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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辛亥革命前后报刊媒体的舆论宣传

来源:原创论文网 添加时间:2018-08-29

  摘要:辛亥革命前后, 报刊媒体日益观照革命发展态势, 相关宣传如雨后春笋, 蔚然成风。不同报章杂志、不同新闻媒体, 围绕着辛亥革命的发动与发生, 从不同角度, 使用渐次增强的力度, 对这一事件进行广泛报道和讨论。报刊媒体日益成为革命发展的有力推手, 但其报道也是瑕瑜互见, 难得全美。

  关键词:辛亥革命; 报刊舆论; 考察;

辛亥革命论文配图

  辛亥革命前后是中国近代化历程中的重要时期, 也是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由萌芽期到成熟期的重要发展阶段。新闻媒体及其营造的舆论气势, 对这一事件的酝酿和发展有不可磨灭之功。孙中山曾说, 辛亥革命之胜利, 报纸宣传占了九成功劳, 武装起义的功劳有一成。可见新闻事业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柳亚子也说“思想界中初革命, 欲凭文字播风潮。”[1]就连报界翘楚———戈公振也认为:“武昌举义, 全国景从, 报纸鼓吹之功, 不可没也。”[2]可以说, 当时报人职业意识的增强, 报界同仁力倡文人论政, 报刊媒体对革命的舆论宣传, 形成一种强有力的集体表达方式, 真实彰显其历史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一、辛亥革命前后报刊媒体的舆论宣传

  (一) 舆论准备

  武昌起义发生前, 国内宣传革命的报刊就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其内容大多以唤醒国人, 褒扬革命事迹为其职志。例如, 《中国日报》和《中国旬报》 (二者合称“中国报”) , 就把“立党、宣传、起义”作为自己的主要功能, 本报创办人陈少白是孙中山的同窗好友, 他为制造革命声势, 充分发挥其深厚的文学素养, 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加以阐发, 在社会上广泛宣传, 为此后革命的成功创设了一定的舆论氛围, 所以, 陈少白曾自评该报为“唯一创始之中国革命报, 亦革命过程中一继往开来之总枢纽也。”[3]这是比较中肯的结论。同一时期的另一期刊———《河南》的革命倾向也十分明显, 该刊总经理为留日学生张钟端, 他具有鲜明的革命意识, 所以, 该报发刊简章中明示了“牖启民智, 阐扬公理”[4]之宗旨, 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警醒民众, 营造革命声势。而《民立报》则以全球、祖国、同胞的眼光, 启迪民众斗争的思想意识。“使吾国之义声, 驰于列国;使吾国民之愁声, 达于政府;使吾国民之亲爱声, 相接相近与散漫之同胞, 而团体日固;使吾国民之叹息声, 日消日灭于恐慌之市面, 而实业日昌。”“重以世界之知识、世界之事业、世界之学理, 以辅助吾国民进立于世界之眼光。”[5]这些言论, 都在一定程度上为革命高潮的到来, 做好了舆论铺垫。

  (二) 舆论焦点

  当时的媒体, 集中于以下两个问题:

  1. 抨击清政府腐败, 揭露帝国主义侵华。

  激励或唤醒民众的危机意识, 是当时报刊的重要功能之一。辛亥革命前的革命报刊, 迫于当时内忧外患, 瓜分豆剖的紧迫形势, 其首要刊登的内容就是抨击清王朝的腐朽懦弱, 祸国殃民, 以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 蹂躏人民的事实, 以此激励人民, 积蓄反抗力量。除上面的“中国报”宣传反清, 倡言革命外。1904年6月12日在上海创刊的《时报》, 也是揭露清廷腐朽的典型例证, 该报曾刊载一幅插画, 画中的小帆船, 在风雨如晦、大潮汹涌中颠荡不定, 旁边附着两句诗:“风雨昏昏天欲黑, 张帆暗送浙江潮”, 意在讽刺当时浙江巡抚张曾敭 (张号筱帆) 的黑暗统治。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 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时报》通过揭露清政府之黑暗, 帝国主义横行, 为革命张目。该报认为, “革命为专制政治下之产儿”, 并归纳了革清政府之命的八点理由:“言乎外交, 则全不顾国家之荣誉, 但求偷安于目前”, “澳门界务, 不乘葡人革命之时, 与葡人开严重之交涉”, “妄弄政策, 叠次与外人立最不名誉损失国权之借债约”, “政以贿成”, “无事时, 则待兵士过于苛酷, 视之如草芥;一旦有变, 则又顿生疑忌, 视兵士若寇仇”, “各省铁路开办既已经年, 不商之于各路公司, 不交资政院与谘议局核议, 无端而忽下收归国有之途”, “为种族观念所刺激”, “终日言不分满汉, 而满人之权利独优于汉人”。[6]诸如此类的言论, 不断激励着国人的革命思想。另外, 有的报纸则从清廷无能, 外人辱华的角度, 阐明革命的必要性, 如《民立报》 (于右任于1910年11月创办于上海) 就曾指出:“吾国近世之现状每因外交而牵及内政, ”“帝国主义群盗之骤至, 岂有于强邻阴谋暴露之际, 犹复自觅一解以为慰藉”[7]等等言论。面对此种迫在眉睫之事, 腐朽的清政府却奉行“宁赠友邦、不与家奴”[8]之意旨, 不思拯救, 苟且偷生。

  2. 宣传武昌起义, 响应形势发展。

  武昌起义爆发后, 各类报刊积极报道首义经过, 在舆论上起到了鼓舞和指导起义的作用。起义当日, 《民立报》反应迅速, “本社微求各处革命军见闻录, 有至占地来者, 如愿惠赐, 用人不惜重赏也。本馆因销数多印不及, 每日出报太迟时, 为阅者所话责。今特改良办法, 暂停告曰数星期, 两面皆印新闻, 候机器到时再放大纸张, 想必为阅者所欢迎, 而素登告曰者, 当格外原谅也, 此启。”[9]这则声明对起义新闻报道的渴求程度如此明显, 摆脱了单纯的商业气息, 不惜牺牲经济利益为革命制造声势, 证明其支持革命的坚定性。

  随着形势的发展, 一些大报对起义进行追踪报道。例如, 武昌起义未满一周就创刊的《大汉报》, 其初期宗旨是为激励军心, 声援起义, 号称“以言论造成民国, 鼓吹共和”[10];汉口保卫战开始后, 该报又连续数版刊登战争进程, 最多时一天7个号外。此后, 为鼓动清军反正, 该报连续数日刊印发动清军起义投诚的白话文, 派人分发汉口租界清军阵营, 很有效果, 清军中被鼓舞而逃走者达万人。

  远离首义之区的山东, 虽然宣布独立又取消独立, 但新闻媒体响应形势发展的事实仍然不能忽视。1911年11月15日创刊的《齐鲁公报》, 在武昌起义不到一月, 就积极配合当地革命党人行动, 一方面, 该报报道当时官绅的慌乱情景, “鄂事变起, 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 济南尤甚。有钱之道台, 多携眷逃往青岛德租界”, 另一方面, 又报道当时山东经济受影响的惨状, “自鄂军起事, 电至东邦, 官银号即受恐慌, 几乎倒闭, 月余来取钱者拥挤……绅民纷纷有迁居于南山者, 有迁居于租界者……学堂在先亦大有散学之势”。更主要的是, 该报对革命形势的发展给予积极评价, “独立乃人心所向, 人心即天心也。山东斯举可谓顺乎天而应乎人矣。”[11]其顺应革命潮流的倾向跃然纸上。

  二、辛亥革命前后报纸媒体宣传的不足所在

  “中华民国之创造, 归功于辛亥前革命党之实行及宣传之二大工作。而文字宣传之工作, 尤较军事实行之工作为有力而且普遍。”[12]报刊舆论之宣传, 成为辛亥革命发生发展的重要推手, 为革命的爆发立下汗马功劳。但也不容忽视, 在舆论宣传过程中, 报刊的话语取向和表达力度也明显受历史局限影响而瑜不掩瑕。

  (一) 舆论宣传瞻前顾后

  在宣传革命过程中, 一些报纸的态度很复杂, 有的积极中含有消极, 有的态度前后矛盾, 有的态度暧昧不清, 等等, 说明部分媒体对革命前途的担忧。以上海的《时报》为例, 该报对革命的宣传整体较为积极, 但常常心存芥蒂:“夫以今日革党之起事, 其志在于推翻政府, 组织共和;然以民智未开、民德未进、民力未长之国, 内有顽然不悟之旧政府, 外有狡然思逞之诸强国, 该党迷于一向急邃发难, 此在吾侪未免常怀忧危, 以为不啻孤注之掷”。[13]《时报》认为, 民智、国情、时机皆不成熟, 革命党仓促“发难”, “孤注之掷”, 革命前途难料。

  有的报刊则对革命定位过高, 脱离实际。《民立报》刊登的《中国革命宣言书》认为:“万国和平之的, 系于中夏政治之修明;政治修明之朝, 依于民主立宪之成立。革命既成, 共和自观, 周道如砥, 足以供万国之观瞻”。[14]“足以供万国之观瞻”的评价, 过于理想化, 说明革命初期, 媒体报道与实际情况之偏差。

  (二) 办报过程弊端丛生

  革命派报刊本身也有多种缺陷。特别是办报初期, 即使是孙中山和他主持的兴中会, 都未充分认识到媒体舆论的重要作用。因此, 尽管《兴中会宣言》第一条就规定:“设报馆以开风气”[15], 但实际工作中, 报刊宣传工作却十分薄弱。1900年以前, 革命派主要靠发行小册子和口头宣传, 不断煽动反清情绪。然而, 由于封建思想、维新改良的干扰, 加之革命派与广大民众接触较少, 革命反清并未形成大的气候。直到1899年, 兴中会已经成立近5年, 日本华侨中, “其风气之锢塞, 闻革命而生畏者, 则与他处华侨无异也。”“同人有往返于横滨、神户之间鼓吹革命主义者, 数年之中而慕义来归者, 不过百数十人而已。”[16]这种局面, 不能不说与宣传不力无关。当革命活动屡屡遭挫后, 孙中山开始认识到报刊宣传工作的重要性, 于是有革命派的第一个机关报“中国报” (前已提及) , 报刊的作用开始有所体现。但是, 认识到报刊的重要性, 并不能代表革命派会利用报刊的功能, 例如, 《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 主要是配合某次具体的起义而进行“鼓吹”和发动, 并未进行系统而周密的理论策划, 革命反清并未在人们思想上形成共识,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革命派在舆论氛围中的整体形象。

  正因如此, 虽然革命派的报纸经过了精心策划, 但效果甚微。以《中国旬报》为例, 登载文章多为革命者自说自话, 读者对此基本没有反应。有时, 革命者为迎合部分群众对清王朝认识不清的心理, 甚至借用立宪派的言论装饰门面。有时, 革命派报刊流露出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 忽视人民群众的主动地位, 将其宣传范围限制在资产阶级范围之内。这些弊端, 都在某种程度上对革命的宣传和发展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

  三、结语

  报纸对事件的报道, 不仅仅是忠于事实, 更重要的是其对事件背后所代表的社会大潮的正确理解和揭示, “报纸不仅报告事实, 对于重要问题, 且独立加以评论, 且其评论乃以个人之丰富知识为根据, 有时可以超越普通仅由事实观察者之意见, 甚且超越一报纸之意见因而成为一般公众之意见, 是即为舆论”[17]。辛亥首义成功, 固然与革命者的努力密不可分, 但是革命者正确掌握舆论宣传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从新军中各种报刊等宣传资料, 到社会上流传的各种小集子, 都能深刻反映出革命者对革命事业的真挚感情。虽然, “其余之各官吏, 则观望中立, 以视革命军与政府之胜败。政府而升, 则仍服从政府;革命军而胜, 则即服从革命军”。但是, 从普通民众对革命的评判中也能看出革命者宣传带来的效果, “普通一般之人民, 虽未必个个赞成革命军, 然却无一人反对革命军者, 于一切言语词色之间, 可以觇之”。[18]因此, 尽管革命派的报刊有种种历史局限, 但是我们应正确认识这些局限产生的客观原因。对辛亥革命前后媒体的态度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正确对待因为历史局限而产生的各种负面效果。只有这样, 才能对革命成果得出准确的认识, 对历史的评价才能渐趋客观。

  参考文献
  [1]柳亚子.岁暮述怀[A].杨天石.南社史长编[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
  [2]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插图整理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85.
  [3]陈少白.香港中国报经过略史.革命之倡导与发展·兴中会下[C].台湾:正中书局, 1964.499.
  [4]朱宣.发刊之旨趣.河南[J].1907, (1) :2.
  [5]傅德年于右任辛亥文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6.260.
  [6]哀哉制造革命之政府.时报[N], 1911-10-16.
  [7]大招.斥为瓜分阴谋辩者之误国 (社论) , 民立报[N].1911-05-12.
  [8]骚心.告哀篇 (社论) , 民立报[N].1911-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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