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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田辨伪《家礼》的逻辑进路研究

作者:原创论文网 时间:2018-10-11 09:34 加入收藏

摘要

  《家礼》为中国近世中重要的儒家礼书, 其流传广远、影响深刻, 自不待言。然《家礼》是否为朱熹所作, 元明以来的学者虽多用心于此, 聚讼纷纭, 此问题却始终悬而未决。清儒王懋竑 (1668-1741, 字予中, 江苏宝应人, 世称白田先生) 从朱子行年以及《家礼》的内容与效用等维度对《家礼》进行辨伪, 力证“《家礼》非朱子之书”之说, 撰成《家礼考》《家礼后考》《家礼考误》等篇, 在清代学术史及朱子学研究史上产生重要影响。

白田辨伪《家礼》的逻辑进路研究

  《四库全书总目》深取白田之说, 《清史稿》更称白田此说“辨伪得真”, 精于礼学研究的清儒亦不乏与白田同调者。尽管如此, 反对白田此说的声音从未停止。自清儒夏炘、黄式三略加驳正后, 20世纪以来的日本、中国学者群起反对“《家礼》非朱子之书”的观点, 其荦荦大者有阿部吉雄 (1936) 、兼永芳之 (1958) 、钱穆 (1971) 、高明 (1982) 、上山春平 (1982) 、卢仁淑 (1983、2000) 、陈来 (1989) 、束景南 (1991、1993) 、伊佩霞 (Patricia Ebrey, 1991) 、吾妻重二 (1999、2004) 等。主张《家礼》为朱熹所作的观点逐渐成为主流、“定论”, 甚而有学者认为《家礼》真伪的辨析已题无剩义 (1) 。

  清代以来, 学者对《家礼》真伪这一学术公案的判断呈现如此两极的差别, 除了学术范式转移的因素外, 更因朱熹研究的特殊性所致。正如钱穆所说:“朱子读书多, 着书多, 所着书中所牵涉之问题多, 此三多, 为古今诸儒所莫逮。” (2) 白田以朱子研究名世, 是以历史考订方法断定行年着述前后, 再因文义、义理以求思想的框架与细节, 其辨伪《家礼》亦不出于此。百余年来, 学者反驳修正其说, 却未能对白田《家礼》辨伪的逻辑进路进行深入探讨, 多数研究仅在力证朱熹作《家礼》时稍作提及, 也有视而不见、误读误判之处。因此, 回顾这一学术公案, 有必要对白田辨伪《家礼》之说进行重新省思。本文将白田辨伪《家礼》的逻辑进路分为三个方面, 即征于古今礼书、验诸人情风俗、考之朱熹行年。在呈现《家礼》辨伪的具体展开时, 间附己说, 以伸白田之说, 进而彰显白田此说的思想意义。

  一、征于古今礼书

  在《家礼》之前, 三《礼》、《书仪》在儒家礼书中的地位最为重要, 其中《仪礼》是记载先秦士大夫习礼用仪的文献。汉唐儒者虽以《仪礼》深奥难读, 却仍以《仪礼》为儒家礼学的核心文本。北宋以降, 儒者为实现“一道德, 同风俗”的理想, 不断试图编纂、修订儒礼, 司马光纂《书仪》对《仪礼》多有采择。朱熹曾谓:“《仪礼》, 礼之根本, 而《礼记》乃其枝叶。” (1) 因而, 朱熹一生编纂诸礼, 对《仪礼》格外重视。白田以《仪礼》《家礼》对读, 特重汉注唐疏, 指出《家礼》与《仪礼》抵牾之处。《家礼考误》举例甚多, 此处略述其要。

  《家礼》有与《仪礼》明显抵牾者, 白田据《仪礼》之注疏以指正其误。如昏礼中, “妇盥馈”一节, 先食而后酒。白田以为“《昏礼》妇赞成祭, 卒食一酳, 无从酳, 以酒洁口也”, 而“《家礼》改斟酒在前, 荐馔在后” (2) , 已变乱仪节次序。又如士昏礼中主人之仪, 《士昏礼》载:“主人不降送。”郑玄注曰:“礼不参。”贾公彦疏曰:“礼宾、主宜各一人, 今妇既送, 故主人不参也。”《家礼》于“主人出迎”下附注:“若族人之女, 则其父从主人出迎, 立于其右, 尊则稍进, 卑则稍退。”白田以为《家礼》此注“是有两主人矣, 殊乖‘礼不参’之义” (3) 。白田受到晚明以来经史考据之学的影响, 在考辨《家礼》时尊尚汉注唐疏, 多循郑玄、贾公彦之说以析《家礼》之误, 自然能引起乾嘉以降考据学者的共鸣。而《家礼》与《仪礼》经传相矛盾者, 白田并未予以充分讨论 (4) 。今姑以丧礼为例。丧礼部分, 《家礼》大功以下无负版、衰、辟领, 与《仪礼》五服俱有负、衰、适相违异;《家礼》称“凡妇人皆不杖”, 而诸经 (《问丧》《丧大记》《丧服小记》) 皆有妇人杖文, 如姑在为父杖, 母为长子杖之例。《家礼》与《仪礼》《礼记》的诸多抵牾之处, 与朱熹尊崇《仪礼》《礼记》的态度是相违异的。

  有《家礼》删节《仪礼》而致误者, 《家礼考误》多沿此而立论。如《仪礼·士冠礼》载:“宾醮冠者, 冠者即自西阶适东壁, 北面见于母, 而后宾字冠者, 宾出就次, 冠者见于兄弟, 入见姑姊。”而白田以为:“今《家礼》去先见于母一节, 见于祠堂后, 乃见父母。若非宗子之子, 则先见宗子及诸尊于父者于堂, 而后就私室见于父母, 是先祠堂而后父母, 犹之可也;若先宗子及诸尊于父者而后父母, 不亦颠倒之甚乎?” (5) 《仪礼》于冠礼此节有明文记载, 然《家礼》特重宗法, 强调宗子之地位, 变动次序, 既与《仪礼》相违, 亦可能与人情不类。又如《士昏礼》载纳采、问名、纳吉、请期、纳征、亲迎六礼, 白田指出“《家礼》去问名、纳吉, 止用纳采、纳币, 以从简便, 而忘请期一节” (6) , 进而引述杨复“请期有不可得而略者, 当补入”之说, 主张昏礼遵循古礼, 不应漫加节略。

  又有《家礼》改动《仪礼》而失原义之例。《仪礼》所载冠礼, 于主人、大宾、赞冠者、受冠者之仪节服饰俱有成文。《仪礼》载大宾三加于受冠者, 皆称“乃祝, 坐如初。乃冠, 兴, 复位”、“宾揖之, 即筵坐, 栉, 设筓, 宾盥正纚如初” (《士冠礼》) 。《家礼》改“坐”为“跪”, 以为“宾揖将冠者, 即席西向跪。赞者即席如其向跪, 进为之栉”;后宾诣将冠者前以祝, “乃跪加之。赞者以巾跪进, 宾受, 加之, 兴, 复位, 揖”;宾授皮弁、爵弁, 俱为读祝后“跪加之” (1) 。白田以为《仪礼》所载已有明文, 《书仪》亦与《仪礼》同, 而《家礼》未辨“坐”“跪”古今异义。故白田称:“今《家礼》皆改坐为跪, 非也。古者席地而坐, 坐与跪一也, 但少异耳。在今日则大有不同者。《书仪》一依古礼, 故皆坐。” (2) 《家礼》改坐为跪, 不如从《仪礼》原文为正。

  此外, 白田《家礼》辨伪中有较大篇幅用于比对《书仪》与《家礼》之异, 展现《家礼》对《书仪》的删节、改动之处, 遍及冠、昏、丧、祭等礼。更重要的是, 《书仪》立足于同居共财的大家族, 《家礼》更重以祖先祭祀为核心联结的宗法结构;《书仪》重“家长”, 而《家礼》重“宗子”;《书仪》有“影堂”之制, 而《家礼》所无;《家礼》设祠堂、祭田、墓田, 乃《书仪》所未及。凡此种种, 皆可说明《书仪》与《家礼》的歧异。

  二、验诸人情风俗

  白田既从文献互勘中指摘《家礼》之误, 又从人情风俗的角度论述《家礼》对社会教化的效用。若朱熹撰作礼书不能达于人情、求于施用, 则礼书仅为空言赘语。《家礼》虽在明代被收入《大明集礼》《大明会典》《性理大全》, 但来自学者、民间怀疑乃至排斥却始终不绝如缕。白田将《家礼》与当时人情风俗相验, 指出《家礼》过度强调宗法, 抬高宗子的地位, 与人情相违。《家礼》中重视祠堂、祭田之制, 其中亦有甚多窒碍难通之处。据《家礼序》称“施行之际则又略浮文、敦本实” (3) , 但明清以来仍有不少学者批评《家礼》礼文晦涩、礼节繁复, 白田亦从此角度进行论辩。

  《家礼》极重宗法, 延续了先秦宗法制度中的大宗、小宗之别, 家族礼仪不少由宗子主导, 进一步强化了宗子在家族中的地位。尽管秦汉以来恢复宗法的议论从未停止, 但皆无法见诸实行。《家礼》以宗法为旨, 特重大宗、小宗之别, 似有恢复古礼之意。事实上, 宗法中的尊卑往往与现实人情中的长幼亲疏相违。白田辨《家礼》时便指出:

  后世封建既废, 无别子为祖、继别为宗之例。凡为大宗者, 其始皆继高祖之宗也。然传之六七世至十余世, 则当云大宗, 而不得仅云继高祖之宗矣。其二世以下, 继高祖之宗;五世则迁, 故曰小宗。今士大夫家谱牒具在, 有传之十余世至二三十世者, 推本而言, 自有大宗, 而不得仅以继高祖之宗为宗子矣。今《家礼》一以继高祖之宗为主人, 以大小宗论, 则去大宗而就小宗;以远近论, 则舍同父之兄弟而就同高祖之三从兄弟, 其于进退, 皆有所不可矣。 (4)

  白田着眼于秦汉以降宗法无法复行的现实, 结合明清以来家族形成发展的情势, 家族传衍至六代以下, 固可建立宗子之制, 然宗子并非《家礼》中所称继高祖之宗。“《家礼》一以继高祖之宗为主人”, 是因家为主体, 当以祖孙、父子、兄弟为核心;而《家礼》有祠堂之制, 以宗族宗法为主, 故于宗子之说难以相协。又《家礼》所载礼仪中多以宗子主礼, 昏礼中见宗子如舅姑等, 皆显与人情相悖。

  《家礼》卷首《通礼》便是论述祠堂、祭田之制。其论祠堂时称:“生而异居, 则预于其地立斋以居, 如祠堂之制, 死则以为祠堂。” (5) 白田辨称:“此非人情, 乃生而自为祠堂也。若其子为父立之, 则尤不可。凡此于古无所据, 而以今推之, 又有不可通者。若朱子所着之书, 恐必不尔也。” (1) 《家礼》又论祭田、墓田之制, 称“初立祠堂, 则计见田。每龛取其二十之一以为祭田, 亲尽则以为墓田。后凡正位、祔者皆放此。宗子主之, 以给祭用” (2) 。白田深以《家礼》此语为误, 并逐句进行反驳。其谓:

  初立祠堂, 置祭田, 自为义举以合族可矣, 乃计见田, 每龛割其二十之一, 宗子主之, 以为祭用, 是宗子得分割族人之田以为己用, 可乎?……又云“亲尽则以为墓田”, 是每龛各有一定之数, 不知又如何区别之也。又云“上世初未置田, 则合墓下子孙之田计数而割之”, 今世士大夫家远墓有七八世者, 有十余世者, 墓下子孙有不相往来者矣, 孰得而割其田?……若立祠堂而遍割族人之田, 是万万不可行之事, 曾谓朱子所着之书, 而妄为此虚谈也! (3)

  明清以来宗族的兴盛, 多为子孙兴盛后回溯建构而成宗族组织, 白田所谓以义捐田亩而奉祀祖先, 乃是明清社会的普遍现象。“立祠堂而遍割族人之田”, 揆之人情风俗, 即便是家族五世之内已不可行, 更不可能推行于巨家大族之中。

  此外, 《家礼》于礼节亦有增设之处, 如“始祖亲尽则藏其主于墓所” (4) 。《书仪》祭及曾祖, 而程颐以高祖有服, 须祭及四代。白田据朱熹之说以驳《家礼》之制:“朱子谓古者官师一庙祭, 四代已为僭, 若始基之祖, 只存得墓祭。作《家礼》者忽有祧主不毁、百世不改之说, 不几以士庶而同于帝王家乎?且迁于墓所, 不知何地可以藏之?” (5) 所增之礼既无古礼可征, 亦更显繁复, 难以施行。

  三、考之朱熹行年

  儒者制礼作乐, 不惟须采摭古礼以示传承圣贤教化之义, 亦须对礼制因时损益, 从而适应人情风俗之变。对于修纂礼书的儒者而言, 古今礼制风俗的异同是一把双刃剑。对古今礼俗的去取, 既为儒礼的因革提供了巨大空间, 也面临着学理推阐与现实操作之间的巨大张力。白田辨伪《家礼》时径称“古今之变不同, 《家礼》率以意推之, 于古非有所据, 于今又难以行” (6) , 试图从《家礼》的编纂动因与历史影响这两个角度作证己说。即便如此, 我们仍然无法断言《家礼》非朱子所作。假定《家礼》确为朱熹所作, 朱熹对《仪礼》《书仪》必然有所采摭, 但也并非照搬古礼, 《家礼》与《仪礼》《书仪》的差异也可以从朱熹礼学发展的前后差异予以解释;从人情风俗的角度来论证《家礼》窒碍难行, 然风俗人情有古今之异, 也有地域之别, 儒者仅据后世的情形以评析《家礼》, 难以服人。因此, 白田更上溯一层, 从考订朱熹行年入手, 重在考释朱子相关书信的内容与时间以驳李方子《朱子年谱》之非。其论辩次第是:先论朱熹于母丧间未撰《家礼》, 继而论定朱熹曾编《祭仪》, 僧寺所遗之书为《祭仪》而非《家礼》, 再录朱熹弟子对《家礼》之种种歧说以佐证。

  朱熹殁后, 门人李方子撰《朱子年谱》, 于乾道六年庚寅下列“《家礼》成”一条, 称:“乾道五年九月, 先生丁母祝令人忧。居丧尽礼, 参酌古今, 因成丧葬祭礼。又推之于冠昏, 共为一编, 命曰《家礼》。” (7) 李方子原本不可得见, 此说被收载于周复《家礼附录》、戴铣《朱子实纪》、李默《紫阳文公年谱》之中。诸书所载虽详略不同, 然均将朱熹撰作《家礼》分为三个阶段, 即乾道五年九月朱熹始撰《家礼》、朱熹已撰丧葬祭礼并续撰冠、昏礼以成书, 白田考辨《家礼》亦从这三个阶段予以考察。若依李方子说, 《家礼》编纂前后历时甚久, 为何《家礼》之名仅见于《家礼序》?朱熹一生着述不倦, 每着一书必与友朋门人往复论难, 为何朱熹于《家礼》编纂过程不着一语?白田指出《年谱》与《家礼序》的内容差异, 认为“李公晦叙《年谱》, 《家礼》成于庚寅居祝孺人丧时。《文集·序》不纪年月, 而《序》中绝不及居丧事” (1) 。朱熹书信谈及母丧处, 称“哀苦之余, 无他外诱, 日用之间, 痛自敛饬, 乃知敬字之功” (2) , “穷居且尔, 忧苦之余, 无复仕进意, 杜门修身, 以毕此生而已” (3) , 并无修丧葬祭礼之事。进言之, 若《家礼》成于己丑、庚寅间, 朱熹两年间频繁致书张栻、吕祖谦、林择之、蔡季通等人, 而诸书皆以辨析中和已发未发、持敬穷理为主, 仅庚寅《与吴晦叔》称“文叔出示近与诸公更定祭仪, 其间少有疑, 辄以请教, 幸与诸公评之” (4) , 只以献疑为说, 并无自撰之事。又白田指出“公晦从游在戊申后, 其于早年, 固所不详, 祗叙所闻以为《谱》” (5) , 除《家礼序》外, 朱熹对《家礼》未置一辞, 则李方子之记当属传闻而得, 且与朱熹论学书信明显抵牾。

  白田辨李方子之误记, 得到后来学者的肯定。但笃信《家礼》为真的学者认为, 即便李方子所记之误, 乃是在于《家礼》编纂之年岁, 不可因李方子之误记否认朱熹纂修《家礼》之事。乾道八年 (壬辰) 至九年 (癸巳) 间, 朱熹与汪应辰、张栻、吕祖谦往还论学, 朱、张、吕三家文集中皆载朱熹此时撰修《祭仪》。后又拟修《仪礼附记》《礼记分类》, 终而欲汇集《仪礼附记》《礼记分类》而成《仪礼经传通解》。朱熹《文集》《语类》中涉及“礼书”之处甚多, 其中《又与季通书》有“已取《家礼》四卷”之语, 其文云:“《礼书》未附疏, 本未可写, 以见喻再三, 恐亟欲见其梗概。已取《家礼》四卷, 并已附疏者一卷纳一哥矣。其后更须年岁间方了。” (6) 白田考证此书, 指出:

  此书在丁巳 (1197) 、戊午 (1198) 间, 乃蔡谪道州后也。《家礼》指《通解》中《家礼》。今按《通解》目录:《士冠礼第一》、《冠义第二》, 此《家礼》之一。《士昏礼第三》、《昏义第四》, 此《家礼》之二。《内则第五》, 此《家礼》之三。《内治第六》, 此《家礼》之四。《五宗第七》, 此《家礼》之五。《亲属记第八》, 此《家礼》之六。与蔡书“《家礼》四卷”, 指前四卷而言也。 (7)

  此“《礼书》”指《仪礼经传通解》, 当无疑义。受白田的启发, 可对朱熹《文集》《语类》中所谓“礼书”进行考察, 通过体例、内容、时间等方面与今传《家礼》进行比对, 皆不能相合。

  反对白田的学者如束景南, 在《朱熹年谱长编》乾道五年条将李方子的“《家礼》成”改为“修订《祭仪》 (《祭礼》) 稿成” (8) , 并以朱熹答吕祖谦信 (三十九、四十七) 为证, 推论朱熹从始编《祭仪》到纂定《家礼》的过程。《答吕伯恭》 (书三十九, 乙未末, 1175) 称:“欲修吕氏《乡约》、《乡仪》及约冠、昏、丧、祭之仪, 削去书过行罚之类, 为贫富可通行者。” (9) 束景南认为“约冠、昏、丧、祭之仪”即李方子“因成丧葬祭礼”、“又推之于冠昏”之载, 以此书为朱熹作《家礼》之铁证。若揆之文义, 朱熹所谓“约冠、昏、丧、祭之仪”, 是承接修订蓝田吕氏《乡约》《乡仪》而来, “削去书过行罚之类”, 即就吕氏《乡约》中《过失相规》《罚式》等条而言。“礼书”是增订吕氏《乡约》《乡仪》而来, 是乡礼而非家礼。果如束景南之说, 为何《家礼》于吕氏不及一字?又《答吕伯恭》 (书四十七, 丙申春, 1176) 称:“熹所欲整理文字头绪颇多, 而日力不足……礼书亦苦多事, 未能就绪。书成, 当不俟脱稿, 首以寄呈求是正也。” (10) 此书与前引《答吕伯恭》相距不及半年, 所谓修纂“礼书”, 亦当指改订吕氏《乡约》《乡仪》之事。朱熹谓“不俟脱稿”而“首以寄成求是正”, 若朱熹于淳熙二年后确有纂修“礼书”之事, 那为何淳熙三年后朱熹与吕祖谦诸信却无一言及此?因此可以推知, 朱熹曾有意改订吕氏《乡约》《乡仪》以新成“礼书”, 故“礼书”既非《家礼》, 更不可与朱熹此前所撰《祭仪》等同。

  “礼书”非《家礼》, 既无异辞, 而学者认为以朱熹《祭仪》之作与庚寅相近, 《祭仪》当为《家礼》之一部分。其实白田早有辨析, 以朱熹曾作《祭仪》, 僧寺所亡为《祭仪》而非《家礼》。

  《文集》朱子《答汪尚书书》、《与张敬夫书》、《吕伯恭书》, 其论《祭仪》《祭说》往复甚详。汪、吕书在壬辰、癸巳, 张书不详其年, 计亦其前后也。壬辰、癸巳距庚寅仅二三年, 《家礼》既有成书, 何为绝不之及, 而仅以《祭仪》《祭说》为言耶? (1)

  《答吕伯恭书》云:“《祭礼》略已成书, 欲俟之一两年, 徐于其间, 察所未至。今又遭此期丧, 势须卒哭后乃可权宜行礼, 考其实而修之, 续奉寄求订正也。”此书在壬辰。按:与汪、张、吕书皆言《祭仪》、《祭说》, 张、吕有答书, 各见本集, 其年可考。然后此与诸家书未有及此者, 疑其不久即亡之也。 (2)

  陈来《朱子〈家礼〉真伪考议》则指出, 吕祖谦晚年撰《家范》, 其中有引“朱氏《祭仪》”三条, 与今传《家礼》所载大体相同, 可以推论《家礼》在吕祖谦逝世前已有草稿 (3) 。吕祖谦《祭仪》所引朱熹之处, 只称“朱氏《祭仪》”, 而后附朱熹跋文称:

  右吕氏《祭仪》一篇, 吾友伯恭父晚所定也。闻之潘叔度, 伯恭成此书时已属疾, 自力起奉祭事惟谨。既又病其饮福受胙之礼犹有未备者, 将附益之, 而不幸遽不起矣。使其未死, 意所厘正, 殆不止此。惜哉!淳熙壬寅 (1182) 二月既望, 朱熹书。 (4)

  吕祖谦殁于淳熙八年 (1181) , 若《家礼》此时已有成书, 吕祖谦所引不当仅有“《祭仪》”, 朱熹跋文亦不能不及于此。又朱熹曾欲修《仪礼附记》, 《文集》中有《问吕伯恭三礼篇次》、《答潘恭叔》论《仪礼附记》之体例, 由此可证吕祖谦未卒前, 朱熹已拟作《仪礼附记》, 此后试图扩大规模、修订体例以成《仪礼经传通解》之草撰, 皆未及修撰《家礼》之事。至于吕祖谦《祭仪》中所引“朱氏《祭仪》”之处, 并不能证明朱熹所撰《祭仪》为今传《家礼》之部分, 因为朱熹所撰《祭仪》诸本, 流传甚广 (《语类》论“祭仪”处可证) , 更有可能是《家礼》编纂者据朱熹《祭仪》附益而成。由于《祭仪》已佚, 其内容仅可据朱熹与张、吕书信与朱门后学所载略知一二, 与今传《家礼》已大不相同。今以陈淳诸说为例。陈淳代陈宪跋《家礼》, 其文称:

  先生之门人临漳陈淳安卿者, 为予言《祭仪》始得王郎中子正传本三卷, 上卷编程子《祭说》及《主式》, 中卷自《家庙》《时祭》以至《墓祭》, 凡九篇, 而《时祭》篇中有分卜日、斋戒、陈设、行事凡四条为文, 盖一统而无分纲目, 下卷则列诸祝词而已, 盖最初本也。 (5)

  据此, 《祭仪》初本载程颐《祭说》, 今传《家礼》所无。所谓“一统而无分纲目”, 与《家礼》体例不同。最可注意的是, 初本有“《家庙》”一篇, 而今传《家礼》称“祠堂”, 据古礼“庶民祭于寝, 士大夫祭于庙”之义, 不称家庙而“特以祠堂名之”, 以示礼下庶人、教化推行之旨。祠堂之制为今传《家礼》的核心内容, 若朱熹有改家庙为祠堂之深意, 为何《祭仪》仍用家庙之名?《祭仪》曾有多本流传, 陈淳曾向朱熹问《祭仪》, 朱熹答曰:

  温公仪人所惮行者, 只为闲辞多, 长篇浩瀚, 令人难读, 其实行礼处无多。某尝修《祭仪》, 只就中间行礼处分作五六段, 甚简易晓。后被人窃去, 亡之矣。 (6)

  陈淳之录在庚戌 (1190) 、己未 (1199) 之间, 为朱熹晚年所答。据此, 朱熹明白指出遭窃之书为《祭仪》, 而此《祭仪》只就司马光《书仪》梳理分别。而今《家礼》所载祭祀诸礼, 与《书仪》差别甚多, 已见前文所辨。因此, 陈淳诸说, 可见《祭仪》先后差异, 而皆与《家礼》所载不合。综上所述可以推断:朱熹曾作《祭仪》多种, 皆非今传《家礼》之部分;撰作《祭仪》之后, 朱熹欲修《仪礼附记》《礼记分类》《仪礼经传通解》等书, 其间及于“家礼” (家庭家族之礼) , 而与今传《家礼》已不可同日而语。

  四、余论

  朱熹学术思想的来龙去脉, 应回归到具体的历史时空予以考察。白田辨伪《家礼》, 以考订朱熹行年为核心, 同时征于古今礼书、验诸人情风俗, 分别从礼书撰作缘起、过程、影响等方面, 综合论定“《家礼》非朱子之书”。然而, 白田辨伪《家礼》亦有矫枉过正之处, 如以《家礼序》为后人“因《三家礼范跋》语而依仿以成之者”, 并称“《家礼》重宗法, 此程、张、司马氏所未及, 而《序》中绝不言之” (1) 。但《家礼》重宗法, 并非必然于序文申言;张载特重宗法, 在宋儒中昭然可见。《家礼序》不题撰作时间, 启人疑窦。若揆之《朱子文集》中《家礼序》前后诸文, 朱熹皆自题时日, 如《送张仲隆序》 (乾道四年) 、《程氏遗书后序》 (乾道四年) 、《赠徐师表序》 (乾道五年) 、《东归乱稿序》 (乾道三年) 、《周子太极通书后序》 (乾道四年) 、《语孟集义序》 (乾道八年) 等, 可以推断《家礼序》作于乾道三年至八年之间, 这或许是李方子《年谱》乾道六年中载“《家礼》成”之缘由。又《家礼序》称“究观古今之籍, 因其大体之不可变者, 而少加损益于其间”, 即与陈淳所述朱熹依《书仪》而作《祭仪》之事相近。结合上文所论, 《家礼序》可与《祭仪》之作相证, 可知朱熹有意修订家礼, 后又欲推之乡礼, 继而有编纂《仪礼经传通解》之举。

  不可否认的是, 今本《家礼》自元明以来流传深远, 对于近世社会的礼俗影响甚巨。而《家礼》的诸多版本与历史影响, 与《家礼》是否为朱熹所作这一问题, 属于不同层次的问题, 不可等量齐观。如论者以元刻本《纂图文公家礼集注》前有朱熹手书《家礼序》, 便可确信《家礼》之真 (2) 。刻书者出于特定目的而摹拟手书, 在古籍流通史上屡见不鲜, 《家礼序》手书的真伪与《家礼》真伪也并非同一问题。自元代武林应氏始揭《家礼》之伪, 明代及清初的学者多以古礼今俗以考订《家礼》之误, 仍信《家礼》为朱熹草拟未定之稿。直至白田通过细读朱熹文献, 对前代诸说进行批判, 以证《家礼》非朱子之书, 《家礼》文本形象经历了由“误”到“伪”的变迁。当乾嘉考据学兴盛之时, 学者以古为是, 尊尚《仪礼》, 故白田之说能得到钦定之论以及考据学家的认同。近代以来, 学风丕变, 学者或因朱熹地位之高、《家礼》影响之广而立论, 虽多从考订朱熹着述行事之早晚以驳斥白田之说, 但对白田辨伪的逻辑进路并未深考。本文在分析白田辨伪逻辑的同时, 搜求文献以佐证白田之说, 益信其说之不诬。总之, 朱熹虽未撰作《家礼》, 但这无法否认朱熹对家庭、家族之礼的重视。而将白田此说置于朱熹礼学思想、着述发展的阶段内予以考察, 可知朱熹撰作《祭仪》《仪礼附记》《礼记分类》以至《仪礼经传通解》的学思历程, 更可反映朱熹撰修礼书时由“修身”“齐家”而及于“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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