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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戊戌变法时期各派士人诗作形式

作者:原创论文网 时间:2018-08-30 10:26 加入收藏

  摘要: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转捩,而传统士人的政治关怀多以诗歌形式表现。此一时期诗歌,可分为支持变法者之诗和反对变法者之诗。支持变法者卷入变法的程度有深浅,感情较为复杂,但多对变法失败致以哀怜痛惜之意。反对变法者,其诗带有鲜明的保守立场。相关的诸多诗作,皆带有特殊时代新旧杂陈的烙印。其题材与表现手法虽仍沿袭诗史传统,但时人心理渐变,对事件中心人物的认识,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均有所改变,对变革开始有新的反省和诉求。

  关键词:戊戌变法; 诗史; 政治; 诗歌;

戊戌变法论文配图

  学界对戊戌变法前后诗歌的研究,多集中在变法中心人物上。如康有为,写下了大量戊戌纪事诗,而且以长序和自注的形式交代历史背景; 梁启超和谭嗣同,在生死存亡之际作出不同的抉择,其相关诗作最能动人心魄。而其他维新派官绅如黄遵宪、沈瑜庆等,在戊戌变法期间亦留下了大量诗篇。守旧派人物如叶德辉、王先谦等,也用诗歌表明了自己对变法的态度。更多的外围官绅则以旁观者身份记录了对事变的所闻所感,其诗作都足以补史之阙。

  中国古典诗歌与世变关系匪浅。而清代的诗史理念,正承袭自明清易代痛苦境遇下诗人的思考。张晖《中国“诗史”传统》论及明清之际的思想变革,认为“以诗为史”是由于剧烈震荡的社会对诗歌的功能性要求: “他们对‘诗史’理论的思考,化成为大量纷杂的论述。这些论述,极大强化了诗歌记载历史的理论意识,确立了‘以诗为史’的阅读习惯,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1]“诗史”观念在传统上越来越得到认同,清季多事之秋,诗人更自觉地在诗歌中记录历史。而且很多不宜正式公开的看法,往往会在诗歌中有更为巧妙、也更为真实的表达。但这些表达,题材选择与表现手法虽然来自传统诗学,其心理却已与传统“诗史”的某些观念异趣。“诗”固然不能等同于“史”,然而缘情感事发于笔端,在一般应酬的游词鄙词之外,直击心灵的作品无疑值得重新审视和反思。所谓“诗史”,实在也是一代诗人之“心史”。“诗史”与“心史”有联系亦有分别。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史”尚真而“诗” 言志,在“诗史”的定义中,“史”的成分更重,故而强调对历史的真实记录与书写。然而文学创作毕竟不同于历史记录,作为史料的价值仍然不能过分高估。“心史”则是以“史”为背景,而“情”的成分更浓,注重个人化的强烈的感情宣泄,有时是非理性乃至非客观的。宋遗民郑所南所着《心史》,即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色彩。清末的特殊时期,这种结合民族主义和个人情绪的写作被广为追念,并得到极大的发扬。明清之际,士人身丁夷夏之变,其精神上的痛苦固然巨大; 而清季士人则在文化上承袭华夏传统的清皇室,与强大的西方异质文明之间,在风气渐开之际,遭逢更痛苦的情感的撕裂。 更不用说倡导排满的革命者,虽然血统上自命中华,其革命主张却是文化上的以夷变夏,故而清季士人的精神矛盾不可忽视。戊戌变法的失败也标志着近代中国政治上的一大转折,从此国人逐渐舍弃了自上而下的变革道路,而倾向于更为激烈的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在这次割裂新旧士人的政变中,传统诗学已初显变象。

  一、支持变法者之诗

  戊戌变法前后诗人之诗,与戊戌政变有关系者,有支持与反对两种。表支持者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虽亲历其事,也是推行变法之重要人物,但诗作之中毫无反映者,如张之洞、陈三立等是。张之洞作为晚清重臣,一度也是强学会的支持者,但在后党势力张扬之际,张即刻意与维新派保持距离。“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本是其得意门生,及其被杀,张之洞痛惜不已,在两江总督任上, 于南京鸡鸣寺建“豁蒙楼”以为纪念( 取自杜甫诗 “忧来豁蒙蔽”) ,但却不敢以诗稍作抒怀。

  维新变法时期,湖南巡抚陈宝箴是地方大员中支持最力者,而作为乃父臂助的陈三立,其《散原精舍诗》编年起自辛丑( 1901年) ,近来虽发现一些其早年诗作,但据云“在新发现的《诗录》所收和广为流传的《散原精舍诗》所载中间,陈三立还有五年时间的诗作杳无踪影。而这五年———自光绪二十二年丙申( 1896年) 至光绪二十六年庚子( 1900年) ———是陈三立个人历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十分关键的时期。”[2],陈三立戊戌前后的诗作完全没有记录,是不正常的现象。

  第二类,作为重要参与者政变后亦遭牵累,但能以直笔叙述见闻和抒发胸臆者。这类诗人当以黄遵宪最具代表性。黄遵宪自1895年出任湖南按察使,即助巡抚陈宝箴宣传和推行新政。1898年8月,他被任命为出使日本大臣,遂得暂时远离政治中心。至戊戌变生,黄遵宪亦被列为“从严惩办”的维新乱党。幸得友朋援救,又得外国驻华公使干预,清廷方许其辞职归田[3]776。 其《感事 》八首[3]779,则全论戊戌之事,录其三首:

  授受元辰纪上仪,帝尧训政典留贻。 谁知高后垂帘事,又见成王负扆时。九鼎齐鸣惊雉雊,千金悬格购龙医。白头父老纷传说,上溯乾嘉泪欲垂。( 其一)

  推车弄顶看文康,变态真如傀儡场。 五百控弦谋劫制,一丸进药失先尝。传书信口诃西母,改制称尊托素王。九死一生仍脱走,头颅声价重天亡。( 其三)

  金瓯亲卜比公卿,领取冰衔十日荣。 东市朝衣真不测,南山铁案竟无名。芝焚蕙叹嗟僚友,李代桃僵泣弟兄。闻道诟天兼骂贼,好头谁斫未分明。( 其四)

  第一首统摄政变之事,颔联之“高后垂帘”“成王负扆”喻光绪失位、慈禧听政; 颈联指小人上位, 维新党人遭通缉,其意至明; 第三首意在责备康有为。首句本自李白《上云乐》诗句: “大道是文康之严父,元气乃文康之老亲。抚顶弄盘古,推车转天轮。”[4]文康是传说中上古仙人,故李诗谓乃天地所生,曾抚弄盘古、推动天之运行如车轮; 而黄诗首联谓以仙人之眼视之,世变之无常如同演出傀儡戏, 又嵌入“康”字; 颔联则涉及两桩戊戌公案,一为康有为等“谋围颐和园”事,一为康有为进药丸毒杀光绪事; 颈联则直斥康有为行为不当,一则借“衣带诏”指斥慈禧,二为托古改制自命素王( 孔子) ; 尾联则谓其侥幸逃生而得享大名。“衣带诏”之说尚有疑问聚讼,但光绪的确曾传出朱笔密谕,交杨锐转康有为。[5]而慈禧曾下旨污称康有为曾密献药丸毒杀光绪,令各地严拿康有为。戊戌变法之时,黄遵宪在日本,政变过程及内幕并不清楚,故只能据传闻及清廷公开之说,所以诗中对康有为颇有不以为然之意。第四首则述六君子事,谓“四京卿”( 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 等因光绪拔擢而一朝得享尊荣,谁知很快就因变法失败而被杀,“李代桃僵”尤就康有为弟康广仁而发; 尾联则就谭嗣同而发,所谓“诟天兼骂贼”,乃指谭嗣同临刑遗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之语[6]。

  这组诗用典贴切意存寄托,但诗意直接明确, 虽然为戊戌感事之作,但也未必尽合史实,故与其以“诗史”视之,不如以“心史”视之为宜。

  第三类,亦身历其事,但非中心人物,故政变之后相对安全者,这类诗人往往有少量相关作品,但多数仅止于友朋之间的唱和悼念,如张謇、沈曾植、 梁鼎芬等是。

  张謇有《奉送松禅老人归虞山》诗一首,自注作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三十日( 即1898年6月18日) ,诗云:

  兰陵旧望汉廷尊,保傅艰危海内论。 潜绝孤怀成众谤,去将微罪报殊恩。青山居士初裁服,白发中书未有园。烟水江南好相见,七年前约故应温。[7]

  松禅老人即翁同龢。翁于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后四日( 即1898年6月15日) 遭光绪罢免,三日后张謇即作此诗送行。诗中固然表现出一副同情和安慰的口吻,但几乎看不到背后的政治波澜。 而翁同龢《瓶庐诗稿》集中,戊戌年所作之《将之山右视筱珊侄至》《春申舟次偶成》,王逸塘认为都指的是戊戌政变,“顾其时党论方酷,忌者犹众,畏讥避谤,情见乎词,亦可伤矣”“凡熟光宣庙局者,类能言之”[8]。翁诗“四裔竟将魑魅御,寸衷尚有鬼神知。老韩合传谁能辨,刘李同官莫漫疑”( 《春申舟次偶成》)[9]两联,以老子韩非不同类而合传,言虽均主张变法,但与康有为有不同之处,寓有微意。 “刘李”或为“刘柳”之误,典出韩愈诗: “同官尽才俊,偏善刘与柳”。刘指刘禹锡,柳指柳宗元,均牵涉“牛李党争”,此句言翁遭谗去官不猜疑朋友。

  又如梁鼎芬《杨叔峤京卿遗柩回籍过鄂吊之》:

  玉屑孤儿消息来,未收悲痛札难开。 早知圣主容臣直,每叹同时少此才。破寺凄凉骢马过,故乡迢递杜鹃哀。人生百岁犹为夭,独往空山数绿苔。[10]

  此诗作于戊戌次年( 1899年) ,杨叔峤即杨锐。 杨锐、梁鼎芬曾在张之洞幕下共事。此诗乃杨锐灵柩回籍经过湖北时梁鼎芬悼念之作,诗中虽表达哀痛怜才之意,但于政治背景亦未敢明言。

  又如沈曾植《野哭》五首,钱仲联注云: “此诗盖哭刘光第者。公与光第,刑部同官也。”其一云:

  野哭荒荒月,灵归黯黯魂。薰莸宁共器,玉石惨同焚。世界归依报,衣冠及祸门。嵇琴与夏色,消息断知闻。[11]

  诗中所谓“薰莸宁共器”喻维新党人与反对派之不能相容,“玉石惨同焚”则谓其死不得其所,尾联“嵇琴与夏色”句本范晔《临终诗》: “虽无嵇生琴,庶几夏侯色”,按“嵇生琴”指晋嵇康临刑索琴奏《广陵散》事,“夏侯色”指三国魏夏侯玄临刑而颜色不变,与刘光第临刑正可对照。此诗类向秀 《思旧赋》悼亡友嵇康之吞声之悲、难言之痛。

  题咏被难六君子是有关戊戌政变诗作常见的题材,其中尤以追悼林旭者为多。盖因林旭诗才六君子最称杰出,且其妻沈鹊应绝命词祭夫、仆朱德贵冒险收尸,又颇有传奇性之故。如李宣龚《哀暾谷》诗有云: “吾子有今日,夙愿百已遂。当贺更以吊,自反觉无谓。愿收声彻天,愿忍彻泉泪。敢以朋友私,辱君死君义。”[12]31又《读晚翠轩遗札有感》 诗有云: “健仆尚能助收骨,遗嫠何处暗伤神。不甘党籍言犹在,欲报君恩志未伸。”[12]265严复《哭林晚翠》诗云: “夫子南州彦,当时士论存。一枝翘国秀, 三峡倒词源”“犹有深闺妇,来从积德门。抚弦哀寡鹄,分镜泣孤鸳”[13]362,又《古意》( 伤林暾谷旭也) “情重身难主,凄凉石季伦。明珠三百琲,空换坠楼人。”[13]363诸诗或念其才之大,或惜其志未酬,或哀其身后事,于政变背后之内幕亦未涉及。

  第四类,未直接卷入戊戌变法,但对变法抱支持和同情态度者。这类诗人因为在政变后没有受到冲击,反而能以旁观者身份写出的意蕴深长的诗篇。如陈宝琛《枚如丈寄示叠韵有感之作逾日复见过再叠奉和》:

  酒垆歌哭僧房话,肝胆忘年白发新。 顾我诗才孱到老,多公道气晚逾春。闭关忍更闻尘事,炳烛容同侣古人。失喜登高好腰脚,又携鸠杖过比邻。[14]

  此诗作于戊戌。诗中所谓“闭关忍更闻尘事”, 即闭门不忍听说时事之意,可见其怀。

  又如郑孝胥《暮寒》“四月二十七日感事”诗云: “宫中二圣自称欢,沧海归人感暮寒。旅力既愆时竟失,风波垂定事尤难。是非坐共微言绝,恢复终凭老眼看。料得泪痕潜渍笔,卅年密记在金銮。” 自注: “韩偓有《金銮密记》五卷”[15]。即感慨翁同龢之被逐。韩偓《金銮密记》为晚年追叙其在翰苑参与机密及闻见之事,用以类比翁同龢。

  有关戊戌政变的诗作,也有不少着眼于母子失和与帝后党争,而于康有为多致微词。如叶尔恺 《所见》有云: “茫茫不见丧家狗,赐也无须敝盖埋”[16]753。又《所闻》其一云: “何来密诏藏衣带,别具深谋伏弩机。卖友未堪诬郦寄,拥兵妄欲说陈豨。”其讥诋康有为之意甚明。又其五有句云: “且许还山空抱蔓,黄台不见子离离。”[16]753则是以武则天与章怀太子事微讽光绪与慈禧之帝后失和。

  汪荣宝《有感》诗云: “徒贻亢龙悔,不见植鳍贤”[16]754,上句叹息光绪急于求成遂至进退失据, 下句则慨叹光绪身边没有傅说那样的贤才( 按《荀子·非相》: “傅说之状,身如植鳍”) ,亦是致以批评。汪氏还有《重有感》七律十首咏戊戌政变事,如 “霸越奇才思范蠡,新周经术得何休”)[16]754,谓光绪思得奇才,却遇到康有为,其用意可知。

  林旭岳父沈瑜庆1899年在致其座师翁同龢信中附《咏史诗》七章: “昔欧阳公居颖,门生故人,千里过从,虽厌谈时事,诗酒因缘,未尝摒绝。贤者之善于自遣,以系人望,大略相似。谨写呈咏史七章, 以博莞尔,非有讥讽文字也。”[17]220而其《咏史寄虞山诗》[17]42中有“处人骨肉间,忧虞能自保”( 《留侯》) 、“左右以谕教,为傅乃无状”( 《贾生》) 、“萧生亦可哀,儒术益高致”( 《萧太傅》) 、“弥缝父子中,神仙时往还”( 《长源》) 、“调停两宫间,进退非首鼠”( 《吕申公》) 、“慈圣隆保傅,官家方少年” ( 《张太岳》) 。沈曾植《海日楼札丛》称其“运思皆出人意衷”[18],然而细玩其诗意,指翁同龢处慈禧光绪母子间竟不能弥缝调停,而坐看两宫矛盾加剧,实有不可推卸之责任,讽刺之意甚浓。又沈氏《贾谊》诗云“书生擅制作,天人发皇明……云何乃自鬻,上书鸣不平”[17]47,显然是讥刺康有为; 又《晁错》诗云: “刑名辅少主,弊事袭秦季。倾危骨肉间, 因缘以为利”[17]47,则为戊戌死事者而兴感,这些诗均借古以讽今,其中亦显寓指摘之意。

  戊戌变法时任礼部主事的王照,在其《方家园杂咏》诗注中,认为“变法大事,当由帝奉慈圣行之, 则朝臣无由持抗。尝以此意言于当事,不能从也。”[16]752当时持此立场者不少,但随着帝后矛盾进一步激化,至戊戌九、十月间,慈禧放出光绪病重消息试探舆论,光绪人身安全受到极大威胁。至此舆论渐有变化,除后党勋旧守旧王公外,大都同情光绪。如汪荣宝《太液二律》[16]755有“禁中更拟南薰曲,多恐仪鸾不忍听”“瑶池自弄云和管,那识人间掩泪听”之句,既哀光绪之困居瀛台,又讥慈禧之昏聩。其他如李希圣《西苑》诗“神山已遣青鸾去, 瀚海仍闻白雁来。莫问禁垣芳草地,箧中秋扇已成灰。”[16]763等于光绪皆致以哀怜痛惜之意。综上可知,即使在支持者中,不少人对慈禧仍有理解,但痛惜变法大事所托非人。主流诗人之同情光绪或可谓忠君,但群起支持变法则是诗史上的罕事。尽管有一饭不忘君的诗史传统,而能对以夷变夏的维新有大期许,可见风气渐开、人心思变已为事实。清亡后,这些遗老渐由开明而趋于保守,出于对帝制及文化传统的坚守,而其初心并非顽抗变革。

  二、反对变法之诗

  以清季大环境而言,至甲午以降,维新已然渐成潮流。不过即以老大中国之发展惯性而论,尚古守旧者亦非短时间所能淘汰之。故反对维新者亦大有人在,朝中大臣如刚毅、赵舒翘、杨崇伊、徐桐等人,即曾对变法多所攻讦。而在地方,亦有部分士大夫反对变革。湖南为维新运动中心之一,自1895年起,巡抚陈宝箴与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等即大力推行新政,开办时务学堂,延聘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 又设矿务、轮船、电报及制造公司,刊 《湘学报》,一时湘中风气大开。然而恰恰是在湖南,以学问知名而反对康梁最坚决者,有王先谦、叶德辉二氏。

  王氏并非一直反对维新,长沙时务学堂之创立,也是由时任岳麓书院山长的王先谦领衔正式呈报立案。此外其《虚受堂文集》中赫然有《科举论》 《海军论》《工商论》《学堂论》等政论文章,其中亦具见其经国自强之策。如其《科举论》( 上) 云: “光绪丁酉、戊戌间,时文之敝极矣。群议变科举法,予亦韪之,作《科举论上》。”[19]5则其支持新式教育可知; 又“光绪戊戌夏,奉旨废制艺,试策论。已而康有为逆案事觉,新政复旧,作《科举论下》。”[19]7明为反对废除新政有关教育措施。王先谦非反对维新,其所反对者,乃康有为及其激进思想。王氏戊戌间诗作大多针对康有为而发,可谓深恶痛绝。如 《纪事》诗云:

  适足以杀盆成括,此复欲为新垣平。 辟睨两宫幸有变,沆瀣一气还相生。风元不竞海氛恶,澜岂容狂湘水清。圣学依然揭日月,春秋始信非纵横。[19]625

  此诗首联两个典故皆直斥康有为。《孟子·尽心下》论盆成括仕于齐见杀事: “其为人也小有才, 未闻君子之大道也,则足以杀其躯而已矣。”[20]新垣平为汉文帝时方士,以欺骗得幸,其后事觉,夷三族。事见《史记》。颔联“辟睨”即辟倪,旁视、侧目窥察之意。《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辟倪两宫间,幸天下有变,而欲有大功。”显指康党制造帝后矛盾,谋取政治资本。颈联“海氛恶”取《左传》“楚氛甚恶”之意,可有双重意指,一者康梁皆广东人, 来自海滨,二者也可指西方文化强势入侵。下句则谓不容其狂言邪说扰乱湖湘之地,亦隐含一己可与对抗之意。尾联则以维新之失败为幸,而暗讽康有为等纵横家之行不可恃。

  其《赠叶德辉奂彬》( 题下自注: 叶,湘潭人,吏部主事) 诗,序曰:

  戊戌秋八月,康有为谋逆事觉,其党康广仁等皆伏诛。先一岁,湖南创设时务学堂,大吏延康弟子梁启超为教习,学使徐仁铸相与主张,其说一时风靡,独奂彬辞而辟之,不以昔年出徐门下有所畏避。 ……辄奉赠四绝句。

  前三首云:

  曲士思偷造化权,戏书容易发争端。 此曹但可供谈笑,早作妖要乱领看。

  自古当仁不让师,放淫拒诐复奚疑? 奸言已息佗嚣子,后学争呼韩退之。

  荒唐我亦怕新书,一任摧烧不愿馀。鲁国闻人真再世,孔门今见四盈虚。[19]625

  如前文所述,赞成维新而对康有为不以为然者不在少数,但是一般而言,即使有所指摘,用词亦未如王氏诗序中“谋逆”“伏诛”等字眼之直接和强烈。序中“大吏”当指陈宝箴,“奂彬”即叶德辉字。

  王先谦此序特别推崇叶德辉反对康有为之功, 且自以为不及叶之有见识,故赠诗以褒之。诗的第一首纯作讥弹,谓康有为等以乡曲之士而妄想贪天之功,不过行妖作乱之首领而已; 第二首则誉叶德辉之挺身而出与之斗争,谓其有以正压邪之功,故后学以韩愈视之( 韩愈曾辟佛) ; 第三首谓康有为之说危害甚大,当摧而烧之; 而叶德辉有维护孔教之功,挽救了很多被误导的后学。这组诗之主旨虽在褒扬叶德辉,而其中亦可见王氏于维新之态度。

  而其《狂子行》则颇堪玩味:

  官不可为去作贼,用夷变夏胡可得? 民权阴袭拿破仑,教祖欲追摩哈墨。滔天卷地谁复论,但见鱼烂鼋鼍奔。陈相自悦许行学,曾静实丧张熙元。神徂圣伏绵千载,至教昭垂日星在。春秋如线终一匡, 不信横流倒沧海。中行之背何足笞,忧时贾傅勿叹咨。君不见张吴两狂子,只有流传题壁诗![19]627

  “狂子”谓迷惑于新潮之士( 或者确有所指亦未可知) 。谓其人不欲为正统有守之官,而欲为犯上作乱之贼,当指追随康梁之维新党人; 次句谓维新派学习西方之路行不通。三四句谓其人数典忘祖追随西方,“摩哈墨”即伊斯兰教之穆罕默德,这两句其实颇有“诗界革命”前期“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的“新学诗”风格。“滔天卷地谁复论,但见鱼烂鼋鼍奔”谓长此以往将致沧海横流、鱼烂而亡; “陈相自悦许行学,曾静实丧张熙元”则谓后生之追随康有为等,必为所误( 张熙为曾静之弟子,二人曾策动岳钟琪反雍正,为岳所卖,至乾隆朝被凌迟处死) 。以下则自信“至教”长存,国运当兴,以为勉励之辞; “张吴两狂子”本指唐代张旭、吴道子二人, 此处以其告诫当时学子勿效法其人。

  王先谦戊戌诸作,几乎无一字道及史实,全以历史上的叛逆不经之士为附会,视康有为等为反面教材而行说教,其用意昭然若揭,亦其心声所发。

  叶德辉其人“本不欲以诗文名世,辛亥以前诗不留稿”[21],其戊戌间诗,仅见其和王先谦诗四首( 王诗见上文) ,本集亦失载。其中第一首略及戊戌之事,诗云:

  公羊流毒误行权,祭仲千秋肇祸端。一卷妖书出牛腹,遗文休作壁经看。[19]626

  首句“公羊流毒误行权”乃就康有为而发,盖康有为变法诸议本于《春秋》公羊家言,“行权”即“反经行权”之意,谓康有为等托古改制,实在流毒无穷; 第二句“祭仲”为春秋时郑国大夫,深受郑庄公宠信,庄公逝世后掌政数十年,而郑国内乱频仍。 此句或指推动维新之朝廷大员,如翁同龢等。第三句“妖书出牛腹”即所谓“牛腹书”,指伪造的文字材料,典出《史记·封禅书》齐人少翁事。按康有为曾着《新学伪经考》,指“古文”诸经多出刘歆伪造, “古文经学”乃新莽一朝之学; “妖书”即妖言惑众之作,此处叶德辉乃反其意而用之,谓康有为之学说为假造之妖言; “壁经”即所谓“壁中书”,指汉代发现于孔子宅壁中之藏书,亦即古文诸经。此句谓康有为着作不过妖言惑众而已。

  戊戌期间的反对派,不少人并非完全排斥学习西方,而是仍然持洋务派“中体西用”之观念,反对深度的、根本性的变革,有的甚至只是因为厌恶康有为及其学说。戊戌政变发生不久,叶德辉即编刊 《翼教丛编》,所谓“翼教”即维护孔教之意。该书专事收录张之洞、王先谦、叶德辉等人各类批驳康有为的文章,其序云: “甲午以来,外患日逼,皇上虑下情之壅阏,愍时艰之弗拯,博求通达之士,言禁稍弛,英奇奋兴,而倾险淫诐之徒杂附其间,邪说横溢,人心浮动,其祸实肇于南海康有为。康之弟子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张其师说,一时衣冠之伦,罔顾名义,奉为教宗,其言以康之《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主,而平等民权、孔子纪年诸谬说辅之。伪六籍,灭圣经也; 托改制,乱成宪也; 倡平等, 堕纲常也; 伸民权,无君上也; 孔子纪年,欲人不知有本朝也。”[22]从中可以明确看到,守旧派人士所极力维护的,是传统的礼教纲常,而这些不免为深度体制变革的阻碍。但支持变法的士人,也并非移植西方制度,而是旨在强国。双方皆有特殊时代新旧杂陈的烙印,其矛盾根源远小于日后立宪与革命之争,但变法失败加剧了新旧士人之间的鸿沟,使保守者愈趋保守。

  三、天变与新变

  戊戌政变事关帝后之间的政治斗争,深谙宦海波澜的文人士大夫都不免有些避忌,以至于有学者云: “偌大京城,当事诸人居然没有人在戊戌政变后,当即留下一些可信的文字。”[23]即便在事后追忆,不同立场的人所记之事,又往往相互抵牾,造成历史“真相”扑朔迷离。而从上述各人诗作来看,当时士大夫阶层对于变法的态度,实在是非常复杂, 足以为一部士人之心态史。

  宋王安石变法伊始,守旧派遂以自然灾害( 时有旱灾,又有彗星现,具见《宋史》本传[24]10547) 为由横加指责,王安石乃发“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之宏论[24]10550,虽足以振起人心,而变法毕竟未能全功。而戊戌年不但世变日亟,天变亦肇其端。

  戊戌元旦,日食。在中国传统的“天人感应”政治思想中,天象与政治紧密联系,日蚀尤为大不祥之兆。《晋书·天文志》云: “日蚀,阴侵阳,臣掩君之象, 有亡国。”[25]所以尽管到戊戌年,兴办洋务已数十年,火车、轮船等现代事物渐深入日常生活,连接受西方文化最积极的维新派人士,对于日蚀的发生也不免心存疑虑。林旭见到日蚀后忧心不已,因有《戊戌元日江亭即事》诗,陈衍谓此诗“乃是年元旦日蚀, 暾谷偕友人诣江亭观音大士问签所作者”[26]。林诗中有“主忧避殿当元日”句,指是日光绪皇帝不循旧例登太和殿,改御乾清宫受百官朝贺。全诗则气格低沉,足见其心底暗藏之幽忧之思。

  而黄人1的《元日日蚀诗》则气息与林诗迥异, 亦与戊戌政变后的诸家诗作大不侔。钱仲联《梦苕庵诗话》称: “诗作于光绪戊戌,指斥金轮,语意极显,诗家之董狐也。”记其诗云:

  ……第一东方龙,叨长诸鳞虫。当日借雷雨,今日成痴聋。……南方火鸟尾秃速,汝与日乌非异族。天市为巢,天仓啄粟,嘻嘻出出良非福。……西方号于菟, 牙爪有若无。狗肉醉且饱,梦见羊踏蔬。 一目睥睨一目眇,反思献媚心月狐。…… 老龟最畏事,自负藏身智。……

  诗中日指光绪帝,月指孝钦后。东方龙当指恭亲王,是时为军机大臣,即于是年四月薨。南方火鸟当指崧蕃,满洲人,是时方为云贵总督。西方于菟或指荣禄,曾为西安将军。北方老龟似指王文韶,是年初入赞军机,《清史稿》本传称其更事久,明于趋避,与诗语相合。”[27]

  黄人此诗奇崛诡丽,以天象写晚清政局,如神愁鬼泣。诗中虽仍同情光绪,与革命派排满主张有异,但与同时期反映政变的诗作相比,可谓极大胆张扬。将慈禧比作蚀日之月,诸王公大臣也比作群星乱象,以“自月以下相率食人膏血成妖精”,写后党政变之害。慈禧肖羊,于是用“梦见羊踏蔬”隐刺。对慈禧指斥之厉,远非其他士人希冀弥合母子的温柔敦厚。尽管此时还不能视作有意识的革命之声,但在旧诗风格意境之外,思想上的变象已现。

  而在戊戌岁暮,变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并未稍挫其志,反而开始着手其伟大的“新民”之旅。其 《二十世纪太平洋歌》即呈现出另一番风貌,更明确地宣示了新时代的到来,可谓是戊戌之余响。该诗作于光绪二十五年( 1899) 底离日赴美游历途中。 诗中有:

  蓦然忽想今夕何夕地何地,乃在新旧二世纪之界线、东西两半球之中央。独饮独语苦无赖,曼声浩歌歌我二十世纪太平洋。……纬度东指天尽处,一线微红出扶桑,酒罢诗罢但见寥天一鸟鸣朝阳。[28]

  其象征意义不可谓不大。而其热切迎接新时代之积极态度,也足以为戊戌之失败带来一抹亮色。

  戊戌变法是清季有识之士尝试自上而下进行制度文化变革的努力。诚如论者所言“戊戌维新是一场肤浅的制度变革,又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启蒙。”[29]戊戌维新前后,甲午战争之痛尚新,人心思变,举国空气确实有利于维新思想的传播,图强是大势所趋。故以诗中所见,士人支持变法者多于反对变法者。变法之失败由多种因素造成,非可简单归咎于变法本身。然而变法之失败,对于后来历史之走向至关重要。就眼前而言,在朝则有守旧派转而主政,在野则有无知之民哄然排外,故而在一场政治风波尚未完全消歇之际,另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波已经悄然迫近。至于素有异志之士,则由此另辟革命之路。然而正如梁启超《自励》诗所云: “万事祸为福所倚,百年力与命相持”,近代中国正是在不断的挫辱和失败之中向前迈进,虽然步履艰难,却未有止境,而戊戌年则是一个转折点,也可谓一个真正的新起点。而与戊戌政变相关的诸多诗作,其题材与表现手法固然仍沿袭诗史传统,但时人心理上的渐变,对事件中心人物的认识,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对变革开始有新的反省和诉求。两年之后的庚子变作,曾广钧乃有“敌国文明佛不知”[30]句,以文明推许西方,这种思想上的变化,在戊戌年已有征兆。值此世变和易代之际,既因为特殊时代所赋予的深厚文化内涵而继续保持其主流文学地位,但同时又开始受到来自“新文化”的冲击,表征在诗歌上反映出时人心态的复杂性。而作为文明传承主体的士人,不但充分具备了传统的“诗史”意识,也自觉地表现出深度的文化关怀,故所谓“诗史”也是其“心史”,足以反映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诗人心态。

  参考文献
  [1]张晖:《中国“诗史”传统》,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90-191页。
  [2]陈正宏:《新发现的陈三立早年诗稿及黄遵宪手书批语》,《文学遗产》2007年第2期。
  [3]黄遵宪、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4]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58页。
  [5]清华大学历史系:《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8页。
  [6]谭嗣同:《谭嗣同全集》,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512页。
  [7]张謇研究中心:《张謇全集》卷5,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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