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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探论

来源:原创论文网 添加时间:2018-08-23
  摘要:乡村文化复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之义和重要支撑, 非遗作为乡村文化独特的精神标识与核心构成, 其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关系和作用值得深入研究。乡村振兴战略赋予非遗保护机遇的同时也潜藏危机, 乡村文化价值背离、主体身份流失、空间建构薄弱是乡村非遗保护面临的主要困境。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与非遗保护的共建有以下有效途径:乡村非遗价值回归, 塑造乡村文化品格;多规融合, 增强乡村非遗保护的科学性;重构非遗传承主体, 以乡贤之力提升乡村治理;挖掘非遗资源要素, 创新乡村产业发展。
 
  关键词:乡村振兴; 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 共建; 文化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在统筹协调城乡发展中做出的重要国策, 是对乡村价值的高度肯定和重视。乡村文化的复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之义, 同时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乡村文化的核心构成, 与乡村振兴的关系和作用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一、乡村振兴、乡村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新时代下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是根据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城乡发展现状和社会客观需求所作出的战略布局。在过去的城镇化进程中, 从城乡二元对立、城乡统筹到今天我们所追求的城乡融合发展, 我们从城市腾飞中获取了巨大成就, 但乡村建设停滞和乡村价值迷失也刺痛了我们的神经。乡村振兴战略是相对城镇化建设而言的, 二者相辅相成, 而“城镇化”最早可追溯至西班牙人塞尔达 (A.S e r d a) 1867年在其著作《城市化基本理论》中提出的“Urbanization”概念。由于世界上许多国家“镇”的人口规模比较小, 有的甚至没有“镇”的建制, “Urbanization”往往指人口向“City”转移和集中的过程, 故又称“城市化”。其实质是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核心理念的城市大型化和集中化。尽管我国学者对城镇化、城市化、小城镇化、农村城镇化等概念的界定仍未统一, 但城市化和城镇化的本质应该说是相同的, 即“城镇”对乡村 (或农村、山村) 施予“化”的作用。
 
  乡村在城市化进程中人口、产业、景观、价值、生活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最直观的是人口的转移, 中国人口城镇化率已经从1978年的18%提高到2016年的57.35%。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在过去的20年里急剧上升, 但随之而来的最凸显的问题是城市对乡村文明的侵蚀与同化, 乡村价值的式微, 民间信仰的淡化, 集体记忆的消失以及群体认同的瓦解。当乡村城市化初期的粗放式经济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 进入转型升级的发展瓶颈阶段, 乡村文化的缺失将加速乡村土地、人口、产业等问题和矛盾的集中爆发。费孝通先生在《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一文中提出:所谓的文化就是指一个团体为了位育处境所制下的一套生活方式。“位育”即是“adaptation”适应和手段, 生活是目的, 文化则是适应的设备和工具。[1]从这个理解上进行思考, 对当代中国大部分乡村而言, 这种适应更多地体现在社会和技术的变迁, 体现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 而乡村文化作为适应的设备和工具在近些年的转型中显然是缺位的。乡村文化的缺失, 淡化了人们对乡村价值的意识和认同, 甚至长时期地把乡村作为城市的加工厂和附属地, 传统的乡村文化被忽视和抛弃, 或者说传统的乡村文化仍未进入现代化的转型, 而新的文化体系尚未建立, 乡村文化的真空期将严重阻碍城乡融合的进一步发展。
 
  在城市化进程尚未如此急剧之前, 中国的传统乡村是极富人情与智慧的, 在血缘与地缘的联结上孕育了丰富而宝贵的文化遗产, 有的外化于物, 有的内化于行, 而非物质文化遗产 (下文简称非遗) 即是乡村文化的精髓与灵魂。传统乡村的场域较之城市的发展相对落后, 大部分村民依靠农田耕作与手工艺营生, 村民受教育程度较低, 但自有一套被群体认可的价值体系——崇尚自然、尊重农耕规律、规范长幼秩序等, 他们通过特有的实践、表演、仪式、习俗等方式有条不紊地生活, 乡村呈现出一个相对封闭平衡朴实的生态系统, 在此系统之上非遗得到最大程度的积淀与认可。随着城市化的变迁, 这种相对平衡的状态被打破, 村民不再满足于相对原始的生活状态, 而急于改变物质经济匮乏的现状。比如贵州省梭戛乡长角苗人在20多年前, 仍过着与世隔绝的传统乡村生活, 但随着外村人足迹的踏入, 长角苗人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当地的村民也开始了解外界并表现出渴望融入现代化生活的迫切意愿。大量的文化遗产在城市化激进的阶段被忽视及遗忘, 存留下来的部分文化遗产也选择在市场经济背后亦步亦趋。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必须解决好“三农”问题,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是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在憧憬民族复兴与文化自信的新时代, 乡村文化复兴必然是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 乡村文化也应成为乡村产业、生态、乡风等领域的重要支撑。作为乡村文化的精髓, 非遗与乡村振兴的深层关系, 非遗保护与乡村振兴战略的相互支撑和促进等问题是非常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
 
  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非遗保护
 
  乡村振兴战略赋予非遗保护新的机遇, 但也存在潜藏的危机。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任务包含五个方面, 相比十几年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更加注重质量的提升, 是对过去城乡发展一脉相承的改进和超越, 以前追求的是生产发展、村容整洁、生活宽裕、管理民主和乡风文明, 今天提出的战略任务是产业要可持续性地发展兴旺、乡村环境生态宜居、人与自然和谐统一, 政府在乡村发展中的角色定位也从管理走向治理, 过去强调过程, 今天相对重视结果。
 
  乡村振兴中的经济建设着重解决土地问题, 保障农民的财产权益, 提出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在我国东部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乡村, 传统意义上的第一产业的比重已经非常小, 二三产业占主导地位, 这些乡村大多数以村级工业园区为载体, 正在探索“互联网+乡村”、文旅型田园综合体等新兴的乡村发展方式, 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乡村仍在第一产业的机械化和规模化生产上努力。乡村经济发展的态势将会给非遗保护带来巨大的创新和发展的空间, 市场贸易的开放将加大非遗对外传播, 生产工具的革新给传统手工艺实现大规模生产性保护提供可能, 乡村经济快速发展下基于他需的非遗供给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催化, 这些都将使非遗传承更适应城市化带来的现代化和商业化的发展趋势。然而, 我们也要清晰地认识到机遇背后隐藏的危机, 比如近几年全国范围大肆兴起的乡村旅游观光休闲产业。2016年, 该产业增加值达到5 700亿元, 相当于当年农业增加值6.37万亿元的8.9%, 实现了21亿人次的乡村休闲旅游, [2]有学者预测到2020年, 乡村旅游人次将达到50亿。伴随乡村旅游业的兴盛, 民宿经济呈井喷式发展。据媒体报道, 目前全国已经形成徽文化圈民宿群、客家文化圈民宿群、滇西北民宿群、浙南闽北民宿群等乡村经济带。[3]乡村旅游业及民宿经济陡坡式的增长, 极易引发非遗产业化过程中的纯功利行为, 乡村非遗主体没有经过市场经济循序渐进地适应与调整, 在巨大利益冲击下随波逐流, 对习俗信仰、传统技艺不愿坚守, 或者无从适应导致的无法坚守。当独具本土特色的原生态生活方式纯功利地成为游客的文化体验对象时, 这种生活方式已经被客化、被改变。有的乡村为了迎合游客的需求, 不惜随意更改本族群流传已久的祭祀仪式、服装礼仪, 甚至为游客奉上自己生存的空间, 村民都移居别处, 整个乡村已经被完全异质化, 除去乡村外观的痕迹, 毫无生气, 非遗在经济利益的追逐下被遮蔽吞噬。我国乡村产业整体水平还处在初级阶段, 乡村产业的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还没有实现, 在政府监管、市场运营、消费评价等领域依然还有很大空白, 因此乡村经济建设既是非遗保护的重大机遇, 也暗藏危机。
 
  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 对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可以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 尤其是在发展特色产业、营造乡风文明和提升乡村治理等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乡村产业发展不可千篇一律, 必须因地制宜, 无论是对传统手工业的转型升级还是乡村旅游服务业, 特色文化将会成为发展的新兴动力。随着人们从物质需求向精神需求的转移, 对异质文化的追寻和探索, 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和接受, 时代赋予人们文化观念的转变将直接作用于行为与消费。非遗是乡村文化最具特色、识别度最高的部分, 更是最容易成为吸引外来者的人文资源, 对非遗进行创新的生产性保护, 使其成为乡村文化产业中的核心要素, 是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非遗所蕴含的历史记忆、生活方式、伦理道德、价值体系是乡村文明的重要构成。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将有效地增强村民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自信, 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凝聚力, 尤其是村民的群体文化心理结构很多都融入呈现在非遗之中, 非遗向善精神的提炼与复兴可以有效地促进乡风文明和提升乡村的自治与德治。
 
  三、乡村非遗保护与传承的现实困境
 
  乡村非遗保护与传承的现实困境首先受到国家发展战略选择的影响。从过去几十年的工业化发展过程中, 国家的发展重点放在了工业化与城镇化, 直接的结果是资源配置导向与国民收入再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利于“三农”发展。1950~1980年, 农业部门总共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约10 243.74亿元的积累, 农业资源输出总额达到14 508.77亿元, [4]但是农业部门从工业部门和城市化中得到的物质资源和经济反哺要远远少于自身的输出, 城乡处于二元发展的格局。进入21世纪以来, 国家逐步对城乡发展的布局进行了调整, 2014年3月份国务院颁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 》, 2016年2月国务院印发的《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及同年7月国家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 规划政策的内容主要是围绕积极推进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提升城市功能、统筹城乡发展、以特色小镇为城镇化发展的新模式新探索。虽然我国的城乡关系已经从单向的城市化向城乡双向双建转变, 但城乡融合高效发展依然是我们需要努力的美好愿景。在此背景下, 乡村发展的主要矛盾和重心集中在土地、人口、资源等问题上, 对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和资源转化上不够重视, 方法途径也有所欠缺。
 
  基于上述发展历程的影响, 乡村文化价值背离和非遗主体身份流失也是非遗保护面临的问题。张伟在《英国的灵魂在乡村》一文中写道:英格兰的乡村, 以某种方式表现了这个国家所有的高贵和永恒……并把乡村看做英国留给现代生活的遗产。[5]这是国民对本国乡村价值的高度认同, 也是对乡村文化的自觉回归。相比之下, 在我国的大部分乡村, 村民缺乏对乡村文化的自我觉醒, 更谈不上文化自信, 乡村经济的落后使得他们希望通过考大学和工作等方式逃离本土, 农村青壮年人口流失严重, 空心化现象加剧。2016年全国农村常住人口比2010年减少8 140万人, 城市人口比重上升了7.4%, [6]其中农村常住人口中青壮年减少数占比较大。笔者在走访广东沿海城市一些经济收入较可观的乡村时发现, 村里的收入仍然是依靠厂房物业出租, 依靠着传统的土地红利来支撑, 有能力的年轻人大多数都外出务工和生活, 留在村里的村民对本村的历史文化、节庆民俗、传统艺术、生活方式的认识很多只停留在表层, 并未达到价值认同与身体力行的状态。随着对文化遗产认同保护群体的减少, 非遗传承人年龄的增加, 非遗主体身份将日益流失, 乡村非遗保护已经面临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危险。
 
  除此之外乡村非遗的空间建构依然薄弱。对非遗的空间理解至少有两个视阈, 一是就具体非遗类型而言的即非遗文化空间, 二是以人文地理学的空间理论, 尤以爱德华·索亚、亨利·列斐伏尔等学者为代表的西方空间理论视阈下的理解。无论是在何种概念界定和理论视阈下, 非遗空间都在被不同程度地挤压和消磨。乡村文化价值和非遗身份认同的流逝导致人们对非遗客观的疏远, 直接体现在非遗文化空间类型的破坏, 据统计, 过去十年, 国内一天消失的自然村有80~100个, [7]传统村落迅速地被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所取代, 很多乡村非遗项目的生存空间被驱逐到公共场所的某个角落, 并与城市化景观显得格格不入。基于主观认知与建构的非遗第二空间也随着非遗记录传承的不足和都市文化的盛行而被忽视。正如乡村振兴旨在突破城乡二元对立所做出的战略选择一样, 乡村非遗的第三空间也是试图超越传统空间二元认识论的哲学思考向度, 是在真实与想象之外的差异空间, 既应对城市文化侵蚀, 又反思传统文化桎梏的一种实践与探索。显然, 乡村非遗的空间建构也是我们今后要着力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与非遗保护传承
 
  (一) 乡村非遗价值回归, 塑造乡村文化品格
 
  乡村非遗的价值回归应该置于生态文明视阈下进行理解与推进。人们在乡村传统生活中保持着朴素的观念, 尊重自然, 敬畏规律, 通过集体记忆和群体智慧, 在物质生产上与自然资源和谐共生, 在精神归属上以族群为承载, 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友好相处和良性循环, 这正是生态文明的社会形态。乡村的社会形态孕育了特定的乡村文化, 非遗就是乡村文化中最具地域生态特征的构成, 非遗作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交流、相处、纪念、思考、应对的形式与媒介, 是生态文明的一种表达和体现, 也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生存行为。乡村振兴战略是对乡村价值本体的回归, 提倡的是城乡既要融合发展, 也要差异化发展, 乡村要回归到自身的资源和特色, 充分依靠其生态禀赋和产业基础。乡村非遗是乡村独特的精神标识, 更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一种呈现, 其价值体现在记忆、传承、审美、基因、学术、经济等方面。某些乡村非遗本身还蕴含了丰富的科学思维与经验总结, 最典型的是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充分地考虑了天文、气候、季节、物候、农作物生长等情况, 反映了古代的农民与自然相处的态度和行为, 是对农业生产和民俗活动的充分彰显, 具有深厚的人文价值与学术价值。
 
  乡村非遗价值回归还有利于塑造独特的乡村文化品格。非遗自身所蕴含的价值取向往往是源于乡村本地的风土人情, 具备一定的情感和文化基础, 对非遗向善精神的提炼和宣扬, 可以使乡村与乡村之间各具特色, 文化品格独树一帜。比如顺德区杏坛镇的马东村, 它是广东省级非遗项目永春拳一代名师陈华顺的故乡, 自2013年马东永春拳成功申报“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推广项目”后, 该村就一直在思考如何以乡村特色文化推动乡村复兴。随着近年“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马东村以永春文化兴村的思路逐渐清晰, 其中包括:永春拳进校园, 加强非遗教育传承;将永春文化融入古村活化, 使其精神内涵有物可寻、随处可见;修建村史馆, 记录乡村非遗基因种子;打造以永春拳武术文化为主题的休闲健身公园, 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对于类似马东村这类乡村非遗禀赋突出的古村落来说, 无疑是一次重大的发展机遇, 非遗价值的回归将为乡村文化品格塑造及后阶段的文化产业发展奠定重要的基础。
 
  (二) 多规融合, 增强乡村非遗保护的科学性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统筹下进行, 其中对非遗的保护发展部分也应该多规融合, 确保科学合理地融入乡村文化建设的具体子项目中。以佛山市文化建设为例, 自2015年开始, 佛山市先后制定了《佛山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规划 (2015~2017年) 》《“文化佛山”三年行动计划 (2017~2019年) 》《佛山市推进特色小镇规划建设实施方案》《佛山市特色文化街建设实施方案》等具体规划、政策和方案, 其中历史文化兴盛工程、古村落活化、特色文化街建设、文旅特色小镇创建等领域都将非遗保护和传承纳入其中, 促使非遗以活态的方式呈现在佛山城乡的建筑保护、环境再造和公共服务之中。今年5月31日佛山召开了全市乡村振兴工作会议, 相关的实施意见即将印发实施, 其中“文化振兴”作为五大振兴内容之一, 重点提出挖掘传统优秀农耕文化底蕴, 传承保护优秀本土文化, 建设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场所, 建设美丽文明村居等。目前很多省市都在起草、拟定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 这些意见要立足本土实际和特色, 结合原有的相关规划和政策, 要力图将乡村文化和非遗保护进行有效地布局和安排, 比如佛山对古村落活化、打造特色文化街和建设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场所, 其实都是致力于复兴非遗生存空间的有效对策。而地方政府在将非遗纳入城乡文化建设的子项目中时, 还要注重科学地统筹协调, 避免出现重复建设与多头管理的现象。
 
  (三) 重构非遗传承主体, 以乡贤之力提升乡村治理
 
  乡村非遗传承主体缺失是当前乡村文化式微的重要原因, 非遗传承人群体年龄老化、知识面较窄、综合素质不高, 本来自身传承能力就比较薄弱, 而村里适龄传承的中青年如上文所述大部分已经外出务工和生活, 传承对象培育又先天缺失, 像年画、皮影、剪纸等乡村特色传统手工技艺都面临着传承断层的危机。近几年, 在政府的大力引导和扶持下, 乡村非遗的传承开始走进校园, 把学生作为传承的重点对象, 通过兴趣小组、社团活动、文化节、组织赛事、课程选修等方式, 引导学生了解和学习当地的非遗。比如马东村内的东马宁小学不仅对村内的学生进行永春拳教学, 还研发出系列的课程向周边乡村的学校进行推广;每年重阳节在村内举办陈华顺永春拳文化节, 除了举办一代宗师陈华顺的祭拜仪式外, 还举办水上擂台赛, 目的就是让永春文化和武术精神在新生代得到传播和传承, 尽可能地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其中, 重构非遗传承主体。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其中乡贤是提升乡村治理的中坚力量。乡贤多是村里德高望重之人, 充分发挥他们的知识才干和情感纽带作用, 尤其可以为乡村的自治与德治提升成效。乡村非遗的传承人大部分是村里的手艺人, 他们各自身怀绝技同时深谙本地的历史与文化, 见证了乡村的变化并富有深厚的感情。应该尝试将非遗传承人培育成为新乡贤的重要力量, 这样既可以增加他们的自豪感和认同感, 促进乡村非遗的影响力, 同时又有利于乡村文化参与到乡村治理之中, 以非遗精神凝聚人心、以文明乡风推动自治、以民俗信仰促进德治。
 
  (四) 挖掘非遗资源要素, 创新乡村产业发展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战略五大总要求的第一位, 是乡村持续发展“自我造血”的重要引擎, 乡村产业发展需要因地制宜, 甚至一村一策、一村一品。就华南沿海地区的乡村而言, 尤其以广东沿海的乡村产业发展为例, 依靠改革开放40年来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与地域地貌的自然条件, 该区域的乡村支柱产业以第二和第三产业居多, 比如顺德大良街道2017年的三大产业增加值在G D P中占比分别为0.06∶34.60∶65.34, 都市经济特点已经非常明显。但通过到各个社区乡村走访调研后, 我们发现村级工业园区的土地使用率仍然不高, 除了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两个硬指标考核严谨以外, 产业的创新指数与核心技术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因此村级工业园转型升级成为较发达地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
 
  村级工业园的转型升级除了在原有产业的基础上进行技术革新以外, 还可以探索由乡村文化为核心资源融合数字化思维的多产业链创新模式, 基于乡村文化的创意产业能最大效能地发挥当地的文化特色和生态禀赋, 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近两年, 深圳市龙岗区吉华街道的甘坑村正在努力朝此方向进行探索, 2016年当地政府与华侨城集团签订协议, 以当地古村落客家文化为核心资源建设“深圳甘坑客家小镇”, 目前该小镇已经获得了6张国家级名片, 包括国家级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区、国家级5A旅游景区、全国重点小镇等, 是以广东省级非遗项目“甘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为灵感的第一个原创客家文化小镇, 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乡村文化与产业共建的创新与尝试。小镇融合了古村活化、景观营造、博物馆静态传承、国际绘本主题活动策划、动漫与V R新兴技术玩乐、餐饮美食、卡通与民俗主题酒店、生态农业体验、非遗项目原创卡通形象版权衍生商品等内容。“基于他需的非遗供给是随着商业化、现代化、全球化、城市化发展而不断发展起来的……他需供给已经成为非遗供给必然的发展之路。”[8]该文化小镇以甘坑村省级非遗项目为核心要素, 原创出“小凉帽”女孩、小伙伴“阿妹”、“铛铛狗”等非遗卡通人物形象, 结合传统过年习俗、二十四节气、国际六一儿童节等中外节庆与非遗项目, 策划了系列文化活动, 推出了相关的文化产品。“商品使用的意义或价值观念会受到消费文化的影响和改变, 商品新的印记和形象会刺激消费者的感知和欲望”, [9]在此情感联想和欲望的作用下, 非遗作为乡村的核心资源最大程度地助推了乡村文创产业的消费。但是, 随着非物质社会的来临, 进入后工业社会后, 形式和功能都会趋向于非物质化, 即形式不能表征, 功能被无限放大, 产品的创新性也变得无法预料与掌控。[10]也就是说, 文化创意产业符号式生产与消费对乡村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是有利有弊的, 甘坑客家小镇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 就是甘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等非遗项目, 更多的是停留在甘坑客家小镇建设前期的灵感来源, 后期深层叙事的缺乏有可能导致乡村传统文化表象式传播和乡村知识生产的流失。因此, 乡村文化创意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还在于对其核心文化资源的持续挖掘与呈现, 异质文化的吸引力是乡村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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