, 况且史官独立半是无形的法典。……但是只要有这种史官独立的精神, 遇有好史官便可以行其志, 别人把他没有法子, 差不多的史官也不敢恣意曲笔。”又说:“除了这点独立精神以外, 史官地位的高贵也很有关系。一直到清代, 国史馆的纂修官一定由翰林院的编修兼任。翰林院是极清要的地方, 人才也极精华之选。……一个国家, 以如此地位, 妙选人才以充其选, 其尊贵为外国所无。”他又说:“但是到民国以后就糟了!自史佚以来未曾中断的机关, 到现在却没有了!……几千年的机关, 总算保存了几千年的史迹, 虽人才有好坏, 而记载无间缺。民国以来怎么样?单是十六年的史迹, 就没有法子详细的知道。其故只因为没有专司其职的国史馆。” (1) 其对古代史家优良品德的热情肯定, 和对现行制度缺陷的严肃针砭, 堪称跃然纸上。
  
  (二) 精当地总结古代史家在史书体裁上勇于创新的精神和立志“成一家之言”的宏大气魄。书中评价司马迁撰成纪传体《史记》的最主要意义是标志着“史学因之转变方向”.“他的价值全在体裁的更新, 舍编年而作纪、传、书、表……自司马迁以后, 一直到现在快出版的《清史》, 都用《史记》这种体载, 通称正史。”梁启超强调要克服只将纪传体视为“专以人为主”的旧见, 而要深刻认识它是综合诸体, 因而足以再现客观历史丰富性、复杂性的特点:“纪传体的体裁, 合各部在一起, 记载平均, 包罗万象, 表以收复杂事项, 志以述制度风俗, 本纪以记大事, 列传以传人事, 伸缩自如, 实在可供我们的研究。我们不能因近人不看志、表, 也骂纪传体专替古人做墓志铭, 专替帝王做家谱。我们尽可依各人性之所近去研究正史。” (2) 这段论述对他本人在以前批判过头之处也作了纠正, 表明他随着时代前进, 本人的历史编纂思想也与时俱进。本书对于司马光, 又进一步论述其撰成贯通上下的编年体通史的宏大气魄和严密合理的纂修方法。“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价值不在《史记》之下。他的贡献, 全在体裁的创作。自荀悦作《汉记》以后, 袁宏作《后汉纪》, 干宝作《晋纪》, 都是断代的编年体。到《资治通鉴》才通各代成一史, 由许多史家分担一部, 由司马光综合起来。简繁得宜, 很有分寸;文章技术, 不在司马迁之下。先头作了《长编》, 比定本多好几倍;后来又另作《考异》, 说明去取的来由;作《目录》, 提挈全书的纲领:体例极完备, 《考异》的体例尤其可贵。我们学古人着书, 应学他的方法, 不应学他的结果。固然考异的方法, 司马光运用得不曾圆满, 我们还可纠正;但不相干, 只要他能够创作这种方法, 就已有莫大的功劳。自有此法以后, 一部史书着成, 读者能知道他去取的原因、根据的所在。所以司马光在史学的地位, 和司马迁差不多相等。”书中又特别表彰宋代三位创立了新体裁的史家。一是朱熹创纲目体, “高一格为纲, 低一格为目。其注意点在纲, 借纲的书法来发挥他的政治理想, 寓褒贬之意。他最得意的地方, 如三国的正统改魏为蜀等, 其实没有多大关系;其好处在创造纲目体, 使读者一看就明白一个史事的大概。”二是郑樵《通志·二十略》, “贯通各史书、志, 扩充文物范围, 发明新颖方法, 在史学界很占着地位, 足令郑樵不朽”.三是袁枢创立纪事本末体, “在纪传、编年之外, 以事的集团为本位, 开了新史的路径, 总不愧为新史的开山”. (3)
  
  (三) 对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成就的阐释明显地较前推进。梁启超在“史学史的做法”这一节中设计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内容、框架, 是将“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作为互相关联的三大部件, 这本身即说明他对古代史学评论名家成就的评价, 也较前更加深刻、中肯。他总结刘知几《史通》的主要成就在评析史书体裁、批评史馆监修制度的弊病、论述鉴别史料的方法三项, 讲得很精彩。如关于最后一项, 说:“史料的审查, 他最注重。他觉得作史的人, 不单靠搜集史料而已, 史料靠得住靠不住, 要经过很精严的的审查才可用。他胆子很大, 前人所不敢怀疑的他敢怀疑。自《论语》、《孟子》及诸子, 他都指出不可信的证据来。但他不过举例而已, 未及作专书辨伪, 而且他的怀疑, 也许有错误处。不过他明白告诉我们, 史事不可轻信, 史料不可轻用。这是刘知几所开最正当的路。”关于《文史通义》, 梁启超特别重视章学诚倡导“成一家之言”的高明史识和书中论述历史哲学的理论贡献:“他主张, 史家的着作应令自成一家之言, 什么学问都要纳到历史方面去;做史家的人要在历史上有特别见解, 有他自己的道术, 拿来表现到历史上。必如此, 才可称为史家, 所作的史才有永久的价值。所以关于史学意义及范围的见解都和前人没有相同的地方;他做史也不单叙事, 而须表现他的道术。我们看《文史通义》有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是讲哲学的, 此则所谓历史哲学, 为刘知几、郑樵所无, 章学诚所独有, 即以世界眼光去看, 也有价值。最近德国才有几个人讲历史哲学。若问世界上谁最先讲历史哲学, 恐怕要算章学诚了。” (1) 梁启超评论刘、章二人的历史编纂学理论的成就都有独到见解, 至今仍然对我们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四) 他大力呼吁要以古代史学名家的使命感和大刀阔斧的治史方法, 来救治当时史学界存在的弊病。此项最能彰显梁启超重视发挥传统历史编纂学的当代价值。梁启超指出, 当时史学界存在不健康的风气, 一种是专注别择史料、校勘考证, “专在琐碎地方努力, 专向可疑的史料注意, 忘了还有许多的真史料不去整理”;又一种是偏爱史料钩沉, “喜欢往这条补残钩沉的路走, 倒忘了有更大的工作”;还有一种是“研究上古史, 打笔墨官司”, 热衷于对上古史料有歧义的地方争论不休。梁启超对此大力针砭, 他指出形成这种风气的原因, 是避难就易, 希图侥幸成名, 结果造成一种病态。而对此施加救治有效方法, 就是发挥古代优秀史家怀抱强烈责任感、使命感的精神, 明确方向, 下决心撰成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众的规模宏大的史学着作。为此, 他满怀热情倡导“跟着从前大史家的做法”, 去争取中国史学的光明前途:“一般学者为成小小名誉的方便起见, ……老是往这条捷径走, 史学永无发展。我们不能不从千真万确的方面发展, 去整理史事, 自成一家之言, 给我们自己和社会为人处事作资治的通鉴;反从小方面发展, 去做第二步的事, 真是可惜。不过这种大规模做史的工作很难, 因为尽管史料现存而且正确, 要拉拢组织, 并不容易。一般作小的考证和钩沉、辑佚、考古, 就是避难趋易, 想徼幸成名, 我认为病的形态。真想治中国史, 应该大刀阔斧, 跟着从前大史家的作法, 用心做出大部的、整个的历史来, 才可使中国史学有光明、发展的希望。” (2) 大力发掘和阐释传统学术精华的当代价值, 这是梁启超的睿智和高度学术责任感的突出体现。20世纪有众多史学名家选择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课题从事研究, 并撰成气魄宏大、内容精深的优秀之作, 也正是自觉发扬中国史学优良传统而取得的。
  
  至此, 我们可以为本文作一小结。
  
  梁启超于1902年撰着《新史学》这篇名文之时, 为了反映救亡图存、唤起民众觉悟、激发爱国热情的需要, 倡导“史界革命”, 激烈批判旧史学以记载帝王将相为中心而产生的种种弊病。此举使梁启超成为呼唤史学近代化潮流的代表人物, 影响至为深远。但是又因此而使梁氏以痛责旧史是“二十四姓之家谱”的过激人物“定格”在近代学术史上, 许多人也由此不去关注梁氏大量论述应当对传统史学的精华继承、借鉴的另一面。这种陈见实则与客观史实大相径庭。我们应当重新发掘史料, 深入阐释梁启超对传统史家的编纂旨趣、编纂成就、编纂方法的大量论述, 总结其对近代历史编纂理论的重要贡献。其历史编纂理论发展的脉络是, 在他发表《新史学》之时, 即已明确肯定太史公等六人是旧史界具有创造性的人物, 其后又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更有大量强调继承优良史学遗产的论述, 直至大声疾呼应当“跟着从前大史学家的做法”, 及时救治当时一般学者身上存在的专在琐碎地方努力的严重弊病, 去争取中国史学的光明前途!对此进行专题探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一是重新给这位“理论和实践并重的史界巨灵” (1) 恰当的历史定位, 实际上在他身上革新性与继承性二者都有强烈的体现, 相辅而相成。二是由此再次证明, 既重视反映时代的要求、勇于革新、勇于创造, 又重视大力继承前辈们的学术遗产、自觉吸收营养, 乃是保证学术健康发展的两项法宝, 也是世代学术向前发展的通则;包括梁启超在内20世纪诸多学术大家在广泛领域取得出色成就, 其深刻原因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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