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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革命思想中的革命道德问题

来源:原创论文网 添加时间:2019-04-10

  摘    要: 章太炎的革命思想其实质是“光复”, 仍没有摆脱排满反清的窠臼, 而其所论道德则有着“重然诺, 轻生死”的特点。他认为, 道德衰亡是亡国灭种的根本原因, 强调“无道德者不能革命”。再者, 他从职业和道德关系的角度出发, 解释了革命者拥有道德的可行性, 看到了革命所需要的主体力量。至于革命道德的具体内容则有知耻、重厚、耿介、必信四点。最后, 章太炎的革命道德思想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的, 应该予以客观的看待。

  关键词: 章太炎; 革命思想; 道德;

  Abstract: The revolutionary thought of Zhang Taiyan is "Guangfu" in essence, and still has not been able to get rid of the "anti-Qing" mold. What he calls morality has the characteristic of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promise and dismissive of life and death". He believes that the moral decline is the root cause of the extinction of the state, emphasizing that "unethical person cannot revolute". In addition, he explai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ccupation and morality that the feasibility of the revolutionaries have the morality and see the main force needed for the revolution. As for the concrete contents of revolutionary morality, they are shame-awareness, unsophisticated, fair-minded and promise. Finally, Zhang Taiyan's revolutionary moral thought is produced in certain historical period, and we should treat it objectively.

  Keyword: Zhang Taiyan; revolutionary thought; morality;

  晚清时期, 是中国历史上最屈辱的一段时期, 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导致了其对内欺压百姓、搜刮民脂民膏, 对外的委曲求全、丧权辱国。在此背景下, 整个清廷的统治已处在一片风雨飘摇之中。当然, 晚清政府也想通过一定的政策改变现状, 之后开展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就是为了应对现状所做的被动改变。但是事与愿违, 清政府所做的这些改变, 都无一例外的失败了。既然自上而下的改革之路行不通, 那就必然要另辟蹊径。而此时民众内心对晚清政府积怨日深, 革命之路作为另一条路径也就应运而生了。当然, 此时之“革命”还不具备现代意义上革命的内涵, 只是推翻满清政府统治意义上的革命, 至于其日后含义的扩充则是后来之事了。这显然是每一个封建王朝在其统治生涯的末期都必然会面临的命运, 历史规律使然。如此一来, 革命思想的随之产生也就不足为奇。毕竟要先有思想, 才能更好地指导行动, 孙文的革命思想及后来的辛亥革命便是这一点最直接的说明。作为晚清着名的思想家、革命家, 同时又与孙文有交集的章太炎, 面对当时危局, 也提出了自己的革命思想, 这主要集中在其所作的《革命军序》《革命之道德》《革命军约法问答》《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诸多政论文章当中。本文的论述, 是以《革命之道德》一文为主体, 解析章太炎革命思想中的革命道德问题。

章太炎革命思想中的革命道德问题

  一、章氏所论“革命”和“道德”

  章太炎本是维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但维新运动的破产, 庚子赔款的屈辱使得章太炎对晚清政府及维新运动彻底失望, 于是走上了一条排满革命之路, 主张用革命的方法推翻清廷统治。在此期间, 他为邹容写的《革命军》作序, 在《苏报》上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借以宣传自己的革命思想。但是也祸从此出, “苏报案”1爆发, 章太炎因此被捕入狱, 判处三年监禁。出狱后, 应孙中山邀请, 章太炎东渡日本并加入同盟会, 担任《民报》主编并以此为阵地, 继续与梁启超等保皇派展开论战, 宣传自己的革命思想。《革命之道德》一文便是写自这一时期。在《革命之道德》一文中, 章太炎首先对“革命”的含义做出了解释。他认为, 古今之革命意义不同, 古时之革命起于天命无常、五德终始循环, 只要改正朔、异服色建立新的王朝便意味着革命的成功。他所说的革命, 其实际内容则是“光复”, 即推翻满清政府的统治, 重新建立汉族的统治政权 。如其言:“ 古之所谓革命者, 其义将何所至耶?岂不曰天命无常, 五德代起, 质文相变, 礼时为大耶 夫如是, 则改正朔、易服色、异官号、变旗识, 足以尽革命之能事矣。名不必期于背古 , 而实不可不务其惬心。吾所谓革命者, 非革命也, 曰光复也, 光复中国之种族也, 光复中国之州郡也, 光复中国之政权也。以此光复之实, 而被以革命之名。” [1] (P309) 简而言之, 章太炎认为“同族相代, 谓之革命”“改制同族, 谓之革命”, “驱除异族, 谓之光复。” [2] (P20) 如上所言, 虽然有光复的实质, 但仍披以革命的名义, 原因在于, 章太炎认为:“谅以其所规画, 不仅驱除异族而已, 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 犹有当革者焉, 故大言之曰革命也”。 [2] (P21) 可见此时章太炎的革命思想还没有摆脱狭隘民族主义的窠臼。

  再说“道德”, 首先章太炎对“道德”下了一个简单的定义, 他认为“道德者, 不必甚深言之, 但使确固坚厉, 重然诺, 轻死生, 则可矣。” [1] (P311) 其次, 章太炎又认为道德衰亡是亡国灭种的根本原因。他用历史经验来论述这一点:古者六合九州, 虽然起废无常, 盛衰相往, 但是很少被异族征服, 纵使被异族征服, 也很少被征服全境, 即使被征服全境, 也统治不过百年;而满清政府在一统中国之后, 竟能维持统治近三百年, 其原因何在?近世的学者推寻其祸根, 归结为宋儒妄论《春秋》与“咎在汉学”, 前者导致了驰防异族, 使得逆胡阻遏了国民的爱国之心;后者导致了惰于武事, 缺乏尚武精神。但是章太炎不那么认为, 他以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文学复古为前导为例, 说明汉学亦然, 对于种族而言有益无损。至此, 欲寻其咎而终不可得, 冥心思之寤寐求之之际, 章太炎把矛头指向了道德, 得出了道德衰亡是亡国灭种之根的结论。除此之外, 章太炎还讨论了公德与私德的问题, 这是针对当时“公德不逾闲, 私德出入可也”言论的回应。章太炎认为, 当今处在革命之世, 政府未建立, 法律未成文, 无论公德私德, 刑戮均所不及, 如果放恣其惰性而顺其所欲, 则破败毁灭将成必然之势。因此他主张道德没有大小公私之分, 唯“一芥不予, 一芥不取”者才能担当天下之重任, 强调优于私德者必优于公德, 薄于私德者亦必薄于公德, 提出了无道德者不能革命的观点。这就牵扯到了革命与道德的关系问题。

  二、革命与道德的关系

  如上所述, 关于章太炎对革命与道德关系的论述, 我们可以归纳为:革命必须要有道德, 而道德则不专用于革命。即章太炎所言:“道德之为用, 非特革命而已, 事有易于革命者, 而无道德亦不可就。” [1] (P313) 章太炎依旧依据历史经验展开论述:他以陈平、贾诩为例, 楚汉之际民风尚淳朴, 汉高祖刘邦所用之士, 上自萧何、曹参, 下至王陵、周勃、樊哙、夏侯婴等, 大多是“木强少文”之人, 而项羽本身就具有“勇悍仁强之德”, 所用之人也多为廉洁之士;楚汉两者相争, 其道德相对等, 因此必须寻求一个不道德者, 才可以获胜, 所以陈平才“见宝于汉庭”。三国时期, 曹操所任用的荀彧、荀攸、钟鹞等人, 均为“方皎白士”, 有道德者既然很多, 所以也必求一个不道德者然后才可以获胜。因此贾诩因其倾险狙诈之才而受用于曹魏政权。但今日之中国, 其所需求的, “乃与汉室绝异”。今日的中国, 天下以诈相倾, 品质正直如萧何、曹参, 清白如钟鹞、荀彧、荀攸, 奋厉如王陵、周勃、樊哙、夏侯婴的人大多不可得到, 而陈平、贾诩之流则应尽有之。于是章太炎得出结论:“是故人人皆不道德, 则惟有道德者可以获胜, 此无论政府之已立未立, 法律之已成未成, 而必以是为臬矣。” [1] (P312) 这似乎用一种吊诡的逆向论证的方式说明了革命必须要有道德的道理。

  同样的方法也被用于其所举的戊戌党人与保皇党人的例子。维新变法期间, 顺境之时轰轰烈烈, 戊戌党人一时风头无二。而一知有变, 唯有谭嗣同、杨深秀凌然敢死。林旭、杨锐者之流, 前者哭于教士李佳白之堂, 后者拜于京师张之洞之府。章太炎认为, 因其为人轻佻圆滑之故, 深知于利害, 萦情于利禄, 却没有赤心变法之志向, 如此既然不是专为国事, 谁又能愿意为之效死?由此章太炎认为, 戊戌变法的失败, 是戊戌党人的不道德所导致。庚子保皇之事, 康有为嘱托于唐才常, 唐才常拥权日盛、独断专用, 又日日狎妓宴饮, 等到他被捕遇害, 保皇的军需物资被其共事者所窃走, 保皇的事情失败, 同样是由于“庚子党人之不道德致之也。”这两件事情, 相较于革命要简单得多, 但由于缺乏道德的缘故, 两者都没有取得成功, 这就解释了道德不专用于革命, 同样见用于他事。比革命简单之事, 由于缺乏道德犹能失败, 反而更强调了革命必须要有道德, 道德之于革命的重要性。

  三、革命者之具有道德何以可能

  既然革命必须要有道德, 无道德者不能革命, 那么作为革命行动载体的革命者何以必然拥有道德呢?这是章太炎接下来着手解决的问题。他从职业和道德的角度作出解释, 认为今日之道德大多根据职业而变。他把当时的职业分为十六种, 相应的也有十六种道德等次, 即“都计其业, 则有十六种人:一曰农人, 二曰工人, 三曰裨贩, 四曰坐贾, 五曰学究, 六曰艺士, 七曰通人, 八曰行伍, 九曰胥徒, 十曰幕客, 十一曰职商, 十二曰京朝官, 十三曰方面官, 十四曰军官, 十五曰差除官, 十六曰雇译人。其职业凡十六等, 其道德之第次亦十六等。”[1] (P315) 他依次展开论述, 并分别依次选取其中几条, 我们便可以发现其中的规律。他认为, 农人道德最高, 农民终年勤苦劳动, 足以能够自养, 所以不会去做盗贼, 遇到贪婪无度的官吏, 也能起身反抗、视死如归。工人则稍知诈伪, 但其“强毅不屈”的品性, 与农人相同。再到了行伍、幕客等第时, 行伍则多“闾里无赖”, “奸劫剽暴”是他们素来的习性, 与盗贼最为相似。幕客则是“浮伪谀佞”“受赇骫法”之人, 与行伍相比, 品性恶劣更为尤甚。到了最后两个等第时, 均为“浮竞污辱”“吮痈舐痔”之徒, 犹如“外嬖”, 品性更加卑劣不堪。不难发现, 由农工而至官、译, 其道德水准在不断下降以致于无。章太炎也说“故以此十六职业者, 第次道德, 则自艺士以下, 率在道德之域;而通人以上, 则多不道德者……要之知识愈进, 权位愈申, 则离于道德也愈远。” [1] (P318)

  随后章太炎又解释道:艺士以下具有道德, 并非简单择取, 而是“循化顺则不得不尔。”倘若农为良农、工为良工、贾为良贾, 而道德犹不可保存, 那学究、艺士、通人之等第, 其道德则必然会有缺失, 而通人以上之等, 其道德更无从说起了。然后, 章太炎将农工、裨贩、坐贾、学究、艺士六等加上通人一等归为革命者。原因在于章太炎服膺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说, 认为今日的革命事业, 并不是为了一己之私, 而是为了华夏中国;而华夏中国是国人所共有的, 今日的国民都处在革命之世, 都理所应当是革命之人。然而, 通人以上的职业次第, “湛于利禄”“牵于豢养”, 以致于立场不坚定, 沉沦于富贵荣华之中, 不能与之以重任。 由此可见, “处在通人以下等级的人, 是革命所能依靠的力量, 通人以上等级的人, 不能指望他们参加革命, 相反或许还会成为革命的阻力和对象。”[3] (P171-173) 如此看来, 革命者之具有道德显然成了不证自明的应有之义了。

  四、革命道德的具体内容

  章太炎认为, 顾炎武“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之说人们虽然以为常谈, 但是并不知道其所重者在于保持道德, 至于道德的内容则是知耻、重厚、耿介、必信四者。其中, 前三者是章太炎从顾炎武《日知录》中相关章节择取而来, 既是顾炎武的原话, 又是章太炎所竭力赞同的, 第四者则是章太炎自己提出的。现依次具体分析如下:其一知耻, “《五代史·冯道传论》 曰:礼义廉耻, 国之四维, 四维不张, 国乃灭亡 ……礼义, 治人之大法;廉耻, 立人之大节……然而四者之中, 耻为尤要。故曰:行己有耻。” [1] (P320) 章太炎认为, 如果世间“不廉不耻”成为常态, 那么祸败乱亡等将无所不至。并且礼义廉耻四者当中, 对于人来说知耻是最重要的, 因为人的不廉以至于悖礼犯义, 都是起源于无耻。其二重厚, 意即持重敦厚, 与轻浮相对。“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杨子《法言》曰:言轻则招忧, 行轻则招辜, 貌轻则招辱, 好轻则招淫。” [1] (P321) 章太炎认同顾炎武所谓“燕歌赵舞”“淫辞艳曲”有伤风化, 若成风尚, 天下将“栋折榱崩”, 唯有禁之以正心术的言论, 强调重厚的重要性。其三耿介, 其相对之词则为“昌披”, 两者均出自于屈原《离骚》中“彼尧舜之耿介兮, 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昌披兮, 夫惟捷径以窘步”[4] (P9) 一句, 有廉洁自持、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之意。《论语》中孔子所言“非礼勿视, 非礼勿听, 非礼勿言, 非礼勿动”就是耿介的表现。章太炎认为, 做到知耻, 则“矜欧语者可以戒矣”;做到重厚, 则“好修饰者可以戒矣”;做到耿介, 则“喜标榜者可以戒矣”。但此三者均为约束自身的道德内容, 因此章太炎又提出一个群体性的道德内容, 即是必信。他认为, 信为民宝, 无信不立。但今日之社会, 把巧诈当做贤能, 把贞廉视为迂拙, 因此必须纠正这种风气, 要像商鞅徙木十金一样重新建立信德。最后章太炎认为若有能够践行这四种道德的人, 就是达到“重然诺、轻死生”的境界了, 坚守此“迂介”, 如果得到时运相济, 则可得寄奴元璋之功绩。

  结语

  显然, 章太炎作为晚清时期重要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之一, 其革命理论还略显浅显, 并没有摆脱狭隘民族主义的偏见。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无疑对革命力量的壮大, 对辛亥革命的爆发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其对“无道德者不能革命”的论述虽然缺乏历史严谨性, 对革命道德内容的定义也不够完善, 但其看到了广大普通人民群众在革命中的主体作用, 这一点在当时的革命党人中是无出其右的。并且, 其革命道德的内容对今天的每个个体仍有自勉意义。总之, 我们应该理性客观地评价章太炎的革命道德思想。

  参考文献:

  [1]章炳麟.革命之道德[A].章太炎政论选集[C].北京:中华书局, 1977.
  [2]章炳麟. 《革命军》序[A]·姜义华.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章太炎卷) [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3]李佳.浅论章太炎的革命道德观[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11, (6) .
  [4] 屈原.离骚[A].朱熹 (撰) , 蒋立甫 (校点) .楚辞集注[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注释:

  1章太炎为邹容写的《革命军》作序, 又在《苏报》上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主张革命的文章, 引起了清政府的敌视。1903年6月底, 《苏报》被封, 章太炎被捕入狱, 7月初, 邹容自动投案。在此期间, 章太炎与清政府律师代表对质, 震动全国, 革命党因此士气大盛。这就是清末时期着名的“苏报案”。章炳麟撰, 王云五主编. 民国章太炎先生炳麟自订年谱 (第十辑) [M]. 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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