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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美学视角下的《白鹿原》收视研究

来源:原创论文网 添加时间:2019-05-17

  摘要:电视剧《白鹿原》在2017年播出之后, 经历了一个从“叫好不叫座”到后来收视率“逆袭”, 最后成为观众最喜爱的电视剧的戏剧性变化过程。电视剧在尊重原著精神的基础上, 结合时代语境和大众审美趣味的变化, 对故事情节、人物形象进行了合理改编, 满足了观众期待视野的需求。该剧用工匠精神谱写时代“新史诗”的壮举, 充分显示了现实主义文艺的独特价值和恒久魅力, 为文艺如何服务大众做出了表率。

  关键词:《白鹿原》; 史诗品格; 期待视野; 工匠精神; 现实主义;

美学论文

  根据陕西作家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改编的同名电视剧2017年5月由安徽卫视和江苏卫视播出后, 经历了一个从“叫好不叫座”到后来收视率“逆袭”, 最后成为观众最喜爱的电视剧的戏剧性变化过程, 豆瓣评分更是高达9.0分。电视版《白鹿原》的成功之处在于改编者找到了一条正确的改编路线, 确立了正确的改编原则。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李震将之总结为两个尊重:“一个是尊重原著, 一个是尊重媒介。”也就是说, 电视剧既抓住了原著的精髓, 改编的“度”又符合电视剧艺术的创作规律, 从而使得改编后的电视剧契合了当代人的价值观和审美趣味的需求, 满足了观众的期待视野。该剧的成功, 无疑为史诗性文学作品的改编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式。

  一、忠于原著精神, 再现乡土社会底色

  陈忠实是当代有重要影响的作家, 其代表作《白鹿原》自1997年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以来, 受到评论界的高度评介, 被评论界誉为是一部令人震撼的“民族秘史”, 是当代文学中当之无愧的经典。对这样一部产生了广泛影响的文学经典, 读者既有的审美经验必然会影响到观众对电视剧的接受。这样, 对读者既有的审美经验的尊重就成为电视剧改编是否成功的关键。从总体上看, 电视版《白鹿原》以恢弘的历史画卷和引人深思的剧情, 影音再现了原著的思想艺术精髓, 这是电视剧获得观众认可的首要原因。

  首先, 电视剧继承了原著的史诗品格, 全景再现了乡土中国半个世纪以来风云变化的历史画卷。小说《白鹿原》是陈忠实站在民间知识分子立场讲述乡土中国历史变迁的一部“民族秘史”。小说通过讲述关中平原上一个有“仁义村”之称的白鹿村里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在半个世纪恩怨纷争的故事, 在“历史本真”“家族恩怨”“性意识冲动”等复杂因素组合起来的平台上观察历史演变, 洞悉人生无常, 全景展现了从清朝末年到建国后“中华民族蜕变期的苦难历程”。1与原著相比, 电视剧的叙事线索与原著基本一致, “全剧设置了三条叙事线索, 即白嘉轩和鹿子霖对白鹿原的治理, 鹿兆鹏、白灵等对封建宗族权威的反叛以及岳维山、田福贤等人与进步革命力量和传统宗族势力的缠斗。”2与此同时, 原著中白嘉轩娶妻、鹿三交农、黑娃闹农协、田小娥惨死、朱先生抗日、鹿兆鹏策划起义等重要情节都在电视剧中得到逐一展现。不仅如此, 原著中三秦大地的辽阔风光和原汁原味的民风民俗在电视剧里均得到高度还原。由于电视版《白鹿原》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原著的史诗质感与苍凉韵味, 契合了观众既有的审美经验, 得到了原著粉丝的高度认可。

  其次, 电视剧在思想高度上与原著保持一致, 满足了观众的期待视野。在接受美学看来, 为了让接受成为可能, “读者阅读一部文学作品, 必须与他以前读过的作品相比, 调节现时的接受。”3从总体上看, 电视剧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著中文化反思的主题。电视剧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中, 以白鹿原为中心, 对传统文化的命运浮沉史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生动展示。在此过程中:“传统的价值观已经跌落为强弩之末, 一个方面它想要维护摇摇欲坠的社会秩序, 另一个方面它已经沦为杀害无辜了。”4田小娥的悲剧集中体现了电视剧对封建礼教文化的批判。田小娥一生命运多舛, 她先后经历过四个男人, 但没有一个男人可以让她托付终身。她渴望过上正常的生活, 她鼓动黑娃与她私奔:“我看咱俩偷空跑了, 跑到远远的地方, 哪怕讨吃要喝我都不嫌”。虽然田小娥一生都在追求爱和自由, 为爱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 但在男权社会里, 在礼教习俗无处不在的天罗地网中, 田小娥的反抗注定以失败告终, 最后被村民视为“红颜祸水”惨死在了自己公公鹿三的刀下。田小娥的悲剧, 充分揭示了封建礼教杀人不见血的野蛮本质。

  如果说田小娥的悲剧集中体现了电视剧对封建礼教的批判, 族长白嘉轩的命运则揭示了传统宗法制度的残酷性及其必然没落的命运。为了维护宗法制度的权威, 白嘉轩大义灭亲, 坚持用“刺鞭”惩罚儿子白孝文, 面对田小娥对人伦纲常的突破, 他执意建塔镇压田小娥而不顾田小娥有孕在身。但随着年轻一代长大成人, 由于价值观、思想理念的不同, 父子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从原上走出去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年轻一代鹿兆鹏、白灵, 开始反抗父辈对他们的人生安排:鹿兆鹏在新婚之夜逃跑, 白灵拒绝嫁给父亲为她定下的王家, 宣称除非婆家抬她尸首去。此时, 仅靠宗法制度的权威已无法应对来自外部世界的挑战, 垂暮的白嘉轩对白鹿原的治理显得日益力不从心。抗战爆发后, 为了族人的安全, 他让族人躲进祠堂以求祖先保佑, 但面对日军炸毁祠堂, 他无计可施, 只能无奈地发出“祖宗保佑不了我们了”的感叹。白嘉轩的悲剧在于他始终固守宗法制度的陈规, 企图以陈旧的宗法制度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 无法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这场社会大变革的意义, 更难以反思自身在这一过程中的地位和命运。白嘉轩的悲剧不是因为个体生命的无奈和衰朽, 而是传统宗法制度必然退出历史舞台的象征。

  二、尊重媒介, 用时代精神观照经典

  小说和电视是两种不同的艺术门类, 二者所使用的媒介和思维方式不同, 一个是文学思维, 一个是视听思维, 加上改编者与原著者处在不同的时代, 要求改编后的电视剧完全忠实原著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改编者根据电视艺术的特殊规律及观众审美趣味的变化, 在尊重原著精神的基础上, 对原著进行必要的改编, 以适应读者期待视野的变化。因为在接受美学看来, “一个不再提供任何更新因素的作品形不成新的视野, 反倒是引起失望。”5对《白鹿原》这样一部有庞大读者群的名作而言, 电视剧要想激发大众的观看热情, 就必须从电视艺术的特殊规律出发, 用时代精神观照经典, 对原著进行大胆改编和重新阐释。

  首先, 是故事情节的调整与戏剧冲突的强化。在故事情节的编排上, 电视剧强化了叙事的合理性, 删除了原著中一些带有魔幻和迷信色彩的情节, 如原著开篇白嘉轩六婚六丧的传奇故事, 一开始就让小说表现出浓郁的魔幻现实色彩, 但在电视剧中这段传奇故事不过是雪地里六座墓碑。此外, 电视剧在保留原著叙事主线的同时, 对与主要情节关联不大的次要情节进行了合理的删减改动, 如电视剧删掉了原著中鹿家发迹史、白嘉轩娶六房女人、土匪大拇指情史等情节, 将白灵的结局改为死于反“围剿”的战斗而不是死于红军内部的斗争, 这些改动都是合理的。当然, 电视剧还根据剧情的需要, 适当增加了原著中没有的故事情节。比如为了突出田小娥无奈与善良的一面, 电视剧增加了田小娥在她勾搭白孝文之前已与白孝文互有好感的诸多片断;为了突出仙草身上的传统美德, 增加了仙草在祠堂照顾病人后染病去世的情节;为了尊重观众偏爱大团圆结局的欣赏习惯, 最后一集增加了白灵的女儿白天明回到原上, 同白嘉轩、鹿子霖一起荡秋千的情节。它象征着有共同血脉传承的白鹿两家, 在经历世事无常的变迁后, 两家的恩怨情仇最终烟消云散。这样的改动, 增添了原著中没有的亮色, 符合当下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审美趣味的要求。

  其次, 是人物形象的重塑与复杂人性的揭示, 首先值得一提的电视剧对朱先生形象的重塑。原著中的朱先生是一个神魔般的人物, 他半人半神、未卜先知, 他甚至能预知几十年后红卫兵挖他的墓, 临死时化为白鹿腾空仙逝。这一形象明显是作家心目中传统知识分子的代表, 是陈忠实有意为之。相比之下, 电视剧没有展示其未卜先知的特异才能, 而是将朱先生塑造为一个既心怀天下, 又能超然物外的大儒凡人。虽身处乱世却能静心修订县志、饥馑荒年不辞劳苦赈济灾民、抗战爆发后毅然决然投笔从戎、最后在衰老中与世长辞, 这些改动更符合现代理性精神。除了朱先生之外, 电视剧还对主要人物白嘉轩进行了浓墨重彩的塑造, 除了保留原著中刚直不阿、治族有方、以德报怨等高尚品行外, 还增加了他随朱先生去清兵大营为民请命、灾荒年向山寨土匪借粮、亲手将儿子白孝文送入大牢等情节, 这就使得电视剧中的白嘉轩不仅是一个深孚众望的族长, 而且还是一个知晓人心向背的民族大英雄。此外, 电视剧在刻画正面人物时, 不回避人物身上性格上的弱点, 对人性的复杂性进行了深入挖掘。如电视剧对鹿兆鹏的刻画, 不仅突出了他思虑缜密、信仰坚定、勇敢坚强的革命者的一面, 同时也突出了他认同媒妁之言和传宗接代等传统思想的保守性的一面。这样, 电视剧中的鹿兆鹏就不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革命超人, 而是一个有七情六欲、血肉丰满的共产党人。除此之外, 仙草的隐忍与倔强、鹿子霖的狡黠与可爱、鹿三的憨直与愚昧等人物性格的多层面在电视剧中同样得到全面展示。

  三、工匠精神与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

  电视剧《白鹿原》播出后受到观众的高度评价, 再次显示出现实主义文艺的独特价值和恒久魅力。现实主义不仅强调题材的现实性, 更强调它对社会历史与人生的积极作用, 这和接受美学的主张有相似之处。在接受美学看来, 文学在社会存在中的特殊作用并不局限于艺术的再现功能, 而且它具有打破社会中根深蒂固的道德禁忌、改变陈旧的社会习俗, 以及为新的道德准则的确立开辟道路的积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 电视版《白鹿原》以工匠精神谱写时代“新史诗”的壮举, 充分彰显了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以及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巨大感召力。

  现实主义题材的电视剧在20世纪80、90年代, 曾出现一批深受观众喜爱的作品。进入21世纪后, 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虽然不再是一枝独秀, 但现实主义文艺的思想价值和艺术魅力并没有过时, 因为“现实主义题材影视作品不仅真实反映现实肌理, 折射时代巨变下的世间万象和人心沉浮, 洞察生活表象背后的精神力量, 同时也成为烛照社会和人生的一面镜子。”62015年改编自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的同名电视剧的热播, 再次证明了现实主义文艺的强大生命力。在当下文艺创作普遍存在追求短、平、快的年代, 电视剧《白鹿原》逆流而上, 用工匠精神谱写时代“新史诗”, 将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小说《白鹿原》发表20多年来, 有多个版本的改编面世, 但不论是电影、话剧、秦腔, 均受时空限制, 小说的史诗品格无法充分表现出来。相比之下, 电视剧受时空限制较小, 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最好选择, 作者陈忠实生前曾表示, 他最期待的还是电视版改编。2012年电影《白鹿原》上映后毁誉参半的尴尬处境, 也在无形中增加了电视改编的风险与压力。当投资方第一次找上刘进时, 他曾因难度太大而拒绝邀请, 直到看了申捷改编的剧本, 加上好友张嘉译的极力推荐, 刘进才以“拍部这样的戏, 一辈子也就一次机会”的职业操守接受了这一挑战。为了让原著的史诗品格原汁原味地表现出来, 作为陕西人的刘进要求剧组成员在开拍前, 全部深入到陕西农村实地体验农村生活, 和当地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正因为演员有了切身的生活体验, 所以电视剧对农村生活的再现获得了观众的高度认同。整个剧作既有细致入微的真实细节, 如女人裹小脚走路、炕上唠嗑、蹲着吃饭、蹲着抽大烟袋思考事情等生活场景, 又有展现原上风貌的宏大场面, 如黄土高原上纵横交错的沟壑、皑皑白雪覆盖着的黄土地、麦客割麦时的恢宏场景。不仅如此, 电视剧还将原著深厚的思想底蕴在多层维度上展开, 既有对中华民族蜕变期深重苦难与顽强抗争的家国情怀的赞美, 也有对家族纷争与个人命运浮沉的人生喟叹。这一切, 电视剧都以具象化的方式鲜活呈现在观众面前。这种对艺术的虔诚, 充分体现出导演对现实主义精神的皈依。

  从这个意义上看, 电视版《白鹿原》的现实意义还在于它的精神指向。不可否认, 当下播出的众多国产电视剧为了迎合市场和观众, 存在过分娱乐化的倾向, 甚至为了收视率不惜抛弃艺术家的社会责任。相比之下, 《白鹿原》反其道而行之, 导演以虔诚的态度向经典致敬, 把传承经典作为自己的使命。为了确保改编成功, 这部剧的筹备期长达16年, 其制作成本高达2.2亿元, 动用了94位主演和高达4万多的群众演员。这一庞大的演员阵容, 充分证明了该剧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鸿篇巨制。这种对艺术的虔诚, 在当下文艺创作普遍存在浮躁化、功利化的背景下, 无疑值得充分肯定。与此同时, 电视剧还大力弘扬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 自觉践行文化自信的时代要求。电视剧对仁义村“仁义和谐”的社会氛围、仁义立身勤俭养德的家风家训、族长白嘉轩身上君子厚德载物的高尚人格、鹿兆鹏一心为国的奉献精神、仙草身上坚强隐忍勤劳善良的传统美德, 都给予浓墨重彩的表现。总之, 整部剧看下来, 观众得到的是一次传统文化的洗礼以及灵魂的升华。

  当然, 改编者对原著的过分膜拜, 也导致了改编者对观众心理需求的忽视。为了彰显与还原原著中的地域文化特色, 电视剧常常中断正常的故事叙事, 将主要镜头投向与剧情关联不大的民风民俗。如电视剧开篇中仙草擀面、切面、泼面、拌面的镜头, 油泼面成了主角, 剧中人则成了配角;又如小白灵裹脚这一事件, 在小说中着墨不多, 但电视剧却用了长达两集的篇幅来演绎。这种叙事视点的转移, 往往造成了电视叙事的停顿, 影响了叙事的流畅性, 让观众有一种观看纪录片的感受, 这也是电视剧开播之初收视率偏低的重要原因。为了吸引观众, 编导不得不在该剧播出即将过半时, 将原本来是85集的剧集删减为77集。但瑕不掩瑜, 从总体上看, 电视剧对小说的改编仍然是一次成功的改编, 理应得到充分的肯定。

  注释
  1 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 (修订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第344页。
  2 王岩:《白鹿精魂:犹疑在历史与文化之间---评电视连续剧〈白鹿原〉》, 《中国电视》, 2017年第11期。
  3 [德]H.R.姚斯, [美]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 周宁、金元浦译,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第6页。
  4 吴月玲:《专家研讨电视剧〈白鹿原〉---魔幻少了, 批判性并没有少》, 《中国艺术报》, 2017年6月28日第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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