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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中国的射箭文化探究

作者:原创论文网 时间:2018-06-06 15:22 加入收藏

摘要

  中国射箭源远流长,内容丰富,蕴涵着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不但具有体育价值,而且也是研究几千年来我国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典型而生动的例证。在多姿多彩的世界射苑中,中国射箭堪称独树一帜,自成领域,因此,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重视,许多人致力于其历史渊源的探寻与现实状况的研究,产生了不少有意义的成果。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弓箭的国家之一,山西朔县峙峪遗址发现的石制箭镞,[1]证明中国人至少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在弯弓射箭,以它为狩猎工具,也以它为人类冲突的武器。所以,中国远古传说中,把弓箭的拥有视为中华文明起始的标志之一。

历史上中国的射箭文化探究

  在北方各地为数众多的岩画中,如着名的阴山岩画、贺兰山岩画及新疆的阿尔泰岩画中,均可清晰地看到,早在三代或三代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创造出了体式精巧的复合弓。[1]它弯曲优雅而富有张力的弓体,表明中国人在弓的设计和制作上一开始就深谋远虑,独辟蹊径,显示了无与伦比的才智和独创精神。秦始皇兵马俑坑出土的大批青铜箭镞,不但个个锋锐如新,且尺寸和分量完全一样,考古工作者认为它们是按统一要求制作的,是“标准化”了的产品。[2]

  这进一步说明我们的祖先在弓箭的制作上,用心精细,务求达到尽善尽美,将其实用效能发挥到最大限度。长时间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经验上升为理论和法则,被官方记载下来,成为官坊工匠们遵行的规范。早在东周时代,我国就产生了《周礼·考工记》里那长达一千一百八十多字的《弓人为弓》,这是春秋时代齐国关于弓箭制作标准和规定,有学者说,它是先秦制弓技术的详尽总结,“是一篇优秀的科技论文”。[3]

  弓箭是冷兵器时代最有威力的武器,也是狩猎生产中最重要的工具。同时,射箭技能的掌握和提高,需要一定的身体条件和技术训练,而训练和射箭的实践必定有助于体能的增强。二者之间如此显而易见的因果关系,很早就被古人所感悟到,并加以总结,在世代相传中形成理论,也催生了专业射师和不同流派的孳生蔓延。更重要的是,如此钟爱弓箭的古代中国人,在各种目的射箭活动中,不断深化和延展射箭活动的文化内涵,逐步赋予它教育、体育、游艺、交流等多方面社会功能,并形成了关于射箭的礼仪、备材、装饰、佩服、馈赠、竞技、考试等一系列制度,还有大量相关的文学艺术创作等,从而构成了一个缤纷多彩的“射文化体系”,发展成为一门领域宽广的特殊的学问——射学。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射学是中华武学的精萃,这一点在现存的古典武学文献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晰。

  1、武射、礼射与试射

  商、周时代,特别是西周,弓箭是男人的性别标志,也是最重要的人生技能。贵族家的男子必须从小接受严格的射箭训练,通过“讲德习射”以提升贵族精神,掌握射艺技能,即古人所谓:“王畿之内,乡党之间,皆有习射之地。岁时因民聚会而教之,则民无道路之苦,国家无烦扰之政,而民皆精练矣。”[4]围绕着“习射”而开展的各种各样的射箭活动,早在商代就出现了制度化的“礼射”,西周王朝承接下来,又使之发展成为大射、宾射、燕射以及“为习民以礼乐”的乡射礼等一系列“礼射”活动。本质上是一个以射为中心的多功能军事操练和愉众活动,包括对体质、技能和训练水平的检测,还有其他许多属于“礼”的内容,其中蕴含着我国早期的体育理念,特别是古人对强健体魄和竞技能力的崇尚与追求。

  中国人很早就把射箭引入教育领域,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对中国古代教育史是如此,对射箭本身更是如此。正由于此,中国射箭不仅是最重要的军事技能,而且成为身体和品德教育的课程,进而发展成为一个多功能的文化载体。可以确信,至少在西周克殷之初,周武王就毅然“散军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驺虞,而贯革之射息也”。汉儒郑玄的注解说:郊射,为射宫于郊也。左,东学也,右,西学也。狸首、驺虞,所以歌为节也。贯革,射穿甲革也。[5]应该说,这是西周“礼射”的开始,是射箭进入教育的起点。唐儒孔颖达对郑玄注作了进一步的疏解,他说:“克商之后修文教也。……止武而习文也。郊射,射于射宫,在郊学之中也。天子于郊学而射,所以择士简德也。”[6]

  这就是说,射箭不再仅仅是军中克敌制胜的武艺,在周武王的倡导下,它摆脱了“射必贯革”的单一属性和目的,走进设在郊学里的射宫,成为“择士简德”的手段,成为学校的一门课程。所以,西周的学校,所谓庠、序、学、校等,其实都是习射的地方,是通过学习射礼来提高人文修养的地方。[7]这一古老的传统随着西周“封建”政治体制的衰落而濒于式微,遭遇了“礼崩乐坏”带来的困窘。直至东周的春秋时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出世,他一生尊崇周公和周礼,以“复礼”为已任。与此相应,积极阐扬“射礼”的教化价值并试图加以复兴。

  他坚持射的身体力行,并提出一些重要的改革性理念,本质上具有创新意义,如强调“射以观德”,主张“射不主皮”等。试图将射纳入到儒家重新建构的教育体系中来,以这项曾经为贵族所垄断的运动转而成为平民教育的“六艺”之一。在孔子“有教无类”的伟大思想的倡导下,射的教育跨越了阶层和族群的界限,成为中华文明重要的标志,成为中国所有人所共同享用和施展本领的公共文化品类。对多民族的中国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它正是孔子教育思想和实践中最精华的部分。

  如上所言,“射”是孔子授徒的“六艺”之一,在六艺排序中位列其三。第一是“礼”,具有“纲”的性质,以下五项是“目”。循此,射在“目”中居于第二,亦见孔子对射的重视度。为什么君子以射为争呢?古人的解说很清楚:君子无所争,必也,惟于射而后有争乎。盖射则因所射之中否以角其胜负,因所中之多寡以见其优劣。当此时,人人俱欲胜,是亦有所争也。谓之必也射乎,言惟独于射有争也。[8]可见,孔子首先确认射是一项“争”的活动,是竞技,是射艺高低的比赛。这是前提,是射之所以是武艺的根本。孔子只是主张即使是竞技,也应该保持周旋有仪、雍容揖逊的君子风度,不失君子本色。即《礼记 ? 射义》

  所谓:“射求正诸已,已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已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可见,即使是他所主张的“礼射”,也仍然有胜负之别,只是负了不要怨人,应该从自己寻找原因。通俗而言,就是不提倡逞勇好胜之风,不单纯以技艺为胜负,不责怨别人。这绝不意味着要放弃射是“争”的核心定位,把射变成“揖让而升,下而饮”的“礼仪秀”,变成服饰与举止的展示,绝非如此。既然是“争”,就要“角其胜负”“见其优劣”,就要有“中而贯革”乃至于“百步穿杨”的本领。不然,“争”便是虚假的表演,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一类的政治游戏。孔子本人孔武有力,平生颇以善射自许。有人叹息孔子的博学多能,孔子听后却认为自已真正有把握的只是射、御两项技能。显然,他这是在突出射、御的重要性,鼓励从学者应该把强健的体魄摆在重要位置上,免得像颜回那样“不幸短命”。[9]

  《礼记·射义》载:“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足见他老人家身手不凡,射艺水平很高,不是徒以“演礼”为招摇的“嘴把势”“说家”之类。显然,如果只是表演“揖让而升,下而饮”之类的虚花套式,一如今天翻腾跳跃、争奇斗艳已达极致的“竞技武术”,就不可能出现“观者如堵墙”的场面。

  孔子很看重射的品德教化功能,把射看成是学习礼仪和培育“君子”行为规范的重要手段,“射以观德”便是这一思想的高度概括。有鉴于众多的习射者往往“力不同科”,即个人的体质体能都有差别,他倡导“射不主皮”的赛射方式,强调这是“古之道也”。[10]这与通常的“主皮之射”或“贯革之射”不同。“主皮之射”的要点是“胜者又射,不胜者降”,即不胜者要被陶汰,胜者继续参赛,直到选拔出成绩最好的射手,这类似后世的“单淘汰赛”。“射不主皮”是主张不完全依照这种赛制比射,不过分看重水平高低和成绩好坏,而是重在参与,重在对“升降揖让,周旋俯仰”的礼仪要求。至于究竟如何才能让更多的人不以“主皮之射”参与射箭呢?孔子没有讲,史亦无载,我们暂无所知,希望终究能清晰了解。

  总之,孔子试图淡化射箭的竞争性,不提倡射箭仅仅是优胜劣汰的赛事,希望射箭走多元发展之路,以使其适应更广泛的社会需求,让更多的人参加射箭并演习礼仪,以达强身健体和提升礼仪修养的目的。我的理解,“射不主皮”的确是孔子对传统赛制的变革,是对射艺传播方式与社会功能的调整和补充,他所谓“古之道也”,乃是以“托古改制”来推行自己的教育理念而已,未必真有历史根据。众所周知,孔子是一位“托古改制”的大师。

  汉以后的历代王朝,尊孔崇儒成为官学主旨,孔子倡导的“礼射”为官员们和学者们积极推行,自然会有一定的从众,特别是国家各级学校和某些书院的学生们。宋元以后,依照常规,从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到省、府、州、县各级学校,都应该设有演习射礼的“射圃”,生员应该时时演练射礼,如明太祖朱元璋就曾大力提倡恢复射礼,在各级的官学中都建有射宫或射圃。然而缺失了硬性的制度规定,尤其是没有那么多可以引领射礼的师长,“射礼”往往有名无实,形同虚设,或是虚应故事而已。并且时常取决于官员和学者的个人兴趣,或放任或提倡,并无一定之规。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都不过是虚应故事,作出一番尊圣好古的姿态罢了,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所以一直到清朝,各式各样的礼射活动虽时有所见,甚至一些官办的府、州、县学,在学宫的旁边还保存一块“射圃”,以备学子们演习礼射之用。而往往是闲置无用的时间居多,没有人或很少有人去演习礼射,即使是有,也多半是发思古之幽情的“作秀”活动,因为很多人对周代的射礼程序已不甚明了。

  必须强调指出,“射不主皮”式的礼射,从来都不是中国古代射箭活动的主导理念和主要赛制,只是或隐或现、时断时续地存在着而已,且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实行的方式也并不统一。但,借助孔子的崇高名位,礼射所倡导“射以观德”“射不主皮”的社会影响不可低估,而且确实对我国古代体育活动的竞技精神起到一定程度的消解作用。我国古代体育最终走上一条重表演而轻竞技的道路,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肯定与后世儒家一系列重文轻武、主静斥动的理论引导有关系,其中就包括对“射不主皮”的夸大与曲解的宣传。

  我国古代一些曾经相当流行的竞技体育项目,如手搏、击剑、马球、蹴鞠、相扑、争交、打棒、打降等等,后一再遭到官府禁止,遭到儒学排斥,终究被逼上绝路,明以后大部分都不存在了。在长时间没有战争的昇平岁月里,在道学家的倡导下,大讲一动不如一静,重文轻武形成风气,年轻人引弓走马、习练武艺便会遭到讥讽,甚至被视为不肖。而演习礼射则被视为尊圣崇古的高尚行为,实际上多数只是虚应故事的套式,是表演,既不具有强身健体的基本身体练习功能,更不具有真实的尚武意义。“射不主皮”也对民间射箭的多样化发展有一定积极影响,但不可夸大理解,更不可以对孔子此言作断章取义的解读,对孔子以射为“争”的大前提视而不见。在弓箭是战争第一利器的时代里,从来没有人提倡以“射不主皮”来训练军队和培养武备人才,实际上也不可能有如此冥顽不化的人,这才是最基本的史实。

  实际上,礼射的衰落有它的必然性,而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武举制度兴起后,直接与仕途挂钩的科场试射随之勃兴,并取代了缺乏功利价值的礼射。我们知道,武举制度自唐长安二年(702)起始,[11]一直绵延存在到清末,考试的具体内容各朝多有变化,但步射骑射从来都是最重要的项目,是技勇测试中最紧要的部分。特别到了以弓矢铁骑取得天下的大清王朝,一直强调以“国语”和骑射为立国之本,视之为保持满族统治强势传承的两大支柱。[12]以至用近于迷信的心态大力提倡射箭,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这三位皇帝都称得起射箭高手。康熙的射高记录是 430 中国尺,这个记录可能超过了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 320 步。[13]清帝提倡的出发点当然主要在八旗子弟的弓马训练和教育,要他们保持传统优势。但也逐步推广到绿营兵勇的训练,推广到武官的铨选和武举人、武进士的考试之中。清朝的武举考试制度是历朝最严密也最具规模的。武举考试相比于文科的要容易得多,武官的实际地位也远低于文官。但这毕竟为许许多多民间的习武者提供了跻身仕途的路径,所以它极大地拉动了民间应试者的积极性,而增强力量和提高步射骑射的水平,则是习武的核心内容。于是,民间涌现出了许多传授射艺的射师——称“弓马师傅”“弓把势”,也涌现出了许多专门提高应试能力的“弓箭房”“射棚”等,[14]

  还有许多辅助训练手段和辅导教材性质的读物。专门为训练和检阅军队用的教场(或作“校场”)也时常为武举应试者开放,民间习射和由此引发的比射活动随处可见,教场成了城市射箭活动的中心。官学系统的射圃冷冷清清,而城乡的弓箭房和教场却热闹起来,基层社会的弓把势们非常活跃,成了受人敬重而足以糊口的职业。

  礼射与试射的消长起落,标志着在历史的长河中,具有更多应用价值的竞赛性射箭,终于取代了以品德教化为主要目的的礼射。而前者也仍然保持有显明的教育意义,只是不再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而是“比赛第一,友谊第二”。总体上说,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也是射箭摆脱古老传统的羁绊,阔步走向体育化的必然结果。

  2、胡射与汉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在射箭上,很早就存在不同民族间的差别和互相学习交流的事实。正是这种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间的交流、冲突与融合,是中国文化不断发展繁荣的动力和基础,是中国文化能保持“多元一体”发展格局的重要原因。这一点非常鲜明地表现在以射箭为代表的中国民族体育上。与之同时,中国疆域辽阔,地区性的经济文化差异很大,这也增加了中国文化的多元因素,在射箭文化上这一点同样表现得非常清晰。

  众所周知,古代射箭很早就有了汉射与胡射之分,有汉族与少数民族间的互相学习与交流。西周成王时,东夷肃慎以“楛矢、石砮”入贡;[15]战国时,“赵武灵王易胡服骑射”,[16]这些被史家津津乐道的历史事件,生动地反映了这种学习交流的久远存在及其深义。由于地理环境和经济、文化发展程度和发展类型等多方面的差异,特别是军事体制上的差异,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不但在步射、车射、骑射等大的方面有差别,而且在与射箭相关的许多细节上也存在不同。

  一直到唐代,王琚《射经》明确讲到,当时胡射、汉射(也称“中国射”)在具体扣弦技术上的不同之处,反映了经过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民族大融合之后,多民族的射法已经聚合成了胡、汉两大流派。[17]当然,小的流派一定还有,甚至会有很多,但王琚说得明白,胡、汉二法是射箭的主要流派分野,“此外皆不入术”。我国疆域辽阔而民族众多,地域性差别又很大,射法和器具制作上多种流派并存应是非常正常的状态。所以自古以来,射箭一直是各民族间相互学习交流的重要内容,这种交流紧随历史的脚步一刻也没有停顿过,一直延续到今天。

  此处,“胡”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包括了许多少数民族,或者说是所有周边少数民族的代称。射箭上汉、胡之分包括马射与步射的区别,还有弓箭制作、技能训练、礼仪习俗和竞技方式、军事应用等多方面的不同。但这种不同并不是绝对的,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疆界,原因是彼此间经常性地进行交流和学习,有时是在冲突中完成的,有时则是正常友好的交流。武则天创立武举制度之始,射箭就是最重要的考项,它包括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五种射法,[18]这种考法很可能就是总结了当时胡汉各种射法而设定的。因为,第一,唐文化是建立在长达数百年之久的汉胡文化的交流融汇之上的;第二,唐代军旅中有大量“蕃将”。唐玄宗时,大臣王琚撰写了《射经》一书,这是我国保存至今的最重要的射学文献之一,也是唐代多民族射学交流与融合的产物和见证。王琚明确提到胡法与汉法的区分,例如他在讲到握弓扣弦的主要方式时说:

  凡控弦有二法:无名指叠小指,中指压大指,头指当弦直竖,中国法也;屈大指,以头指压勾指,此胡法也。此外皆不入术。胡法力少,利马上;汉法力多,利步用。[19]在古代,汉族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经常进行射箭比赛,大多数比赛在精心挑选的使者间进行,气氛是友好的,但其中蕴含着更深层次的竞争,甚至是关乎国家民族尊严的竞争。多民族射箭技艺的交流,最后在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清王朝时期得到总结,最终形成了汉、胡交融的“中国式射箭”的模式。而这一模式的确定和普及,主要归功于清朝所积极倡导的射箭文化和所推行的武举考试制度。如上所述,在这一受到举国重视的武官考试制度中,射是最重要的课目之一。为了赢得考试,许多年轻人都接受严格的射箭训练,包括一系列辅助训练项目。民间有大量射师传授射箭技艺,地方官员和士绅们经常举行射箭测试和考评,这类活动实质上具有了射箭竞技运动会的性质,成为清朝最常见的体育文化现象。因此,我们说我国存在数千年之久的汉、胡射箭差异,在清代终于融为一体。个别地区和某些少数民族还保留着自已的一些射箭风格,但这毕竟是少数,就射箭活动的主流而言,汉、胡之分已不复存在。有些明显原属于胡射系统的技艺,也为汉人所接受。我们举个例子:

  射地球(也叫“拾帽子”)是满洲八旗的传统射法,是骑兵对付步兵的重要武艺。这实际早在乾隆以前就已传到汉族民间习射者中。康熙末年,汉人刘奇撰写的《绣像科场射法指南车》一书中,就已经有了这种射法。刘奇书之末附有马步图说十三势,每势有文字相配,其中步射十图,马射三图。马射三势中就有“低射地球势”。说明早在乾隆二十五年以前这一射法已在习射者中流行,至于是否已成为武科考试项目,犹待考索。刘奇说:

  此势宜看他跪膝斜跨,让弦取准处,乃满洲家之熟中生巧式也。学之亦易,但右足不可跳镫,两膝不放鞍头,是要紧法则。[20]“满洲家”三个字明白无误地说明此技的来路。“满洲家”不但善射,而且也有了射箭着述。乾隆年间,叶河那兰氏常钧着有《射的说》一卷、附《观马图说》一卷,满汉文合璧。[21]常钧是担任过几个省的巡抚的满族高官,有趣的是他的射学理论却完全建立在儒家“射以观德”的思想基础上,看不出应有的满族特色。显然常钧的汉化程度已经很深,也说明汉族传统的“礼射”理念也被满族高层士人所接受。交流和融合从来都是双向的互动的,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奇妙效果,才会产生清代射箭那种胡汉一体的格局。

  3、结语

  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民族间一旦发生军事冲突时,交流的频度和效率往往会显着提升,成就也更显突出,这在宋、辽、金、元时代看得最为清楚。把骑射武艺发展到近于极致的蒙古人,曾向西夏人常八斤等人学习弓箭制作,[22]也曾任用南宋降将王青训练士卒射箭,[23]这样的例子很多,足以说明在弓箭制作和实用技艺上没有哪个民族是最好的,只能是各有所长。可以说我国几千年的射箭史,基本上是一部多民族弓箭武艺的交流史。史籍中保存了大量与此有关的史实和史料,加上还有许多文物和文艺作品传世,使我们对多民族弓箭交流融会的史实有相当丰富的认知。遗憾的是,至今这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足,论着寥落,普及也不足,致使一些不符合史实和不符合我国“多元一体”民族大结构的一偏之说在民间悄然流布。甚至有些不利于民族团结的带有明显狭隘民族主义倾向的言行,也在刚刚起步的传统射箭活动中时有所闻,不免令人不安和厌恶。这些东西明显是浅薄与浮躁的产物,是对历史孤陋寡闻的结果。

  总之,大一统的清朝为各民族射法的融合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流传千载的中国射箭的技术与理论体系,在清朝完成了它最后的整合与定型。又因为此时火器的优势已显露无遗,射箭的军事价值终于逐渐丧失,以至被军旅所陶汰。这使它失去了最重要的生存土壤,于是只能建立在彻底完成自身的体育化转型上。民国时,在一批有识之士的关注和推进之下,这一转型已见成效,射箭、弹弓都成了“国术”家族的一员。在1935 年的第六届全运会上,射箭成为正式项目,担任裁判的张唯中、杨介人、朱剑英、马岳梁、强云门,以及各省的射箭选手,多是名家和名门之徒。当时全国各省国术馆,多有射箭和弹弓的教学班,着名武术家佟忠义在上海国术馆就曾主教弹弓和摔角,马凤图也曾在甘肃、青海的国术馆传授射箭。历史证明,中国传统的“射学”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如同古老的武术、摔跤一样,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上共同创造出来的体育文化成果。它的定型最终完成于清朝,在民国时大致完成了自身的体育化转型,登上民族传统体育的殿堂。

  参考文献
  [1]( 西汉 ) 刘向集录《战国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版 .
  [2]( 汉 ) 郑玄注、( 唐 ) 孔颖达疏《礼记正义》, 中华书局 2013 年版 .
  [3]( 唐 ) 杜佑《通典》, 中华书局 1988 年版 .
  [4]( 宋 ) 王与之撰《周礼订义》,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5]( 元 ) 脱脱等撰《金史》, 中华书局 1975 年版 .
  [6]( 明 ) 宋濂等撰《元史》, 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
  [7]( 明 ) 蔡清《四书蒙引》,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8]( 清 ) 孙希旦撰《礼记集解》, 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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