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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巴西日本侨民社会乱象探析

来源:原创论文网 添加时间:2019-04-03

  摘    要: 二战结束后, “日本战败”这一世人皆知的重大消息, 却在巴西日侨社会内部引发了水火不容的辩论和争斗, 由此形成了“战胜派”和“战败派”两大派系。“战胜派”编造和散播“日本战胜论”, 并骗取了绝大多数日本侨民的信任, “臣道联盟”是“战胜派”中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组织。而巴西日侨中少数清醒理性的有识之士形成了“战败派”, 致力于推动“时局认识运动”, 以正视听。对此, “臣道联盟”予以疯狂的反扑, 并暗杀“战败派”领袖, 致使双方的争论升级为流血冲突。对于日侨社会的分裂和骚乱, 巴西社会的总体反应是不解、震惊和厌恶。巴西日侨社会的孤立性和封闭性、《终战诏书》含糊其词的内容、巴西社会对德国和日本两国战败的不同反应以及二战期间巴西日本移民社会权威的缺失, 是导致乱象产生的主要原因。这一乱象既反映出日本移民社会内部的阶层分化, 也体现出日本移民社会的认同分化。在本质上, 它是日本“皇国臣民”的愚民教育以及巴西政府强制同化政策和战时管制政策共同作用下的产物, 其根源是在巴西激进民族主义的高压下形成的日侨极端民族主义。

  关键词: 巴西; 日本移民; 日本战败; 臣道联盟; 民族认同;

  Abstract: In the early Post-WWII period, “Japan's defeat”, which is known to all, caused debates and fights among the Japanese society in Brazil. Japanese nationals split into “victory group” and “defeat group”. The “victory group” fabricated and spread rumors of “Japan's victory” and garnered widest support. The secret society “ShindōRemmei” was the largest and most influential organization in “victory group”. The minority of those insightful Japanese endeavored to promote the Movement for the Recognition of the Situation. However, ShindōRemmei condemned and attacked the leaders of “defeat group” in response, escalating the debate into bloodshed. Brazilians were confused, shocked and disgusted. The isolation and closure of Japanese immigrants, the equivocation in the Imperial Rescript on the Termination of the War from the Emperor of Japan, the Brazilians' s different reactions between Germany's defeat and Japan's defeat, and the lack of authorities in overseas Japanese society during WWII we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chaos. It reflects the class stratific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divergence among Japanese immigrants. This chaos was the result of Japan's brainwashing education, Brazilian government's forced assimilation and wartime regulation policy, and it was in essence Japanese extreme nationalism under the high pressure of Brazilian radical nationalism.

  Keyword: Brazil; Japanese immigrants; Japan's defeat; ShindōRemmei;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天皇裕仁通过日本放送协会以广播录音的形式正式对国民宣读《终战诏书》, 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 无条件投降。9月2日, 在东京湾内美国军舰“密苏里”号甲板上, 日本外相重光葵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天皇、政府和参谋本部签署正式投降书。“玉音放送”对远在大洋彼岸的巴西日侨社会的冲击丝毫不亚于其带给日本国内民众的震撼。不过与日本民众在震惊之余接受战败的现实不同, 巴西日侨社会内部居然围绕“日本在战争中到底是取胜了还是失败了”这一早已盖棺定论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出现了两种迥然对立的观点, 由此形成了“战胜派”和“战败派”两大派系, 争辩还一度演变为流血冲突。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巴西日侨中多达90%1的人居然都相信“日本战胜论”。那么, “日本战胜论”这个弥天大谎是怎么在巴西日侨社会中编织的呢?正确认识时局的、理性的“战败派”又对此进行了怎样的反击?巴西社会对于日侨社会的骚乱又做出何种反应?又到底是什么原因引发了这场让人匪夷所思的闹剧呢?国外学界对此问题鲜有专门论着, 只是在巴西的日本移民史着作中略有提及;2 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大多从日本移民的视角来剖析乱象产生的原因, 较少论及巴西国内因素以及移民和居住国之间的关系。3 本文利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档案文献, 并借鉴前人研究, 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解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巴西日本侨民社会乱象探析

  一、战后初期“日本战胜”的谣言四起

  较早把日本战败的消息在巴西日侨社会中进行传播的是居住在圣保罗州阿拉萨图巴市 (Ara?atuba) 的日裔医生胜田。1945年8月16日, 他将自己偷偷听录下来的《终战诏书》做成传单发给其他日侨, 后面还附有《波茨坦公告》的主要内容:“保有天皇之大权;帝国之政治当遵循日本国民的意志;将联军战俘送到安全地带;即刻起停止军事行动。”4胜田称, 天皇的《终战诏书》是8月10日日本御前会议的决定。不过关于他记录的时间存在不同说法, 一说是14日广播放送得不清楚, 15日电台恢复正常后他才将全文听写下来;另一说是记录自16日凌晨三点半东亚局放送的广播。不管怎样, 胜田传达的内容虽然并不完整, 但还是属实的。听闻胜田散播的关于“日本战败”的消息后, 日本侨民感到震惊且难以接受, 远在异国他乡不明真相的他们对于这一消息的真伪心存疑惑。一些日侨直接指出, 胜田传达的《终战诏书》谬误颇多、疑点重重;14日无法接收的信号为何在15日突然恢复正常?如果日本无条件投降, 那么东亚局就不存在了, 又怎能发送广播呢?“基于以上三点原因, 可以得出结论:胜田私自篡改了14日的诏书;日本海外放送局14日就被美国的军机炸毁, 所以15日放送出来的消息是美国人伪造的;即便是日本接受了劝降, 其中也必定存在交换条件”。5这种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多, 逐渐汇聚成“日本未败”的声浪, 最终以讹传讹形成了“日本战胜”的论调。

  在“战胜派”中, 最大、最具有影响力的组织就是“臣道联盟” (Shindō Renmei) 。6它成立于1945年5月, 创始人是原日本陆军中佐吉川顺治, 总部设在圣保罗, 在圣保罗州和巴拉那州设有64个办事处, 它的活动都是由各附属机构捐款赞助的, 鼎盛时期拥有15万名成员。7在成立之初, “臣道联盟”是一个秘密组织, 它拥护天皇崇拜和保护日本神道教, 宗旨是“通过在日侨群体中保留日本的语言、文化和宗教, 并恢复日本人开办的学校, 在巴西开辟一片日本人永久的生存空间, 让巴西的日本人变回‘真正的日本人’”。8“臣道联盟”的成员鼓吹, 所有在海外居住的日本臣民都是“大东亚共荣圈”的组成部分, 号召所有日本侨民要为此“祖国大业”奉献自己的力量, 并要求日侨只能说母语。他们认为, “巴西轻松简单的生活方式容易使日本人及其后代退化堕落, 所以日侨要互相帮助、努力工作。对儿童的教育更不能掉以轻心, 儿童必须学习‘日本精神’, 并要懂得如何成为一名‘日本人’”。“八纮一宇”的皇国扩张思想经常被该组织成员用作政治说教。9

  日本战败后, 长期被军国主义和“神国不败”思想洗脑的“臣道联盟”的军官领袖们拒绝接受这个晴天霹雳, 而是炮制了一连串“日本战胜”的谎言来否定战败事实, 他们通过出版地下日语报纸和杂志、秘密广播和影像等方式在日侨群体中传播所谓的“真相”。为了宣传“日本战胜论”, “臣道联盟”共秘密出版了3份日文报纸和1份日文期刊。10

  在日本天皇宣布投降2天后, 即1945年8月17日, “臣道联盟”放出消息称, “日本军队已经研制出一种威力比原子弹还要大得多的新型炸弹, 被称作‘高频炸弹’ (high frequency bomb) , 这是我们的最后王牌”。这一消息通过油印公告和城际电话迅速散播。在林斯、马里利亚、图巴 (Tup?) 、蓬佩亚 (Pompéia) 等内陆地区的日本人拓殖地, 那些对战争狂热的日侨将该消息传递给家人和朋友, 他们兴奋地谈道:“帝国的联合舰队已经做好了攻击的准备, 在冲绳水域进行的一场战斗中, 日本海军和空军摧毁了大约400艘敌方的战舰, 因此决定着战争的进程。日本人首次使用秘密武器——‘高频炸弹’。一颗这样的炸弹就可以杀死10万名在冲绳的美国士兵。……日本远征军已经在西伯利亚和美国本土登陆, 敌军无条件投降了。”11印有不实谣言的传单满天飞, 内容五花八门。比如, “1945年8月14日, 日本军队突袭粉碎了英、美、兰、法联合军, 失败的联合军前来与皇国政府商谈讲和条件”;12“本月15日, 大日本帝国第三舰队入港30只舰艇, 飞机200架, ……议会一致通过了120亿日元的东亚建设费, ……旧金山全部被烧毁, 德国在日本帝国的保护下独立, 将对大正三年至昭和五年期间出生的第二代巴西日侨进行军事教育”。13除了文字描述, 还有经过处理的假照片。1946年, “臣道联盟”又抛出一则假新闻, 这次是以图片的形式发布的。“改造”后的照片显示, 美国总统杜鲁门正在向裕仁天皇鞠躬, 下面的注解是“日本军队登陆旧金山, 并向纽约进发, 近期下台的巴西前总统热图里奥·瓦加斯 (Getúlio Vargas) 将前往东京签订降书”。14凡此种种, 不一而足。

  除了秘密发行的纸媒和日侨间的口口相传, “臣道联盟”还以影像的形式散播虚假消息。其中, 最具迷惑性的就是播放9月2日在“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的日本投降仪式的录影带。由于当时巴西日本人拓殖地的放映条件有限, 电影、短片等影像类资料都是没有声音的默片。而“臣道联盟”恰恰利用这个漏洞, 按照自己的想象肆意篡改历史, 在他们的口中, 日本投降仪式的画风变成了这样:“威风凛凛的重光阁下, 以胜利者的姿态缓缓走上甲板。可怜的美国大兵们, 此时已被卸下一切武器, 恭候着胜利者的到来。反观我方梅津总参谋长及其麾下将士, 均配以军刀。可怜的麦克阿瑟将军, 他签名时是如此的惶恐, 无法抑制的颤抖使他手中的钢笔折了又折。啊, 又折断了一支。与这悲剧英雄相比, 我方重光阁下向其风度无比施之一礼后, 一鼓作气将这份流芳百世的文书签署完毕。这可是千年难得一见的大场面。在场的诸位, 让我们向这一切致以热烈的掌声。”在解说员的话语转换中, 原本代表胜利一方的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变成了怯懦的失败者, 而他为了留作纪念特意准备5支派克金笔用来签字的行为, 15却被刻画成拙劣的失误;日方代表身上的军刀被他们解读成胜利方的高傲姿态。可以说, 这个影像的播放给“日本战胜论”落了实锤。随着录影带在日本人拓殖地的轮番放映, “战胜派”的力量迅速扩大。

  在取得淳朴乡民的信任后, “臣道联盟”开始利用日侨对“胜利”的狂热情绪和回国的心理预期大肆敲诈勒索。其中, 影响最大的一次就是鼓吹“日本使团”访问巴西的一系列诈骗行为。“臣道联盟”代理人宣称, 1945年9月24日, 日本皇室成员会率领一支拥有16艘军舰的强大帝国海军到访巴西, 舰船抵达桑托斯港后, 军事代表团会访问内陆地区的日侨拓殖地, 回程时会把愿意归国的侨民带走。16这个重磅消息一经抛出, 各色诈骗活动粉墨登场。有的代理人自称是“日本使团接待中央委员会主席” (Presiden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Reception for the Japanese Emissaries) , 以为军事代表团募集从桑托斯港到内地的路费为由, 到各拓殖地收取日侨的大量捐款;有的代理人冒充“日本政府”的秘密探员, 到圣保罗州的几个内陆城镇出售战争奖章, 美其名曰是为了褒奖战时对祖国忠诚和做出贡献的侨民, 在这种炒作下, 这些制作廉价的勋章成了价格不菲的宝贝;还有的成员四处兜售所谓的“回国船票”。为了一睹日本皇室成员的尊容和欢迎军事使团, 日侨们欢欣鼓舞, 有的人不惜重金花费几个月的时间辗转多地来到桑托斯, 也有不出远门的人打扫房屋、张灯结彩, 到处都洋溢着欢乐喜庆的气氛。许多日侨购买新布制作日本国旗, 以彰显自己的“日本人”身份, 由此还导致百货商店里的白布和红布卖到脱销。17

  一连串谎言带给巴西日侨们的注定只能是场空欢喜, 所谓的“日本使团”始终没有出现。为了稳定日侨的情绪, “臣道联盟”巧舌如簧地辩称, 使团没来的原因是天皇担心这趟行程会影响百姓的正常生活, 遂决定推迟来访的日期。这种解释不但打消了坚信祖国胜利的日侨们心中的疑虑, 让他们从失望的情绪中走出来, 更加深了他们对于天皇的崇敬之情。人们对天皇对臣民的怜悯和关爱感恩戴德, 纷纷面朝东方行礼跪拜。为了继续圆谎, “臣道联盟”还在其官方报纸《旭新报》中凭空捏造了日本战机掠过某拓殖地的场面, 称十多户日本侨民在田野里追逐着日本战机, 口中高喊着“万岁”。18

  诸如此类的诈骗行为几乎每天、在每一个巴西日侨拓殖地都可以看到。《保利斯塔新闻》还专门于1947年6月2日发布了一条提醒日侨警惕回国诈骗的告示。19可是, 为什么日侨们仍然执迷不悟、不听规劝呢?又或者说, 为什么骗子们屡试不爽呢?正是因为存在着数量庞大的、作为“战胜派”坚定拥趸的日侨群体, 才为这些骗术提供了滋生的温床。

  二、“时局认识运动”与“战胜派”的反扑

  眼看巴西日侨社会谣言四起、骗术横生, “战胜派”和被其愚弄的侨民同胞们做出种种缺乏理智的举动, “战败派”决定在日侨社会中进行有组织的“日本战败”宣传活动, 以正视听, 让人们回归理性和正常的生活。在巴斯图斯产业组合理事长胁山甚作、前日本驻阿根廷公使古谷重纲和山本喜誉司的倡议下, 1945年9月27日, “战败派”的领袖们在圣保罗市召开了“终战认识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有前海外兴业株式会社巴西分社社长宫腰千叶太、前巴西拓殖合作社专务理事宫坂国人、前巴西日本人文教育普及会会长野村忠三郎、前科蒂亚产业组合专务理事下元健吉和贸易商蜂谷专一。这次会议为之后“时局认识运动” (Movement for the Recognition of the Situation) 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会议召开的日子正值众多侨民陷入“使团”来访的大狂欢之际, “战胜派”自然不希望“战败派”从中作梗, 破坏他们导演的这出好戏, 于是便对参加“终战认识座谈会”的代表们大加挞伐。

  对于“战胜派”颠倒黑白、贼喊捉贼的卑劣言论, “战败派”决定拿出最权威的、最具说服力的天皇《终战诏书》予以还击。由于当时巴西和日本断绝了外交关系, 所以这份《终战诏书》并不能通过官方渠道从日本直接引进, 而是历经多方多国辗转才最终传到巴西。1945年8月14日, 在取得麦克阿瑟同意后, 这份包含前文、《终战诏书》和外相东乡茂德《寄语》的“公报”, 由日本外务省以电讯的形式发送至瑞士日内瓦万国红十字会。9月2日, 又从日内瓦电讯至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红十字会支部。而后, 该支部将其邮往巴西。9月29日, 巴西红十字会接收到“公报”后立即转交给圣保罗市圣弗朗西斯科科学院院长基德神父。10月3日, 基德神父亲手将“公报”递交给了出席“终战认识座谈会”的宫腰千叶太。在将近两个月的传送期间, 这份“公报”已经由原来的日文译成了法文和英文, 因此“战败派”又连夜逐字逐句地将其译回日文。从内容上看, “公报”与原版的《终战诏书》基本是吻合的。20“战败派”还撰写了《告在伯同胞诸君书》讲明了“公报”的由来, 并增加了说明性文字:“在征得圣保罗市警察局的同意后, 向诸君传达来自日本外务省的公报, 号召吾国国民勇于直面目前艰难的时局, ……如今祖国日本正面临建国以来未曾有的国难, 希望诸君遵从天皇御诏, 团结一心, 倾全力于新日本的重建之中。于此, 再度恳请诸君自重自爱。”21为了增加“公报”的可信度, “战败派”的主要领袖胁山甚作、古谷重纲、宫坂国人、山本喜誉司、蜂谷专一、宫腰千叶太和山下龟一分别在《告在伯同胞诸君书》上签上大名。在他们看来, 有天皇的《终战诏书》、外相的《寄语》和日侨社会权威人士的署名三重保证, 这份“公报”一定会取信于侨民。10月10日, 在科蒂亚产业组合召集举行的“时局对策研究会”上, 与会的三百多名“战败派”代表一致决定, 公开“公报”内容, 分散到巴西各日本人拓殖地进行宣讲, 切实推动“时局认识运动”。与此同时, “战败派”还在搜集更多的“证明材料”, 以帮助被蒙蔽的日侨们认清时局。10月19日, “时局认识运动”多位成员请求美国驻圣保罗总领事协助从日本国内带回一些报纸和杂志。这些材料于翌年的3月16日终于被送到巴西, 随即“战败派”便将它们散发到不同地区的日本人拓殖地。22

  对于“战败派”推进的“时局认识运动”, “战胜派”予以疯狂的反扑。他们先是对这份来之不易的“公报”嗤之以鼻, 甚至还轻蔑地称:“其不过是宫腰氏等‘战败派’自导自演的一场闹剧, 法文的《诏书》是一封来历不明的邮件, ……即使日本国内的时局穷乏至极, 也不会使用如此迂远的邮寄路线, 这简直是在亵渎母国的智慧。”23而后“臣道联盟”在其刊物上印发各种抨击“战败派”和“时局认识运动”的文章, 并在各拓殖地散发。他们在文章中歇斯底里地谩骂道:“德国战败也未曾听到那些愚民宣传自己祖国的战败。而如今你们 (‘战败派’) 作为拥有三千年传统历史的日本国民竟然如此恬不知耻, 连卑贱的意大利人都不如!”他们叱责“战败派”的举动是在“诽谤日本军阀, 侮辱皇军, 诅咒日本的社会制度, 打击天皇制, 讲了对陛下和日本国民最不敬不逊的粗暴之言。我等日本臣民与你们不共戴天”。24在这种错误思想的煽动下, “战胜派”侨民将“战败派”领袖视为伪造诏勅的“卖国贼”, 把“时局认识运动”视作“误导善良无知同胞的”戏法, 而将“臣道联盟”看成“匡正侨民思想的爱国团体”。“战胜派”的凶猛围剿远不止口诛笔伐, 一些极端分子开始对“战败派”领袖进行人身威胁。在此情况下, 宫腰千叶太等“战败派”领袖们纷纷取消了原定赴主要日侨拓殖地的宣讲活动, 返回家中。在“战胜派”的威逼下, “时局认识运动”就此告一段落。

  然而, “战胜派”并未就此罢手, 他们企图通过“斩首行动”彻底消灭“战败派”。“臣道联盟”的下属组织“特攻队” (Tokkōtai, Unidade Especial de Ataque) 和“天诛团”25 (Tenchūgumi, Grupo do Castigo Divino) 随后制造了一系列暗杀、爆炸等恐怖袭击事件, 将“战胜派”与“战败派”的矛盾冲突推向高潮, 先前的论战演变为流血冲突, 同时也造成了巴西日侨社会的大骚乱。

  1946年3月7日晚, 巴斯图斯产业组合执行理事沟部生田在家中遭枪击身亡。事实上, 自1945年9月以来, “臣道联盟”的骨干成员曾多次来沟部家, 威胁他退出“战败派”阵营, 甚至还在沟部家公然宣读所谓的《斩奸状》。沟部对此并不屈服, 由此便酿成了惨剧。这是“臣道联盟”制造的第一起恐怖事件。4月1日凌晨, 原“巴西日本人文教育普及会”会长、《日伯新闻》主编野村忠三郎被袭身亡。同一天, 两名暴徒袭击了古谷重纲, 后者所幸逃过一劫。在随后的半个月内, 巴西警方抓捕了数百名“臣道联盟”成员, 但其中绝大多数人都被无罪释放。一些极端分子甚至臆想, 自己被释放就是日本政府对巴西政府施压的结果。“臣道联盟”的成员从警局出来后对于“战败派”的“诬告密告”行为极为愤慨, 抱怨道:“4月初日本海外移民史上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检举, 圣保罗市中央警察的监狱人满为患, 里面关着的都是我们无辜的同胞, 他们在狱中的生活非常悲惨, 有很多身患疾病, 留着悲愤的眼泪。这种事情在世界上都是闻所未闻的, 是我等日本臣民永远不能忘记的悲痛。”26受报复情绪的驱使, “臣道联盟”此后对“战败派”的攻击更加频繁、猛烈, 肆无忌惮。

  在系列暗杀和爆炸事件发生后, 1946年5月10日, 以古谷重纲为首的18名“战败派”代表联名向巴西政府呈交《关于对暗杀事件相关责任者进行制裁的请愿书》。“战败派”领袖之一下元健吉也于5月20日在《周报》上连发两篇时评, 声讨“臣道联盟”暴戾恣睢, 同时呼吁“对事态认识踌躇的人”不要“在事实面前蔽目塞耳”。他在文章中写道:“二战结束后, 一场胜负的争论持续了十个月后, 遂发生了针对战败 (时局) 认识派的暗杀暴行, ……妄想追求白日梦, 并不是爱国的信念”, “祖国战败是如此严肃的事实, 不愿相信是民族的感情。但是, 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一事实。承认这一点与在巴西的日侨同胞的生活方针一点都不冲突, 我们应该与祖国同胞的复兴意气相呼应, 为大和民族的发展全力重新出发,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爱国心。”27

  6月2日晚, “战败派”的核心人物、“时局认识运动”的发起人胁山甚作在家中遇刺身亡。这起事件一方面打击了“战败派”的势力, 下元健吉对此痛斥道:“散播‘日本战胜’虚假消息的人是一群别有用心的人, 他们称‘时局认识者’为‘国贼’, 臣道联盟中的过激分子大开杀戒, 暗杀同胞, 把侨民们弄得人心惶惶, 酿成了巴西日侨社会的一大丑闻。战争结束已经快一年了, 尚未正确认识时局的人仍然非常多。”28另一方面助长了“战胜派”的嚣张气焰, 恐怖袭击活动步入高发期。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 1946—1947年, “臣道联盟”制造的恐怖袭击共造成23名日侨死亡, 147人受伤。29

  三、巴西社会对此的反应及乱象出现的原因

  对于日侨社会内部的矛盾争斗以及后来衍生出的暴力恐怖袭击, 巴西社会的总体反应是不解、震惊和厌恶。他们不解于为何对于“日本战败”这个世人尽晓的既成事实, 在巴西日侨内部却引发了如此大规模的激烈争辩甚至是流血冲突;他们震惊于为何昔日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谦谦君子, 现在变成了野蛮粗鲁、残暴凶狠的杀人恶魔;他们厌恶于这一系列枪杀、爆炸等闹剧带给巴西社会的震荡和不安。巴西当地的媒体传递的大多是日侨社会暴乱的负面消息。比如, 《北方报》 (Folha do Norte) 、《圣保罗州报》 (O Estado de S?o Paulo) 和《保利斯塔邮报》的社论标题是《圣保罗的日本人盖世太保》《日本人的狂热》和《日本政府必须为其海外侨民信奉‘日本胜利论’负责》等。有报道称, “在巴西的日本人数量众多, 把他们全部驱逐出境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必须阻止他们聚集在一起形成 (秘密) 社团”。30《保利斯塔邮报》声称, “这是我们犯下的错误”, 允许那些“不通婚、说着与我们的语言迥然相异的话”的日本人来到这里, 形成了“社会囊肿”。31巴西民众对日侨群体的暴乱极为反感, 因为这打破了他们宁静的生活, 甚至危及自身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因此排日情绪再度高涨。1945年8月25日, 帝埃迭 (Tietê) 拓殖地的日本移民举行庆祝母国“胜利”的酒宴, 众人酒醉后, 手持日本国旗走上街头大呼小叫, 期间与巴西当地居民发生口角, 后演变成流血斗殴事件, 数十名日本人被警察带走。321946年7月30日发生在圣保罗州奥斯瓦尔多·克鲁斯市 (Oswaldo Cruz) 的血案, 33甚至引发了当地民众大规模的反日示威游行和骚乱。巴西政府则希望尽快平息事态, 恢复社会秩序。为了调和日侨社会“战胜派”与“战败派”之间的矛盾, 1946年7月19日晚, 巴西前外交部长、现任圣保罗州州长若泽·卡洛斯·马塞多·苏亚雷斯 (Jose Carlos Macedo Soares) 召集瑞典驻巴西大使、“臣道联盟”成员代表 (包括一些被关押人员) 、“战败派”代表、军官、警察等共约六百余人, 在坎波斯艾丽西奥斯宫 (the Palácio de Campos Elíseos) 举行会谈。然而, 会谈的结果并不理想。此外, 巴西政府还对社会危害较大的“臣道联盟”成员进行驱逐, 但日巴双方囿于遣返经费问题未能达成一致, 驱逐行动并未落实。34

  那么, 到底是什么原因致使战后初期巴西日侨社会陷入如此癫狂的状态, 并上演同室操戈的荒唐闹剧呢?笔者认为,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第一, 巴西日侨社会的孤立性和封闭性。

  巴西的日本移民绝大部分居住在内陆边远地区的农村, 九成左右的日侨是农民, 35与巴西主流社会的来往非常少。造成这一局面的因素有内外两点。内部因素是日本移民政策和移民类型的转变。1924年, 日本政府出台了国策移民政策, 具有官方背景的移民机构在巴西人烟稀少的内地购买了大片土地, 自耕农构成了日本移民的主体。在日本政府、日本驻巴西外事机构、海外兴业株式会社和海外移住组合联合会的共同努力和精心筹划下, 学校、医院、商店、炼瓦厂、制糖所、发电厂、制油所、旅馆、邮局和墓地等在巴西的日本人拓殖地纷纷落成, 移民拓殖地被打造成包办生、老、病、死和吃、喝、拉、撒、睡、学等一切事务的、能让人在此度过一生的“海外之家”。当时的《巴西移住地建设宣言》中就明确提出, 要让移民们“享受如同在家一般的快乐”。36可以说, 拓殖地的建设和管理事无巨细, 为日侨提供了他们能想象到的一切设施和服务, 在巴西境内完全复刻了一个小型的日本社会。这层由日本政府一手搭建起来的无形的“保护膜”, 在为日本移民提供极大便利和安全保障的同时, 也阻断了他们同外界沟通的动力, 引导着日侨社会在封闭和孤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客观上为此后巴西的排日势力提供了口实, 成为日侨被打压的元凶。外部因素是巴西政府在二三十年代实行的排日政策, 尤其是瓦加斯当政时期的强制同化政策。瓦加斯提出的建设“新国家”的“巴西化”政策不但没有加速日本移民的同化进程, 反倒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日侨社会的孤立性。日本侨民在外部打压下表现得更加团结, 同时也更为封闭, 这种封闭性在1941年瓦加斯政府取缔所有外文报纸后持续上升, 随后在日本驻巴西使馆撤离后达到顶点。

  日侨们的外语能力差是拓殖地封闭孤立的最直接表现和结果, 也是导致他们信息闭塞的主要原因。当时, 80%多的日本侨民只会讲日语, 不会说葡萄牙语, 所以日本侨民办的日文报纸和杂志就成为他们获取外界信息的主要来源。而随着1938年巴西政府《关于外国人进入本国领土的规定》的出台以及1940年外侨报纸审查制度的确立, 这部分日侨的信息渠道越来越窄, 当1941年瓦加斯政府宣布禁止发行所有外文报纸的时候, 他们几乎失去了所有的外界信息来源。这就为“臣道联盟”等秘密团体传播“日本战胜论”提供了客观环境。此后, 普通的日本侨民获取信息只能通过“个别隐藏的短波收音机、秘密发行的小报和邻居的口中”。37数据显示, 当时巴西日侨中仅有3%的人熟练掌握葡萄牙语, 他们从巴西的报纸和广播中获取了“日本战败”的消息;20%的日侨通过非法的秘密刊物或短波收音机获取信息;64%的日侨只能靠道听途说。38

  需要注意的是, 之所以许多日侨在战后相信“臣道联盟”鼓吹的“日本战胜论”, 还在于他们在战时接收的有限的信息是片面的、具有误导性的。在瓦加斯政府全面封杀外文报刊后, “日本电台” (Radio Japan) 成为大多数日本侨民获取母国消息的唯一的国内渠道。“日本电台”1937年开始面向南美洲国家广播。39随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 它发挥着愈发重要的宣传作用, 是日本宣传战的有机组成部分。信息直接从东京的日本军部发出, 内容基本都是宣传日本在不同战场上的赫赫“战功”, 而那些不利于维护日本良好形象的消息则一律被过滤掉。尽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巴西政府加强了对轴心国侨民的管束, 没收日侨家中的各种通讯设备, 但仍有个别日侨将收音机偷偷地保留了下来。这种只讲战斗胜利的片面宣传就给巴西日侨造成一种错觉, 使他们误认为日本军队是战无不胜的不败之师。从这个意义上讲, “臣道联盟”与“日本电台”里应外合, 共同在巴西日侨拓殖地吹起“神国不败”的泡沫。

  第二, 日本天皇《终战诏书》含糊其词的标题及其文中的语气和措辞。

  这是导致此后日本国内和巴西日侨社会纷争的根源。从标题上看, “终战”二字顾名思义就是停止战争, 并未直接体现出日本到底是战败还是战胜。《终战诏书》主要由时任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起草, 迫水久常、川田瑞穗、安冈正笃执笔完成, 其他内阁大臣亦曾参与修订, 全文只有区区816字 (日文) , 惜墨如金, 字斟句酌, 反映了日本天皇和政府高层的战争观和世界观。其内容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 解释发动战争的起因和决定终战的原因, 表达对国人所遭受的战争苦难的痛惜和对战争结局的遗憾, 对战后日本复兴的展望。从文本上看, 《终战诏书》的总体基调是:日本停战是无奈的选择, 《波茨坦公告》也是被迫接受, 天皇告诫臣民切勿“失信义于世界”, 只要“国体”得以维护, 未来就还有实现复兴的希望。而纵观《终战诏书》全文, 只字未提“战败”或“投降”的字样。而且战后初期, 在美国的主导下, 天皇制并未被废除, 裕仁的战争责任也未被追究, 这些事实使巴西日侨误以为日本没有战败。在《终战诏书》的影响下, 日本国内形成了“悔恨对美开战、回避反省侵华战争、否认战争的侵略性质和殖民统治罪行、强调自存自卫”的“终战史观”。40时至今日, 即便在日本国内, 关于二战中日本究竟是“终止战争”还是“投降”仍然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 一些右翼团体常借此争论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兴风作浪, 又何况在战争刚刚结束时万里之遥、消息闭塞且对“神国不败”极度狂热的巴西日侨社会呢?总之, 日本天皇《终战诏书》在停战和战败问题上模棱两可的说辞, 加深了从未亲耳听过“玉音放送”的巴西日侨心中的困惑, 造成了他们思想上的混乱。

  第三, 巴西社会对德、日两国战败的不同反应。

  二战期间, 巴西将主要兵力都投放在了欧洲战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 巴西对同盟国的贡献主要在于为其提供战略物资和军事基地。1942年8月22日巴西对德国和意大利宣战后, 正式加入同盟国, 巴西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同样卓越。1943年3月25日, 瓦加斯签署第6365号特别法令, 宣告组建巴西远征军 (Fora Expedicionária Brasileira, FEB) 。此后, 共有约5万名巴西远征军赴欧洲作战。巴西远征军虽然参战时间不长, 但也取得了辉煌战果, 俘获敌军2万多人, 参加了攻打德军在意大利重兵布防的“哥特防线”的战斗, 攻陷了敌人重重设防的卡西诺山 (Monte Cassino) 阵地, 突破了轴心国军队在亚平宁山区的最后防线, 于1945年4月接受了德军第148榴弹炮师和三个残存意大利师的投降。巴西军人以实际行动向希特勒证明他们就是“会抽烟的眼镜蛇”。415月7日德国宣布投降时, 巴西民众欢呼沸腾, 人如潮涌满街欢庆, 多处燃放烟花进行庆祝。而8月日本战败在巴西国内几乎没有掀起波澜, 民众反应十分冷淡, 这与德国投降在巴西引起的震荡存在天壤之别。这一方面是由于巴西军队与日本军队并没有在战场上正面交锋, 也就没有获胜后的狂喜之情以及情感的宣泄。另一方面是因为巴西境内的日本移民和德国移民人数相差悬殊, 前者只有20多万人, 后者则多达100万, 这就导致两者在巴西社会的影响和地位不同。德国纳粹党上台后, 妄图在全世界扩散法西斯主义, 扬言要把巴西变成一个“新的德国”, 其利用在巴西的广大德侨群体进行政治渗透, 开展各种形式的法西斯宣传运动, 公开建立“日耳曼人之家”“德国海外妇女战线”和“希特勒青年会”等法西斯团体。在德国侨民集中的巴西南部三个州, 就有320个“德国巴西俱乐部”。42这些法西斯主义右翼势力的存在对巴西政府的政治统治构成挑战。相应地, 德国投降也就意味着这些势力的消亡, 对于稳定巴西的政治秩序意义重大。相较之下, 一直致力于在偏远地区深耕细作的日本移民在巴西社会的存在感就要低得多, 政治影响几乎为零。总之, 日本和德国战败在巴西社会遭遇冰火两重天, 这不免让日侨们心生疑虑, 他们宁愿相信战争还未结束, 至少日本并未战败。

  第四, 二战期间巴西日本移民社会权威的缺失。

  由于二战前绝大多数日本移民仍然保留着日本国籍, 所以与日本驻巴西大使馆的联系要远比与巴西政府密切得多, 婴儿出生、新人结婚等事务都要到使馆报备和登记。日本驻巴西大使馆、圣保罗总领馆等驻外机构作为日本政府的代表机关, 一直都是巴西日侨心中权威的象征, 其不仅扮演着领导和管理巴西日本移民的角色, 还起着维护日侨权益和传达日本政府重大决策的作用。在早期私约移民阶段, 大使馆负责协调契约劳工协议、安置新来移民;在国策移民时期, 大使馆负责引导和协助海外移住组合联合会和民营公司的投资置地活动, 并不定期发布告示对移民的生产生活进行指导;在排日情绪浓厚的30年代和40年代初, 大使馆按照日本政府的旨意, 频频发出安全提示, 安抚侨民的情绪, 提醒侨民在言行方面应该注意的事项。可以说, 日本驻巴西使馆在日侨心中就如同一根“定海神针”。然而, 1942年1月28日巴西宣布同日本断交, 随后日本驻巴西外事机构关闭、外交人员全部撤离, “定海神针”被拔走后巴西的日本移民仿佛一夜之间沦为了无人看管的“孤儿”和“弃儿”。此后, 巴西日侨社会再也没有发布权威消息的机构。尽管“战败派”的有识之士历尽千辛万苦弄来了天皇的《终战诏书》和外相的《寄语》, 但由于其自身并不具有权威性, 反倒被“战胜派”倒打一耙, 说这是来路不明的伪造品, 导致他们领导的“时局认识运动”推进得异常艰辛且效果甚微。在圣保罗州州长牵头的六百人调和大会上, 作为断交后日本侨民权益代表的瑞典公使对天皇《终战诏书》进行宣读, 也未能说服狂热的“臣道联盟”成员和信奉“战争胜利论”的日侨。其关键原因就如圣保罗大学校长所说的那样, 那个高高的、面色红润、金发碧眼、讲一口流利英文的“日本代表” (瑞典公使) 从来就没有赢得瘦瘦小小的、黄皮肤、黑眼睛、说着日语的日本侨民的认可和信任, 简言之, 他在日侨心中不具有公信力和权威性。这种内心对权威的认同并不会随着巴西政府战时的安排而随意改变。因此, 缺乏权威机构对重大消息的发布和认定, 造成了战后初期巴西日本移民认知上的混乱, 这就给“臣道联盟”等“战胜派”散布虚假消息提供了可乘之机。

  结论

  二战后巴西日侨社会出现的乱象, 一方面反映出日本移民社会内部的阶层分化。从表面上看, 二战后巴西日侨社会“战胜派”和“战败派”之间的博弈是围绕胜败问题的话语之争。但实际上, 双方是在争夺日侨心中的权威地位, 是一场日侨社会内部的权力之争。二战前, 巴西日侨可以分为精英阶层和普通侨民。精英阶层主要指日本移民机构、商贸公司、文教机构在巴西的高层管理人员以及在巴西社会有一定影响力的日裔商人、律师和媒体人等群体。他们大多受过高等教育, 居住在市区, 能够熟练运用葡萄牙语, 信息比较灵通, 在当地具有一定的人脉和社会地位, 家境比较殷实, 因此又被称为日本移民社会中的“智识阶级、有产阶级”。43而日侨中9成左右的人都是居住在边远农村拓殖地里的农民, 他们构成了日侨主体。精英阶层是最早得知日本战败消息的群体, 也是“战败派”的核心力量。巴日断交和日本驻巴西外交人员撤离后, 日本移民社会的权威不复存在, 如何在日侨社会中重塑权威成为一个难题。本身这个担子应该由精英阶层来承担, 他们对时局有着清醒理智的认识, 但是他们人数较少, 又受到瓦加斯政府战时资产管制政策的影响, 经济实力大为削弱, 而且日文报刊被禁也使他们无处“发声”, 手上可利用的资源非常有限。更重要的是, 精英阶层与普通日侨的生活圈几乎没有交集, 换句话说, 他们脱离底层侨民, 因此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这就为“战胜派”领导人物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因为他们本身就处于日侨社会的中下层, 平常就与普通侨民打得火热, 所以易于取得消息闭塞的侨民的信任。其通过文字、图片、影像等多种手法大肆炒作所谓的“日本战胜论”, 煽动侨民的民族情感, 通过诈骗获取大量的宣传经费, 印发秘密非法的刊物继续扩散错误观点, 在骗取绝大多数普通侨民的支持后, 又通过打击“战败派”精英来树立和维持自身存在的“合法性”, 企图将自己打造成日本政府在巴西的“新代言人”。除了上述一些因素, “战胜派”上层人物之所以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迅速笼络绝大多数日侨,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日本战胜论”迎合了普通日侨的民族认同和心理预期。

  另一方面, 这种乱象也体现出日本移民社会的认同分化。如果我们把观察的视线再拉得长一点就会发现, 民族主义是贯穿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巴西日侨与巴西主流社会之间关系的历史主线。“臣道联盟”的兴起以及“战胜派”与“战败派”相互倾轧的根源都是民族认同问题。

  基于在日本国内所受的教育熏陶和拓殖地的封闭管理, 绝大部分日侨民众仍然将自己视同为“皇国臣民”, 崇尚“忠君爱国”“一亿一心”“举国一致”“灭私奉公”的思想, 可以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 日侨通过积极宣传母国的“正面形象”、开展各种形式的募捐活动、直接回国参军打仗等方式, 高调支持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政策, 宣扬对“皇国”的效忠。瓦加斯政府在“新国家”建设时期针对外来移民推出了强制同化政策, 在二战初期又针对轴心国侨民出台了全面的管制和封锁措施, 外部压力的不断增大反倒加强了日本移民社会的内部凝聚力, 对“日本人”的民族认同感陡然上升。日本侨民将自己在管制时期的沉默和隐忍看作为“皇国”实现伟大梦想“殉道”。日本投降后, “臣道联盟”利用“日本战败”这个最刺激日侨民众神经的话题, 将这种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推向了高潮。为了塑造自身存在的合法性, “臣道联盟”利用民族认同的话语打击“战败派”, 指责他们是“被欧美物质文明迷惑的、缺乏国体观念的、信奉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不忠不义之臣”。44这个口号暗含两层涵义:其一, 批判“战败派”精英阶层对日本传统价值观的扬弃。“臣道联盟”将“战败派”塑造成亵渎天皇权威、缺乏“国体”观念、违反“灭私奉公”思想的“卖国贼”。其二, 批判“战败派”精英阶层的“巴西化”趋势。口号中提及的“欧美物质文明”实际上就是指巴西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臣道联盟”将“战败派”刻画成附和巴西文化和价值认同的“不义之臣”。“寄居客”心理是日侨民众“皇国臣民”民族认同的直接表现, “臣道联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才编造了1945年9月24日“日本使团”访问巴西的假新闻, “回国诈骗”的事件才能层出不穷并屡屡得逞。在“神国不败”精神和“寄居客”心理的作用下, 日本侨民期盼母国能够赢得战争, 这样自己才能重回故土或生活在“圣光沐浴下的巴西”。因此, 日侨民众在“战胜派”编织的美梦中不愿醒来, 与其说这是在维护天皇的“神圣性”和日本的国家尊严, 不如说“殉道者”“战胜派”这些名字是他们在乱世给自己涂抹的一层保护色, 为自己的生存寻找价值和意义, 为他们平庸、绝望、受压制的生活点燃一把动力之火。

  在本质上, 二战后巴西日侨社会乱象是日本“皇国臣民”的愚民教育以及巴西政府强制同化政策和战时管制政策共同作用下的产物, 其根源是在巴西激进民族主义的高压下形成的日侨极端民族主义。如果我们从两个层面来分析“战胜派”与“战败派”之争, 就会看到这场冲突背后更深层的动力和原因。从巴西日侨社会内部来看, 它是极端民族主义与理性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而如果从日侨社会中跳脱出来, 站在移民群体和居住国关系的层面看, “臣道联盟”反抗的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巴西政府一系列不断升级的强制同化政策, 它代表了日侨极端民族主义与巴西激进民族主义之间的对抗, 只不过打击对象不是巴西政府或民众, 而是与巴西社会融合度更高的日侨精英阶层。这场巴西日侨社会内部的权力之争归根到底还是一场民族认同之争。其实, 这是外来移民在居住国融合过程中必经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 不同阶层、不同代际的同族裔移民之间势必会在文化、观念和认同方面发生分化, 也会因此而产生矛盾和摩擦。只是在战后初期, 在“战败与否”这一触及日侨民族认同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上, 巴西日本移民社会中的矛盾以最为极端的方式表现了出来。它交织着草根阶层和精英阶层的对立、传统价值观念和现代社会文化的对立、“皇国臣民”认同与自由平等理念的对立、“日本人”和“巴西人”的对立以及死守过去和拥抱未来的对立。

  注释:

  1 Daniela de Carvalho, Migrants and Identity in Japan and Brazil:The Nikkeijin, New York:Routledge, 2002, p.23.
  2 有关巴西的日本移民史, 国外学界的代表作有: Carvalho, Migrants and Identity in Japan and Brazil; Jeffrey Lesser, ed., Searching for Home Abroad:Japanese Brazilians and Transnationalism,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Stewart Lone, The Japanese Community in Brazil, 1908-1940:Between Samurai and Carnival, New York:Palgrave Mcmillian, 2002.
  3 目前, 国内学界还没有一本关于巴西的日本移民史方面的专着, 只有个别文章有所论及, 如鲍宇:《在巴西的日本移民》, 《拉丁美洲丛刊》1980年第1期, 第27-29页;段亚南:《何处为家:巴西的“日侨日裔”与日本的“巴西日裔”》, 《东南学术》2005年第4期, 第101-106页;沈燕清:《远程民族主义视阈下巴西日裔“臣道联盟”研究》, 《世界民族》2016年第1期, 第61-70页;韩可:《日本战败与巴西日本移民社会》, 硕士学位论文, 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 2015年。
  4 『桥浦昌雄日记』, 1945年8月16日, 『桥浦昌雄関系资料移 (一) -ブラジル-124-1-2-3、移 (一) -ブラジル-124-1-2-4』, http://www.ndl.go.jp/brasil/data/L/068/068-3-026l.html, 2018年6月26日。桥浦昌雄 (1878—1978) , 出生于日本鸟取县大岩村, 1901年从陆军教导团毕业后参加日俄战争, 战后返回大岩村担任村长。1927年, 他担任鸟取县海外协会在巴西阿利安萨拓殖地的接待理事。
  5 『桥浦昌雄日记』, 1945年8月16日, 『桥浦昌雄関系资料移 (一) -ブラジル-124-1-2-3、移 (一) -ブラジル-124-1-2-4』, http://www.ndl.go.jp/brasil/data/L/068/068-3-027l.html, 2018年6月26日。
  6 英文翻译是League of the Way of Emperors’ Subjects。
  7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hindo_Renmei, 2018年6月15日;Jeffrey Lesser, “In Search of the Hyphen: Nikkei and the Struggle over Brazilian National Identity, ” in Lane Hirabayashi, Akemi Kikumura-Yano and James Hirabayashi, eds., New Worlds, New Lives: Globalization and People of Japanese Descent in the Americas and from Latin America in Jap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47.
  8 Jeffrey Lesser, Negotiating National Identity:Immigrants, Minorities, and the Struggle for Ethnicity in Brazil,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38.
  9 Carvalho, Migrants and Identity in Japan and Brazil, p.23.
  10 James Lawrence Tigner, “Shindō Remmei: Japanese Nationalism in Brazil, ” 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41, No.4, Nov., 1961, p.530.
  11 Tigner, “Shindō Remmei: Japanese Nationalism in Brazil, ” p.520
  12 “Falsos Rumores (1) , ”《移 (一) -94-2-6》, http://www.ndl.go.jp/brasil/data/R/066/066-001r.html。
  13 “Falsos Rumores (2) , ”《移 (一) -112-4-2》, http://www.ndl.go.jp/brasil/data/L/067/067-001l.html。
  14 O Estado de S. Paulo, 26 March 1946; Correio da Manh?, 6 April 1946; A Noite (Rio de Janeiro) , 13 April 1946, cited in Lesser, ed., Searching for Home Abroad, p.11.
  15 在签字现场, 麦克阿瑟总共用了5支笔完成了姓名、职务和日期的书写。第一支笔签了名字中的前4个字母“Doug”, 送给站在身后的美军中将温赖特;第二支笔接着写了名字中的后3个字母“las”, 送给英军司令珀西瓦尔;第三支笔写了姓“MacArthur”就收起来了, 后来送给了美国政府档案馆;第四支笔签了职务“盟军最高统帅”, 而后送给了美国西点军校;第五支笔签了年月日后, 送给了妻子。
  16 Carvalho, Migrants and Identity in Japan and Brazil, p.22.
  17 “Interviews with Ulysses de Lima, Delegado Regional de Policia, and Lt. General Edgar de Oiliveira, Commandant, Ninth Military District, Campo Grande, Mato Grosso, ” November, 1915, “Interview with Antonio Dourado, Delegado Regional de Policia, Marília, S?o Paulo, ” December, 1951, cited in Tigner, “Shindō Remmei: Japanese Nationalism in Brazil, ” p.520; Lesser, Negotiating National Identity, p.139.
  18 日本移民八十年史编纂委员会:『ブラジル日本移民八十年史』, ブラジル日本文化协会, 1991年, 第430-443页。
  19 「帰国诈欺に挂るな 円纸币を买ふな」, 『パウリスタ新闻』1947年6月2日, http://www.ndl.go.jp/brasil/text/t090.html。
  20 “Imperial Rescript Ending the War and a Message from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Togo, ” http://www.ndl.go.jp/brasil/e/data/L/065/065-002l.html, http://www.ndl.go.jp/brasil/e/data/L/065/065-003l.html, http://www.ndl.go.jp/brasil/e/data/L/065/065-004l.html.
  21 「告在伯同胞诸君书」, http://www.ndl.go.jp/brasil/e/data/L/065/065-001l.html.
  22 http://www.ndl.go.jp/brasil/e/s6/s6_1.html.
  23 『桥浦昌雄日记』, 1945年10月10日, 『桥浦昌雄関系资料移 (一) -ブラジル-124-1-2-3、移 (一) -ブラジル-124-1-2-4』, http://www.ndl.go.jp/brasil/data/L/068/068-3-044l.html。
  24 「天皇の勅使への陈情书 (案) 」, 『今井正次郎関系资料94-2-2』, http://www.ndl.go.jp/brasil/text/t091.html。
  25 “特攻队”在圣保罗州的城镇和乡村拥有多个分支机构。“天诛团”成立于1946年, 其活动范围更广一些, 除了圣保罗州, 还活跃于巴拉那州和米纳斯吉拉斯州;“天诛团”每次恐怖袭击都经过周密筹划, 目标人物的家庭住址和日常轨迹都被详细记录, 行动成员通常由5个“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青年组成, 队员配有机枪、弹药和炸弹。详见Tigner, “Shindō Remmei: Japanese Nationalism in Brazil, ” pp.521-522.
  26 「天皇の勅使への陈情书 (案) 」, 『今井正次郎関系资料94-2-2』, http://www.ndl.go.jp/brasil/text/t091.html。
  27 下元健吉:「主张」, 「信念论」, 『周报』第1号, 1946年5月20日, http://www.ndl.go.jp/brasil/text/post.html。
  28 下元健吉:「时局认识に関し」, 「 (コチア産业组合) 定期総会ニ於ケル所感」, 1946年7月27日, ブラジル日本移民史料馆所蔵, 文书资料<移 (一) -D3R39>ほか, http://www.ndl.go.jp/brasil/data/L/M006/M006-001l.html, http://www.ndl.go.jp/brasil/data/L/M006/M006-002l.html。
  29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hindo_Renmei.
  30 Folha do Norte, 1 April 1946; O Estado de S?o Paulo, 4 April 1946; Correio Paulistano, 4 April 1946; Correio Paulistano, 5 April 1946, cited in Carvalho, Migrants and Identity in Japan and Brazil, p.24.
  31 Correio Paulistano, 11 April 1946, cited in Lesser, Negotiating National Identity, p.144.
  32 『桥浦昌雄日记』, 1945年8月25日, 『桥浦昌雄関系资料移 (一) -ブラジル-124-1-2-3、移 (一) -ブラジル-124-1-2-4』, http://www.ndl.go.jp/brasil/data/L/068/068-3-031l.html。
  33 当天晚上, 在该市的一家日餐馆, 围绕日侨因不承认战败而在近期制造的数起犯罪, 几名巴西人和邻桌的日本货车司机川边正身发生了争执, 而后变为双方的肢体冲突, 混乱中一名巴西人被川边正身随身携带的小刀刺中, 当场死亡。参见 Carvalho, Migrants and Identity in Japan and Brazil, p.24; Lesser, ed., Searching for Home Abroad, p.12.
  34 “Note Verbale on the Expulsion of Certain Japanese Citizens in Brazil, ” 19 October 1946, http://www.ndl.go.jp/brasil/e/data/L/M008/M008-001l.html, http://www.ndl.go.jp/brasil/e/data/L/M008/M008-002l.html, http://www.ndl.go.jp/brasil/e/data/L/M008/M008-003l.html.
  35 1933—1937年, 巴西日侨中95.6%的人为农民;1938—1941年, 这一比例有所下降, 但仍然很高, 为87.1%。参见Teiiti Suzuki, The Japanese Immigrant in Brazil:Narrative Part, Tokyo: Un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69, p.194, table 203.
  36 「ブラジル移住地建设の宣言」, 『南米ブラジル「ありあんさ」移住地の建设』, 信浓海外协会, 1927年, http://www.ndl.go.jp/brasil/text/t038, html。
  37 Lesser, Negotiating National Identity, p.138.
  38 Carvalho, Migrants and Identity in Japan and Brazil, p.22.
  39 Daniel M. Masterson, The Japanese in Latin America, 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4, p.133.
  40 国内剖析《终战诏书》的文章, 可参见宋成有:《有关日本战败投降的几个问题》,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第28-37页;张丽丽、巩建华:《日本昭和天皇〈终战诏书〉文本解读》, 《广东海洋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第61-66页;申晓若:《透视日本天皇的〈终战诏书〉》, 《学习时报》2005年10月10日, 第009版。
  41 希特勒曾讥讽地称, 巴西没有能力出兵在欧洲作战, 除非蛇能抽烟。为了反击希特勒的言论, 巴西远征军佩戴的臂章图案就是“一条绿色的眼镜蛇, 它的嘴里叼着一个冒着烟的烟斗”。因此, “会抽烟的眼镜蛇”成为二战时期巴西远征军的代名词。
  42 陈海燕:《巴西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世界历史》1985年第9期, 第45、46、41页;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着:《巴西史纲》下册, 辽宁大学外语系翻译组译,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75年, 第591页。
  43 『桥浦昌雄日记』, 1945年9月27日, 『桥浦昌雄関系资料移 (一) -ブラジル-124-1-2-3、移 (一) -ブラジル-124-1-2-4』, http://www.ndl.go.jp/brasil/data/L/068/068-3-041l.html。
  44 「天皇の勅使への陈情书 (案) 」, 『今井正次郎関系资料94-2-2』, http://www.ndl.go.jp/brasil/text/t0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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