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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形成具有开拓性的博士论文选题

作者:原创论文网 时间:2017-10-03 13:22 加入收藏
  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对于博士论文来说,同样适用。要做出一篇好的博士论文,选题至关重要。有了一个好的选题,博士论文就成功了一半。那么,什么样的选题才称得上是“好的选题”呢?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好的选题”一般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开拓性、创新性、前沿性、时效性、可行性,等等。本文主要关注选题的开拓性。内容涉及:“什么样的选题具有开拓性”“为什么要形成开拓性的选题”“怎样形成开拓性的选题”“我的研究经历与教训有什么”等六个方面。
  
  一、什么样的选题具有开拓性
  
  简单地说,开拓性的(ground-breaking)就是开创性的、前所未有的、革命性的。开拓性的选题在研究材料、方法、理论上具有创新性,在研究结论上具有颠覆性。以音韵学的研究为例,清代学者(吴棫、顾炎武、段玉裁等)使用《诗经》押韵材料、谐声字材料归纳上古音的类别,属于材料上的创新;陈澧发明反切系联法用以归纳《广韵》反切用字的声类和韵类,属于方法上的创新;钱大昕基于大量的古籍材料得出“古无轻唇音”的推断,属于结论上的创新。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综合利用多种材料(反切、方言、对音等)、多种方法(反切系联、内部构拟、历史比较等),构拟了汉语第一个完整的中古音系统,实现了理论、材料、方法、结论上的多重创新,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音韵学奠基之作(盛林等 2005)。
  
  可能有人会担心,能研究的问题前人都研究过了,很难再找到新问题了。其实,这样的担心大可不必。陈寅恪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敦煌劫余录·序》)语言学的研究也是如此。有些问题,看似已经解决,没必要再去研究了,但如果换一批材料、换一种方法,还会发现新的问题。比如代词的句内回指(anaphora)问题,乔姆斯基(Chomsky)已经做了很好的解释,似乎没什么可研究的了。黄衍翻查、调查了大量的语言(共约550种)后发现,乔姆斯基的解释并不适用于所有的语言,影响回指的除了句法-语义因素,还有语用因素。围绕着回指的语用问题,黄衍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新格莱斯回指语用理论(两位创始人之一),成了“世界顶级的(理论)语用学家及回指研究专家”(牛津大学出版社评语)。
  
  开拓性的选题具有可持续发展性。小而言之,可以作为个人学术生涯的主要研究领域或议题,使之成为自己最擅长的精神舞台。黄衍的研究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个例子说明,关注一个语言点,即便是一个研究得已经很充分的点,也可以发现问题,可以取得重大的成就。黄衍的成功再次验证了席勒(1809-1918)的那句话:“集中你全部的精力,在一个点上释放出来,你必然会取得辉煌的成就。”①大而言之,可以为学术界开辟新的研究方向、引入新的研究材料或方法、创立新的研究范式。比如乔姆斯基,通过《句法结构》(1957)发动了一场对美国描写语言学的革命。《句法结构》的出版不仅标志着“乔姆斯基革命”的开始,同时也标志着转换生成语言学的诞生。在修正转换生成语法的过程中,乔姆斯基的学生菲尔墨(Fillmore)发表了《格辨》(1968)等论着,创立了格语法。再比如朱德熙(1920-1992),通过《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1956)、《论句法结构》(1962)、《语法讲义》(1982)、《自指与专指》(1983)等论着“将结构主义的原则和方法与汉语的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揭示了汉语语法有别于印欧语语法的特点,建立了一个比较适应汉语实际的语法体系”(沈家煊 2011:7)。
  
  二、为什么要形成开拓性的选题
  
  清代大学者纪昀(晓岚)说过:“文章公论,历久乃明。天地英华所聚,卓然不可磨灭者,一代不过数十人。”(《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八《别集类一》)“文章如精金美玉,经百炼历万选而后见”(明·李东阳《麓堂诗话》),唯“卓然不可磨灭”者方可流传于后世。纵观传世的语言学着作,凡“卓然不可磨灭”者多具有开拓性的特质。比如,索绪尔(Saussure)《普通语言学教程》是一部开拓性的着作,其开拓性在于开创了一个结构主义的时代;赵元任《中国话的文法》也是一部开拓性的着作,其开拓性在于建构了第一个结构主义的现代汉语语法体系。
  
  现代学者朱光潜说过:“一个人的生活是否丰富,就是说有无价值,要看他对于心灵或精神生活的努力和成就的大小。如果只顾衣食饱暖而对于真善美不感兴趣,他就成为一具行尸走肉了。”(《谈人生价值》2007:59)衡量一个普通人的价值,尚且看他精神生活成就的大小,衡量一个博士生的价值,更应该看他精神或学术生活成就的大小。一般说来,博士生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博士论文上,而博士论文的质量又和选题密切相关。选题有意义,写出来的论文才有价值;选题无意义,即使花再多的功夫,也不会有什么积极的效果(王力、朱光潜等 1981)。既然如此,要想使博士论文有价值,首先就要做到选题有价值。
  
  和普通平凡的选题相比,开拓性选题容易做出有价值的博士论文。其实,做博士论文不只是为了解决专业领域的具体问题,除此之外,还有更高层次上的追求。比如,为了证明个体生命的价值,发现生存的意义;冲破各种诱惑和迷惘,建立起自己的精神坐标。为了克服眼前生活的苟且,寻找诗歌和远方;在世俗的喧嚣中,从容不迫地安顿自己的心灵。当然,还为了谋得一份既符合自己的志向、不损害内心自由与人格尊严,又能够保障体面生活和工作。可见,开拓性选题的价值是多方面的,不仅有利于解决眼前的问题,也有利于激发博士生的学术热情,成就一种有意义的学人生涯。
  
  三、怎样形成开拓性的选题
  
  要形成开拓性的选题,需要具备两个基本的条件:一个是了解前人;一个是了解自己。
  
  先来说了解前人。了解前人就是通过广泛地文献阅读了解前人研究的成就与不足,了解学术界的研究现状与缺憾,寻找新的增长点。了解前人,有以下几种方法:(1)盯住主流文献。每个领域都有一些属于该领域的主流期刊(核心期刊)、经典着作,这些期刊、着作代表了该领域的研究水平。阅读这些期刊、着作,可以让初学者对当前学术界的研究情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当然,瞄准主流并不是排斥非主流文献,也不是不读非主流的文献,而是要合理地安排文献阅读的时间和精力。对主流文献的投入适当地多一些,对非主流文献的投入适当地少一些。(2)盯住主流学者。主流学者是指活跃在学术研究第一线的、代表着当前国内外研究水平的学者。研读主流学者的论着,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除了前沿的术语、概念外,还有观察问题的角度、分析问题的思路、论证问题的方法,等等。另外,在研读主流学者的论着时,除了关注它的正文外,还要关注它正文以外的部分。因为,正文外的部分也能提供大量的、有价值的信息。比如参考文献部分,就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留心观察主流学者的参考文献,不难发现,他们所列举的往往都是最具代表性的文献。通过这些文献“按图索骥”,以文献检索文献的方式,找到相关的文献,一篇篇地读过去。文献读完了,对主流研究的情况也就了解得差不多了。(3)盯住前沿动态。了解前沿动态的途径有很多,比如阅读主流文献、主流学者的论着、参加学术会议、聆听学术报告等。但通过这些途径,得到的信息还比较零散;相对而言,《XXX年鉴》则可以帮助读者系统地了解某一领域一年以来重大进展的情况。以《语言学年鉴》(The Annual Review of Linguistics)为例,该年鉴始创于2015年,目前已出版三卷。通过该年鉴,可以对语言学各领域(语言学理论、社会语言学、心里语言学、神经语言学、语言演变、类型学等)近年来的重要进展情况有一个快速的、系统的认识。
  
  接下来,说一下了解自己。如果说了解前人是为了形成开拓性的选题,那么,了解自己则是“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通过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才情与天分,判断自己是否具备了从事某种或某个开拓性选题研究的条件和能力。但要真正做到认清自己、认清自己的才情与天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三国思想家刘邵说过:“性情之理甚微而玄,非圣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人物志·九征》)既然如此,我们是不是就没办法认识自己了呢?也不尽然。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学术研究经验。借鉴这些经验,有利于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你自己”.
  
  (1)从性格看,清代史学家章学诚从性格的角度将学者分为两类:一类是高明者,性格外向、爽朗;一类是沉潜者,性格内向、沉稳。性格不同,理解问题的方式不同,适合研究的领域也不同。“高明者由大略而切求,沉潜者循度数而徐达”(《文史通义·博约下》);“高明者多独断之论,沉潜者尚考索之功”(《文史通义·答客问中》)。换句话说,高明者善于从要点入手而迅速求索,适合从事独自裁断的一家之学;沉静者喜欢遵循程序而逐渐通晓,适合从事考据求索方面的研究。
  
  (2)从资质看,钱穆说过:“大抵在学术上成就大的人都不是第一等天资,因为聪明人总无毅力与傻气。”②记得汤用彤也说过:二流的资质选一流的题目,只能做出三流的结果;二流的资质选三流的题目,倒有可能做出一流的结果。如果觉得自己天资聪明,那么就做一流的题目;如果自认为天资不高,那么最好做二流或三流的题目。做学问一定要脚踏实地,量力而行。切忌好高骛远、眼高手低;有多大的本钱就做多大的买卖,切忌小本钱做大买卖(吕叔湘;参看陈建民1997)。
  
  最后要指出的一点是:开拓性的选题不见得都是好题目。有些笨题目也可以做出好结果,也可以起到填补空白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笨题目也具有开拓性。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以语言学界的为例:有些选题比较宏大,非一般人所能胜任,如王力的《汉语语法史》(1989)、周法高的《中国古代语法》(1959)、太田辰夫的《中国语历史文法》(1958/2003)等。有些选题具体切实,不容易上升为理论,如丁声树的《释否定词‘弗'’不‘》(1933),吕叔湘的《近代汉语指代词》(1985),香坂顺一的《水浒词汇研究(虚词部分)》(1992)等。有些选题看起来还很“笨”,需要花大功夫才能出好成果。但这些题目经过以上学者的打磨后,都“脱胎换骨”摇身一变变成了精品,甚至变成了里程碑式的作品:《汉语语法史》是汉语语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中国语历史文法》是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开山之作,《释否定词’弗‘’不‘》“不但本身的结论重要,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具有开拓性”(朱德熙 1989)。
  
  四、我的研究经历与教训有什么③
  
  1.硕士论文
  
  我1984年在杭州大学读研究生。当时,语法学界正在讨论汉语语法的特点:(1)李讷和汤普森(Charles Li & Thompson 1976)基于类型学的视角指出:汉语属于话题突出型语言、英语属于主语突出型语言。(2)申小龙(1986)通过研究《左传》主题句发现,西方语言的句子是焦点透视型的,动词是句子的核心,抓住的了动词也就抓住了句子的灵魂;汉语句子是散点透视型的,句子不由动词组织的,而是“由简单明晰的时序和逻辑事理脉络贯穿的”.(3)范继淹(1983)发现,汉语句子的谓词前可以有多个NP,但不是每一个NP都和谓词直接相关。比如“这件事情老张的处理办法我有意见”,谓词前有三个NP(“这件事情”“老张的处理办法”“我”),但只有“我”和谓词直接相关(充当施事),其他的都和谓词没有直接的关系(充当系事)。
  
  这样看来,汉语句子的组织方式,似乎脱离了谓语动词的句法语义控制。于是,我有了问题:这种句子是怎样组织起来形成句法上合格、语义上可以理解的句子的?我决心研究和搞清楚汉语这种句子的结构方式和语义解释机制。为了便于研究,先简化一下问题:
  
  这件事情 老张的处理办法 我有意见。
  
  → a.这件事情 我有意见。
  
  → b.对 这件事情 我有意见。
  
  → c.我 对 这件事情 有意见。
  
  经过一系列的句法操作后,原来不明显的关系逐渐凸显了出来。“对这件事情”和谓语动词之间有状语和中心语的关系,“意见”和“这件事情”之间有语义依存关系。这样看来,“这件事情老张的处理办法我有意见”的问题至少包含了两个问题点:(1)状语跟谓语有格支配关系;(2)“意见”类名词有配价要求。
  
  有了这样的发现后,1985年,我跟导师倪宝元、王维贤先生汇报自己的硕士论文选题,并当众夸口:要形成具有开拓性的硕士论文选题--《汉语句子中谓语跟状语的格支配关系研究》。征得了导师的同意后,我开始动手考察跟谓语有格支配关系的句子。后来,受时间的限制,逐渐缩小了考察的范围,把重点放在了准双向动词上(如“来往、相识、交手、对立、服务、求援”等)。试比较:
  
  (1)我经常和他来往 → *我来往
  
  (2)我去年和他相识 → *我相识
  
  (3)我明天和他交手 → *我交手
  
  (4)我一直和他对立 → *我对立
  
  (5)我们为人民服务 → *我们服务
  
  (6)我们向工人求援 → *我们求援
  
  (7)我们求助于老师 → *我们求助
  
  (8)我们受业于章门 → *我们受业
  
  这些动词都有一个共同点:“要求两个名词性成分与它发生强制性的句法联系,并且当这两个名词性成分与之同现时,其中有一个名词性成分必须用介词来引导。”随后,系统地考察了500多个准双向动词的语义特征和句法表现情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硕士论文《现代汉语准双向动词研究》。毕业后,该文删节发表在《语言研究》1988年第1期。
  
  2.博士论文
  
  1987-1990年,我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读博期间,继续沿着硕士的选题方向前进。此时的目标是:解决汉语名词的配价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先做了现代汉语二价名词的研究,比如“意见、感情”类。然后又做了现代汉语一价名词的研究,比如“尾巴(部件名词)、父亲(亲属名词)、面积(属性名词)”类。
  
  由于缺少后续的课题,无法达到博士论文的规模,只好暂时搁下。和导师朱德熙、陆俭明先生商量过后,决定另起炉灶。基于先前对“坐着!”“听着!”类祈使句的调查与分析,我决定把这套方法推广开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博士论文《现代汉语祈使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现在看来,当时的选择是对的。退一步,海阔天空;如果冒进,也许会山穷水尽。
  
  3.博士毕业后
  
  博士毕业后,我将以前的想法陆续整理成文。(1)先发表了《现代汉语名词的配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和《一价名词的认知研究》(《中国语文》1994年第4期)。(2)继续推进,发表了《谓词隐含及其句法后果》(《中国语文》1995年第4期)和《话题化及相关的语法过程》(《中国语文》1996年第4期)。(3)将前期的研究成果系统化,形成了《汉语动词的配价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汉语配价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汉语句子的焦点结构和语义解释》(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汉语名词物性结构的描写体系和运用案例》(《当代语言学》2014年第1期)等。
  
  当然,革命尚未成功,同学仍需努力。
  
  五、世俗时代,学者如何安身立命④
  
  以上所说,大多是技术层面的经验,未必对大家有用。对于一个学者来说,除了学术研究外,还面临着如何处理好生存、修养与学术的关系问题。此时,更需要在价值层面确定自己的精神目标、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
  
  下面,就以台湾着名史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严耕望⑤为例,看一下他是如何处理学术、生活和个人修养的关系的。
  
  1.“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
  
  对于物质享受,严耕望并不在意,习惯“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唯一常感不足的是学术工作。他说:“我常反省自己,觉得我非贪人,但对于学术工作却很贪,既欲精深,又想有相当宏通,如此就不免随时努力去做。”
  
  严耕望认为,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史学大家,应具备几个最基本的条件:(1)健康的身体。他曾不止一次扼腕叹息:“我们这个时代的史学家群推陈寅恪先生为巨擘,以他天分之高,学养之深,语文工具之博备,诚为旷世难得之人才。”但“陈寅恪先生大志不遂”,我想“最基本的原因是身体太差”.(2)健康的心理。真正的学者应该有健康的心理,大境界才能出大学问,心术不正者绝对难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历史学家。严耕望还指出,优秀的史学家最好是“一个健康纯净的’学术人‘”.要进入这一境界,“功夫不全在用功读书,尤要从人生修养做起”.(3)持之以恒。严耕望自认天资不高,常常说自己“才极平庸,尤弱记忆”.对于今天的成就,严耕望总结道:“如果要说我对学术工作有一点小成就,主要是靠一个’恒‘字诀。”严耕望的学术研究,六十年如一日。他的每一本着作都是匠心独运、持之以恒的大手笔。《唐仆尚丞郎表》从收集资料到出版,花了九年的时间;《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唐代交通图考》则用了近五十年的时间。
  
  2.“看人人所能看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
  
  钱穆曾劝勉自己的弟子:“给青年们一些影响,否则他们都不懂学问应该怎么做了!”在此背景下,严耕望融汇自己的治学心得和陈寅恪、傅斯年、钱穆等大家的治史经验,形成了《治史三书》。虽然该书产生于20个世纪70年代,距今已经有四十多年,但书中的很多观点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辉,时时启发着后来的读者。比如:(1)在学术积累方面,严耕望开篇即指出,治史要“专精”,也要相当“博通”.所谓“专精”,便是在某一方面有专深的研究。所谓“博通”,就是既要有历史学的知识,也要有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即便在历史学的内部,也要“博通”.“研究一个时代或者朝代,最少要懂三个时代或朝代。”只有在“博通”的视阈中力求“专精”,才能“产生大而且精的成绩”.
  
  (2)在学术选题方面,严耕望认为:“要广泛看书,不要抱着题目去翻材料。”如果仅仅抱着一个题目去找材料,当你做完这个题目,其他的东西所得不多,久而久之,学术能力必将越来越弱。相反,如果博览群书,在书中发现材料与问题,久而久之,学术能力必将越来越强,中年之后将一片通明无往不可。(3)在学术体系构建上,严耕望希望研究者“要空荡荡地毫无一点预先构想,完全凭一些散沙般毫无定向的零碎材料,自己搭起一个架子自成一个体系”.如果史学工作者“每一论题大体都先有了一个结论或者意念,这个结论或意念是由他们奉为神圣的主义思想所推演出来的”.“所以这些所谓史学工作者,只是相应当政者’学术为政治服务‘这一个相当坦率的口号,而趋附权贵,不是真正的史学家。”
  
  六、怎样做一个纯粹的学术人⑥
  
  严耕望认为,如何确立志业、修养身性、规划目标,关乎一个历史学者能否取得重大的成就。因为,历史学不像文学与科学,少有年轻的大史家;历史学的创获也主要不仰赖于天才。为了帮助年轻学者尽快成长起来,尽快成为一个纯粹的学术人,严耕望在《治史三书》中提了很多中肯的建议。这里,择其要点,概述如下。
  
  1.“有大志、有信心、有计划”
  
  严耕望认为,“做学问要想有较高的成就,最好能先有抱负、有信心、有计划”.具体说来:(1)和科学、文学不同,“史学必须要经过长时间持续坚强的努力始可能做得到,没有远大的志气,如何能长时间持续坚强的努力!”“有了远大志向,始能有个目标。”(2)自信是“跟着立志而来的必要的信念。一个人没有自信心,纵然立志,也等于未立志。自信心的基础不是也不能建筑在天才之上。”有了目标后,“必须要下定决心,奋发努力百折不回的去达成目标。”(3)有大志有信心是成就大学问的必要条件,但光有这些还不够,“若求取较大成就,绝非事先有个大体固定切实可行的计划不可;否则纵能有成,也将大打折扣。”比如,《唐代交通图考》(1985)、《唐代人文地理》(1954)、《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1961)这些大部头的着作,“倘若事先无一定的目标,无坚强的信心,无长远的计划,相信一部都不能完成。”
  
  2.“一心力,惜时光”
  
  严耕望认为,真正的学者应“将自己有限度的精神心力集中在治学工作上,始能有成,若不能精神集中,将心力分散到其他方面,则学问必不能有多大成就”.可能的话,“最好他生活一切都投注浸润在学术工作中,成为一个纯粹的学术人”在实际的生活中,严耕望也正是这样做的:(1)尽量不分散精力。除了“谈天邀游”外,“影视报章,亦随时警惕,尽量放弃,紧缩到了解时局与娱乐生活所必要的最小程度,每天只看一种报纸,至多一节电视,以使心力时间不要分散。”(2)尽量不浪费时间。“一心一意的做我的学术工作,不参加任何活动--包括学术活动;连学术会议也不主动的参加,因为我觉得花费时间太多,所得不偿所失”,“就是教书也是最近十几年到香港以后的事。”对于年轻人,严耕望希望“每天抽出两小时读书”,“若能永恒的坚持十年以上,一定会有相当成就。”
  
  3.“淡名利、避权位”
  
  严耕望认为:“为了学术成就,名利权位,皆不能分心争取。而权位两者,不但不能争取,而且要绝对避而远之”,“决不可贪图暂时虚荣,妨碍大计。”
  
  严耕望不慕名利,不侍权贵。只要是影响他学术大计的因素,无论名利还是权贵,一概谢绝。这样的例子有很多:(1)1945年,傅斯年接纳严耕望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首次面见,傅斯年希望严耕望能留暂时在身边协助他处理日常事务。严耕望认为这与自己的学术研究相冲突,直接拒绝。(2)1962年,“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1891-1981)希望严耕望写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此时,严耕望的兴趣已经转移到历史地理方面,无暇顾及政治制度,加以时间有限,没有把握限期完成,婉言拒绝。
  
  (3)随后,王世杰又希望严耕望仿照剑桥史主编可以使他流芳百世的《中国通史》中古史的部分,考虑到一旦接手自己几百万字的研究计划便难以完成,于是婉言谢绝。
  
  作为一个纯粹的学术人,严耕望以其“澹泊自甘、寂寞自守”的性格和“体大思精、卷帙煌煌”的论着,赢得了无数的海内外赞誉。《唐代交通图考》被视为20世纪中国交通史研究最突出的成果,是中国交通史研究上里程碑式的着作。《治史三书》是一部“欲把金针度与人”的作品,该书“出版后,在台湾大受文史学子欢迎,成为他们的入门必读书,影响波及海外与大陆”.⑦严耕望去世后,余英时在《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敬悼严耕望学长》中说道:“耕望是将全副生命献给学问的人,真正达到了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境界。”是当之无愧的“钱宾四最欣赏的学生”和“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⑧
  
  如果博士生们愿意,那么你们也完全可以做一个像严耕望那样的纯粹的学术人,你们的研究也应该可以载入学术史。
  
  七、结束语:大好年华莫辜负
  
  法国大文豪雨果(1802 -1885)有句名言:“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一个时机已经到来的想法。”⑨赶上当今中国这样一个“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转型时代,能不能有所成就,关键是看你:有没有想法(所谓仰望星空),能不能践行(所谓脚踏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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