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虢国家族的的文化风貌探究

作者:原创论文网 时间:2018-11-08 14:20 加入收藏

摘要

  Abstract:The State of Guo, which was very active and prominent in national political life in Zhou Dynasty, was favored and valued by the royal family not only because of its first prince who were the brothers of King Wen, but also because of its unique political quality and cultural spirit.As a member of the royal family, they ensured the purity of royal politics by their loyalty, noble morality, detest of evils, justice and uprightness.As the king's vassal, they were so brave that they sacrificed their lives to defend the safety of their country.Loyalty and responsibility were the core content of politics quality and cultural spirit of the Guo-family.

  Keyword:the State of Guo;political quality;cultural spirit;

  虢国是中国周代王朝的诸侯国, 周初, 是对文王两个母弟, 即虢仲和虢季封国的统称。虢仲的封国在今河南荥阳一带, 即东虢, 虢季的封国在今陕西宝鸡虢镇一带, 即西虢, 这一点学术界基本没有异议。但是, 据先秦两汉文献记载, 除了东虢、西虢, 还有北虢、南虢和小虢, 也就是说, 周代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五个虢国。先秦传世文献对虢国历史的记载仅有寥寥数语且相互抵牾, 再加之后世经学家对虢国历史的不同解读和阐释, 使虢国历史疑云重重而纷扰神秘。经过古今学者不断的探索和对虢国最新考古成果的研究, 目前学术界基本上厘清了五个虢国历史的来龙去脉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西周末年, 犬戎之乱, 分封在宗周畿内的诸侯随平王东迁雒邑, 虢季之西虢亦东迁, “初都下阳, 因滨河之北故称北虢;后为晋所逼, 渡河南迁于上阳, 谓之南虢。”[1]因此, 北虢和南虢是由西虢演变而来, 在黄河以北称北虢, 在黄河以南称南虢, 它最终成为强邻晋国扩张领土的牺牲品。春秋初年, 称霸于诸侯的郑国灭掉了国小力弱的东虢。至于小虢, 蔡运章先生认为是西虢东迁后遗留的小国, 春秋初年为秦所灭。[1]周代历史上的虢国虽多达五个, 和同期的齐、晋、鲁、燕等国相比, 都是名副其实的小国, 但是, 它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表现得极为突出和活跃, 特别是来自虢国的大批杰出历史人物, 曾经对周代历史发挥过举足轻重的影响, 展示了虢国特有的文化风貌。本文对涉及的虢国历史人物的具体国别并不加以甄别, 而以他们的历史事迹为依据, 欲在宏观上对虢国家族的政治品格和文化精神予以探究, 不妥之处, 敬请方家指正。

虢国家族的的文化风貌探究

  一、“夙夜在公, 在公明明”

  由于虢国首封之君是和文王同辈的虢仲和虢叔, 在长幼有序、贵贱有等、上下有差的宗法社会, 虢国的政治地位自然要高于“文之昭”, “武之穆”以及“周公之胤”的封国, 即管、蔡、郕、霍、鲁、卫、毛、郜、曹、滕、毕、原、酆、郇、邗、晋、应、韩、凡、蒋、邢、茅、胙、祭等国家。作为周王的直系亲属, 和周、召家族一样, 虢国历代均有以卿士之身份供职于王室的代表, 他们决策或参与了王室大大小小的政治活动。周天子对虢国家族之恩宠和倚重, 除了他们长者之后的特殊身份, 更为重要的原因是, 作为王官系统的文职官员, 他们在王室事务中显示出虢国家族特有的政治品质和文化精神。

  (一) 帝王之师表, 道德之楷模

  根据史籍记载, 除了“善谀好利”的虢石父, 受周代礼乐文化的培育和熏陶, 绝大多数供职于王室的虢国家族成员都是贤臣良士, 作为天子的顾问和师保, 他们不仅才能卓越, 而且道德一流, 其中虢仲、虢叔堪称其代表。《左传》僖公五年宫之奇曰:“虢仲, 虢叔, 王季之穆也, 为文王卿士, 勋在王室, 藏於盟府。”杨伯峻注:“虢仲, 虢叔为王季之子, 季历为后稷第十三代孙。”王季是文王姬昌、虢仲, 虢叔的父亲, 王季诸子当中, 文王最为贤能, 《史记·周本纪》载古公旦父曾曰:“我世当有兴者, 其在昌乎?”古公旦父把周人之兴旺寄托在其孙姬昌身上, 因此, 他将周人的领导权传给儿子王季, 王季卒后, 将领导权传给儿子姬昌, 是为西伯侯。西伯侯“遵后稷、公刘之业, 则古公、公季之法, 笃仁, 敬老, 慈少。礼下贤者, 日中不暇食以待士, 士以此多归之。”文王时代, 决虞、芮之颂, 伐犬戎, 伐密须, 败耆国, 伐崇侯虎, 作丰邑, 不仅为西伯侯在诸侯当中营造了良好的声誉, 也为后来武王伐商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和军事基础, 因此, 文王姬昌不仅有着美好的品行和道德, 同时也具有卓越的政治才能, 虽然文王并没有完成灭商之大业, 实际上他是姬周王朝帝业的奠基者。《周本纪》记载了文王造周的过程, 但并没有过多描述虢仲、虢叔协助文王的细节以及他们的功勋, 但根据《左传》宫之奇的话语可知, 作为文王姬昌的弟弟, 虢仲、虢叔对文王的事业帮助很大, 是文王治周和开疆拓土的左臂右膀, 《国语·晋语四》载:“文王敬友二虢……及其即位也, 询于八虞, 而咨二虢。”在协助文王谋划和促进周人发展过程中, 他们尽心尽力, 出谋划策, 因此, “勋在王室, 藏於盟府。”二人当中, 虢叔的政治影响和声望更加突出, 其德操品行堪称一流。《尚书·君奭》载:“召公为保, 周公为师, 相成王为左右, 召公不说, 周公作君奭。”灭商之第二年, 武王崩驾, 周公摄政, 代王践祚, 引起了以召公为首的大臣的不满, 周公则以“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 有若闳夭, 有若散宜生, 有若泰颠, 有若南宫括”为说辞, 教育召公奭要以周初的贤臣虢叔、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括为榜样, 以高尚的道德辅佐成王治理天下, 几位良臣贤士中, 虢叔被周公首先提到, 充分说明虢叔在政治上是文王最得力之助手, 其思想和品质对文王影响最为深刻。在后世, 虢叔更是备受推崇和尊敬, 他不仅被看作是辅佐王业的帝师, 而且被当作中国早期社会圣人之杰出代表。《韩诗外传·卷五》子夏曰:“臣闻黄帝学乎大坟, 颛顼学乎禄图, 帝喾学乎赤松子, 尧学乎务成子附, 舜学乎尹寿, 禹学乎西王国, 汤学乎贷乎相, 文王学乎锡畴子斯, 武王学乎太公, 周公学乎虢叔, 仲尼学乎老聃。此十一圣人, 未遭此师, 则功业不能着乎天下, 名号不能传乎后世者也。”在孔门弟子子夏心中, 大坟、禄图、赤松子、成子附、尹寿、西王国、贷乎相、锡畴子斯、太公、老聃并称为“十一圣人”, 他认为如果没有虢叔对周公的教育和影响, 周公不可能对周有再造之功而名扬后世。文王和周公是后世公认的贤王和圣君, 史书记载虢叔不仅政治上对他们赞画, 还能以自己的道德感化和影响他们, 因此, 他是帝王之师表, 道德之楷模, 难怪“好与贤己者处”的子夏也对他无限景仰和膜拜。

  (二) 刚正不阿, 恪尽职守

  作为王室之卿士, 虢国家族的成员表现出刚正不阿、恪尽职守的政治品质, 其中虢文公是其代表。周宣王时期, 虢文公担任王室的卿士, 作为宣王身边的重臣, 虢文公尽心尽力辅佐天子, 他刚正不阿, 疾恶如仇, 每遇天子为所欲为和变乱礼法, 他总是极言进谏, 规劝天子避恶向善。正是朝廷中有一批像他这样恪守职责的大臣, 经过了厉王之乱的姬周王朝, 不仅结束了政治动荡, 恢复了元气, 国家逐渐出现了中兴局面, 即所谓的“宣王中兴”。但是, 面对刚刚出现的政治转机和建设成就, 周宣王又开始骄矜和得意忘形。自开国以来, 一直在国家政治生活当中被历代天子坚持的籍田大礼, 作为朝廷教育百官和臣民重视耕稼的政治手段, 在周厉王时开始流于荒废, 周宣王更是将其视为儿戏而不依时依礼举行。《国语·周语》载“宣王即位, 不籍千亩”, 作为卿士的虢文公及时进谏:“不可, 夫民之大事在农, 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 民之蕃庶於是乎生, 事之供给於是乎在, 和协辑睦於是乎兴, 财用蕃殖於是乎始, 敦庬纯固於是乎成, 是故稷为大官!”他苦口婆心地劝说宣王:“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绪而弃其大功, 匮神乏祀而困民之财, 将何以求福用民?”但是, 成绩面前不可一世的宣王根本无法听进虢文公的劝说, 而是将它当作耳边之风。当然, 这样的一意孤行, 不仅导致周宣王威信大失, 也因君臣离心、上下失和使对外战争出现一系列失败, “三十九年, 战于千母, 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宣王既亡南国之师, 乃料民于太原。”虽然宣王时期国家政治表面上呈现出繁荣的景象, 但终因他的刚愎自用和不思进取, 盛世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幽王执政之后, 腐败的政治导致国家迅速走向衰微和覆亡。

  (三) 疾恶如仇, 匡扶正义

  作为王室之卿士, 面对国难和内患, 虢国家族的成员疾恶如仇、匡扶正义, 也体现了他们在王室政治生活中强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西周末年, 周王室政治黑暗, 礼法混乱, 周幽王“废申后及太子, 以褒姒为后, 伯服为太子”[2], 这种废后立宠、废嫡立庶的做法, 引起太子宜臼之母申后和申后之父申侯的不满。《竹书纪年》载:“九年, 申侯聘西戎及鄫。十年, 王师伐申。十一年, 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宗周, 弑王及王子伯盘。”《周本纪》同样记载了申侯之乱, “申侯怒, 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 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 虏褒姒, 尽取周赂而去。”周幽王变乱礼法的行为, 导致以申侯为首的诸侯国勾结犬戎发动叛乱, 幽王和伯服在叛乱中被乱兵杀于郦山, 王朝陷于群龙无首的极度混乱状态。在这种极为动荡的历史时期, 出现了“二王并立”的政治局面。以申侯为中心的诸侯国拥立太子宜臼在申国即位, 虢国家族的虢公翰则带领一帮大臣拥立幽王的儿子余臣在携地即位, 余臣被大臣称为“携王”。周平王即位之元年, 关中因为犬戎之祸而极为残破和动荡, 在晋文侯、卫侯、郑伯、秦伯的协助之下, 平王由申国东迁于雒邑, 中国历史进入到春秋时期。周平王二十一年, 晋文侯在周平王的授意之下, 杀掉了虢公翰拥立的王子余臣于携地, 姬周王朝“二王并立”的局面才得以结束。携王和平王并立长达二十一之久, 二人对于统治权利的争夺和博弈, 其实是各自身后支持者政治力量的较量。周平王即位之前, 其身后的支持者最初是申人、鄫人及犬戎, 即位之后, 他身后的支持者主要是晋文侯、卫侯、郑伯、秦伯, 而后者分别是春秋时期雄霸政治舞台的大国诸侯。周平王之所以得到这些政治力量的支持, 并不能说明他代表了这场政治较量的正义一方, 相反, 由于失位之后, 他求救于申国, 申侯勾结犬戎叛乱导致幽王被杀。按照道德礼法, 太子宜臼背负着杀父弑君的罪名, 是货真价实的乱臣贼子。顾炎武曾说:“申侯之伐, 幽王之弑, 不可谓非出于平王之志者矣。当日诸侯但知其冢嗣为当立, 而不察其与闻乎弑为可诛。”他甚至认为, 平王令人不齿的行为, 让生于二百年以后的孔子也极为不满, “盖有所不忍言, 而录《文侯之命》于《书》, 录《扬之水》之篇于《诗》, 其旨微矣。”[3]83钱穆先生也说:“平王东迁, 以弑父嫌疑, 不为正义所归附, 而周室为天下共主之威信以扫地以尽。”[4]49但是, 周平王之所以能够取得“二王并立”斗争的胜利, 主要是由于他能够利用王室的财物、甚至土地引诱和贿赂这些国家, 《秦本纪》载:“襄公以兵送周平王, 平王封襄公为诸侯, 赐之岐以西之地。”秦穆公为了能够合理合法地将领土扩张引向关中一带, 很快在政治上成为周平王的支持者和追随者。而郑、晋积极的拥戴平王, 政治上则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说:“平王东迁, 并不是避戎, 也不是避秦, 而是受逼于秦、郑、晋等诸侯, 也就是说, 强迫平王东迁正是历史上以护送平王东迁之功自伐的, 享用‘夹辅’、‘股肱’美誉的晋文、秦襄、郑武等‘贤’、‘卓’之君。”[5]东迁之后, 晋文侯被平王赋予“扞我于艰”“柔远能迩” (《尚书·文侯之命》) 的权利, 郑国支持平王, 作为回报, 平王对郑国向周边扩张的事情不予追究, 即兑现“请无与围郑”的承诺。相反, 在“二王并立”的政治斗争中, 虢公翰之所以拥戴王子余臣, 其实是出于对太子宜臼杀父弑君的不满, 对于道德礼法和正义的维护, “虢公之立王子余臣, 或有见乎此也。”[3]83这也是携王政权能够取得部分诸侯国追随和支持的重要原因之所在。但是, 由于虢公翰支持下的携王政权没有像周平王那样通过牺牲王室利益的做法换取诸侯大国的支持, 因此, 就实力而言, 携王方面的力量和周平王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在这种巨大政治实力的落差之下, 携王政权还能够和平王政权并立长达二十一年之久, 可见在道义和人心上, 虢公翰拥立携王政权属于对于礼法和正义的维护, 因而携王政权的存在具有政治和社会根基, 是受到诸侯国拥护和支持的, 同时也足见作为携王的辅命大臣, 虢公翰对携王政权的建设付出了巨大心血, 是具有卓越经营和辅佐能力的社稷之臣。

  总之, 虢国家族为王室培养了德才兼备的卿士, 作为王官系统的文职官员, 他们有的是帝王之师表, 道德之楷模, 有的具有刚正不阿、恪尽职守, 疾恶如仇、匡扶正义的担当精神, 他们是天子的股肱和腹心, 因为他们的存在, 王室的政治才得以清明和肃然, 正如《诗经·鲁颂·有駜》云:“夙夜在公, 在公明明。”

  二、“赳赳武夫, 公侯干城”

  《诗经·国风·兔罝》载:“赳赳武夫, 公侯干城。”作为王室的诸侯国, 虢国也承担着拱卫天子和扞卫边疆安全的重要职责, 在长期的战争活动中, 其家族涌现出一批武功卓越之将领, 他们英勇善战, 不畏强敌, 执干戈而卫社稷, 体现了虢国家族崇武尚勇的精神特征。

  (一) 在扞边疆安全上

  西周中晚期之后, 周王室的边疆地区始终处于剧烈的危机和动荡之中, 周懿王之时, 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不断内侵, 《汉书·匈奴传》载:“至穆王之孙懿王时, 王室遂衰, 戎狄交侵, 暴虐中国。”根据《竹书纪年》, “七年, 西戎侵镐。十三年, 翟人侵岐。十五年, 王自宗周迁于槐里。”懿王二十一年, 朝廷命令“虢公帅师北伐犬戎, 败逋。”当西方戎狄入侵中国之时, 周王室首先任命虢公率军出征迎战, 虽然虢公出兵犬戎失败, 但他当时被朝廷当作平定戎患的重要将领, 足见他在抗击戎狄的军事活动中有过辉煌的经历和丰富的作战经验。

  周夷王之时, 北方边境受到戎人的侵扰, 虢公又受命前去戡乱抗击。根据《竹书纪年》:“七年, 虢公帅师伐太原之戎, 至于俞泉, 获马千匹。”《后汉书·东夷传》同样记载了这件事情:“夷王衰弱, 荒服不朝, 乃命虢公率六师, 伐太原之, 至于俞泉, 获马千匹。”周厉王即位不久, 东南地区骚乱不宁, 时局动荡艰险, 虢公又带领军队奔赴前线剿敌。《竹书纪年》载:“三年, 淮夷侵洛, 王命虢公长父征之, 不克。”《后汉书·东夷传》亦云:“厉王无道, 淮夷入寇, 王命虢仲征之, 不克。”可能由于淮夷的军事实力过于强大, 虢公并没有凯旋而归, 但他被厉王临危授命, 说明大敌当前, 曾经身经百战、所向披靡的虢国将领仍是王室的不二人选。根据《虢季子白盘》铭文, 宣王时期, 有虢季子白“搏伐猃狁, 与洛之阳, 斩首五百, 执讯五十”, 取得了对猃狁战争的巨大胜利。周幽王七年, 虢国出兵还灭掉了焦国。因此, 虢国家族是一个能征善战的家族, 国难当头之际, 他们表现出不惜生死、勇赴国难的武士精神, 也创下了辉煌的军事战绩。

  春秋初年, 在剧烈变化的政治格局当中, 相对于西周, 在中小国家的军事实力普遍下降的情况下, 作为小国的虢国, 在对抗犬戎入侵、扞卫中原安全时仍然能够保持强大的战斗力。《左传》闵公二年载:“传二年。春。虢公败犬戎于渭汭。舟之侨曰:‘无德而禄, 殃也。殃将至矣。’遂奔晋。”杨伯峻注:“犬戎即殷周间之鬼方、昆夷。”关于这次战争, 《战国策·秦策》也有记载:“夫晋献公欲伐郭, 而惮舟之侨存。荀息曰:‘周书有言, 美女破舌。’乃遗之女乐, 以乱其政。舟之侨谏而不听, 遂去。因而伐郭, 遂破之。”根据《秦策》的记载, 这个时期的虢国政治混乱, 晋国乘机使用美人计, 虢国国君昏聩沈于女色, 大臣舟之侨多次进谏而虢君不思悔改。可能由于虢君之恶名播于诸侯之间, 因而开启了周边犬戎企图进攻虢国的政治野心。即使是在国家政治情况如此不景气的情况之下, 虢国在对外战争当中仍然没有丧失昔日的战斗力, 这种结果竟然大出舟之侨预先的判断和估计, 面对虢的胜利, 他认为这是“无德而禄, 殃也。殃将至矣。遂奔晋。”舟之侨对虢君失望透顶肯定是毋庸置疑的, 但他更害怕“临战不惧, 崇力尚武”这一虢国一贯的性格, 他担心对犬戎战争的胜利, 会冲昏虢人的头脑而使虢陷于与周边国家战争的狂热当中, 这将会给国力并不强大的虢国带来灭顶之灾, 舟之侨出走的根本原因是他头脑的清晰理智以及对未来形势的预判, 但他的判断也从侧面反映出虢国即使在四邻觊觎国土的困境之下, 也有不惜一战的武士精神。

  (二) 在周王室内部的政治斗争中

  春秋初年, 周王室内部争夺皇位的政治斗争极为激烈, 周惠王执政时发生了震惊朝野的“王子颓之乱”, 如果没有虢国和郑国挺身而出, 周惠王可能失去天子之位而生死未卜。公元前675年, 周惠王即位, 以蔿国、边石、石速、詹父、子禽五大夫为代表对惠王发动了军事叛乱, 他们另立王子颓为王, 联合卫国、燕国的军队进攻惠王, 孤立无援的惠王逃亡到郑国躲避讨伐。叛乱发生之后, 大部分诸侯国采取了观望的态度, 只有和王室关系亲密的虢国和郑国积极出兵, 《左传》庄公二十一年载, “郑伯将王自圉门入, 虢叔自北门入, 杀王子颓及五大夫”, 郑虢联军平定了王子颓的军事叛乱, 保护惠王重新回到都城。叛乱平息之后, 为了感谢郑国和虢国的平叛之功, 周惠王专门巡狩到虢国, 在虢国居住了半年之后才回到都城。作为回报, 周惠王以虎牢之东的土地赏赐给郑国, 把酒泉之地赏赐给虢国, 但虎牢之东的土地本来就是郑国扩张所得, 这次只不过使其合法化而已, 而虢国则因军功而获得了酒泉之地的实惠。对于周惠王这种“重虢轻郑”[6]的赏赐政策, 郑厉公大为不满, 以至在周襄王时代王室再次发生“王子带之乱”时, 郑国由于怨恨王室在“王子颓之乱”后不公允的赏赐政策而按兵不动, 再也不愿意对王室效力。当然, 周惠王之所以重奖虢国的勤王之功, 除了内心亲近虢国之外, 也说明惠王对虢国在平叛中表现出的忠勇是心知肚明的。

  三、其国虽小, 其亡亦烈

  在周代, 就国力的强弱及大小而言, 虢国远远弱于齐、鲁、晋、卫、燕等诸侯大国, 至多是一个中等国家。春秋初期, 随着诸侯大国的迅速崛起和争霸战争拉开序幕, 处在大国夹缝当中的中小国的生存环境日渐险恶。对于虢国而言, 其生存环境更是举步维艰。除了周边戎狄的不断内侵和骚扰, 北边更有强邻晋国对其国土的垂涎和虎视。在大攻小、强并弱的春秋时代, 面临亡国灭祀的巨大政治风险, 虢国家族没有怯弱和畏惧, 而是展示了礼乐时代武士精神的慨然和壮烈。

  春秋初年, 虢国的强邻晋国自晋献公时就致力于向周遍扩张领土。虞国、冀国、虢国是处于晋国周边的诸侯小国, 雄心勃勃的晋献公企图将这几个国家全部纳入自己的版图。晋国的计划是近交远攻, 即先搞好和近邻虞国的关系, 利用虞国的地理优势和政治力量对付晋国的敌人, 即冀国和虢国, 这种外交计划是基于当时晋国和周边邻居政治关系的客观情况。

  先说近交。虞国在晋国的正南方, 由于在政治上依附于晋国而和它关系和睦。晋国曾经帮助虞国攻打冀国, 因而, 晋国大臣荀息劝说虞国国君提供方便帮助晋国攻打虢国时说:“冀为不道, 入自颠軨, 伐鄍三门。冀之既病。则亦唯君故。”根据经学家的解释, 颠軨、鄍三门可能是虞国的城邑, 曾经遭到冀国的侵略, 后来晋国帮助虞国驱赶了冀国, 而且还使得侵略者冀国元气大伤。由此也可以推断晋国帮助虞国抵抗侵略时也付出了一定的军事代价, 因此, 晋国威逼利诱虞国和它联合起来攻打其他国家时是有足够的政治资本的。

  再说远攻。所谓远攻, 就是晋国对企图兼并的远方的诸侯小国采取攻伐和军事打击的办法, 以消灭它们为主要政治目的。远方的敌人, 一是冀国, 二是虢国。历史上, 晋国和这两个国家的关系极为不睦。正因如此, 它们成为晋国对外侵略扩张领土过程当中首先要清除的对象。关于冀国, 《路史后记十一》认为是殷商传说之后[7]282, 该国的具体情况不详。但从它攻打虞国之凌厉, 虞国不得不借助晋国而不足以保国, 可见其军事实力之强大。至于虢国, 晋国也认为它是其对外扩张道路上的重要绊脚石。《晋世家》载, 献公十九年献公曰:“始于先君壮伯、武公之诛晋乱, 而虢常助晋国伐我, 又匿藏晋亡公子, 果为乱。弗诛, 后遗子孙忧。”虢国和原来晋国公室的关系一直比较和睦, 曾经多次帮助晋国公室戡乱, 但曲沃庄伯一族作为晋国公室之庶孽, 最终在政治上夺取了晋国统治权利, 晋献公作为庄伯之后, 对虢国恨之入骨, 时刻寻找机会要报复和消灭虢国。《左传》僖公二年, 晋国大臣荀息说:“今虢为不道, 保於逆旅, 以侵敝邑之南鄙。”意思是虢国在晋国往来商旅的道路上建立碉堡, 可了望, 可固守, 在晋国东南盘踞旅社, 以抄掠行旅, 令晋国东南地区不得安宁。由此可见, 晋献公时期, 晋、虢两国关系极为不睦, 战争兵戈纠纷不断。因此, 《左传》僖公二年, 晋献公派大臣荀息出面, 以国宝“屈产之乘”和“垂棘之璧”为代价, 请求“假道於虞以伐虢”, 面对晋国的阴谋, 虞国的大臣宫之奇以“唇亡齿寒”晓之以理, 劝说虞公拒绝晋国的无理要求, 但是, 贪财昏昧的虞公, 最终没有接受宫之奇的劝谏。《左传》僖公二年, “夏, 晋里克、荀息帅师会虞师伐虢, 灭下阳。”“灭下阳”是虢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所谓“灭”, 学术界目前有两种理解, 其一, “灭下阳”就是灭虢国。《竹书纪年》, 晋灭虢, 在此一举。其二, “灭下阳”就是“亡下阳”, 即虢国失去了自己祖先的宗庙之地。王夫之稗疏曰:“灭者, 必其国也。”第二种说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但是, 毋庸置疑, “灭下阳”无疑对以尚武精神为荣的虢国是致命一击, 其国力也必然受到重创。“灭下阳”之后, 周边的戎狄乘难而下, 虢国的处境更加艰难。《左传》僖公二年, “虢公败戎于桑田。”面对戎人的入侵, 虽然虢国失去了河北之地, 但虢国家族依然取得了对戎战争的胜利, 这是晋国万万没有想到的, 其大臣卜偃酸溜溜的说道:“虢必亡矣, 亡下阳不惧, 而又有功, 是天夺之鉴, 而益其疾也。必易晋而不抚其民矣, 不可以五稔。”从此番话语可知, 虢国家族在对外战争当中一如既往地表现出骁勇的战斗力, 没有因为下阳之灭而萎靡不振, 畏首畏尾, 而是保持了他们对于入侵者无所畏惧的精神和态度, 积极的组织国人, 奋起反击, 成功地御敌于国门之外。作为一心想吃掉虢国的晋国, 不断在诸侯国间散布不利于虢国的言论, 认为这是虢国当政者穷兵黩武、不恤百姓的做法, 虢国因此而将不出五年灭亡。另外, 从虢国在失去河北之地后, 仍然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取得对戎战争的胜利, 说明虢国并不是一个在短期之内就可以被他国轻而易举灭亡的怯懦之国, 也不是一个甘愿俯首帖耳、轻易和他国媾和的国家。

  《左传》僖公五年, 随着对外侵略扩张力度的进一步加大, 晋国再一次将侵略目标锁定在虢国身上, 为此, 启动了新一轮的“假虞伐虢”计划。面对晋国第二次假道于虞的政治请求, 虞国大臣宫之奇以“虢, 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晋不可启, 寇不可玩。”“辅车相依, 唇亡齿寒者, 其虞虢之谓也”为理由, 再次苦苦劝谏虞公万万不可答应晋国的请求, 但虞公以“晋, 吾宗也, 岂害我哉?”和“吾享祀丰絜, 神必据我”为理由, 天真的认为晋国和上天都没有灭亡虞国的理由, 最终答应了晋国的假道请求。假道虞国, 只是一个噱头, 其实质是虞国不仅要顺利让晋国经过自己的国家攻打虢国, 同时要为晋国的这次计划提供无偿的支持, 也就是说, 这次对虢国的战争, 是晋国和虞国联手对虢国的战争, 是以强对弱的战争, 是一场不公平的战争, 双方军事实力之悬殊和较量之残酷可想而知, 其结果也显而易见。《左传》僖公五年, “八月, 甲午。晋侯围上阳, 虢公其奔。……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这场灭亡虢国的战争从八月持续到十二月, 前后持续了了五个月, 虽然《春秋左传》对虢国如何对抗晋虞联军的细节并没有进行详细记载, 但从战争持续了五个月, 足见战事之惨烈和虢人之奋勇不屈, 期间, 虢人必然阵亡了大批舍生取义之将士, 他们以“赳赳武夫, 公侯干城”之精神而与江山社稷同生死, 共存亡, 最终以身躯赴国难, 用自己的行为诠释了礼乐时代的武士精神和风骨。其国虽小, 其亡亦壮烈。与虢国相比, 虞国面对不怀好意的诸侯大国, 百般退让和迁就, 两次假道给晋国, 表现出了怯弱和无助, 也助长了晋国入侵的嚣张气焰, 而最终也难以逃脱灭亡的命运。灭亡了虢之后, 晋国近交远攻的计划完美实现, 虞国也失去了存在的必要价值。晋国“师还馆于虞, 遂袭虞, 灭之, 执虞公, 及其大夫井伯。”同为小国, 虞国一日而亡, 这和虢的灭亡之壮烈形成鲜明对比。《左传》虽然对虢国的灭亡没有褒奖, 但对虞国灭亡的态度, 却充斥着“自作孽, 不可活”的口吻, 潜藏着一种蔑视。

  综上所述, 虢国家族培育了德高操洁、刚正不阿、恪尽职守、疾恶如仇的王室卿士, 朝廷因为他们的存在才得以政治清明;作为王室之封臣, 虢国家族的成员是赳赳武夫, 他们崇武尚勇, 积极履行拱卫天子和扞卫边疆安全的政治责任;虢国虽小, 也是独立主权之国家, 面对戎狄之入侵和大国之逼迫, 虢国家族不惧外侮, 奋而自卫, 拼死一搏, 御敌于国门之外, 即使面临牺牲和亡国, 也要扞卫国人的尊严和国家的主权, 将周代礼乐文化培育的武士精神之慷慨和壮烈诠释得淋漓尽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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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 1986.
  [3]顾炎武着, 张京华校.日知录校释[M].长沙:岳麓书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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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景红艳.论春秋时期周王室对诸侯国的赏赐政策[J].山西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 (1) .
  [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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