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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演说辞的真伪性探究

来源:原创论文网 添加时间:2019-04-03

  摘    要: 演说辞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全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关于修昔底德着作中演说辞的真实性问题历来为学者所关注, 并引发了学者们的争议。本文对学者们关于这一问题的主要观点进行了细致分析, 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的演说辞既不是修昔底德对演说者实际所说的话的简单誊录, 也不是修昔底德根据修辞学“适宜性”原则自由虚构的产物, 而是他对演说者实际所说的话的理性建构, 意在揭示人类行为背后的普遍规律和永恒真理。因而, 修昔底德书中的演说辞既反映了当时希腊思想界和各演说者的“思想之真”, 更体现了修昔底德个人的“思想之真”。修昔底德对演说辞的理性建构, 深刻反映了其史家自主性, 以及试图从变动不居的历史中认识和把握普遍真理与规律的不懈努力, 体现了古希腊史学观念的重大进步, 并对西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 修昔底德;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演说辞; 真实性问题;

  Abstract: The Speeche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The question of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speeches in Thucydides has always been the concern of scholars and has aroused the enthusiastic discussion among them.This paper mak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main points of the scholar on the subject, believing that the speeches in Thucydides are neither simple transcripts of “what was really said” of the speakers, nor product of free fiction by Thucydides, according to the rhetorical appropriateness, but the rational construction on the basis of “what was really said” of the speakers, intended to reveal the universal laws and eternal truths behind human behavior.Thus, the speeches in Thucydides not only reflect the ideological truth of the Greek thinkers and the speakers at that time, but also show the true thoughts of Thucydides.Thucydides' rational construction of the speeches, deeply reflected the historian's autonomy and effort to understand the universal truth from the unsettled history, and embodied the great progress of ancient Greek historiography, and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western historiography.

  Keyword: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the Speeches; the question of the authenticity;

  大量运用演说辞是古希腊纪事作品最鲜明的特征之一。一般认为, 其源头可追溯至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希罗多德在其《历史》中继承了《伊利亚特》所开创的这一惯例。1修昔底德 (以下简称修氏) 则对古希腊这一纪事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 成为后世西方古代史家纪事的典范。演说辞在修氏《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以下简称《伯战史》) 中具有重要地位。据学者统计, 《伯战史》中以直接引语形式出现的演说辞有53篇, 以间接引语形式出现的演说辞有85篇, 以两种形式结合出现的演说辞有3篇。2从篇幅上看, 演说辞约占全书的1/4, 如果仅就前三卷来看, 则几乎占了2/3。3从演说目的和演说场景来看, 《伯战史》中的演说辞大体上可以分为公民大会演说、法庭演说 (如普拉提亚人和底比斯人在斯巴达人所设立的法庭上的演说) 、典礼演说 (如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 和将军的阵前演说。其中公民大会演说是修氏着作中演说辞的主要内容, 在事件的发生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演说辞的真伪性探究

  关于《伯战史》一书中演说辞的史料来源, 修氏在绪论部分进行了简略地说明:“有些是在战争开始之前发表的, 有些是在战争期间发表的。有些演说辞是我亲耳听到的, 有些是通过各种渠道得到的”。修氏在绪论中还概述了自己处理演说辞的一般原则:“一方面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各种场合所要求说的话, 另一方面当然要尽可能保持实际所讲的话的大意”。4不过, 由于修氏在记述演说辞时并没有交代其具体的史料来源和所获取的演说辞资料的详细情况, 后世读者自然也就无从知晓演说辞中哪些内容是修氏认为“各种场合所要求说的话”, 哪些内容是演说者“实际所讲的话”。而且, 在一些学者看来, 修氏在绪论中提到的处理演说辞的一般原则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 其中包含了——“适宜性”和“真实性”——两种互不相容的标准。5因此导致了学者们关于修氏书中演说辞的真实性问题, 以及修氏记述演说辞的笔法与目的等问题的热烈争议。

  一

  关于修氏《伯战史》中演说辞的真实性问题, 学界历来有两种比较极端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 修氏书中的演说辞是对当时演说者发言的如实记录。如杰出的英国历史学家乔治·格罗特就“将那些发言当作那个时代的文献资料看待”。6另一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则认为, 修氏书中的演说辞是修氏自由虚构的产物。如R.G.柯林伍德认为, 修氏对演说者实际所说的话并没有兴趣, 而是以一种“粗暴”的方式来处理演说辞, 使“所有那些非常不同的人物都用同一种方式在讲话”。“这些演说似乎本质上并不是历史学而是修昔底德对演说人行动的评论, 是修昔底德对演说人的动机和意图的重建”。修氏对演说辞的处理和对历史事件的处理都采取了“作者所特有的一套程式”, 即“作者的头脑不能完全集中在事件本身上, 而是不断在脱离事件走到隐藏在它们背后的某种教训里去, 走到某种永恒不变的真理里去”。7

  结合修氏全书来看, 以上两种观点都有以偏概全之嫌, 很难站得住脚。先说第一种观点, 无论这些演说辞是修氏亲耳所听到的, 还是通过采访目击者所获得的, 考虑到当时落后的记录手段 (没有录音录像设备) , 要逐字逐句地记录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如修氏所言, 这一方面源于个人的偏见或理解上的偏差, 另一方面囿于人自身的记忆能力, “记忆也不一定完全可靠”。所以修氏在绪论中明言, 对于演说辞, “无论如何, 单凭一个人的记忆是很难逐字逐句记载下来的”, 他也只能保证“尽可能保持实际所讲的话的大意”而已。

  同样, 彻底否定修氏书中演说辞的真实性, 认为其出自于修氏的无中生有、凭空虚构, 这种观点也很难令人信服。柯林伍德指出修氏欲通过演说辞展现具体事件背后的普遍规律和“永恒不变的真理”, 确为卓识。但追求历史的普遍规律和永恒真理并不必然地导致对具体事实的忽视 (即柯林伍德所谓“对某某人在某某场合之下确实说过些什么话的这个问题缺乏兴趣”) 。柯林武德此处所言的“永恒不变的真理”所指的是修氏的人性说。按, 人性 (古希腊文Φνσιs, 拉丁音读physis, 英译作nature, 中文译为自然、本性) 一词大概最早为爱奥尼亚哲学家所运用, 以说明自然界事物的产生、变化及其特征。8至公元前5世纪, 此词更多地指人的本性, 包括自然而来的个体的人、群体的人以及人类所共有的品性、能力、生理特征等等。9《伯战史》中人性的含义主要包括人之天生的、自然生成的追求权力、财富和荣誉的欲望、好斗性以及人的情绪等人类共有的本性, 并具有非理性的特点。修氏在西方史学史上首次将人性观念运用于历史分析, 10认为人的非理性的本性是不变的, 然而它又通过具体的变化着的人的行为表现出来。欲望、好斗性和情绪, 或结合, 或冲突, 在不同的人身上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 从而形成人的活动。人的活动本质上是人性的表现, 其最终的动因也就是人性。11修氏视不变的人性为人类历史的本质, 无疑体现了古希腊思想实质主义的特征。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在修氏的人性说中, 本质和现象并没有处在两个分离的世界。在修氏看来, 历史的本质 (人性) 是不变的, 人性诸要素 (欲望、情绪等) 结合或冲突形成历史的现象。本质可以从具体的、变化的历史事件中认识。修氏在撰史过程中, 并没有像柯林伍德所说的那样, “不断在脱离事件走到隐藏在它们背后的某种教训里去, 走到某种永恒不变的真理里去”, 恰恰相反, 修氏正是通过探究具体事实之真以揭示其背后的普遍规律的。

  事实上, 就修氏全书而言, 演说辞是全书整体叙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伯战史》中, 演说辞部分并没有和叙事部分割裂开来, 演说行为总是产生于现实的客观需要, 也就是说, 事件的发展催生了演说行为的发生, 而演说行为又会对事件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人们据以作出某种选择或决定, 从而又导致新的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叙事部分和演说辞部分互相促进, 共同构成了修氏全书的整体叙事。有学者敏锐地发现, 修氏在记述演说辞时, “他都起始于一段用以解释引发辩论之背景的文字, 终结于一段记录辩论结果的文字”。所谓“解释引发辩论之背景的文字”可以视为演说辞的“导言”, “记录辩论结果的文字”可以视为演说辞的“附言”, 12修氏着作中的演说辞一般都由导言、演说辞正文和附言三部分构成, 虽然与演说辞正文相比, 导言和附言部分通常比较简短, 但正是通过演说辞的导言和附言, 修氏将演说辞与叙事部分紧密地联系起来。

  修氏在演说辞的导言中, 一般会交代演说或辩论发生的原因和背景, 有时也较详细地叙述演说者的演说目的和主要内容;而在附言中, 修氏往往会叙述听众的反应、公民大会的投票过程和结果, 以及所作出的决定, 有时也会较详细记载公民大会投票的理由。例如, 修氏在记述斯巴达第一次同盟大会上的演说辞之前, 在演说辞的导言部分交代了本次会盟的背景:波提狄亚事件之后, 科林斯号召诸盟邦赴斯巴达抨击雅典, 斯巴达因而邀请盟邦前来申诉。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 科林斯人教唆麦加拉等盟邦发言对斯巴达人进行煽动。接下来, 修氏先后记述了科林斯人、雅典使者、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斯巴达监察官斯森涅莱达斯的演说。在四篇演说辞中间, 修氏先后记述了雅典使者的发言目的和主要内容, 以及斯巴达人对当前问题的讨论, 又构成了雅典使者和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演说的导言。最后, 修氏在演说的附言部分记述了斯巴达公民大会通过呼声表决的细节和过程。斯巴达人先后进行两次呼声表决, 结果认为雅典破坏合约的人占绝大多数。这也证实了斯巴达监察官斯森涅莱达斯在演说中呼吁斯巴达人就战争进行表决的言论。投票表决后, 斯巴达人将表决结果告知与会盟邦, 并希望召集所有盟邦前来就此投票表决。 (10)

  在斯巴达本次盟会上的四篇演说辞中, 雅典使者的演说格外引人注目。在一些学者看来, 雅典使者的本次演说无论演说的语气和内容都是如此地不合时宜, 以至于该次演说被认为实际上从未发生过, 乃是修氏自由创作的产物, 意在告知读者战争爆发的真实原因。13不过, 如果我们将雅典使者的发言和前面导言部分结合起来看, 就会发现这种结论恐怕过于轻率和武断了。据修氏在导言部分记载, 斯巴达人召开公民大会邀请盟邦对雅典人进行控诉, 当时碰巧有雅典使者在斯巴达, 他们出使斯巴达另有使命。14他们在听到科林斯人及其他伯罗奔尼撒盟邦的发言后, 决定会上发言。修氏叙述说, 雅典人的发言目的并不是就各邦对雅典的控诉进行辩解, 而是作一个“一般的声明”, 劝告斯巴达要深思熟虑, 不要马上决议同雅典开战。他们还想让与会者知晓雅典的强大实力, 希望通过发言能使斯巴达人维持现状而不是马上赞同战争。15雅典人在随后的发言中也说他们想考察伯罗奔尼撒盟邦所用以反对雅典的“一般原则”, 以证明雅典人所获的一切是合理的。雅典使者首先回顾了雅典人在波斯战争中的英勇表现和对希腊世界的功绩, 展现了雅典的实力, 并以“一般原则”——人性的“普遍法则”为雅典帝国进行辩护, 以证明其是有资格对盟邦进行统治的。紧接着, 雅典人论证了其统治是正当的, 因为他们的统治更为人道和节制, 比他们的力量所需要的更加正义。最后, 雅典使者诉诸于偶然性在战争中的巨大影响, 奉劝斯巴达人慎重考虑决定与雅典开战。16有学者认为, 雅典使者关于人性的普遍法则的言论可能不是其实际演说所讲, 而是出于修氏的杜撰, 是修氏书中“各种场合所要求说的话”的一个例证。17不过, 修氏在雅典使者发言前的叙述部分已概述了其发言的主要内容和目的, 而且明确提到了雅典使者的所谓“一般的声明”, 而且雅典使者在发言中也的确说要运用“一般原则”进行论证。雅典使者的发言和修氏对其演说辞的概述总结是一致的, 因此, 仅凭雅典使者关于人性的“普遍法则”的抽象言论就否定雅典使者演说的真实性, 进而否认雅典使者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发言这一事实的真实性, 无疑是缺乏事实依据的。

  从修氏对雅典公民大会关于西西里远征辩论的叙述中, 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叙事和演说辞之间的相互呼应和紧密联系。修氏在第六卷记述了雅典公民大会上尼基阿斯和亚西比德关于远征西西里的争论。在记载尼基阿斯正式发言之前, 修氏在演说辞导言部分叙述了本次公民大会召开的背景, 以及尼基阿斯的发言目的:公元前415年早春时节, 雅典使者带曾向雅典求援的爱吉斯泰人从西西里返回国内, 并携带了尚未铸成货币的60塔连特银块。雅典人召开公民大会, 听取爱吉斯泰人和雅典使者的报告, 修氏指出, 虽然报告很有诱惑力, 但关于爱吉斯泰的总体形势和金钱的情况都是不真实的。雅典民主投票决定派遣60艘舰船远征西西里, 由亚西比德、尼基阿斯和拉马库斯担任全权将军。5天之后, 雅典人召开第二次公民大会, 决定以最快速度装备舰船, 并投票支持远征将军们提出的所有要求。而尼基阿斯认为他当选为远征指挥官违背了自己的意愿, 认为雅典的政策没有经过深思熟虑, 仅凭一种微不足道而貌似有理的借口就急切地想征服西西里, 成就伟大的事业。为此, 他决定在大会上发言, “希望改变雅典人的想法”。18尼基阿斯在发言中苦口婆心地劝诫雅典人“保持自己的既得利益, 不要把实际已属于你们的利益拿去冒险, 去争取那些尚无把握的、可能得到也可能得不到的好处”, 并没有指名地批评亚西比德出于私人的目的鼓动民众进行远征。19尼基阿斯发言之后的一段叙事, 实际上构成了亚西比德发言的导言。修氏记述了亚西比德的发言动机以及雅典人对亚西比德的勃勃野心和奢靡生活的怀疑态度。他之所以坚决鼓动雅典人远征西西里, 一方面因为他和尼基阿斯政见不合和尼基阿斯对他的批评, 另一方面更是因为他想通过军事上的成功赢得财富和荣誉, 满足他奢侈的生活和维持在公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20因此, 亚西比德在接下来的发言中回应了尼基阿斯对他的批评, 并为自己奢侈的生活和排场进行辩护, 鼓动雅典人保持富有活力的城邦本性, 通过征服西西里“成为全希腊的主人”。21亚西比德发言之后, 修氏记述了雅典人关于亚西比德发言的反应——“比从前更加急于想发动这次远征了”。修氏又记述了尼基阿斯的想法, 他知道利用原来的观点将无法阻止雅典人了, “通过夸大所需的军事力量, 也许可以改变他们的决定”。22修氏这一段叙事, 又构成了尼基阿斯第二次发言的导言。因此, 尼基阿斯在接下来的发言中强调了西西里远征所需要的庞大的军事力量和物资储备。23尼基阿斯发言之后, 修氏又在附言部分详细记载了民众的反应, 以及最后投票的结果。修氏指出, 尼基阿斯的演说产生了与其初衷相反的效果。尼基阿斯以为雅典人会因远征所需的庞大兵力和军需战备而放弃行动, 结果雅典人听了尼基阿斯的演说之后反而更加渴望远征了, “他们认为, 尼基阿斯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这支远征军是世界上最安全的”。修氏随后分析了与会者不同群体渴望远征的内心动机和情绪, 甚至还记载了一位不知名的雅典人不耐烦地要求尼基阿斯就远征兵力提出明确需求, 尼基阿斯只好勉强进行回应。最后, 修氏记载了雅典人的投票表决结果, “赞同将军们拥有确定远征军人数及其一切事务的全权”。会议结束之后, 雅典人立即紧锣密鼓地进行各项备战活动。24通过修氏以上关于雅典人公民大会叙事和演说的记载, 我们可以看出, 在修氏的笔下, 叙事和演说环环相扣、相互交织, 共同构成事件发展的因果链条。

  此外, 修氏有时在演说辞的导言和附言以及其他叙事部分明确提到了一些演说辞中的内容, 这更提醒我们不能轻易否定修氏书中演说辞的真实性。如斯巴达将军伯拉西达在阿堪苏斯的演说中提到他前来的目的是解放希腊人, 并提到了斯巴达“所宣布的最神圣的誓言”, 保证所有他拉拢过来的盟国的独立。在演说辞的附言部分, 修氏用十分相似的话记载了该誓言。据修氏记载, 阿堪苏斯人受到伯拉西达热情洋溢的演说的影响, 举行秘密投票, 大多数人决定叛离雅典。他们要求伯拉西达保证他所说的, 即斯巴达人派遣他出来的时候所立下的“誓言”——保证所有他争取过来的同盟者的独立, 然后才允许斯巴达军队进城。25又如, 斯巴达人在战前给雅典人下最后通牒, 责令雅典人“给予希腊人以自由”。雅典人召开公民大会进行讨论, “决定把整个问题一劳永逸地仔细考虑一下, 然后给斯巴达一个答复”。26伯里克利在接下来的发言中拒绝了斯巴达人的最后通牒, 认为斯巴达人没有按照合约的规定诉诸于法律裁决, 反而向一个平等的国家下命令, 因而反对向斯巴达人作出任何让步。27在演说后的附言部分, 修氏记载说, 雅典人被伯里克利的演说说服, 并根据他的建议对斯巴达人进行了答复:“他们不愿在强制命令之下做任何事, 但是准备按照合约上规定的条件, 在公平和平等的气氛中以法律手段解决争端”。28对照伯里克利的演说以及附言部分, 我们不难发现二者在内容上的紧密联系与呼应。

  除了演说辞的导言和附言部分, 修氏有时也在对史事的叙述中提到了演说辞的一些内容。如密提林人叛离雅典, 并向斯巴达人求援, 修氏记载了密提林使节在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上的发言, 其中提到对雅典人当时形势的判断:“由于瘟疫和军费开支, 雅典人已经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他们的舰队一部分正在环绕你们的海岸航行, 其余的正在封锁我们。他们不可能还有舰船留在国内, 如果在这个夏季里, 你们第二次从海上陆上同时攻击他们的话, 他们将肯定无法抵御你们的海上攻势, 也不能不从你们的沿海一带和我们的海岸撤走他们的舰队”。29斯巴达人接受了密提林人的建议, 同意列斯堡加盟, 并决定出兵阿提卡, 同时准备舰船, 从海陆同时向雅典发动进攻。但事件发展的结果令斯巴达人大失所望, 雅典人并没有从列斯堡调回舰队, 也没有让环绕伯罗奔尼撒沿岸的舰队回援, 而是又组织国内公民和阿提卡的异邦人, 配备了100艘舰船开赴地峡。修氏记载说:“斯巴达人看见情况完全不是如他们所预料的, 因此他们得到结论, 认为列斯堡人所说的话不是真的”。30此处“列斯堡人所说的话”无疑是指以上密提林使节关于雅典人当时情势的判断。这也证明了修氏所记载密提林使节的以上演说辞是有事实依据的。

  概而言之, 修氏在书中记述大量演说辞的同时, 也记述了大量与演说辞密切相关的基本事实和历史细节, 演说辞和叙事相互交织, 共同构成了修氏的叙事链条。因此, 除非有确凿证据, 否则我们不能轻易地否定演说辞的真实性, 因为一旦否认演说辞的真实性, 也就意味着否认了修氏围绕演说辞所记载的很多基本事实, 这无疑是不可能的。31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如果要质疑这些事实, 就等于质疑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 质疑曼丁尼亚战役, 质疑米洛斯被毁。我们确实有责任质疑修昔底德的解释, 但如果要推翻他所陈述的基本事实, 我们将无法继续研究他所记录的历史”。 (30)

  二

  正是因为以上两种相互对立的极端看法都不足以令人信服, 因此, 学者们又提出了一种相对比较合理的折中看法, 认为修氏在撰写演说辞时, “他自己的观点是其中一个制约因素, 而他所说的‘忠于发言者的主要意思或者目的’则是另外一个制约因素”。32修氏书中演说辞的真实性, 也就居于二者之间。即修氏笔下的演说辞既不是修氏对演说者实际所说的话的简单誊录, 也不是修氏根据修辞学“适宜性”原则的自由虚构, 而是修氏对演说者实际所说的话的理性建构。33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才可以说修氏创造了其书中的演说辞。

  修氏在保持演说者实际所讲的话的基础上, 又对演说内容进行了概括和提炼, 提取其精华, 并“由此将其提升到更抽象的水平”, 34以展现人类行为的共同特征, 揭示人类历史的本质和普遍规律。正如K.莱茵哈特所言:“修昔底德并不是按照那些演说辞发表时的原样来引用的, 而是以重现其发表时所遵循的‘整体精神’为宗旨, 建构了它们。无疑, 他还加进了逻各斯所固有的那种希腊性倾向:力争普遍有效性, 剔除偶然出现的暂时之物。……在他的作品中, 一切均以修昔底德自己特有的方式言说着, 以那种具有高超艺术性的凝重而竭力地力求准确的风格表达着自身, 在这种风格中, 语言的动力似乎以一种独一无二的方式渗透着权力的动力”。 (34)

  修氏对演说辞的理性建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从修氏着作的文风上看, 演说辞多灿烂雄浑、奇思诡谲, 与叙事部分质朴详实、枯燥琐细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修氏笔下的演说辞采用一种统一的风格贯穿全书, 演说辞文风所体现的是鲜明的修氏个人风格, 而不同演说者的地域、语言、个性特征几乎不见踪迹, 结果便致使“所有那些非常不同的人物都用同一种方式在讲话” (前引柯林武德语) 。而且, 修氏在撰写演说辞时多用抽象词汇, 大量使用不定式、中性形容词和中性分词来修饰名词, 以揭示“那些社会与人性因素, 修氏认为这些是恒在的并且一心想要辨识它们”。 (35)

  其次, 从演说辞的篇幅上看, 学者们发现修氏书中的演说辞篇幅一般不是太长。“例如, 伯里克勒斯 (按, 即伯里克利) 的任何一次演说, 都可以在寥寥几分钟内大声朗读一遍, 但是, 尽管我们对演讲的主题毫无所知, 但仍可想象演讲者本人通常会讲的相当详尽”。35这说明, 修氏肯定对当时演说者实际所说的话进行了概括和浓缩, 书中所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演说辞是修氏对演说者实际所说的话进行反思和理性建构的成果, 因而看起来比实际的演说更为抽象。

  复次, 从演说辞内容上来看, 演说辞不仅包含了就事论事的“特殊陈述”, 也包含了关于人事普遍规律的“一般陈述”或“普遍陈述”, 诸如正义与强权、虔诚与必然、公义与私利、欲望与节制、理智与命运等等。36例如, 学者们发现, 所谓“雅典人的论题”贯穿于修氏全书, 是修氏书中演说辞阐述的一个重要内容。上述雅典使者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即据此为雅典的扩张行为进行辩护:

  我们所作的没有什么特殊, 没有什么违反人情 (按, 此处“人情”即是指“人性”) 的地方;只是一个帝国被奉献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接受, 以后就不肯放弃了。三个很重要的动机使我们不能放弃:安全, 荣誉和自己的利益。我们也不是首创这个先例的, 因为弱者应当屈服于强者, 这是一个普遍法则。……当人们有机会利用他们的优越势力得到扩张的时候, 他们绝对不因为这种考虑而放弃的。那些合乎人情 (人性) 地享受他们的权利, 但是比他们的形势所迫使他们作的更注意正义的人们才是真正值得赞美的。 (38)

  在雅典使者看来, 弱者应当臣服于强者, 强者应当统治弱者是一条早已存在的符合人性的法则。追求对他人的统治乃出于“人性之本能”。正义无法阻止人们追求权力和利益。

  雅典使者的这种帝国主义论调在雅典人的演说辞中多次出现。在伯罗奔尼撒人第二次入侵阿提卡之后, 雅典人在战争和瘟疫的压迫下渴望与斯巴达人议和。伯里克利则告诫雅典人“应当维持雅典帝国的尊严”。他说, 尽管在危难时刻“那些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真的认为放弃这个帝国是一种好的和高尚的事, 但是你们 (雅典人) 已经不可能放弃这个帝国了”。37“过去取得这个帝国也许是不正义的, 然而放弃这个帝国一定是危险的”。38克里昂在雅典人讨论如何处置密提林人的公民大会上也再一次提醒雅典人说, “你们的帝国是一种对臣民统治的暴君统治”。他进而认为同情心、宽大为怀、不念旧恶这些品质不仅和雅典的统治不能共存, 而且对雅典的领导权是十分有害的。39在臭名昭着的米洛斯对话中, 雅典人告诫米洛斯人不要以他们从未对雅典人有过什么不正义的举动为理由来劝阻雅典的征服, 因为正义只存在于那些实力不相上下的国家之间, 因此强者能够做到他们的权力所能做到的一切, 弱者只能忍受他们必须忍受的一切。“来源于神性和人性的必然法则就是在可能的范围内扩张统治”。40

  以上“雅典人的论题”涉及人性与虔诚、正义、节制、利益之间复杂的关系, 修氏书中其他城邦的演说者, 如科西拉人、科林斯人、底比斯人、普拉提亚人、叙拉古人等在演说辞中也在邦际伦理的背景下就以上问题进行了论述。此外, 很多演说者在发言中还论述了公民个人利益和城邦公义等城邦内部伦理问题, 这在伯里克利、狄奥多图斯、亚西比德等人的演说辞中也多有体现 (限于篇幅, 不再一一列举) 。这都体现了修氏意图通过对演说者实际说的话进行抽象和解释, “以便使其在某个特定的城邦或战争中能够代表某种更深的趋向, 作为一个整体甚至人性的象征”, 41从而揭示人类行为的本质和普遍规律。

  最后, 修氏对书中演说辞的建构, 还体现在修氏对演说辞的选择、呈现和编排方面。在修氏书中, 演说辞——特别是成对的演说辞——通常被安排在人们面临重大选择或需要作出重大决定的时刻, 例如科西拉人和科林斯人在雅典公民大会上关于爱彼丹努斯的辩论, 科林斯人、雅典使者、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斯巴达监察官斯森涅莱达斯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的辩论, 克里昂与狄奥多图斯关于惩处密提林人的辩论, 尼基阿斯与亚西比德关于远征西西里的辩论等等。但是在一些同样重要的场合, 修氏却只安排了一个单独的演说, 并没有为我们提供持相反意见的演说。例如, 在前文曾援引的雅典人讨论关于斯巴达人最后通牒的公民大会上, 据修氏在演说辞导言部分的叙述, “当时有很多人登台发言, 有的支持战争, 有的支持和平。有人强调战争是必要的, 有些人主张撤销麦加拉法令, 让它阻碍和平进程是愚蠢的”。42但修氏却只安排了伯里克利的发言, 其他发言则一笔带过。又如, 派娄斯事件之后, 斯巴达人遣使赴雅典求和, 修氏记述了斯巴达使者在雅典公民大会上的发言, 而成功鼓动雅典人拒绝斯巴达求和的克里昂的发言, 修氏只用间接引语进行了简单概括。43学者们还发现, 修氏书中的演说辞还有这样一种现象, 即那些实际上没有互相听到对方演说的演说者却准确地回应了对方演说中所提到的一些问题。如科林斯人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的发言中谈到雅典和斯巴达的战略对策、兵力对比和资金来源等问题, 而伯里克利在雅典讨论斯巴达人最后通牒的公民大会上的发言竟然对此进行了准确地回应。44最引人注目的例子要数前述科林斯人、雅典使者、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斯巴达监察官斯森涅莱达斯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的演说, 我们很明显发现第一个演说 (科林斯人的演说) 被第三个演说 (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的演说) 所回应了;而第二个演说 (雅典使者的演说) 被第四个演说 (斯巴达监察官斯森涅莱达斯的演说) 所回应了。后面两个演说都忽略了各自前面的演说, 这很难让人相信是一场实际的辩论过程。45前文已经分析, 修氏尽管没有凭空虚构这些演说辞, 但演说辞的选择、呈现和安排却是出于修氏的自主决定, 包括哪些演说辞应该呈现, 哪些演说辞应被排除, 哪些演说辞应被强调, 哪些演说辞应被忽略。等等。46修氏对演说辞的理性建构体现了修氏自己对演说辞的理性认识:“首先, 修氏编撰了演说辞, 因为他确信, 只有通过这样的编撰, 这些言辞才能成为真实的:对言辞字字无遗的报道不会是真实的言辞;……如果一篇言辞保持着它的原貌, 亦即保持着每个现场的公民听到的样子, 那么, 它就会像每个士兵眼中的战争一样不真实。真实的战争是具有最高军事认识的人所看到的战争。真实的言辞是具有最高政治认识的人所听到的言辞”。47因此, 和修氏书中的叙事部分一样, 在修氏书中的演说辞中, 也体现了修氏思想中客观与主观、特殊与一般的矛盾。修氏一方面要“尽可能保持实际所讲的话的大意”, 一方面又使演说者说出他认为“各种场合所要求说的话”, 好像“有两颗心灵在修氏胸膛中碰撞”。 (50)

  三

  综上所述, 关于修氏书中演说辞真实性的问题, 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修氏书中的演说辞首先体现了一种“思想之真”。在文风方面, 修氏书中演说辞的抽象文风“忠实于他所描写的那个时代的文风”, 演说辞中“不定式、中性形容词、分词形式的萌芽可追溯到前5世纪的剧作家和哲学家那里”, 反映了公元前5世纪后期古希腊思想界对普遍观念的偏好。48在论证方式方面, 修氏书中的演说辞也明显体现了当时智者学派所鼓吹的演说术 (诸如正反论证、可能性推论) 的影响。49在内容方面, 修氏书中的演说者所谈论的关于人性与正义等话题实际上反映了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思想界出现的physis-nomos之争。高尔吉亚、安提丰诸氏皆将nomos与physis对立起来, 强调人性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 并为违反nomos的行为进行辩护, 与普罗泰哥拉等智者支持nomos以限制和规范physis的主张截然相反。50因此, 对于修氏来说, “他本人就是自己所表述的那个世界的产物。也就是说, 那个世界的特有问题孕育了他的头脑, 那个世界的思维方式塑造了他的思维方式”。 (54)

  另一方面, 修氏书中的演说辞又不仅仅是一种如实反映当时希腊思想界和各演说者的“思想之真”, 而是修氏对演说者实际所说的话进行理解之后的呈现, 是修氏在当时各演说者“思想之真”的基础上理性建构的成果, 旨在揭示人类行为的普遍规律。在叙事部分, 修氏通过记述人的具体行为以揭示隐藏在事件背后的普遍规律, 而在演说辞中, 修氏让那些支配人类行为和思想的普遍规律自我表达, 以言辞的形式显现在人们眼前。从这个意义上讲, 修氏书中的演说辞不仅是修氏笔下演说者的“思想之真”, 更是修氏个人的“思想之真”, 体现了修氏对人类行为普遍规律的理性认识。51正如列奥·施特劳斯所言:“每篇言辞都是向一群听众陈述一座城邦的特殊政策。每篇言辞根本上都是局部的。正因如此, 它没有适当地揭示出整体。但它仅仅居于整体之内, 居于真实的整体之内, 亦即居于修昔底德理解的整体之内。发表过实际言辞的人并不明白他所说的话在整体之中的真正位置:修昔底德在整体之中来理解它, 也就是说, 以此揭示人类生活的真实品性。对人类生活之真实品性的真实叙述就是修氏自己的逻各斯”。52总之, 修氏对演说辞的理性建构, 深刻反映了修氏的史家自主性, 以及试图从变动不居的历史中认识和把握普遍真理与规律的不懈努力, 体现了古希腊史学观念的重大进步, 并对西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注释:

  1 G.肯尼迪:《引论》, 文载P.A.斯塔特编《修昔底德笔下的演说》, 王涛等译, 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
  2 由于对演说辞的不同理解, 韦斯特三世的统计比贝拉斯的统计多出11篇。参见W. C.韦斯特三世《修昔底德笔下的演说:描述和列表》, 载P.A.斯塔特编《修昔底德笔下的演说》。
  3 Michael Grant, The Ancient Historians, 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 1970, pp.88。
  4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esian War, 以下简称修昔底德) , Ⅰ.22。本文所引《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文字据R.克劳利的英译本 (Thucydides, translated by R. Crawley, New York, 1934) 。中译文参见徐松岩、黄贤全译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同时参考罗易布丛书C.F.斯密司的英译本 (Thucydides, translated by C. F. Smith, London and New York, 1928) ;企鹅古典丛书R.华尔纳的英译本 (Thucydides, translated by R. Warner, 1972) 。
  5 F.W. Walbank, Speeches in Greek Historians, Oxford:Bail Blackwell, 1965, pp.4.
  6 转引自唐纳德·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前言》, 曾德华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第4页。
  7 R.G.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 何兆武、张文杰译, 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第64-65页。另参见W.P. Wallace, “Thucydides”, Phoenix, vol.18, no.4, 1964, pp.251-256.
  8 W.K.C. Guthrie, 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vol.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82-83.
  9 W.K.C. Guthrie, 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vol.2,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351-353.
  10 Meyer Reinhold, “Human Nature as Cause in Ancient Historiography”, in Studies in Classical History and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46.
  11 参见易宁、李永明《修昔底德的人性说及其历史观》,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6期。
  12 H.D.韦斯特雷克正确地指出:“修昔底德在同一场辩论中纳入两篇或更多篇演说辞的地方, 演说辞之间的段落通常是作为下一篇演说辞的导言, 因而无需单独地界定”。参见H.D.韦斯特雷克《修昔底德笔下演说的背景》, 载P.A.斯塔特编《修昔底德笔下的演说》。
  13 修昔底德, Ⅰ.67-87.
  14 Jacqueline de Romilly, Thucydides and Athenian Imperialism, trans. Philip Thody, London: Basil Blackwell, 1963, p.243.
  15 有学者根据普鲁塔克的相关记载, 认为这些使者正是在伯里克利提议下被派往斯巴达的, 使者的目的在于谴责斯巴达, 并为雅典出台的麦加拉法令进行辩护, 命令还包括让特使传达“一种合理与人道”的辩护, 这与雅典使者本次的演说主题——我们有资格进行统治, 而且我们的统治是正当的——非常相符。参见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伯里克利传》 (Plutarchus, Pericle, Plutarch's Lives, ) , ⅩⅩⅩ, 陆永庭、关彭鹏等译, 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A.E.罗毕舍克:《雅典人在斯巴达的演说》, 载P.A.斯塔特编《修昔底德笔下的演说》。
  16 修昔底德, Ⅰ.72.
  17 修昔底德, Ⅰ.73-78.
  18 参见A.E.罗毕舍克《雅典人在斯巴达的演说》, 载P.A.斯塔特编《修昔底德笔下的演说》。
  19 修昔底德, Ⅵ.8.
  20 修昔底德, Ⅵ.9-14.
  21 修昔底德, Ⅵ.15.
  22 修昔底德, Ⅵ.16-18.
  23 修昔底德, Ⅵ.19.
  24 修昔底德, Ⅵ.20-23.
  25 修昔底德, Ⅵ.24-25.
  26 修昔底德, Ⅳ.85-88.
  27 修昔底德, Ⅰ.139.
  28 修昔底德, Ⅰ.140-144.
  29 修昔底德, Ⅰ.145.
  30 修昔底德, Ⅲ.13.
  31 修昔底德, Ⅲ.16.
  32 D.格雷纳:《古希腊政治理论——修昔底德和柏拉图笔下的人的形象》, 戴智恒译, 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 第23-24页。
  33 唐纳德·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 第315页。
  34 F.E.Adcock, Thucydides and His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27-42.
  35 D.格雷纳认为修氏书中的演说辞是修氏“对真实演说的文学改写”, “修昔底德只有在某个演说发表之后才会记述它, 而且, 虽然演说的措辞、字句和结构必然出自修昔底德自己, 但论证的若干要点大概都来自最初的记录”。参见D.格雷纳《古希腊政治理论——修昔底德和柏拉图笔下的人的形象》, 戴智恒译, 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 第20-21页。另参见A.W.Gomme,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1,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45, pp.140-141. Simon Hornblower, Thucydid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52. P.J. Rhodes, “In Defense of the Greek Historians”, Greece and Rome, vol.41, no.2, 1994, pp.156-171.
  36 J.H.冯雷:《修昔底德的文风》, 陈开华译, 文载刘小枫、陈少明主编《修昔底德的春秋笔法》, 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
  37 K.莱茵哈特:《修昔底德与马基雅维里》, 载刘小枫、陈少明主编《修昔底德的春秋笔法》。
  38 J.H.冯雷:《修昔底德的文风》, 陈开华译, 载刘小枫、陈少明主编《修昔底德的春秋笔法》。
  39 J.H.冯雷:《修昔底德的文风》, 陈开华译, 载刘小枫、陈少明主编《修昔底德的春秋笔法》。另参见Michael Grant, The Ancient Historians, pp.90-93.
  40 N.G.L.汉孟德即以此作为判断修氏书中演说辞真实性的重要依据。他认为修氏书演说辞中的“特殊陈述”可能是演讲者实际所讲的话, 而其中的“普遍陈述”则可能是修氏自己的发明。参见N.G.L.汉孟德《修昔底德笔下的演说中的特殊与普遍》, 载P.A.斯塔特编《修昔底德笔下的演说》。
  41 修昔底德, Ⅰ.76.
  42 修昔底德, Ⅱ.63.
  43 修昔底德, Ⅱ.63.
  44 修昔底德, Ⅲ.37-40.
  45 修昔底德, Ⅴ.105.
  46 J.H.冯雷:《修昔底德的文风》, 载陈开华译, 刘小枫、陈少明主编《修昔底德的春秋笔法》。
  47 修昔底德, Ⅰ.139.
  48 修昔底德, Ⅳ.17-21.
  49 修昔底德, Ⅰ.121-122, 141-142.
  50 Simon Hornblower, Thucydides, pp.59-60.
  51 J.Marincola, Greek Historian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79-80.
  52 列奥·斯特劳斯:《修昔底德:政治史学的意义》, 载彭磊译, 刘小枫、陈少明主编《修昔底德的春秋笔法》。
  53 Simon Hornblower, Thucydides, p.45.
  54 J.H.冯雷:《修昔底德的文风》, 载陈开华译, 刘小枫、陈少明主编:《修昔底德的春秋笔法》。
  55 John H. Finley, Thucydide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econd Edition, 1947, pp.45-48. Michael Grant, The Ancient Historians, pp.90-93. C.W.Macleod, Collected Essay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3, pp.52, 69, 88.
  56 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 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202-232页。
  57 J.H.冯雷:《修昔底德的文风》, 载陈开华译, 刘小枫、陈少明主编:《修昔底德的春秋笔法》。
  58 H.R.伊梅瓦:《权力病理学和修昔底德笔下的演说》, 载P.A.斯塔特编《修昔底德笔下的演说》。
  59 列奥·斯特劳斯:《修昔底德:政治史学的意义》, 载彭磊译, 刘小枫、陈少明主编《修昔底德的春秋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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