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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孙中山民生思想对近代史的重要性

来源:原创论文网 添加时间:2018-08-22
  摘要:为解决民生问题,孙中山在分析中国人民生活现状的基础上,借鉴欧美各国经验教训,创造性地提出了解决民生问题的思路,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民生思想:用“平均地权”的办法来解决土地问题;采用现代农业生产流通方式,确保粮食安全;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政策,来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实行开放政策,利用外资,发展实业;通过人与人之间互利、合作、互爱,来实现社会和谐。这些思想对我们改善民生,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启迪。
  
  关键词:孙中山; 民生问题; 土地; 农业; 对外开放;

孙中山
  
  众所周知,20世纪初,在西方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双重剥削压迫下,民生问题是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为解决这一问题,孙中山在借鉴欧美各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殊国情,本着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宗旨,对解决我国民生问题进行了积极地理论探索与思考,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民生思想。
  
  
  
  在孙中山看来,“‘民生’二字,为数千年已有之名词。至用之于政治经济上,则本总理始,非独中国向无新闻,即在外国亦属罕见”(1)。所谓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2)。那么,当时中国人民的生活,是怎样的情形呢?首先就广大农民的生活状况来看,“中国的人口,农民是占大多数,至少有八九成,但是他们由很辛苦勤劳得来的粮食,被地主夺去大半,自己得到手的几乎不能够自养,这是很不公平的”(3)。又因为土地问题没有解决,政府一切费用便不能不向一般普通人民来抽种种杂捐。因此,“一般普通人民负担的杂捐太重,总是要纳税,所以便很穷,所以中国的穷人便很多”(4)。据调查,“现在农民的劳动结果,在农民自己只能分四成,地主得了六成。政府所抽的捐,都是由农民出的,不是由地主出的。象这种情形,是很不公平的”(5)。所以,在中国,“一般农民所处的境遇,都是最艰难和最痛苦的,没有幸福之可言”.(6)其次,就大多数工人的生活状况来看,“若以工作之价值衡量生活费用,则中国为工人生活最贵之国。中国一寻常劳工,每日须工作十四至十六小时,仅能维持其生活”(7)。孙中山在对当时中国民生之现状分析的基础上,还对民生问题产生之原因进行了较为详细地分析。从欧美各国来看,他说:“欧美自政治革命而后,人人有自由平等,各得肆力于工商事业,经济进步,机器发明,而生产力为之大增,得有土地及资本之优势者,悉成暴富;而无土地及资本之人,则转因之谋食日艰。由是富者愈富,贫者益贫,则贫富之阶级日分,而民生问题起矣”(8)。他强调民生问题之发生,是因为人们对“土地及资本”占有之有无造成的。这一认识已非常接近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观点。在孙中山看来,欧美各国民生问题产生的原因,虽具有普遍意义,但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发展到贫富两大对立阶级进行战争的地步。那么,中国民生问题是什么原因产生的呢?检索孙中山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中国民生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主、客观两个方面:就主观原因来说,一是在清政府专制统治下,人民无权利、无义务、无责任所致。对此,他明确指出:“吾国土地如此之大,人民如此之多,物产如此之丰富,何至于如此之贫!推原其由,实因前清专制政体,人民无权利,遂无义务的思想。无自由平等的幸福,自甘暴弃责任,毫无竞争之心,进取之性。此实吾国民至于贫弱之一大原因也”(9)。二是国民党人及国内贤者不重视民生问题所致。1912年8月22日,他在《致宋教仁函》中指出:“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盖内力日竭,外患日逼,断非一时所能解决。若只从政治方面下药,必至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10)。此后,他在总结民国以来经验教训时又说:“民国数年以来,民生凋疲已极,斯虽由于政治不良,亦由国内贤者对于民生问题素未注意。国民生计既绌,举凡地方自治暨教育实业诸大端,自无从而谋发展。今日国事之愈趋愈下,其根原实由于此”(11)。就客观原因来说,一是因外国经济压迫所致。他说:“我们国家的土地有这样大,矿藏有这样丰富,农产有这样多,为什么还弄到民穷财尽,人民日日受贫穷的困苦呢?最大的原因,是受外国经济压迫”(12)。二是我国经济基础比较薄弱。他说:“各国人民之文野,及生计之裕绌,恒以交通为比例。中国人民之众,幅员之大,而文明与生计均不及欧美者,铁路不兴,其一大原因”(13)。对于中国民生问题产生原因之分析,尽管孙中山的认识不尽全面准确,但这一分析基本上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正是在这种分析认识的基础上,孙中山以政治家特有的政治敏锐性把解决民生问题提到了治国理政的重要高度。他强调指出,“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先把中心的民生问题研究清楚了,然后对于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办法”(14)。“民生就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因为民生不遂,所以社会的文明不能发达,经济组织不能改良,和道德退步,以及发生种种不平的事情”(15)。可以说,这一远见卓识直到今天仍闪现出不灭的光辉。
  
  二
  
  民生问题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应当怎样解决民生问题呢?针对中国民生之现状,孙中山根据美国学者亨利·乔治的土地单一税理论,在借鉴欧美各国解决社会问题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中国国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解决中国民生问题的思路。
  
  第一,通过“平均地权”的方法,解决土地问题。“平均地权”作为孙中山民生观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最初的理路到后来的演变,都以社会改造为宗旨。检索孙中山有关“平均地权”的论述,其内容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在土地所有制问题上,不主张消灭地主,而是主张通过地主报价,将原租的一部分给予地主,涨价部分归公,与民共享;必要时照定价收买,实现土地国有,最终采取“耕者有其田”,使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成为具有独立经济地位和独立人格的自耕农;二是在赋税问题上,实行照价纳税,利归国家,用之于民,以消除贫富悬殊的社会矛盾。为保证“平均地权”的贯彻实施,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作了较为详尽地规定。他指出:“土地之税收,地价之增益,公地之生产,山林川泽之息,矿产水利之利,皆为地方政府之所有,用以经营地方人民之事业及应育幼、养老、济贫、救灾、卫生等各种公共之需要”(16)。“严定田赋地税之法定额,禁止一切额外征收,如厘金等类当一切废绝之。”“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17)。即以国家干预手段,保障实施。平心而论,孙中山这一主张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个重大课题,在制止地主阶级垄断土地,打击封建势力,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诸方面,起着积极作用。但试图通过“平均地权”的方案,来防止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想法,则是不切合实际的。
  
  第二,采用现代农业生产流通方式,确保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所以如何解决四万万中国人吃饭问题,也是孙中山考虑的一个重大课题。在思考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同时,孙中山还对如何增加粮食生产进行了积极探索,提出了一个较为系统的农业现代化思想。其内容主要包括七个方面:一是机器问题,即农业的机械化问题。他主张运用先进的机器设备,来装备农业,通过实现农业的机械化,来提高农业土地生产率,增加粮食生产。他说:“中国几千年来耕田都是用人工,没有用过机器,如果用机器来耕田,生产上至少可以加多一倍,费用可减轻十倍或百倍。向来用人工生产,可以养四万万人,若是用机器生产,便可以养八万万人”(18)。不仅如此,而且借助于机器,还可以垦荒种田,提高土地利用率,从而扩大粮食生产。二是肥料问题,即科学施肥,提高地力问题。他主张通过科学施肥的办法,来提高农作物产量。他说:“要增加农业的生产,便要用肥料;要用肥料,我们便要研究科学,用化学的方法来制造肥料”.为此,他还向人们讲解了制造化学肥料的方法。他说:“如果硝质、磷质和灰质三种东西再混合起来,更是一种很好的肥料,栽培什么植物,都很容易生长,生产也可以大大的增加”(19)。三是换种问题,即通过换种,来增加粮食生产问题。他说,通过交换种子的方法,使“土壤可以交替休息,生产力便可以增加,而种子落在新土壤、生于新空气,强壮必加,结实必多”(20)从而使农作物产量增加。四是除害问题,即通过防治农作物病虫害,来增加粮食生产问题。对于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他主张,“我们要用国家的大力量,仿美国的办法(对农业科研机构投入大量经费,来研究消除病虫害的方法---引者注),来消除害虫,然后全国农业的灾害,才可以减少,全国的生产,才可以增加”(21)。第五是制造问题,即农产品贮藏加工问题。他说:“粮食要留存得长久,要运送到远方,就必须要经过一度之制造方可”.“近来外国制造新法,就有将食物煮熟或烘熟,入落罐内而封存之,存留无论怎么长久,到时开食,其味如新,这是制造食物之最好方法。无论什么鱼、肉、果、蔬、饼食,皆可制为罐头,分配全国或卖出外洋”(22)。第六是运送问题,即通过调剂余粮,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他认为过去我们之所以没有解决吃饭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粮食运输不通。他说:“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运输,因为运输不方便,所以生出许多耗费”(23)。为解决粮食运输问题,他建议充分发挥运河、铁路、车路、挑夫的作用,“要把这四个方法做到圆满的解决,我们四万万人才有很便宜的饭吃”(24)。七是防灾问题,即科学预防水灾、旱灾问题。增加农业产量、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除风调雨顺之年外,如何科学地预防自然灾害是关键。那么,应当怎样预防自然灾害呢?孙中山根据自然生态平衡理论,提出了预防水灾、旱灾的方法。他说:“我们研究到防止水灾与旱灾的根本方法,都是要造森林。至于水旱两灾的治标方法,都是要用机器来抽水和建筑高堤与浚深河道。这种治标与治本两个方法能够完全做到,水灾天灾可以免,那么粮食之生产便不致有损失之患了”(25)。平心而论,孙中山为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倾注了大量心血,这些改良农业生产方式,增加粮食生产的方法,即使在今天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尽管孙中山这一思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实现,但他这一思想的确难能可贵。
  
  第三,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政策,来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众所周知,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19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已经完成了由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向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的转变。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性危机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突出地表现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社会问题的严重性。由于资本的高度集中,社会财富由少数金融财政寡头所垄断,从而促使贫富更加悬殊,社会两极分化更加严重,社会阶级对立更加尖锐。孙中山认为,这些都是西方国家所面临而又没有解决的新问题。对此,中国应尽早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为避免中国重蹈欧美国家的覆辙,他主张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政策,通过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的方法,来解决民生问题。他说:“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然不可不防一种流弊,则资本家将从此以出是也”.在他看来防弊之政策,无外乎国家社会主义,即“国家一切大实业,如铁道、电气、水道等事务皆归国有,不使一私人独享其利”(26)。他说,解决民生问题,“如果不用国家的力量来经营,任由中国私人或者外国商人来经营,将来的结果,也不过是私人的资本发达,也要生出大富阶级的不平均”.因此,振兴实业,不仅要节制私人资本,还要发达国家资本。(27)“凡天然之富源,如煤铁、水力、矿油等,及社会之恩惠,如城市之土地、交通之要点等,与夫一切垄断性质之事业,悉当归国家经营,以所获利益,归之国民公用”.对此,他满怀信心地指出:“如是,则凡现行之种种苛捐杂税,概当免除。而实业陆续发达,收益日多,则教育、养老、救灾、治疗,及夫改良社会,励进文明,皆由实业发展之利益举办。以国家实业所获之利,归之国民所享,庶不致再蹈欧美今日之覆辙,甫经实业发达,即孕育社会革命也。此即吾党所主张民生主义之实业政策也。凡欲达真正国利民福之目的者,非行此不可也”(28)。应当指出的是,孙中山上述思想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其一,就国家社会主义政策来看,实际上是主张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来解决民生问题。因为他实行民生主义的目的是试图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径直进入社会主义,所以他主观上仍然认为这是国家社会主义政策而非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其二,孙中山虽然主张节制资本,但他并不完全反对一切的资本主义,而仅仅反对操纵国计民生的“私有资本制度”.对此,他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明确指出:“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29)。诚然“节制资本”的主张,具有限制国内外私人资本垄断、避免贫富分化的作用,但是,在私人资本主义发展问题上,“节制资本”实际上无形取消了中小资本发展的空间和内驱力,使中小资本因没有发展方向和发展动力而萎缩和异化。
  
  第四,实行开放政策、利用外资,发展实业。由于辛亥革命是在“民穷财尽”的条件下取得的胜利,所以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就把振兴实业,实行民生主义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他在担任临时大总统的三个多月期间,主持通过了一系列关于振兴实业、挽回利权的政策和法令。据《临时政府公报》统计,在所发布的五十八号公报中,涉及到实业部的就有五十余款,而且要求各省成立实业司,统一领导有关实业方面的一切事宜。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自告奋勇地抓经济建设,提出“建立20万公里铁路计划”,并开始“振兴实业”的实践。1918年孙中山第一次护法战争失败后,愤然到上海闭门着述。这期间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处充斥着战争遗留下来的大批剩余物资。孙中山认为,这是中国发展实业的“天赐良机”.他密切注视着战后形势的发展,考察和总结世界先进国家经济建设成功的经验,并联系中国的实际,在认真研究思考的基础上,于1918年至1919年撰写了一部全面论述中国经济建设的专着---《实业计划》,内容涉及开放交通、开辟商港、兴建都市、发展水利、振兴工业、发展矿业、发展农业、兴修水利、营造森林、移民实边等十项建设事业。这个计划涉及到了社会物质生产资料的各主要行业和部门,是孙中山提出的最完整的工农业现代化的方案。因当时民国财政经济困难重重,建设人才匮乏,要进行如此庞大的建设,是不可能的。为解决这一难题,孙中山主张通过实行开放政策、利用外资,发展实业。他说:“吾国既具有天然之富源,无量之工人,极大之市场,倘能借此机会,而利用欧美战后之机器与人才,则数年之后,吾国实业之发达,必能并驾欧美矣”(30)。不仅如此,尤为可贵的是,为实施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孙中山还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则:一是在对外开放中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他强调指出,引进外资要以不损害国家主权、发展权为前提,我们可以“利用其资本人材,而主权万不可授之于外人”(31),“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32)。二是在对外开放中坚持平等互惠的原则。1920年4月3日,孙中山在美国《独立周报》上撰文时又强调中美两国在平等互惠的原则下联合共同开发中国实业。(33)三是在对外开放中实行互助合作共赢的原则。孙中山通过对人类社会进步之考察,认为人类社会进化之主动力,在于互助,不在于竞争。基于此,为实施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之计划,他极力倡导互助、合作、共赢的原则。他说,我们主张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之目的是“欲利用战时宏大规模之机器,及完全组织之人工,以助长中国实业之发达,而成我国民一突飞之进步;且以助各国战后工人问题之解决”(34)。与此同时,他还就发展中国实业所产生的共同利益,作了较为详尽地分配说明:“其一须摊还借用外资之利息,二为增加工人之工资。三为改良与推广机器之生产,除此数种外,其余利益,须留存以为节省各种物品及公用事业之价值”(35)。尽管这一主张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实现,但孙中山为解决民生问题,提出全面利用外资振兴实业,实现中国近代化的思想原则,在当时无疑富有远见,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第五,通过人与人之间互利、合作、互爱,来实现社会的和谐。孙中山通过对欧美社会之观察认为,“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36)“一国之内,若是有了大富人,国家大事就被他们垄断。穷人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就不得不做富人的奴隶,这也是一种很不平等的事”(37)。为打破这种不平等现象,孙中山主张民生问题之根本解决,必须从分配上着手。他说:“我们要完全解决民生问题,不但是要解决生产的问题,就是分配的问题,也是要同时注重的。分配公平方法,在私人资本制度之下,是不能够实行的”.因为在私人资本制度下,生产和分配之方法,专以赚钱为目标,民生问题便不能完全解决。“我们实行民生主义,还要注重分配问题。我们所注重的分配方法,目标不是在赚钱,是要供给大家公众来使用的”(38)。既然分配的目标在于满足公众的需要,那么,怎样在分配过程中来体现公平性呢?为解决这一难题,孙中山提出了互利、合作、互爱原则。他说:“吾人所主张者,并非如反动派所言,将产业重新分配之荒谬绝伦。但欲行一方策,使物产之供给,得按公理而互蒙利益耳。此即余所主张之民生主义的定义。余将使劳工得其劳力所获之全部。将来中国之实业,建设于合作的基础之上。政治与实业皆民主化。每一阶级,皆依赖其他阶级,而共同生活于互爱的情形之下。此种思想,固然达到,但吾人当努力以求理想之实现,以改良社会之情状,使臻于完善之域也”(39)。对此理想社会之形态,1924年4月,他在广东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庆纪念会演说时又进一步作了详尽地说明。他说:“国家太平了,开辟财源,所得的利益不许少数人独享,要归多数的人共享,国家的利益大家可以均沾。少年的人有教育,壮年的人有职业,老年的人有养活。全国男女,无论老少,都可以享乐”(40)。诚然,孙中山这一主张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这一思想具有超越时空的特性,随着社会的变迁,愈加珍贵。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的民生问题得到了极大改善。城乡居民收入较大增加,家庭财产普遍增多。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初步建立,贫困人口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居民消费结构优化,衣食住行用水平不断提高,享有的公共服务明显增强。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日益进步,民生问题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扩展,并且由单纯的物质生活转向全面化。诸如阶层差距和分配差距的扩大、就业难、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食品安全等问题。这些都是当前民生的基本问题,都是需要重点解决的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因为这些民生问题的客观存在并且持续发展,影响着我们国家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影响着我们国家社会生态的和谐,所以我们党和政府对此非常重视。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向全党同志明确提出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历史任务。他说:“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41)。这表明,在全党全国人民“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新形势下,学习研究孙中山民生思想仍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在农地增值收益方面,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当前,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深入发展,土地的市场价值日渐凸显和明晰,在城市经济幅射范围内农村土地尤其是城乡结合部的土地蕴涵着巨大的可以即期实现的经济效益,即土地的发展权益。从理论上说,土地发展权带来的收益并非业主自己投资和劳动形成,而是与政府的管制相联系,确应由社会共享,而不能由规划待转用农地的使用者独得。但是,在处置土地财产权和发展权方面我们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征地范围过宽,存在滥用土地征用权的问题;土地征用对农民的补偿过低,农民存在严重的利益损失;在法律和制度上对农民土地财产权的保护力度还不够;对农民失地的安置无法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和长远生计,等等。关于如何处置土地发展权益这一问题,孙中山曾明确指出:“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42)。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土地发展权归公的原则,由政府统一行使和处置土地发展权从而取得与土地发展权相对应的土地增值收益,再将这种收益用于适当的分享人群。即由国家、地方政府、农民集体、农民个人来分享。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注意,孙中山在主张土地国有、涨价归公、国民共享的同时,还主张通过提高农民的政治地位、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等法律,对农民的土地收益权给予政治、法律保障。因此,我们节约用地保护耕地的原则下,借鉴孙中山关于土地发展收益权的有关做法,把农民对土地收益权的实现和民主权利的实现结合起来,在征地过程中,认真落实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建立健全各项征地、用地法规制度,确立合理的土地利益分配机制,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发展权益。
  
  第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时期,如何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如何适应农业生产方式和农产品、食品市场流通格局的变化,适时引导和规范农产品生产流通方式;如何通过政府的支持,保护农业这一弱质产业的发展,同时稳定市场食品价格,是一项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尽管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与流通的环境条件与民国初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孙中山为发展我国现代农业生产流通方式所提出的机器问题、肥料问题、换种问题、除害问题、制造问题、运送问题、防灾问题,对新时期发展我国现代农业,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确保粮食安全,仍具有借鉴意义。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一定要借鉴孙中山关于发展我国现代农业生产流通方式的方法,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先要任务,加大科技投入,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农村市场和农业服务体系。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和流通企业,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发展,不断提高农业集约化水平和综合生产能力。加强农田基本水利建设,提高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加强动植物疫病防控,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
  
  第三,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的结束,我国对外开放面临的内外条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经济总体上处于增长期,经济全球化加速了资本流动国际化和生产活动全球化,国际产业转移由传统制造业向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延伸,世界经济分工格局重新调整,我国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的互动明显增强。这既为我们扩大对外开放、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也对我们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牢牢掌握我国发展的主动权、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提出了严峻挑战。诚然,我国对外开放的国内外环境条件与民国初期有着很大不同,但孙中山为解决民生问题,提出的实行对外开放、利用外资、发展实业的战略思想,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提出的维护国家主权,坚持平等互惠、互助合作共赢的原则,对我们扩大对外开放,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仍具有重要意义。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要借鉴孙中山的对外开放思想,始终不渝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地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第四,切实改善民生,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使全体人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诚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生问题已有显着改善,但是,我们还应该清醒地看到,随着改革的深入,多年10%左右的GDP增长在给我们提供了更高的物质平台后,也使社会发展滞后问题相对凸显:一是收入分配不公带来的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二是劳动关系失衡带来的劳动者的权益不断受损;三是传统户籍制度下的流动人口和城市固定户籍人口的利益分配带来的对农民工的歧视现象;四是城乡差距的扩大化和地区差距的扩大化;等等。从整体上看,不同社会成员收入差距呈逐步拉开的趋势。不断拉大的利益差距,使得利益矛盾凸显,利益冲突不断发生。因此,如何完善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已经成为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读史使人明智,民国时期,为解决民生问题,孙中山提出的人与人之间互利合作互爱原则、分配公平方法、国家利益大家均沾的思想及“少年的人有教育、壮年的人有职业、老年的人有养活”的美好社会形态,对于我们在新世纪新阶段,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使全体人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无疑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需要我们始终将改善民生、保障民生放在首位,并且始终以民生问题为核心。通过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完善社会管理、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等方式,使全体人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
  
  总之,民生思想是孙中山思想中最具特色部分,也是孙中山遗留给我们的巨大精神财富。在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新形势下,学习研究孙中山民生思想,不仅能够为我们解决民生问题提供宝贵的经验和重要启迪,而且也将对我们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孙中山为解决民生问题孜孜追求的奋斗精神,将激励着我们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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