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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戊戌变法”与“效仿日本”的分析研究

作者:原创论文网 时间:2018-08-30 10:20 加入收藏

  摘要:中日甲午战后的戊戌变法,与日本相关甚深。维新派所营造出的“效法日本”的舆论氛围,也曾一度影响了清廷的对日政策。期间,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华,在清廷内部引发强烈反响。与此同时,光绪帝的“联日”思想逐渐形成。而这些表象实质上是清、日相关利益集团冲突、妥协的结果。而戊戌变法期间留学政策的制定以及留学生的派遣,意义深远。

  关键词:戊戌变法; 日本; 留日学生; 维新派;

戊戌变法论文配图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以魏源、林则徐为代表的有识之士主张开眼看世界,学习西方,引入外文书籍以接纳先进知识,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最初对先进文明的理解,似乎只止步于它的船坚炮利。之后,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浩荡兴起,引进了西方科学技术,一大批近代中国工业、军事国防、教育等事业得以建立和发展。1895年甲午战争清帝国惨败,洋务派的兴国幻想破灭,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效法日本,开展自上而下的变革,来挽救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然而,却又一次以失败告终。从“轻日”、“羡日”,[1] 到“仇日”、“师日”,在清末近代化探索进程中,日本的关联性难以忽视。那么,单从主张“师日”的戊戌变法而言,其评价是如何呢?在戊戌变法的实施过程中,伊藤博文的来华有何深意?清廷权利顶层的光绪帝对日本又是何种态度?戊戌期间留日学生的派遣意义为何?

  一、关于“戊戌变法”与“效仿日本”的评价

  (一)甲午海战中清廷的失败成为效法日本的契机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一触即发,李鸿章的北洋水师败给蕞尔小国日本,举世震惊。洋务运动以来,曾称雄东亚的清帝国北洋海军化为泡影。抛开只学习西方坚船利炮的幻想,仁人志士开始从制度层面思考和反思近代化建设,这也是历来学界高度评价戊戌变法的重要视角。这一思想的转变极为不易。

  其实,北洋水师失败后,清帝国海军尚存有南洋、福建和广东三大舰队。其中南洋海军拥有2000吨级巡洋舰5艘,为“寰泰”、“镜清”、“南琛”、“开济”,而且,三大舰队舰船总和共为56艘。虽然大多是陈旧小船,不利于海上作战,然而,整体实力仍不容小觑。[2] 抛开日本以继续进攻为要挟这一因素,清朝的进步知识阶层能放弃再战之念,转向反思、自省并向敌国学习,实为不易。这也构成高度评价戊戌变法学习日本的重要因素。

  并且,在“进步”与“守旧”二分法的历史观下,[3] 效仿日本明治维新变革代表“进步”,而维护清朝封建帝制、专制则是代表“守旧、保守”。因此,维新派与保守派的斗争,便演变成寻求维新变革与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斗争。人们或多或少会对因变法失败的维新派抱有恻隐之心。进而,也对戊戌变法中效仿日本的做法予以高度评价。

  (二)“日本相关论着逐年丰富”为“效法日本”奠定思想基础

  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由传统的东亚朝贡体制下(中方则称“宗藩体制”[4]7),迅速跻身于近代国家条约体系。1871年,便与清政府在天津签订了《日清修好条规》,(1)名义上开始谋求在以“国际法”等的条约制度下处理外交关系。

  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变革政体、发展工业,迅速实现了向近代化的转型。此间,清廷也不断派使节、官员赴日考察、游历,也有民间人员大量往来。这些群体负笈东游,着书立言,其中主要有何如璋《使东述略》(1877年)、李筱圃《日本纪游》(1880年)、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1887年)、黄庆澄《东游日记》(1893年)、[1]366黄遵宪《日本国志》(1877-1882年)1 等,其中以清政府第一任驻日公使何如璋以及与他一同赴日的参事黄遵宪的论着最为有名,这些书籍和着作较为客观地向国人介绍和宣传了日本的近代化,为后期清帝国学习日本奠定了基础。

  (三)留日学生的培养是“效法日本”的重要影响因素

  甲午战后的1896年(光绪二十二、明治二十九年)农历3月,清帝国的十三名留学生抵达日本,称为中国留日学生的发端。[5]2然而,在日本积极接纳来自大清国的留学生背后,却另有深意。

  从中国方面看,产生派遣留日学生的动议比较晚,而日本方面则早就有此打算,特别是日本军政界中一批对华野心不断膨胀的人,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之日起,就积极策划利用互派留学生来培植亲己势力。[4]42

  日本希望借助接纳清国留学生,培养一批亲日势力,从而为今后日本向大陆进行势力渗透做准备。在日本接受过明治维新熏陶、并身临其境地感受日本近代化过程的清国留学生,归国之后极有可能以日本为参照,在中国推行改革。同时,留日学生回国后必然会因其留学经历和职务需要,与日本发生密切联系。这便可以使“中国官民信赖日本之情,……中略……,且可无限量地扩张势力于大陆”。[4]47

  因此,甲午战后,清国留学生的旅日、东游,成为近代中国人了解日本、体察日本社会以及明治维新的重要窗口。对日本认识的不断加深、对日本近代化过程的不断探知,以及由于某种原因而产生的亲近感,便成为后来戊戌变法中主张“效法日本”的重要影响因素。

  二、戊戌变法时期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来华

  1898年9月中旬,正值维新派与保守派对立白热化之期,伊藤博文来华访问。[7]107因山县有朋的反对而辞去首相一职的伊藤博文(第三次伊藤内阁,同年1月-6月),[9]364以日本政治家的身份抵达天津时,受到了维新派的极为热情迎接。维新派纷纷致言伊藤,望其能为清廷的变法多予提携帮助,甚至有人提议希望由伊藤博文担当清廷维新变法的顾问,实施改革,因而对伊藤博文频频表露善意。这一切绝非偶然,希望他能帮助中国变法或许只是维新派的一厢情愿。伊藤博文的访华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和分析。

  (一)伊藤博文访华是当时日本外交的需要

  中日甲午战争清廷的失败,也给东亚地区局势带来冲击。首先,清朝与朝鲜之间传统的藩属关系逐渐打破。此前,朝鲜便暗中开始谋求独立,包括派朴定阳出使美国、不遵守“三端”,[10]218均是其表现。清廷虽极力反对,却已自顾不暇。之后,日本势力则开始逐渐向朝鲜渗透,如获得铺设铁道权、对朝贸易额增加,而持续超过俄国对朝贸易额。日本在经济方面对朝鲜的影响已经大大超过俄国在经济方面对朝鲜的影响。

  与此同时,英德对清政府进行铁路的联合贷款来修筑山海关———新民屯段铁路,日本为了与英国合作,同意将作为中日甲午战争赔款担保的威海卫让给英国。[11]304-307英国资本的北进,使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利益明显受到威胁,便将军事、政治焦点从朝鲜转移至中国东北,这与日本的“满韩互换”[11]303思想不谋而合,日本准备借机将朝鲜划入其势力范围。

  伊藤博文的访华是在此背景下进行的。中日甲午战争后,三国干涉日本还辽,而俄国却向清政府租借了旅顺及大连。伊藤博文为了牵制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势力扩张,希望以“满韩互换”方式与俄国达成妥协。因此,伊藤博文访华实质上是当时日本国际外交的需要。

  (二)密谋策反、酝酿“合邦”

  历来学界对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的一般理解是守旧势力对维新派的反扑,另一种主张则是袁世凯的告密。两种主张似乎都能说通,似乎又有些牵强附会。而在戊戌变法期间向光绪帝递呈的奏折当中,则发现当时清廷当中的维新人士———监察御史杨秀深、宋伯鲁等人曾极力主张合邦,即让中国与日本、美国、英国结为联邦之说。

  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12]15

  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13]170

  “合邦”一说不仅在慈禧太后等守旧派看来是“动摇祖宗家法、江山社稷”的荒谬言论,即便是在当下,也会被认为是奇谈。根据台湾学者雷家圣的考证,“戊戌变法期间,尤其是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华之后,伊藤博文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游说康有为等变法官员,接收其‘借才’之提议,并利用变法派官员掌握决策核心的便利,意图实行其‘合邦’的阴谋”。[3]

  由此可见,伊藤博文的来华,不是为了帮助中国实行维新变法,而是积极拉拢维新派,向他们建议“中、美、英、日”成立合邦,参与策反、伺机颠覆清政权。维新派受其影响,在清廷内部向光绪帝提议要由东西各国名士来管理中国内政,特别是应当趁刚卸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来华之际,聘请他为顾问,授以“事权”,[14]364协助中国变法。

  总而言之,维新派单纯地希望借同文同种的日本之力、以日本为师,共谋发展。而事实上,日本的政客们并不喜见通过变法而走向强大的中国出现,又岂会真心实意地帮助中国变法,他们甚至在暗中密谋瓦解中国。伊藤博文来华后曾说道:“(总理衙门的诸位大臣)必不全然赞成变法,且近来似任青年(指维新派人等)而退长者(指李鸿章等),(3)甚为不解”,[7]107表面上与变法派尽量保持距离、划清界限。而9月20日,光绪帝接见伊藤博文并希望他协助变法时,伊藤博文答道:“唯皇上锐意进行变法,皇太后圣意如何?皇太后与皇上圣意一致时变法始成。”[7]108可见他对于戊戌变法持观望状态。所以伊藤博文的来华并非是真诚帮助中国维新变法,更多的则是处于日本外交、密谋“合邦”的需要。那么,戊戌变法时期光绪帝的对日政策与态度又是如何的呢?

  三、戊戌变法时期光绪帝的对日政策与对日态度

  关于戊戌变法时期光绪帝的对日政策与态度,长久以来有多种推测,然而由于缺乏可信史料,未有明确的定论,[15] 清朝的宫中档案中也未留有文书记载。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学者孔祥吉先生则以戊戌变法时期光绪帝对清国驻日公使的升格、致日本明治天皇国书以及授予其头等第一勋章为佐证,提出戊戌变法时期光绪帝对日本采取“联日”方针的论断。

  光绪帝致日本天皇国书[16]57

  从光绪帝致日本天皇国书及其内容来看,从国家元首的层面肯定了清朝有意与同属于亚洲、互为邻邦的日本交好。这份国书被附于1898年9月11日日本驻华公使致日本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报告当中。[16]56而这距离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也仅仅过去两年左右的时间。

  (一)光绪帝对日的态度、政策的形成是维新派知识分子努力的结果

  维新派的主要代表康有为反复主张清廷应当效法日本明治维新,在国内实行变革,并着《日本变政考》一书,介绍明治维新的具体变革政策和方法。康有为也多次上奏清帝,他认为从地理位置上讲,比起欧美等西方国家,日本与中国同属东亚,且距离最近;政治、民风相似;文化相通,学习日本进行变革是一条捷径,无疑应当与日本交好为善。康有为利用每次觐见光绪帝的机会,积极阐释其观点,宣扬其主张。康有为的主张和论述无疑给光绪帝留下了深刻地印象。光绪帝还曾派军机大臣廖守恒敦促康有为尽快递呈日本相关论着。[16]50除康有为而外,其他维新派知识分子也主张中国与日本应互为友好,且“中国之自强,惟在日本之相助”。[14]365因此,维新派知识分子的努力无疑影响着光绪帝的对日态度、政策的形成。

  (二)光绪帝对日的态度、政策的形成是变法的实际需要

  维新派积极主张清廷要效仿日本明治维新实施变革,且提议聘任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为变法的顾问。清廷的变法需要日本的帮助,那么与日本交好则成为必然。特别是光绪帝谒见伊藤博文时,曾给予他与亲王同等的礼遇,并且高度赞扬了他在明治维新期间的功绩。[7]108因此,光绪帝的“联日”态度和方针无疑是出于变法的实际需要。

  四、戊戌变法与留日学生派遣

  戊戌变法本身实质上是清末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一场政治变革。甲午战败,促使仁人志士意识到中国应当以日本为楷模,变法图强。因此,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模仿日本明治维新,变革国内传统的课程体制,积极提倡学习日本并且留学日本,为后来留日学生的派遣营造了舆论环境。

  甲午战败也刷新了国人对日本仅是蕞尔小国、弹丸之地的认识,而战后迅速走向崛起的日本业已成为清廷的“肘腋之患”,国内“仇日”、“防日”的思想蔓延。官员的访日、留日学生的选派成为进一步了解日本、缓解中日关系紧张局面[4]45的现实需求。

  此外,留日学生的派遣也是日本大陆政策的策略之一。日本积极接纳清国留学生的日本游学,并对此大力支持。归根结底是由其深刻原因的。

  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材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的最佳策略。其习武备,日后不仅将仿效日本兵制,军用器材等亦必仰赖日本,清国之军事,将成日本化。……[4]47

  日本拟借接纳留日学生、使其在日本受教育之际,一方面促进日清两国交流,一方面培养亲日势力,以达到日后进一步控制中国的目的。

  1898年6月,康有为草拟《请议游学日本章程片》,向清廷正式提出派遣留日学生的建议。7月,清廷下旨,敦促各省选派适合人选赴日留学,并向日本递呈国书。至此,派遣留日学生成为维新变法的正式国策。[4]49而这项国策并未因变法的失败而中断。清末新政时期,大批的官员出访日本,民间也掀起了留日的热潮。

  1898年9月21日,一场持续了百余日的变法运动以失败告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将光绪帝囚禁于瀛台,并下令逮捕维新人士,维新派的主要代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辗转逃往日本。他们也与留日学生一道,在日本学习改良后的西方思想与学问,接纳社会科学、历史学等新的知识、学术体系。这些新的思想内容随着留日学生办的报纸、杂志,以及他们的归国,被传回到国内。[8]296为清末新政时期科举制的崩溃后,新的学术体系、教育制度的构建埋下了种子。

  综上,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力主效法日本,变革旧制。伊藤博文的来华从国际视角拉近了清日关系。光绪帝的“联日”政策和态度从国家元首层面确立了对日关系和变法的基调。期间留日学生政策确立以及派遣则如同一剂润滑液,削弱了国内的反日情绪,更为促进了戊戌变法与日本的关联。“剪不断,理还乱”,戊戌变法中的日本因素,实质上是清季各种势力冲突、妥协的叠加,剥离其层层粉饰的外表下,其根本与初衷往往令人匪夷所思。

  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因种种原因失败了,而改革并未因此而止步。20世纪初发起的新政改革,又一次以日本为变革的楷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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