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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溪市检察院实行诉前会议制度的实践

作者:原创论文网 时间:2017-05-11 17:12 加入收藏

  2012 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施行后,一些地方检察机关通过借鉴刑诉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庭前会议制度,积极探索并构建诉前会议制度。所谓诉前会议,是指检察机关在公诉案件审查起诉阶段,召集侦查人员、当事人、诉讼参与人,就与案件有关程序和实体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的工作机制。2013 年 4 月,浙江省慈溪市检察院联合辖区内的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制定出台了《刑事案件诉前会议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实施办法》),是全国范围内最早实践诉前会议制度的地方检察机关之一。实践表明,诉前会议制度的构建与实施对于提高公诉案件办案质效,防范和化解诉讼风险,提升检察办案的司法公信力,实现检警关系、检律关系的良性互动等方面均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一、诉前会议制度构建的基本内容

  1.适用的案件范围。在当前检察机关普遍存在案多人少矛盾突出、司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不可能对所有的公诉案件均通过召开诉前会议的方式集中听取意见。笔者认为,案件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召开诉前会议:(1)属于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2)属于新型犯罪案件,在证据规格和证据标准、法律适用等方面难以准确把握的;(3)可能存在刑讯逼供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取证的;(4)依法拟作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的;(5)案件可能存在涉检信访风险的;(6)案件有重大社会影响,社会关注度较高的;(7)其他有必要召开诉前会议的案件。其中,第(1)至(3)种情形召开诉前会议的主要目的在于确保公诉案件质量,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第(4)至(6)种情形主要目的则在于深化检务公开,提升检察办案的司法公信力,确保案件的社会效果。需要指出的是,符合上述情形的案件并不一定都要召开诉前会议,关键看诉前会议是否对案件的处理起到更好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建立诉前会议召开必要性评估机制,由承办案件的检察人员在对案件证据材料认真审查后,对拟召开诉前会议的案件进行必要性评估,确有必要召开诉前会议的,经审批后始得启动。

  2.参会的人员确定。概括而言,诉前会议的参会人员除检察人员外,主要包括侦查人员、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笔者认为,对于哪些人员参会,应当视案件的具体情况和会议拟讨论的具体议题而定,视相关人员参会的必要性而定。具体而言,对于拟召开诉前会议的案件,属于上述第(1)至(3)种情形的,侦查人员和辩护人应当参会,理由如下:上述案件的证据采信、案件定性、重要法定量刑情节的辨析、非法证据的认定与排除均需要专业的法律知识,如果辩护人缺位,不仅不能取得预期效果,而且也不利于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障。针对辩护人提出的相关意见和主张,侦查人员应当作出回应或进行解释说明,如果侦查人员缺席,则起不到“兼听则明”的效果。根据案件需要或者犯罪嫌疑人、辩护人对关键性证言、鉴定意见、有关专门性问题提出异议的,可以通知相关证人、鉴定人或者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会。对于涉及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还应当通知其法定代理人或者依法指定的公益合适成年人参加。属于上述第(4)种情形的案件,视情可以通知侦查机关(部门)、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或居民(村民)委员会、社区矫正机构的代表参会。属于上述第(5)(6)种情形的案件,在不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商业秘密或不违反法律有关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会,允许公民旁听,经检察机关许可,新闻记者可以旁听和采访。

  3.会议的讨论事项。诉前会议的内容包括与案件审查起诉有关的程序性事项和实体性问题。主要包括管辖、回避、羁押必要性审查、非法证据排除、瑕疵证据补正或说明、刑事和解、事实认定、证据采信及法律适用等。主持会议的检察人员应坚持中立性的角色定位,引导各方围绕主要争议问题,充分发表意见。负责会议记录的书记员应当对各方意见进行如实记录,会议结束时交各方核对并签字确认。

  4.会议所达成合意事项的效力问题。参会各方在诉前会议中就有关事项发表的意见,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辩护人发表的意见,是否对后续诉讼环节具有约束力?对各方达成合意的事项,在后续的法庭审理阶段是否可以改变或提出异议?笔者认为,诉前会议只是一个了解情况、听取意见的平台,是确保公诉案件质量,防范和化解案件风险的手段。各方发表的意见可以为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正确处理案件提供参考。

  二、对诉前会议制度相关认识问题的厘清

  1.诉前会议制度是否于法有据?实践中有观点认为,刑诉法对庭前会议制度有明确的规定,但并未规定诉前会议制度,欠缺合法性基础。笔者认为,诉前会议制度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刑诉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并记录在案。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刑诉法之所以规定检察机关在公诉案件的审查起诉过程中讯问犯罪嫌疑人并听取相关方的意见,目的在于通过进一步核实相关事实、证据,准确适用法律,以确保案件得到公正处理。而诉前会议通过集中听取各方意见的方式,更有利于立法目的的有效实现。

  2.诉前会议制度是否与公诉人身份存在角色冲突?有观点认为,案件承办人作为国家追诉人,其主要职责就是代表国家追究犯罪,承担控诉职能,但在诉前会议中充当会议主持人这一中立角色,必然造成角色冲突。

  ①笔者认为,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追诉犯罪与其在审查起诉过程中保持中立地位,二者之间并不矛盾。现代各国刑事诉讼普遍赋予检察官以客观公正义务,检察官作为“法律守护人”,既要惩罚犯罪,又要保障无罪的人不受法律的错误追究。诉前会议机制运行过程中,检察官居中听取侦查人员、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意见,为各方参与审查起诉提供了机会,充分体现了检察权的司法属性。

  ②3.诉前会议制度与庭前会议制度是否存在功能重叠?在法律规定了庭前会议制度的情况下,诉前会议制度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性?笔者认为,诉前会议制度虽然“脱胎”于庭前会议制度,但二者之间存在明显区别,后者主要针对与案件审理有关的程序性事项,对与案件定罪量刑有关的实体性问题必须在庭审阶段解决;前者不仅针对与案件有关的程序性事项,还包括与案件定罪量刑有关的实体性问题;后者主要是为法庭审理作准备,在价值目标上着眼于防止因程序性问题导致的庭审中断,提高诉讼效率;而前者的主要价值目标在于确保案件质量,着眼于将有关程序和实体问题消灭在诉前,防止案件“带病”起诉,同时也可避免检察机关在案件起诉后,因案件管辖权、回避及辩方在法庭上的“证据突袭”所造成的被动局面。

  三、诉前会议制度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近三年来,慈溪市检察院依据《实施办法》共对58 起公诉案件召开了诉前会议。经召开诉前会议,47 起案件起诉至法院后,均经一次性开庭审理即作出有罪判决;其余 11 起依法作出不起诉处理;对 5起案件促成当事人双方达成刑事和解;对 8 起案件犯罪嫌疑人作出变更逮捕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决定;对 3 起案件中相关非法证据主动予以排除,督促补正瑕疵证据 20 余件次。实践证明,诉前会议制度对于提高公诉案件办案质效,提升检察机关司法公信力等方面的作用初步显现。然而受现实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诉前会议的制度功能并未得到充分释放。

  1.参会各方“功利”性色彩明显,利益诉求多元化。检察机关召集诉前会议的目的在于通过集中听取意见的方式发现和解决案件中存在的问题,防范和化解起诉风险。辩护人则是希望通过参加诉前会议,使检察机关能够作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处理决定,如变更逮捕措施、作出不起诉决定等。公诉人与辩护人是庭审对抗的“两造”,辩护人顾虑其在诉前会议中提出的主张和意见会提早暴露其辩护要点、思路和策略,影响其后续在庭审中的辩护效果,等等。

  2.刑事案件辩护率低,制约着诉前会议制度功能的充分发挥。刑事案件辩护率低一直是困扰刑事诉讼的一大难题,刑诉法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但辩护率低的现状并未得到明显改观。以慈溪市检察院为例,该院 2015 年受理审查起诉案件 2321 件3051 人,其中,有委托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只有415 人,辩护率仅为 13.6%。诉前会议中有关案件的程序性事项和实体性问题均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而犯罪嫌疑人一般不具备专业法律知识,难以依法提出有利于自己的主张和意见,在辩护律师缺位的情况下,诉前会议往往异化为听取侦查人员的单方意见,致使诉前会议“兼听则明”的预期效果难以实现。

  3.诉前会议制度缺乏刚性约束力,制约其制度价值的有效实现。各方就案件相关问题达成的一致意见,除刑事和解协议外,对案件后续程序并不产生法律上的拘束力,完全取决于会议各方的自觉履行。如果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在后续阶段改变相关主张和意见,在庭审过程中实施“主张突袭”甚至“证据突袭”,可能会导致诉前会议制度防范和化解起诉风险、提高诉讼效率的价值目标落空。

  四、优化诉前会议制度适用的对策建议

  1.充分释放诉前会议的制度功效,强化对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兼顾各方利益诉求。检察机关应当立足公诉职能,平衡犯罪惩治与人权保障的关系,充分关注当事各方合法权益的保障,提高其参与诉前会议的积极性。对于需要补充或调取证据的,督促侦查机关及时调取,尽量避免因补充证据所引起的审前羁押期限过长的问题。对于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在押犯罪嫌疑人,依法及时变更强制措施;符合相对不起诉条件的,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对于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积极促成当事双方达成刑事和解协议。对于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在诉前会议上提出的合理主张和意见,检察人员应当在制作量刑建议书或者出庭发表公诉意见时予以体现。

  2.在审查起诉阶段积极落实法律援助制度,适度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根据刑诉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犯罪嫌疑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然而从司法实践来看,符合上述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很少主动申请委托辩护人。以慈溪市检察院为例,在 2015 年度审查起诉阶段有辩护律师的 415 名犯罪嫌疑人中,均系委托辩护,没有基于申请而指定辩护的情况。因此在审查起诉阶段,建议承办案件的检察人员积极掌握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对于符合申请法律援助条件的犯罪嫌疑人,主动为其提供相关的法律帮助和指导,并通过与法律援助机构的沟通、协调,为其落实指定辩护人。探索与法律援助机构通过会签文件的方式,适度扩大指定辩护的案件范围。对于案件有重大社会影响,或者案情疑难、复杂的,犯罪嫌疑人没有委托辩护人又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在决定召开诉前会议时,通过法律援助机构为其指定辩护人。

  3.通过联合出台诉前会议规范性文件的方式,建立与法院的衔接机制,与司法行政部门、律师协会的通报机制。由于诉前会议达成的一致事项对各方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通过各方自律的方式难以实现。检察机关应当外部“借力”,即通过与法院、司法行政部门、律师协会联合会签诉前会议规范性文件,确保诉前会议的制度刚性。具体而言,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应当将诉前会议记录随案移送至法院。对于检察机关已经通过诉前会议解决的程序异议或证据合法性问题,当事人及其辩护人在审判阶段又提出异议,如未能提供新的理由和依据,法院不再组织相关法庭调查;各方在诉前会议笔录中已经达成一致的事项,在庭审时予以简化,以减少庭审中不必要的中断和重复,确保庭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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