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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不正当竞争法论文范文(法学导师推荐6篇)(2)

来源:原创论文网 添加时间:2017-11-03

  范文第三篇

  题目:商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视角下的网络直播平台保护

  摘要:网络直播作为互联网领域的经营模式, 彰显出巨大的互联网经济发展潜力与前景, 也进一步转变了经济的发展模式与商业主体的盈利方式。但目前我国各部门法律政策存在对网络直播平台监管过多、保护不足的问题。文章认为, 作为维护市场经济和谐稳定的重要立法, 商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只在实证法的层面上对互联网经济发展中的营业主体给予了保护与规制, 但二者互动适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法律对互联网新兴经营主体保护的立法空白。

  关键词:商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 网络直播平台; 利益保护

  2016年11月4日, 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 成为我国首个针对互联网直播服务的部门规范性文件。《办法》规定, 通过网络直播进行网络表演、提供网络视频或提供新闻传播等服务的网络直播平台应依法取得法律法规规定的相关资质;互联网直播服务提供者应当对直播平台上的内容进行监测、审查, 并建立信用等级制度、黑名单制度, 对利用平台传播违法信息的网络直播服务使用者禁止重新注册账号等。2017年6月1日起实施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及《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管理实施细则》规定, 利用网络直播的形式向社会公众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的网络直播平台, 应当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 (1) 上述法规都是关于对互联网直播服务进行规制、监管的部门规范性文件, 无一涉及网络直播平台的保护问题。但实践中, 网络直播平台经营领域存在诸多问题。我国目前的实证法法律体系, 无论是商法、经济法还是知识产权法等部门法都没有对网络直播平台的相关利益加以明确的规定。法律的功能在于定纷止争, (2) 任何针对具体法律对象的研究都根源于对其本质和特征的认知, 网络直播平台问题的研究也不例外。在目前的实证法法律体系之下, 笔者结合商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网络直播平台利益的法律保护做初步的分析。

  一、商法领域的法律保护现状。

  (一) 对网络直播商业模式的保护现状。

  “互联网+”时代下, 新兴的商业模式不断涌现。国内外对商业模式的保护研究主要集中在知识产权法保护 (尤其是专利法保护) 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笔者认为, 商业运营模式是社会经济发展和进步的基础性和保障性工具, 保护商业模式的实质是保护商业主体的合法权益, 维护公平、安全、稳定的市场竞争环境。就法律的目的与功能而言, 商事法律是通过在规范意义上对参与商事交易活动的主体进行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分配来保护商业运营模式所承载的交易价值, (3) 从而保护信息所带来的现有经营收益、偿付能力以及长期经营能力, 因此, 网络直播平台作为新兴的商业盈利模式自然需要受到商法的保护。但我国各商事法律仅对商业主体和商行为进行一般的规定, 此外商法的主要功能在于为商事主体的营业提供一个优良的商事环境, (4) 而非对每一商事主体都进行详细的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商业交易环境中不同营业模式不仅可以体现为具有商业交易价值的载体, 也能够表现为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交往和竞争的载体。网络直播平台侵权纠纷中涉及多方主体的利益, 如涉嫌侵权的直播平台, 获得合法授权的直播平台用户、游戏玩家以及电竞赛事举办者、网络游戏着作权人等。被称为中国网络游戏直播侵权第一案的“耀宇诉斗鱼案”中, “斗鱼”与“火猫TV”是商业网络直播平台的营业者和竞争者, 双方都有权利在互联网领域展开网络直播以盈利。按照商法的一般原则, 网络直播平台的兴起以及其运营的模式是需要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的, 若网络直播平台没有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 就不应当从商法领域对此营业行为加以不合理的限制。

  (二) 商法保护缺乏具体规定。

  从商事信用的实证形态利益确定化程度出发, 根据商事主体的实际需求合理运用类型化的保护方式对其合法利益进行保护, 不仅要侧重其现有经营收益与偿付能力的保护, 更要侧重其未来偿付能力与长期资信状况评价的保护, (5) 从而保护商事主体的合法利益。不同的法律规范目的也导致了法院在认定商事侵权时选取不同的法律规范。我国商法规范目的在于增进商业繁荣, 维持优良的商业环境, 但是其在实证法律体系中对网络直播平台的规定存在相当大的模糊性, 无法对网络直播平台的运营者提供直接的法律保护。虽然在网络直播平台利益的纠纷中, 当事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提出不同的诉求, 并选择不同的诉讼路径, 但是当网络直播平台的运营权利主体同时向法院要求商法保护和反不正当竞争救济时, 后一种主张一般应当吸收前一种主张。 (6) 实践中, 法院还会直接援引《侵权责任法》或《民法通则》的原则性条款, 或将其他部门法的一般条款予以具体化地加以适用, (7) 以更好保护当事人的利益。

  现阶段无论学界还是司法实务界对网络直播这一新兴商业运营模式的研究文献和成果相对较少, 尤其对网络直播平台运作机制和法律本质缺乏深入探讨, 应当进一步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明确网络直播平台商业利益的实证形态, 以便对此领域中的商事主体进行最大化的利益保护。

  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兜底保护。

  由于反不正当竞争法被认为是知识产权领域相关法律保护兜底条款, 以至于很多新兴的知识产权在实证法法律体系得不到保护的情况下, 只能求助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法律救济。在认定知识产权所承载的财产利益以及遭受侵权的前提下, 人民法院一般会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条的规定采取法定赔偿金的方式对侵权人进行惩罚。 (8) 在“耀宇诉斗鱼”一案中, 法院即是采取了这一法律救济方式。法院认为“斗鱼”直播平台未经许可转播“火猫TV”举办并独家转播的网络游戏赛事, 斗鱼公司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 破坏了商业道德, 损害了他人的合法利益, 确实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9) 法院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作出的判决合乎法理与情理, 带来了正面的社会与法律效果, 具有广泛的示范作用。因此, 虽然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模式确能有效维护大多数网络直播平台与主播的合法权益, 制止大多数侵权行为, 但这一做法存在以下两个问题值得反思:

  (一) 频繁适用兜底保护不利于司法稳定性。

  从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关系来看, 反不正当竞争法是作为一种有限的补充手段来对知识产权法的空白部分或遗漏部分进行兜底保护。因此, 在与着作权有关的纠纷中采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来提供保护应当是一种非常规手段, 而非与着作权法的一般条款一样被频繁引用。 (10) 近年来, 由于新型案件层出不穷, 越来越多的权利人在与知识产权有关的纠纷中将反不正当竞争法当作制胜法宝, 甚至跳过知识产权法律转而直接引用反不正当竞争法, 长此以往, 必然会给知识产权法的立法原则带来冲击, 扰乱司法秩序。网络直播平台和网络主播现已形成了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 阻止他人非法转播或录播其直播节目是其基本的权利要求。可以预见, 类似于“耀宇诉斗鱼”的案件会日益增长, 如果对这一类案件均采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规制, 从长远来看, 会造成兜底保护的适用过于频繁, 不利于司法的稳定性。

  (二) 直播主体类型多样使反不正当竞争法无法提供有效保护。

  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的主体是经营者, 是指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 (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 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 (11) 网络直播平台通常是营利性的, 而网络主播却并非如此。多数网络主播与直播平台会订立合同, 以雇员的身份抽取提成。实践中, 部分主播凭借个人兴趣在某一平台进行直播, 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 未与网站签订任何协议, 仅以普通会员的身份向公众直播。此外, 也不排除可能会有公益性组织或个人通过网络直播这种方式提供说明、传播价值理念。笔者认为对于这类法律主体, 反不正当竞争法无法提供相应的保护。

  在现行的着作权法体系之下, 网络直播平台与网络主播对自身权利的维护主要依赖于与着作权人的合作, 借助于着作人对作品享有的网络直播权利, 阻止侵权者的盗链、转播和录播等行为。对于录音录像制品和超过保护期限作品的直播行为, 权利人则可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提供保护。从实践上看, 这两种保护方法结合起来可对大多数侵权行为形成规制。不可否认的是, 尽管这种保护模式存在许多漏洞, 在目前仍是最佳的网络直播视听节目的保护方案。

  网络直播虽然是一个新兴的互联网产业, 且不断挑战着传统的着作权法规则, 但解决此类法律纠纷的方式依然离不开着作权基本原理, 而反不正当竞争法则是弥补着作权法设计空白部分的特殊手段。对反不正当竞争法, 适用得当则能查漏补缺, 维护公平正义;过度使用则会适得其反, 与着作权的立法精神相违背。近年来, 法院在审判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案件中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有日益增多的趋势, 原因在于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滞后于时代而产生规则空白, 必须采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原则性规定予以弥补。因此, 笔者认为要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压缩在一定范围内的前提是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健全和完善, 制度设计更加成熟和现代化, 这也是知识产权学者和实务界的共同追求。

  三、商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互动适用填补立法空白。

  伴随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 互联网产业新兴经济模式不断涌现。现阶段我国法律体系中, 无论商法还是反不正当竞争法都仅在实证法的层面对互联网经济发展中的营业主体 (而非针对网络直播运营主体) 给予了一般性保护与原则性规制。商法的主要功能和目的在于从权利主体的财产利益出发, 维护商事主体的合法利益;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功能与目的则是通过调整市场主体之间的竞争, 维护市场安全及秩序稳定。因此, 在一定程度上, 商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互联网新兴市场主体的保护比知识产权法保护更具有伦理上的意义。 (12) 尽管商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在规范目的、法律理念以及保护模式上有一定的差异, 但是保护权利主体合法利益的立法目的却是相同的。对于网络直播平台的保护, 其权益侵权构成要件的认定仍然处于关键的地位, 尽管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其合法权益进行保护占据主流的地位, 但是散落在商事部门法中的规范起到了补充和协调的作用。在网络直播平台侵权损害赔偿的问题上, 法院可以根据 (下转第126页) (上接第123页) 当事人的具体诉讼请求而决定最后的裁判依据, 并不仅仅侧重保护权利主体的财产性利益, 还要顾及案件的社会影响以及整个市场秩序的良好运行。此外法院还会根据具体的案件情形对一般法律规范做扩张或者限缩性的解释来更为周全的保护权利主体的合法利益。

  四、结语。

  随着网络直播的发展, 随着而来的各种法律纠纷也逐渐呈现, 引导和规制网络直播的健康发展, 保障其正当有序地自由竞争, 法律监管措施就要确立适应的判定标准和有效的监管程序, 将商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与知识产权法律有关的法律相结合, 以对网络直播行为进行规制。

  注释
  1.《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2017) 》第五条、《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管理实施细则 (2017) 》第三条。
  2.杨仁寿.法学方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3-5。
  3.[美]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2:36;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15。
  4.任先行.商法原论[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5:55;[美]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M].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8:56。
  5.[德]卢曼.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31-35;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115;[美]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M].彭志华译, 海南:海南出版社, 2001:5;郑也夫.信任论[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2015:99-102。
  6.周尧.商标侵权的法律保护以及司法认定——以“乔丹商标”案为切入点[J].法制与经济, 2017, (0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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