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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中吕思勉的理论研究

来源:原创论文网 添加时间:2018-08-15
  吕思勉被香港史家严耕望推崇为“前辈史学四大家”之一①,足见其在二十世纪中国史坛的重要地位。吕氏主要以研究古史名世,同时亦重视近代史,留下颇为丰富的近代史着述。1997 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吕着中国近代史》包括: 《中国近代史讲义》、《中国近世史前编》,为其早年在上海光华大学讲授中国近代史的两份讲义; 《中国近百年史概说》,为1943 年在辅华中学讲课时的讲稿; 《中国近百年史补编》( 原名《初中本国史补充读本》) ,1946 年5 月由上海中学生书局出版; 《中国近世文化史补编》; 《日俄战争》,曾作为“新时代史地丛书”之一,1928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收入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 第一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八种》,在《吕着中国近代史》基础上增添了《国耻小史》、《近代史表解》。《国耻小史》为其早年所编史地通俗读物之一种,1917 年列入“通俗教育丛书”由中华书局出版; 《近代史表解》作于1950 年代初。吕思勉的中国近代史着述,既有应课堂教学之需而编撰的讲义,亦有为因应时代需要而撰写的通俗史学读物,与深入的专题研究有别,或未能达到罗家伦所谓“科学的中国近代史”之要求,②然决非率尔操觚之作。因吕氏学养深厚,视野宏阔,具有通贯古今的史识,这些着述非当时“抄撮选辑,仓卒成书”的一些近代史书籍可比; 其近代史书写亦难以归入所谓“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的惯常划分而独具特色,值得深入探讨。

吕思勉
  
  
  
  民国时期的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先天不足,难以受到主流学界的重视。有识史家对学界详古略今之学风不无批评。梁启超表示,藐视近代史“此则乾嘉学派之罪也”; “我想将来一部‘清史'- 尤其是关于晚清部分,真不知作何交代?”③顾颉刚也说: “以近代史的复杂与切用,实当许有人从事工作”④。然而呼吁与落实之间尚有相当的距离,近代史仍是较为荒凉的领域,似吕思勉这样投入近代史编撰的史家实不多见。
  
  《中国近代史讲义》“绪论”指出: “事已过去而犹欲强而行之,则泥古之祸作矣。世之侈谈皇古以及理想太高者,其不可用即由于此。然则历史知识信莫贵于现世矣”.①此处主要着眼于史学“致用”的功能而重视近代史。吕思勉并非遗弃世务的学者,他曾说: “对于现状不满,乃是治学问尤其是社会科学家真正的动机。”②“欲知现在,必溯原于既往。明乎既往,即知现在之所以然,现在之所以然明,即事物之真相得,事物之真相得,则应付之术,不待求而自出。”③在他而言,讲授、撰写中国近代史重在追索当下问题的历史远因,自有书斋学者的那份现实关怀与时代担当蕴含其中。
  
  “中国近代史”之兴起,源于现代意义的历史分期。④随着西式学术分科通过学科建制而确立,“中国近代史”作为史学分支学科渐具雏形,“近代”始自何时? 成了书写近代史首先面对的一个问题。如张玉法所言: “历史最大的特性是’变‘( Change) ,历史分期的目的是在找出’变点‘( Turning Point) .”⑤时代分期更能反映历史的演变大势,但其分期界标却因着眼点不同而难以形成共识,不如王朝断代那么确定不移。吕思勉以明代中叶“欧人东来”作为“近代史”之起点: “自欧人东来,而局面乃一变,其文化既与我大异,政治兵力亦迥非前此异族之比,我国受其影响,遂至凡事皆起变化,……此则所谓近世史者也。”进而将近世史又分为二期: “一自欧人东来,至清末各国竞划势力范围止,此为中国受外力压迫之时代; 一自戊戌变政起,迄于现在,此则中国受外力压迫而起反应之时代也。”⑥
  
  以“欧人东来”为近代起点,民国学人郑鹤声、陈登元、柳诒徵等人亦持此见。⑦不过吕氏将近代以戊戌变法为界加以划分,⑧则颇显独特。吕氏受进化史观影响,认为“人类的进化,纯粹是文化进化”; “民族国家的盛衰兴亡,全是判之于其文化的优劣”.他从文化变迁角度着眼,将中国文化分为三大时期: 1、独立发展时期; 2、受印度影响时期; 3、受欧洲影响时期。几百年来,欧洲人“因为生产的方法改变了,使经济的情形大为改变。其结果,连社会的组织,亦受其影响,而引起大改革的动机。”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环境的剧变,恒在与一个向不交通的区域交通之时,”这种影响亦必将“及于中国”.他认为鸦片战争表面上因禁烟、通商而引起,实际上“则是中西的文化差异得甚了,自塞而趋于通,不可免的冲突的初步。”“所以在所谓近世期中,我们实有改变其文化的必要。”⑨并指出: 近代以来中国“革新之原动力有二: ( 一) 士大夫,( 二) 平民也。前者恒侧重于政治之改革,后者则较易注重于社会方面,亦易倾向民族主义。前者,康有为等之主张变法维新代表之。后者,孙文之革命代表之。”10
  
  对于“近代”的起点,吕思勉有自己的定见。但他为通史大家,注重中国历史的连续性,认为“史事前后相因,又彼此皆有关系,欲强分之,正如抽刀断流,不可得断一事也。……然事之真相难穷,而人之知识有限,就凡人识力所及,原因结果,要不能无亲疏之分,然则举吾侪认为与现在有直接关系之事,搜集而研究之,夫固未为不可也。所谓近代史者,其义如此。”①此处所强调者为“近代”界限之相对、模糊性,以及划分“近代史”的权宜性,不必亦不能太过拘泥。②吕氏的近代史叙事尤具通贯的眼光。他强调: “要讲中国的近世史,必先知道入近世期以前中国的情形”.他论述中国的政治制度,从秦汉时讲起通贯而下; 对近代士子与宋明之世的读书人加以比较,指出: 清代理学衰落,士子虽处从古未有之变局而“反应的力量并不大,若在宋明之世,士子慷慨好言天下事之时,则处士横议,早已风起云涌了。”论述民族主义,则追溯至五胡乱华。③
  
  1930 年代随着民族危机加深,出现了不少冠名“近百年史”、着眼于鸦片战争以来之外患的书籍,不少学校亦开设近百年史课程,吕思勉亦有《中国近百年史概说》、《中国近百年史补编》。不过他的“近百年史”,仍注重追溯历史的远因,以相当篇幅叙述鸦片战争之前中西交涉初期的情形。
  
  
  
  1949 年以前,中国近代史研究多以中西关系为核心。蒋廷黻视外交史为“中国近代史的最重要方面”④,内政兴革仅为外交的反应,其《中国近代史》实际上可以看作“外交史大纲”⑤。金毓黻认为,“近百年内,中国内政鲜有可述,对外关系,实居主位”⑥。当时大学的课程设置中,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外交史往往合而为一。
  
  吕思勉的近代史书写,亦极重视中外关系。《中国近代史讲义》是吕着近代史8 种之中体例最为完备者,除绪论外,共31 节,其中叙述内政者仅“清代之盛衰”、“嘉道咸同光之政局”、“革新之渐”、“戊戌政变及庚子义和团”、“改革政体之动机”、“清之亡及民国成立”、“民国以来之政局”7节,对于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等重大事件未曾述及。⑦对于列强发动的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次中外战争及议和交涉,均不惜笔墨详加论述。对于中外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亦深入分析其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危害。其基本内容近乎“列强东侵史”或“中外关系史”.
  
  值得注意的是,吕着《中国近百年史概说》、《中国近百年史补编》基本上为近代以来中国内政之情形。作于1950 年代初的《近代史表解》,为吕思勉在经历政治学习之后而撰成的一个近代史提纲,或许他计划在此基础之上编写新的近代史着述。《近代史表解》之体例框架显然已受到当时通行近代史叙述之影响,以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党起义、第二次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等重大政治事件为近代史的基本内容。总体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尚属草创,吕思勉亦未及全面思考近代史的叙事框架。但他视近代中国的外交与内政为相辅相承的两面,根据不同的实际需要有所侧重则可,若仅偏于一端则不可。
  
  论者习惯以“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的平行发展与对峙来梳理20 世纪中国近代史书写,自有其见地。①这两种叙事,背后隐含着不同的倾向与立场,所着眼的不仅是已逝去的历史本身,更在于中国的现实与未来,只不过以历史为载体,来表述他们对现实的焦虑以及对未来的期待。但是应该看到,民国时期还有部分史家---如吕思勉---的近代史书写,与“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均有距离,并不能归入这两种叙事模式。
  
  吕思勉为清贫学者,不求闻达,对于国、共两大政治势力亦无偏向。他表示: “以中国情势的复杂,各党派有政见安能没有异同? 异同之极,遂致演成兵争了。这便是十八年( 1929) 以后的国、共战争。……然’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国、共两党,抗敌、建国的宗旨,原是一样的。”②一方面,他承认西方文化相对于中国文化所具之优势地位,认识到中国必将受欧洲文化影响之历史大趋势,因而慨叹为“伟大的转变”.③但他并未将“现代化”作为衡量近代一切史事人物的准绳,同时亦站在民族立场,强调“近百年来中国所以衰弱的总根源,自不能不归咎于资本帝国主义的兴起。”④认为太平天国“大业虽终于颠覆,然留此一段悲壮的事迹于历史之上,可使汉族的民族主义,放万丈的光焰。”⑤且详述列强入侵使中国丧权辱国陷于“次殖民地”的“国耻”,以激扬民气。他将中国近代史分为“中国受外力压迫之时代”、“中国受外力压迫而起反应之时代”.这种表述,似已初具后来所谓“冲击- 反应”模式之雏形。但其实二者还是有实质区别。“压迫”二字蕴含对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在近代中国所作所为的负面价值评判,与“反帝”论述有相通之处。而所谓“冲击”,则对列强所为持正面肯定态度,淡化甚至抹煞近代以来中西关系中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压迫、侵略。
  
  “现代化”叙事与“革命”叙事并非基于广泛的实证研究,而是在意识形态影响下的人为建构。二者各执一端,在对于近代史事的叙述上有时适相反对。吕思勉摒除这两种叙事的先入之见,力图从当时的史事及其时代背景出发,因而一定程度克制了史家的后见之明,评判近代史事、人物常有“了解之同情”.如评黄爵滋关于严禁鸦片之奏折曰: “此疏至今尚为人所传诵,然于法之何以能行,似亦未曾筹及,盖皆不免徒知烟之当禁,而未一察当时政治情形,至于因此而动干戈,终至败绩失据,则自非当时之人所及料,不能以此为议者咎也。”认为鸦片战争失败“乃积数千年之因,以成此一时代之果,断非一人一事之咎。”“穆彰阿等固非贤臣,然当时攻击之谈,则大都不切情实,且多诬罔之辞。”奕山与俄签订《瑷珲条约》,“论者亦皆咎奕山之愚懦”,然当时“中国断非俄敌,其屈伏亦出不得不然。边备废驰,由来已久,实不能专为一人咎也。”⑥论及达洪阿、姚莹、裕谦杀俘,“自今日观之,何解于野蛮之识?”但若回到当时,则应看到“民族隔阂之深,致有此等变态的心理,此岂可以常理论,亦惟有归诸异文化接触时,应有的现象而已。”⑦论及中外交涉之维艰,认为: “中西文化的隔阂,关系最大的: ( 一) 为国际法上见解的悬殊。( 二) 则人民骤与异文化接触,而又激于累败之辱,不免发生褊狭的排外心理。( 三) 中国和外国交涉,向守厚往薄来之戒,对于利益,不甚注意,于此时的局势,亦不相宜。此时的要务: 在于( 一) 消除妄自尊大之念。( 二) 及盲目排外的感情。( 三) 而对外则不丧失权利。此非深知此时的局面,为旷古所未有,一切旧见解、旧手段都不适用不可行,在当时如何可能呢? 所以交涉的失败,只是文化要转变而尚未能转变当然的结果,并不能归咎于任何一个人。”①相较于一些研究者以今日的标准来要求历史人物并对之苛责抨击,吕氏更多中允持平之论。
  
  简言之,吕氏的近代史书写,更注重叙述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而淡化了价值评判色彩。这并非意味着缺乏史识。事实上,吕着近代史亦多有其画龙点睛式的精彩论断。如他指出: “中国初与外国交涉,恒不愿其直达政府,一则沿袭旧见,以示体制之严,一亦以交涉每多棘手,多其层次,可为延宕转圜之计,并可掩耳盗铃,以全体面也。”②论及清朝之衰落,他认为“兵力之不振,财用之不足,尚皆不为大忧,政治苟善,未始无挽回之策也。而清代又不能然。清代政治,盖误于满汉之见,始终未能化除。”③近代以来中国受西方影响,其生活情形、风俗习惯均不得不变,“但中国疆域广大,各地方的生活,所受新的影响不一致,所以其变的迟速,亦不能一致,而积习既深,变起来自然也有相当的困难。”④近年来在柯文“中国中心观”的影响下,学界的“区域史”研究蔚为潮流,而“区域史”即主要基于中国各地近代以来变化迟速不一、情形各异。在对比中国、日本变法之成败时,吕思勉认为: 并非中日两国民族性有优劣,“顾日本之维新成功甚速,中国则累遭顿挫者,日本是时正自分裂而趋于统一,中国是时,则适自统一而趋于分裂,此为近数十年两国强弱不同之大原因。”⑤再如其论近代的教案,认为教案背后实际上是中国民族心理对西人、西教的排斥; 而教案每由极细微的事情、甚或是全无根据的谣言而引发,则因西教忽视对士大夫的传播,“其太注意于下层社会,以致招致了一班民族性较为缺乏的人。”因而教案“发动之时,只有从旁鼓动的人,绝无劝谕禁止的人。”⑥这些论述均能发人所未发,颇具洞见,体现了其卓越的史识。
  
  吕思勉的中国近代史书写,以史家的冷静理性的笔触,详述近代中国在列强东侵时所遭遇的重重危机,纵论史事发生的历史远源,及中国在外力压迫时的变革应对。他不如“现代化”叙事或“革命”叙事那般对中国历史的未来走向有明晰的判定,因而也某种程度避免了因目的论而导致对历史真实的遮蔽; 但他又从大历史的视野,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充满信心。他明确表示: “从五口通商,到民国二十六年( 1937) 的崛起抗战,亦还不满百年,我们的转变,也不可谓之迟了; ”⑦中国“前途之大有希望,实无疑义。”⑧可见对国族的热爱无疑仍是其近代史叙事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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