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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辛亥革命看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根本困境与启示

来源:原创论文网 添加时间:2018-08-29

  摘要: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第三次政治变革。与前两次政治变革相似, 辛亥革命没有完成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任务, 两次政治危机的爆发与军阀割据局面的形成, 近代中国进入了十年军阀混战的时期, 共和理想破灭。如何在封建秩序的传统影响、民主意识缺乏以及内忧外患不断的现实下, 找到一种既能维系旧制度和新制度的平衡, 又能兼顾政治变革的理想与现实, 保证新旧政治社会秩序在稳定中实现有序过渡和更新的改革方案留给了后人。因此, 对同样处于社会政治转型关键时期的新中国, 妥善处理转型过程中远大理想与复杂现实问题, 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现“两个百年”的目标有着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辛亥革命; 近代中国; 民主共和; 政治变革; 根本困境;

辛亥革命论文配图

  一、辛亥革命前两种政治路线的争论

  辛亥革命之前的清朝社会已经是暗流涌动, 革命情绪不断高涨, 社会危机四伏。基于对时局的分析, 清政府掀起了一场旨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宪运动, 这次以自救为初衷的立宪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1908年, 围绕着近代中国政治变革方向, 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论战, 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以民主共和思想为指导, 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革命派要求建立近代的民主共和制度, 而“清末立宪”的破产再次表明, 清政府不可能主动放弃封建王权, 实行共和。清王朝从中央到地方强大的封建势力决定了革命是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制度的直接手段。孙中山“主张共和革命, 主要是效法美国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原则与经验”, 在《民报》发刊词中, 提出, “余维欧美之进化, 凡以三民主义”, 号召“举政治革命, 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今日之中国“与族残之, 外邦逼之”, 中华民族已经到了非革命不可的地步。革命的首要对象就是清政府的专制统治。至于革命后, 中国应当走议会共和道路, 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 使人人享有国家权利。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极力反对通过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直接过渡到民主共和阶段, 而是主张通过改良手段, 保留清王朝的社会政治影响, 先建立“立法、行政、司法并峙, 各有专属, 相辅而行”的二元君主立宪制, 再缓慢进入共和政体。康有为等认为, 基于清王朝在近代中国的强大社会政治影响, 暴力推翻清王朝, 短期难以弥合的权力真空将会导致中国出现山崩地裂的危险。另外, “革命势必招致外国的干涉”。他在《开明专制论》第八章中指出, “中国今日, 固号称专制君主国也, 于此而欲以共和立宪制, 则必先以革命, 然革命绝非能得共和而反得专制。”康梁等人认为, 要保证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顺利过渡, 君主立宪是必要的过渡, 它既维系了中国几千年形成的帝王思想对社会秩序的整合作用, 也能将近代中国引向现代议会政治的发展方向。

  二、辛亥革命后近代中国共和理想与现实

  在清王朝“清末新政”开启之前, 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思想就已经在革命党人中酝酿, 辛亥革命使共和理想逐渐接近现实。

  1911年10月10日, 武昌起义爆发, 全国革命党人积极响应并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革命呈燎原之势。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 全国有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山西、陕西、安徽、广东和上海等15个省份宣布独立。在革命的影响下, 一部分清朝海军也宣布脱离清朝统治加入到了革命的阵营中。

  11月底, 随着全国多数省份全部脱离清朝独立, 成立统一领导革命的中央政府就有了特别急迫的意义。由于革命突如其来, 蔓延全国的革命力量并没有统一的中心, 南北对峙的局面僵持不下有再次爆发战争的危险, 革命党人对帝国主义干涉和革命朝着不可预见方向发展的担忧, 列强对中国革命形势发展表现出的不安情绪等, 使各方都急于寻找一个能稳定大局的人物, 以建立新的整治秩序。袁世凯就成了立宪派、革命派、旧官僚以及帝国主义之间妥协的产物。

  革命党人对革命深入进行所产生的恐惧, 使其不遗余力促成袁世凯接受和谈, 加速推翻清王朝, 以尽快结束革命建立共和新秩序。11月30日, 十一省代表会议在汉口英租界召开, 会议发表声明, 宣称如果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 推翻清王朝, 那么可以推举其为共和国总统。12月29日, 南京代表会议召开并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南京代表会议召开前夕, 会议请求孙中山在当选之后致电袁世凯, 保证在南方和谈成功之后辞去总统职务。代表大会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与其说是因为其卓越的声望, 还不如说是因为孙中山是革命派中为数不多的反对南北和谈而号召以武力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党人。

  辛亥革命后, 共和阵营分化和蜕变导致共和政权的根基开始动摇。一方面是由于革命派自身理论准备和认识不足。一些革命党人对革命党在革命中的作用还存在认识上的不足, 提出“革命军起, 革命党消”的错误口号。一些革命党人还认为革命目的就是建立共和政体, 只要建立共和制度, 革命就算成功。在这些错误思想的影响下, 有些革命党人抛开革命事业忙于经商, 有的革命党人则自相残杀为自己谋取政治地位。另一方面是由于混入革命队伍的投机分子对共和的背叛。武昌起义爆发前, 以长江为界限, 南北方形成了北方的立宪派和南方的革命派对立的局势。随着革命的推进, 清王朝不可避免走向灭亡, 不仅立宪派、就连地主、绅士、还有清政府的官吏开始扯起共和的大旗混进了革命队伍, 对革命采取附和的态度。“那时帝国的最大官僚一个接着一个地开始转到共和国方面。对自己政府的普遍背叛开始了。像这样一些行将就木的大官僚中多数都出来充当领导了, 我想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不要失去有利可图的地位。更加无情的是, 一些人指望尽可能地适合于新制度, 并在抹去自己衙门上的‘大清’字样之后继续自己旧的活动。另一些精力旺盛和功名心重的人, 希望指靠自己国务活动的经验, 在不远的将来把新潮流引向旧河床。”革命阵营由于这些人的加入, 革命在中途走向妥协的风险和力量大大增加。

  共和制度建立之后曾出现两次复辟危机, 直接导致近代中国进入十年的军阀混战时期, 共和理想也名存实亡。

  袁世凯复辟帝制是共和的第一次危机。袁世凯以支持共和为筹码合法窃居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职务, 就任后的袁世凯复辟之心逐渐显现, 逐渐背叛革命和共和。1913年3月,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之后, 大肆屠杀革命党人, 制造震惊中外的“宋教仁案”。1914年袁世凯发布《中华民国约法》, 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变责任内阁制为总统负责制。1916年12月袁世凯最终背叛革命, 宣布废止共和, 在各方的劝进中终于宣布登极, 恢复帝制, 改元洪武。

  “张勋复辟”是共和的第二次危机。1917年6月14日, 军阀张勋借“调停”之名统兵进京, 张勋进京后便电告清朝遗老以及有心复辟人士, 积极筹备复辟事宜。并以前两江总督身份前往清宫觐见废帝溥仪, 称“自共和以来, 政治污秽, 变乱数起, 国势飘摇, 民不聊生, 奏请皇上怜生灵之愁苦, 复亲大政, 以救中国”。7月, 张勋在北京拥立废帝溥仪为皇帝。张勋复辟失败后, 段祺瑞上台并公开撕毁临时约法, 提出“一不要约法, 二不要国会, 三不要旧总统”。随着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以失败告终, 近代中国开始进入了长达10年的军阀混战时期, 民主共和的理想也化为泡影。

  三、从辛亥革命看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根本困境与启示

  和近代以来历次政治转型一样, 辛亥革命面临近代中国政治变革最根本的困境, 也就是旧文化的社会环境中, 在近代民主意识缺乏的情况下, 如何在几千年中央集权传统的深刻影响与近代议会民主政治之间寻找既能兼顾两者利益, 又能维系旧秩序和新秩序纽带, 保持社会发展连续性和稳定的变革方案。

  在两千多年中央集权制度的统治下, 中国社会曾经经历无数的变革, 王朝政权也经历了无数的更迭, 唯一不变的是一个王朝衰落之后又是新王朝的兴起。皇权在日常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扮演的角色和作用是不能忽视的。辛亥革命前, 关于保大清还是保中国的问题上, 革命党人是有过争论的。辛亥革命最初提出的“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 开始也只是要赶走满清统治者, 1906年同盟会成员创办的《洞庭波》, 便是以反满为己任。

  民主意识的缺乏是形成近代中国政治变革落后与先进, 激进与保守这个二元对立的根本困境之关键因素。任何政治社会变革一旦陷入理想秩序的痴迷中, 便不能深刻把握和正确认识社会历史的真实情况。民主意识问题是革命派和改良派关于设想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依据, 革命派和改良派对近代中国社会民主意识的认知水平在很大程度直接决定了两派对近代中国政治变革方向的规定。梁启超以近代中国国民政治素质不足为依据, 提出近代中国政治变革首先需要一个政治过渡来激发和培养国民的基本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 这个过渡就是君主立宪。革命派以国人天生具有自由民主博爱之精神, 认为辛亥革命之后没有不实行共和的道理。这种看似落后与先进的, 保守与激进的政治变革之争论, 一直延续到军阀混战之后共和的破灭, 蒋介石军事独裁政权的建立。

  历史反复证明, 在民主政治意识和观念尚不足以支撑整个政治社会变革建立起来的大厦的时候, 贸然与旧的政治历史和传统进行彻底的切割是极为草率的理想化举动。

  任何重大的政治变革都必须在深刻把握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坚持人类历史发展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以最小的代价推进变革事业。总结近代中国政治变革失败的经验和教训, 对于促进我们当前的改革事业健康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一) 政治变革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物质基础

  任何重大的政治变革, 在变革前需要有基本的物质支持, 在变革之后更需要有充足的物质供应来保证新秩序的存续。任何重大的政治变革, 其困难不在于变革之前, 而在于变革之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 这就需要充足的物质来应对社会成员的利益需求。可以说, 经济发展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政治实践的水平, 没有与变革后相适应的物质基础, 保障变革后巨大的物质需求, 任何政治变革都要在一定时间内退回到历史水平甚至低于历史发展水平。

  政治社会变革不能好高骛远, 而必须要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物质基础作为前提和保障。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的复杂和关键时期, 伴随着经济的巨大发展, 各方面的改革全面展开。改革不利于社会主义制度完善, 改革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 改革不利于人民当家作主的关键领域, 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关键意义, 而这些都必须以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为限度。

  (二) 政治变革需要凝聚社会主体的思想共识

  社会主体对于改革和革命事业支持所形成的稳定共识, 是任何重大政治社会变革的成功的关键因素。列宁在评价中国1911年的革命事变时写道:“如果没有群众革命情绪的蓬勃高涨, 中国民主派不可能推翻中国的旧制度, 不可能争得共和制度。”确实, 对于推翻清王朝, 改朝换代这件事情上, 民众是具有许多共识的。

  1898年的戊戌变法, 开启了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先例。但是在改革清朝体制等问题上力主改革的维新派和反对变革的顽固派存在明显分歧, 改革很快遭到了来自统治集团实权派人物的激烈反抗而失败。1901年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形势逼迫下扯起了变法的大旗, 这次由清王朝实权派推动的立宪运动同样遭到了统治集团内部成员指责和非议。“皇族内阁”的出台, 使得原本在立宪问题上分歧不断的统治集团在中央和地方矛盾以及满汉民族矛盾等各种矛盾的激化下走向分裂。1911年的革命将革命派和立宪派关于立宪还是共和的分歧扩大到南北双方的对立, 近代中国最终也没能顺利走上民共和的道路。因此, 推进中国政治革新不仅需要改革者非凡的魄力和勇气, 更需要凝聚社会各领域、各群体的广泛共识, 为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发展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

  (三) 政治变革需要有力的领导集体

  处于变革和转型中的社会往往矛盾和问题丛生, 各种政治势力的较量也较任何时候激烈。因此, 处在社会变革中的群体, 如果不能形成具有绝对优势的政治力量, 有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者来把握社会政治变革的发展方向, 那么, 任何重大的政治社会变革都很容易夭折。

  戊戌变法以来的三次政治变革, 由于缺少强有力的政治集团来保障变革事业的进行, 缺少具有卓越胆识的领导人物, 最后都归于失败。戊戌变法虽然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 但是光绪皇帝没有实权为改革开辟道路。除了没有到争取统治集团内部多数成员的支持形成改革的共识而遭到从中央到地方保守势力的反对之外, 还因为领导戊戌变法的政治集团没有实质性的政治影响和力量来为变法保驾护航。清末立宪也是在内忧外患下不得已而推行的政治变革, 变革主导权在满清皇族。立宪派虽然对于变革充满热情和期待, 但是在实际意义上仍然不能决定近代中国这次政治变革的方向。辛亥革命开创的共和局面之所以中断, 也是因为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局面下, 革命派的力量不能在封建势力和外国势力盘根错节的政治局面下稳定革命后的复杂局势, 稳定社会秩序。革命派和倒向革命阵营的立宪派对于革命深入开展进而危机自身利益的担忧, 使得袁世凯在各方势力的妥协中上台。中国的改革事业历经三十余年, 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疑难问题亟待解决。改革越是深入推进, 矛盾越是尖锐和复杂, 涉及领域和群体越是广泛, 触及的问题也越是深层和根本, 必须以中共共产党的统一领导、总揽全局, 以充满智慧的强有力措施才能逐步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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