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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失败的利益因素探究

作者:原创论文网 时间:2018-08-30 10:29 加入收藏

  摘要:戊戌变法在遗憾中夭折了,没充分重视并处理好既得利益权力集团的阻挠是重要原因之一。体现在表层,不合时宜的利益调整;内层,激烈冲突的利益体制;深层,指导思想中的利益差距。

  关键词:戊戌变法; 失败; 利益因素;

戊戌变法论文配图

  日本接连赢得甲午战争及日俄战争的胜利,震惊了中国政界和知识界,光绪帝也卷入其中,推动维新变法。但仅百日就在谭嗣同“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仰天长叹中夭折。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没能很好地化解失利者,尤其是政权内中高层既得利益者或明或暗的阻力。

  一、表层———不合时宜的利益调整

  任何改革变法都需要讲究章法,变法改革的章法虽因事而异,但其主要方面则是改革的合力、合适、合时。

  其一,变法缺少帝后合力。维新派在一定程度上也已认识到慈禧在维新变法中的作用。如光绪在颁布定国是诏之前事事乞请慈禧,慈禧表达了“汝但留祖宗神位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慈禧画定了变法的政治红线就是不能触碰清朝核心价值和太后权威。为此,变法五天后康有为上书光绪帝“:皇上勿去旧衙门,而唯增新衙门;勿革旧大臣,而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之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准其专折奏事足矣。”同时,光绪也对康有为等提出的激进改革建议,如颁布宪法、建立国会和宣布君民合治等均未提出。但不久变法的顺利使维新派春风得意,开始对慈禧的政治红线置若罔闻,尤其是没有取得慈禧同意开始罢免太后的重臣,并预示了要对全部政治机构进行激烈改造,引起了官怨。梁启超描述道:举京师谣言纷纭不可听闻,皆谓康有为欲废京师六部九卿衙门。彼盈廷数千醉生梦死之人,几皆欲得康之肉而食之。其实康有为不过言须增设新衙门耳,尚未言及裁旧衙门也。而讹言已至如此,办事之难可以概见矣[1]71!

  在涉及核心利益调整中,借助于最高权威者的帮助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维新派人士王照曾在《方家园杂咏纪事》中写道:“若奉之(慈禧)以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则皇上之志可由屈而得伸,久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力也。”遗憾的是维新变法者把争取慈禧妥协,形成最高层合力的机会丧失了。

  其二,维新方法不合适。变法要借助于各级官员和民众的执行力,因此对原有官员和民意的争取是十分重要的。但维新派对李鸿章的捐银示好等以其签订《马关条约》声名不佳为由断然拒绝,从而使李鸿章属下的淮系拂手而去,致使可依靠的地方督抚更屈指可数。后期光绪帝又打算聘请日本旧相伊藤博文任变法顾问。洗刷耻辱的变法却要听取耻辱给予者的意见,这使变法更易受反对者攻击。如保守派官员杨崇伊就密奏慈禧“: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变法要使民众理解并使之拥有实际的改革利益,这是变法争取民众的重要方法。但变法聘用伊藤博文的做法也使更多中国人形成变法仅是光绪等人的私事而已的看法。

  维新变法不关注民众的理解,使维新运动与一般民众产生隔阂。维新运动搞得最火热的湖南民众都认为,维新不如大风吹倒了民房重要。京城的市民指着绑缚刑场的“戊戌六君子”骂道“:乱臣贼子,书生狂徒。”在上没获得最有权威的帝后合力支持,下没普通百姓的理解,中又得罪了大量手握实权的官员,变法的困难和失败结局可想而知。

  其三,变法举措不恰当。变法涉及人们的利益调整,故而需通盘考虑变法举措实施的适合的时间、范围。但在康有为“外衅日迫,间不容发,迟之期月,事变之患,旦夕可至”的情绪下,光绪在一百零三天的变法中颁布谕旨280多件,其中谕令请行175件,每天最少颁布一道,多则几十道。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评价戊戌变法时指出,变法的方向是正确的,但顾问康有为为实现政治抱负将原本应花九年时间推行的政策在三个月就完成了。这也大大超过了康有为向皇帝的许诺:“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由于忙于颁布诏令,而疏于执行,渐渐使官员们把谕令当成了过眼烟云,且感觉到变法将受损的人越积越多,使反对派的力量空前的强大。

  二、内层——激烈冲突的利益体制

  维新变法最终想走向君主立宪,这需要社会各种体制的变革配套。随着维新变法的深入,谋划到取消满族特权、改革官制、改变科举考试等举措,触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地雷阵。

  其一,难以抚平的满汉之界。康有为认为“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梁启超也提出“凡属国民,皆有爱国忧国之职分焉,不容有满汉君民之界也”[2]80,并提出一系列平满汉的举措,如散籍贯、通婚姻、并官缺、广生计。也就是满汉凭居住地注册民籍,可通婚;满汉双官一职制改为留下有才的单官制;旗民也要做工养己。虽维新派试图采取一些渐进的做法配套,但还是受到清朝贵族责难,并通过各种渠道上书慈禧。梁启超曾记述道:当皇上云改革也满洲大臣及内务府诸人多跪请于西后乞其禁止皇上。清朝最高权威者兼具中华王朝与满族首领的双重身份。因此一面要保持王朝的统一性,另一面还要抗拒汉化,维护满族特殊利益。故为巩固自己的“家天下”西太后也必然充当满族代言人,变法支持者转变为反对者。

  其二,无法填平的教育落差。中西教育的接轨是变法的重要内容。康有为认为“,新政之最要而成效最速者,莫过于此”[3]286。梁启超同样说道“:八股既废、数月以来,天下移风,数千万之士人,皆不得不舍共兔园册子、贴括讲章,而争讲万国之故,及各种新学,争阅地图,争讲译出之西书。”[4]25沿袭千年的中国教育是读八股考科举,无数的读书人夜以继日地应付考试以求功名富贵,社会已习以为常。现突然废止八股,砸断了士人们往上爬的熟悉梯子,这使他们感到愤慨。正如梁启超所言“:当时会试举人辇彀下者将及万人,皆与八股性命相依,闻启超等此举,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遍播谣言,凡被殴击。”同样,已通过八股科举进入官场的人,对他们引以为豪的读书经历和所掌握知识的自豪感陷于崩溃,对未来产生了一定的迷茫。士大夫集团一旦失去科举制的选拔就会崩溃,清朝固有统治将会走向灭亡。这种连锁作用使本来同情改革的经院派力量也走到变法的对立面,顽固势力则更反对变法。应有的“废科举”改革却影响到政治的稳定、清朝的江山。对此,即使是光绪、康有为等也不得不放慢变法脚步。

  其三,积重难返的官僚体制。要变法,先变人。变法出了三招来充实一批有变法之心的官员,但却遭到激烈抵制。

  一裁冗官。1898年7月13日,光绪下诏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太常寺、太仆寺等中央衙门,接着又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个巡抚,一个东河总督和许多不办运务的粮道,无盐场的盐道衙门。上谕还说“:其余京外应裁文武各缺,命大学士、六部、各省将军、督抚,分别详议以闻。”直接和间接被裁者近万人之多,震动了官场。光绪帝官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去旧布新,掌控政权,然而,对被裁撤的官吏并没有相应补偿,把他们推向了新政对立面。一些老迈官僚竟有“焦急欲死者,惟有诅谤皇上,痛骂康有为而已”。二免礼部六堂官。维新派礼部主事王照上书建议皇帝巡行中外受到礼部堂官的否定,不肯代递,引起冲突,结果光绪帝以壅蔽言路为由将礼部六堂官全部罢免,提拔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为四品章京,致使帝后两党矛盾激化。慈禧太后对光绪帝变法的不满也开始公开化。三设新机构。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中明确指出“若欲变法而求下手之端,非开制度局不可”。他设想的制度局职责主要是讨论国家大政方针,立法典。实际上是架空了朝廷的军机处,故受到军机处的强烈抵制而无法实现。后来康有为又提出设懋勤殿、议政处,立法院等代替制度局,更引起守旧派的极大反感。

  在官本位盛行的封建社会“,朝廷一日尚在,则吾之富贵一日尚在。今若改革之论一倡,则吾目前已失舞弊之凭藉,且自顾老朽不能任新政,必见退黜,故出死力以争之”[5]70,因为“官吏从其所辖区内所获得的收入被看作是他的俸禄”。因此,裁换官员的举措必然与全国各地各级文职官员发生激烈碰撞,最终引起满洲大臣及内务府诸人跪请慈禧禁止光绪帝变法的事例。他们把剥夺满族官员的权力与把权力拱手让给汉人的危言耸听联系起来,促使慈禧下决心制止光绪的继续变法。

  三、深层———指导思想中的利益差距

  领导团队的思想统一是改革成功的重要基础。变法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等,变法的权力掌控者光绪帝、慈禧太后,及执行变法的各级各类官员这三类人物在变法指导思想上的不一致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变法的失败。

  康有为、梁启超变法指导思想的核心是强国。康有为的思想中,至少在保国会的章程中所反映的“国”是包括中国版图内全体人民的共同实体。1895年4月,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激怒了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有识之士。他们在《上皇帝书》中提出了拒约、迁都、变法三项主张,透出了浓浓的爱国情怀,并借中国最权威的思想为变法制造理论根据,减少变法的阻力。在《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等着作中用功利性来注解儒学,提出孔子思想的本意是“天不变,道可变”。对儒学的工具化运用,加上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变法思想的方向是西方的民权、宪政,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背离,与广大民众的千年习惯相分裂,与清朝上层的思想有差异,这就留下了领导层的利益博弈空间。

  慈禧没有士大夫们“修身、齐国、平天下”的抱负,她更多的是一种趋利避害的本能和实用主义的理念,她的指导思想是维持并控制清朝这一“家天下”。她同意变法,但又规定“祖宗之法不可变”。在镇压了维新变法后慈禧主推清末新政并说“:尔中外臣工,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唯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予与皇帝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可见,慈禧变法重视的是清朝的“宗庙”,尤其是关注自己对“宗庙”的掌控权。故当西方的侵略影响到祖宗基业时赞同变法,反之,变法威胁到“宗庙”,影响到慈禧苦心建立的权力框架和对这份基业的控制权时,她就必然会改变态度,不顾国之利、民之幸而反对变法。

  “光绪帝是满洲皇族中比较能够接受新思想的青年皇帝,颇想有所作为。”[6]254光绪帝受老师翁同龢的影响,看到了一些现行制度对重振大清、再建伟业的束缚,但又长期受制于慈禧及她的近臣李鸿章、荣禄等的束缚而无法施展拳脚。此外,光绪帝也不满慈禧迟迟不愿真正交还清朝的控制权。因此,当一群士子提出变法强国时他积极予以响应,即使变法会一定程度减弱皇权也比当时无实权要好,甚至有可能像日本一样,通过变法皇帝会获得更高的权威。慈禧想守业,光绪要建新业;太后要把牢控制权,皇帝不愿做傀儡,这与康梁等维新派思想上的强国理念有所不同。故一个城府较浅的皇帝要重振大清需要有较为理智、讲究谋略的变法团队辅佐,可惜在当时严峻的内忧外患社会背景下,变法团队也大都带有急于求成的心态。

  官吏与士大夫在维新变法的思想上与康梁等也存差异。在维新思想较温和的一端可以发现陈宝箴和黄遵宪等士大夫所代表的思想类型,他们同意康有为要求改制的主张,但不完全同意他对儒家学说所作的激进解释。而自强运动的提倡者张之洞及李鸿章等人所确定的维新保国思想,主要是为了保清朝,同时,大多数官员们变法指导思想的核心是变法不能堵塞他们的升官发财之路。大多数变法参与者都希望变法能稳妥地实施,不希望在帝后中选边站,得罪一方,当然,万不得已只能投靠权势较大的一方。此外,作为士大夫来源的知识阶层对清朝提出的政治要求比士大夫多,他们对朝廷的政治支持不如士大夫,他们与朝廷可以是同呼吸、异命运,因此知识分子不是朝廷的政敌,但却可具有批判意识。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指出“:粗举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7]73因此,中国几千年来的儒家理念并不是用几篇文章、几本书、几次演讲或一场运动就能修正的。这与康梁等认为变法只要依靠可颁圣旨的皇帝就行,在方法上的认识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虽然在政权上层,维新变法指导思想有一定的趋同性,但康有为、梁启超等的变法思想来自于“中国”为核心的庞杂组合,这是一个大圆,许多利益集团都可从中找到一些符合自己利益的成分。光绪的“朝廷”是个中圆,因为其中更多的是皇朝的成分。慈禧的“家天下”则是其中的一个小圆,内在私利的要素居多。士大夫们的“与朝廷共进退”,是个与中圆有所交集的另一中圆,他们都可在“朝廷”这内容中找到一些共同点。上述四个圆中都包含客观强中国的内容,但这四个利益集团又都有自己主观的变革利益差异。因此当维新变法深入到一定程度时,这种利益的差异就外显为一种巨大甚至致命的变法破坏力。

  总之,维新变法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客观上起到了推进中国进步的功效。但变法的成功不仅取决于理念与举措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趋势,更要具备足够强大的推力和合适的方法。这就要充分考虑到改革变法的领导力、接受力、承受力和执行力,要分析改革举措对人们心态和行为的影响,不断统一思想认识。要在强有力的领导之下,循序渐进,努力增强受损利益群体的改革耐受力,减少改革阻力,营造出一个良好的改革内外环境,这是维新变法留给今天改革发展的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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