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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的对外传播中的矛盾探析

来源:原创论文网 添加时间:2015-09-17

摘要

  目前,中国当代文学的对外传播已经取得显着成效,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是极好的证明。但在传播中也暴露出诸多矛盾,正确认识、解决这些矛盾是中国当代文学进一步走向世界的关键。

  一、自我传播与他者传播的矛盾

  中国当代文学的对外传播主要有两个渠道: 中方作为主体的“送”和外方作为主体的“拿”,也即自我传播和他者传播。如果说后者的译介是一种民间行为,前者的传播则是一种官方倡导。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文学》杂志和“熊猫丛书”首先承担起中国文学外传的重任。新世纪以来,在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战略引导下,实施了一系列“推广计划”和“译介工程”,如“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文化着作翻译出版工程”等等。但西方主要国家的译者及读者对译本的选择和接受,与中国政府“走出去”的战略目标之间存在着明显矛盾: 西方读者青睐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很多并不是中国政府意欲推广出去的,而中国政府根据自己的意图译介出去的作品在西方又时常遭到冷遇。如何缓解这一矛盾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文学的翻译从宏观上来讲有两个向度: 译入和译出。着名学者谢天振指出,译入“是建立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内在的对异族他国文学、文化的强烈需求基础上的翻译行为”,而译出“在多数情况下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厢情愿地向异族他国译介自己的文学和文化,对方对你的文学、文化不一定有强烈的需求”.

  按照这一说法,我国目前总体来说处于译出语境。当然,中国在历史上也有相当长的时期处于译入语境。17 -18 世纪,西方曾大规模地主动译入中国的文学作品和儒家经典。17 世纪中后期,《大学》、《中庸》、《论语》被译成拉丁文在法国出版,元杂剧《赵氏孤儿》在法国、英国一再改编。随后,《诗经》、《今古奇观》等被译成德文。美国外交家、文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熟悉《赵氏孤儿》和《好逑传》,并在自己创办的《宾夕法尼亚报》上刊载《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甚至还写过一个连载故事《中国来信》。在启蒙运动的全盛时期,即从 18 世纪初到 18 世纪中期的 50 年里,西方出版了近 600 部有关中国的着作,演奏了一曲启蒙时代的“中国梦 ”.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伏尔泰说: “我全神贯注地阅读孔子的这些着作,从中汲取精华。孔子的书中全部是最纯洁的道德,这个地球上最幸福的、最值得尊敬的时代,就是人们尊从孔子法规的时代,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以中国人为师。”[2]( P369)并大声疾呼法国要“全盘华化”,以中国为理想国,以中国文化为准则。但 19 世纪以后,西方“中国热”退潮,中国自清末开始大量译介西方的文化、文学着作,一直到目前仍是翻译的逆差时代。

  我们以新时期以来域外译介与本土译介对同一作家的不同译本选择为例,看一看当代文学自我传播和他者传播之间存在的矛盾。比如王安忆,西方译界最早选译的是她探讨男女性爱心理和欲求的“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和《锦绣谷之恋》,契合了西方 20 世纪 70 -80 年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兴起与发展。“三恋”让西方人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看到了熟悉的影子,并以之作为佐证西方文学理论的材料和注脚。国内对王安忆的译介则选择了截然不同的作品。尽管王安忆的创作几乎见证了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所有思潮,但致力于向国外推介中国文学的《中国文学》和“熊猫丛书”选译的却是王安忆的《小院琐记》、《妙妙》、《雨,沙沙沙》、《人人之间》、《流逝》等在主题上符合“主旋律”、在艺术表现上中规中矩的短篇小说。“三恋”虽然在王安忆的创作中占有重要位置,但对女性欲望的大胆直面使得对爱情的表现由彰显灵魂到突出本能欲求,因而在审美趣味上和中国传统观念相去甚远,也游离于国家倡导的主流文学之外,因而不在官方向外推介的选题之列。

  再比如张洁。作为 20 世纪 80 年代的重要女作家,域内域外几乎同时翻译了她的作品。本土译介的小说集《爱,是不能忘记的》于 1986 年出版①,收入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祖母绿》、《条件尚未成熟》、《未了录》、《山楂树下》、《谁生活得更美好》、《方舟》,这些作品或是歌颂圣洁的爱情,或是揭示人性的光辉,体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理想主义情怀。而译成英语的《无事发生就好》②收录的多是张洁以泼辣凌厉的语言,揭露丑陋世相、抨击丑恶人性的转型之作,带有浓重的社会批判色彩。

  细察之,域内域外这种译本选择的差异,同译介目的有密切的关系。西方以强势文化的自信和优越感,将中国文学作为他者来确认自我,完成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译本选择“隐含着对自身文化的自恋式欣赏”[3].而西方世界挖掘中国社会阴暗面的“审丑”倾向,符合其用一个“落后”、“低劣”的中国形象建构文明、发达的自我形象的需要。

  相比之下,《中国文学》和“熊猫丛书”的对外译介是中国政府主导的文化输出,其目的一是展现中国文学特别是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脉络和创作实绩,扩大中国文学在世界的影响; 二是通过文学作品展现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面貌,塑造正面的国家形象。这使得《中国文学》和“熊猫丛书”青睐以现实主义为基调、凸显中国文化的主流价值观、弘扬国家主旋律的作品。

  由于立场、目的、意识形态的不同,自我传播与他者传播的矛盾日益显现,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一矛盾,寻求二者之间的动态平衡? 霍米·巴巴的“混杂”和“第三空间”理论给我们提供了启示。

  “混杂”在霍米·巴巴那里指“在话语实践上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4]( P108),而“第三空间”是由于“全球文化与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的时间上的不同步而产生的一个文化空间……在这一空间里,不同的文化之间不断地进行谈判”[5]( P218)。这种谈判使得居于“第三空间”的“不同文化始终处于不断的运动、交流、斗争及挪用的过程中,因而产生彼此之间的理解和误解”[6],催生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新生事物。将霍米·巴巴的理论应用到域内域外的中国当代文学译介上,就是将自我的译介意图同西方的阅读期待混杂起来,既非单纯抵制,亦非一味接受,而是抵制与接受并存,在两种力量的较量、谈判、协商中,将双方的需求杂合起来,谋求二者的动态平衡。为了达到让中国的文学作品走进西方世界的目的,我们不妨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接受西方的译本选择,先让西方读者接受中国的文化元素,使得其欣赏趣味变得混杂不纯,进而接受中国官方的译介选本。

  莫言作品在海外的传播就是“混杂”和“第三空间”理论应用的一个例子。莫言的创作由于和中国官方的译介目的不相吻合,绝大多数不在中国政府对外译介的篇目之列,既没有入选“熊猫丛书”,《中国文学》也仅翻译刊载了他的三个短篇: 《民间音乐》、《白狗秋千架》和《大风》。但这并没有影响莫言的作品走出国门,走进海外读者的世界。二十多年来,他的作品不断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其重要的作品几乎全都译成了英语,并且站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上,成为第一位获此奖项的中国本土作家。但国内外对莫言作品的评价一直存有争议,特别是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中国学者批评莫言迎合了西方读者的阅读期待,指出其作品的海外传播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和曲解; 西方读者又批评他是中国体制内的红色作家,从政治层面诟病莫言其人及其作品。但正像霍米·巴巴的“混杂”和“第三空间”理论所认为的,在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第三空间,两种或多种文化经过不断的较量、谈判、协商,催生出新的事物。莫言这种备受争议、非此非彼又亦此亦彼的状态,为他走向世界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二、自塑形象与他塑形象的矛盾

  一个国家的形象通常有两种,一种是自我有意塑造同时期待他者认可的自我形象,另一种是纯粹来自域外认知的他者形象,这两个“形象”总是处在互相矛盾又互相映照之中,形成国家形象的自我构建与国际社会对其认识的差异: 域外他塑形象意在用他者文本烛照本土观念,以印证本国的文学传统和价值观念,是在借他者言说自我,确证自我,彰显自身的优越性。而域内自塑形象则以其积极性和正面性,矫正、消解负面的他塑形象。

  莫言的小说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中传播到西方世界最多的,而且几乎都是由国外的译者主动译入的。西方世界通过莫言的作品,建构的是一个落后、蒙昧的中国形象,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西方人对中国形象的误读。

  莫言是一个勇于揭示社会脓疮和腐败毒瘤的作家,尽管他的批评是善意、有节制的,既与执政党的理念相一致,也是群众民意的反映,但在西方读者那里却被解读成单纯的批判,过滤掉了莫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沉之爱。莫言小说的主要英译者葛浩文突出强调《天堂蒜苔之歌》、《酒国》的批判意识: “《酒国》是斯威夫特式的讽刺之作……事实上,在其他中国当代作家中还找不到能写出这样的讽刺佳作的,莫言极为露骨地抨击中国人吃婴孩的嗜好和狂食滥饮的陋习,更不用说揭露农民所遭受的令人震惊的剥削。”[7]( P2)葛浩文在西方汉学界有相当的知名度,他的解读倾向对西方读者有不可忽视的引导作用,对西方的中国形象亦不自觉地产生影响。

  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同样反映了西方人头脑中的中国形象。细剖之可以发现西方认可、接受的是一个落后、蒙昧的中国形象。在瑞典文学院成员、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主席帕·瓦斯特伯格为莫言获奖的致辞中,我们看到这样的字句: 莫言“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被人遗忘的农民世界”,“一个没有真理、常识、缺乏同情心的世界,这个世界里的人鲁莽、无助、可笑……( 他们) 用不道德的方式和手段实现生活中的目标,打破命运的枷锁和政治的牢笼。”“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同类相残的行为”,“《丰乳肥臀》……描述了 1960 年的大跃进和大饥荒”.[8]

  通览全文,全无我们所期待的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推崇和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建设成就的肯定,相反却是一个落后、荒蛮的农业化时代,中国农村的图景、中国农民的形象被打上了落后、愚昧、迟钝的标签,似乎生活在现代文明之外。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的这些表述虽然有助于说明莫言作品的“魔幻”色彩,但也造成了海外对中国形象的负面认识。

  莫言作品海外传播所塑造的中国形象虽然不能代表中国当代文学域外译介所建构的中国形象的全部,但是,作为一个有一定国际知名度的作家,还是有着较大的代表性。为什么西方通过译介、阅读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形成了一种对于中国的负面认知? 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受历史上西方塑造的中国负面形象的影响,二是现实中害怕中国的发展会对其构成威胁,故而有意妖魔化中国的心态之反映。

  在西方的中国形象流变史上,虽然有《马可·波罗游记》、《曼德维尔游记》、《鄂多立克东游录》塑造的物质繁荣、君权神圣的“大汗的大陆”,《大中华帝国志》建构的统治制度完善的“大中华帝国”,《孔夫子: 中国哲学家》营造的“孔教理想国”,但从 18 世纪末期开始,“停滞的帝国”、“专制的帝国”、“野蛮的帝国”形象在西方进步大叙事、自由大叙事、文明大叙事的对衬下建构起来,①并一直延续下来,至今仍然渗透在西方的中国观之中。西方原有的中国形象某种程度上影响着西方译者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译本选择与意义诠释,也决定着西方读者对译本的接受与反馈。译者倾向于选择那些能印证他们认知的作品,读者亦热衷于从中解读出想要解读的东西。

  从现实层面来看,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抛出“中国威胁论”,诬陷中国是“偷窃知识产权的‘海盗’、威胁全球经济的‘奸商’”,[9]千方百计地孤立、遏制中国。但 21 世纪以来,西方世界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又继续扩大和密切与中国在政治、经济、贸易、军事等方面的合作,可是,新型大国关系又被贴上非敌非友的标签,历史上妖魔化中国的固化认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并参与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对外传播。

  他塑的负面固化形象是文学的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障碍。它以一种文本化而非真实的态度凌驾于“真实中国”之上,竭力将中国塑造成“应该有的样子”,将中国文学描述为“应该有的样子”,使得国外民众以“文本态度”为参照,以停滞的眼光看待不断改革开放的中国,把中国的当下等同于历史,从而导致对中国的扭曲认识。

  与他塑形象对中国有意无意的歪曲相反,中国政府通过向外译介当代文学作品意在建构的是改革开放、发展进步、和谐文明、自信、负责任的中国形象。文学有塑造、传播、更新、调整国家形象的功能。中国当代文学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形象建构的重要资源,其所传播的中国形象给原有的中国形象以冲击、丰富和更新。

  “十七年”期间,《中国文学》译介了一批以战争、斗争、工农兵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以战争和斗争为题材的作品传达了在实现民主独立的战斗中,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获得自由、解放而不畏艰险,奋起抗争的顽强形象; 以工农兵生活为题材的作品表现了中国人民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表现出的冲天干劲,展现了新中国繁荣发展的形象。新时期之初,《中国文学》通过对“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外译,建构起“文革”噩梦过后痛楚、反思、农村城市进行现代化改革的中国形象。

  此后通过《中国文学》和“熊猫丛书”传播到国外的“先锋小说”、“寻根文学”、“新写实文学”等呈现出一个在变革与传统中不断挣扎探索的中国形象。21 世纪以来,在“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下,中国政府通过一系列的图书“推广计划”和“译介工程”,旨在向世界展示一个深化改革、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诚信友善的中国形象。

  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领导人一直在致力于塑造一个国际舞台上良好的中国形象,从毛泽东树立的人民民主国家的新形象到邓小平强调在国际上树立一个改革开放的形象,从江泽民、胡锦涛倡导树立和平、法治、奋斗、合作、发展、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到当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要求以包括文学艺术创作在内的多种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正是在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下,中国当代文学在对外传播中塑造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国家形象,传达了中国推动世界发展的正能量,一定程度上抵消、缓和了西方妖魔化中国的形象。针对他塑形象与自塑形象的矛盾,解决办法之一就是以良好的、正面的自塑形象以柔克刚地渗透到他塑形象之中,一味意气地自塑对抗性甚至敌对性的形象并不能消除他塑的负面形象。

  三、本土译介与域外译介的矛盾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外译主体和译介策略,有很长一段时间国内学者的意见并不统一。关于外译主体,有的学者认为应当由域外的译者来翻译,因为在“对译入语国家读者细微的用语习惯、独特的文字偏好、微妙的审美品味等方面的把握上,我们还是得承认,国外翻译家显示出了我们国内翻译家较难企及的优势,这也就是为什么由这些国外翻译家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更易为国外读者接受的原因。”

  有的学者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译者模式。譬如学者李建军对莫言的作品多由外国人翻译而带来的某种程度上的美化提出质疑: “诺奖的评委们对莫言的认同和奖赏,很大程度上,就只能建立在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误读上---对莫言原着在语法上的错误,修辞上的疏拙,细节上的失实,逻辑上的混乱,趣味上的怪异,他们全然无从判断; 同样,对于中国的文学成就,他们也无法准确而公正地评价”,认为莫言的获奖“很大程度上,是‘诺奖’评委根据‘象征性文本’误读的结果,---他们从莫言的作品里看到的,是符合自己想象的‘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而不是真正的’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

  经过较长时间的实践检验和理论探讨,目前学术界对于译者模式问题基本达成一致,即“认同汉学家译者模式或汉学家与中国学者相结合的翻译模式”,也认可这是文学作品译介的一条基本规律,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对外来文学作品的接受,主要都是通过本国和本民族翻译家的翻译实现的。可以说关于译者模式的争论已得到解决,特别是一中一外合作翻译或曰搭伴翻译,因可以互相沟通而突破了单方翻译的困局,使得译本既保证了源语文本的有效传达,又兼顾了域外读者的语言文化习惯和阅读趣味。

  关于译介策略,国内学术界至今仍有争议。是坚持“异化”翻译还是采取“归化”策略? 是一定要“全译”还是允许“改译”? 争论的双方都有一套逻辑严密的辩解。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文学对外翻译,持适度“改写”态度的人要多一些。方爱武、吴秀明主张“适度的文化改写,也即翻译理论中的归化说”,“在与西方文化的对接中适度认同对方的文化意识,同时理性地调整并改造自己的文化语境。只有这样,才能进入西方文化话语的传播场域,被它所认同接受。”[12]( P16 -17)当然,这种“改写”并非文化交流中的屈从和迎合,而是一种以退为进的传播策略,是一段时间内的权宜之计。适度“改写”是取得文化认同的基础,在缺乏文化认同的情况下一味坚持“原汁原味”、“本真原貌”,只会造成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阻碍。葛浩文对莫言《红高粱》、姜戎《狼图腾》的英译改写在英语世界取得的成功,说明了这一译介策略的可行性。

  为什么现阶段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要采取适度“改写”的归化翻译策略,而国内对于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早已以全译为基本准则? 这和翻译实践与译本接受中的时间差、语言差有密切关系。

  所谓时间差,用谢天振的话说“指的是中国人全面、深入地认识西方、了解西方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而当代西方人对中国开始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也就是最近这短短的二三十年的时间罢了。”

  一百多年的时间使我们拥有了相当的外国文化知识,能够适应外国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塑造、情节发展和环境描写,乃至比较深入地理解外国文学作品的主题意蕴。刘云虹、许钧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切中肯綮的概括: “中国对外国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的接受已经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无论文化接受语境还是读者接受心态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忠于原着的翻译不仅在读者接受层面不会产生障碍,更成为社会对于翻译活动的一种要求。”

  反观中国文学在域外的译介,基本上处于起步阶段,外国读者特别是西方读者还远远达不到我国读者对于外国文学的接受程度。如果从时间上做个对比的话,西方读者对于我国文学的接受水平可以说相当于“林译小说”的年代,大幅度的删改是当时外国文学译介常见的处理方式。基于这种时间差,要想吸引西方读者的兴趣,推进中国文学在西方的接受,在翻译时对原着进行适当的调整,使之更契合域外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期待视野,是目前中国文学作品对外译介的变通方式。当然,这样的翻译只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期待这种“连译带改”式的翻译会像当初林纾的翻译那样,成为中国文学外译史上的一个过往。

  所谓语言差,“指的是操汉语的中国人在学习、掌握英语等现代西方语言并理解与之相关的文化方面,比操英、法、德、西、俄等西方现代语言的各西方国家的人民学习、掌握汉语要来得容易。”

  目前英语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英语已成为 21 世纪全世界通用的语言。据预测,到 2050 年,世界上将有一半的人口英语达到熟练应用的程度。相比之下,全球讲汉语的人数虽然不算少,但这主要是基于中国在世界人口中的比重大,真正说汉语、识汉字的外国人并不多。这种语言差使得我国拥有一大批精通英语及其他西方语言、熟悉他们文化的专家和喜爱他们文学作品的读者,而西方却少有精通汉语、谙熟中国文化的专家,更遑论能轻松阅读中国文学原着的读者。“时间差”和“语言差”提醒我们在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方面不仅要打攻坚战,还要打持久战。

  自我传播与他者传播、自塑形象与他塑形象、本土译介与域外译介这三组矛盾既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结。自我传播是本土译介,传播的是一种自塑形象; 他者传播是域外译介,传播的是一种他塑形象。解决好这三组矛盾就理顺了译本选择、译介目的、译介策略等问题,中国当代文学就会对外传播得更顺畅,更久远。

  参考文献:

  [1]谢天振。 中国文学走出去: 问题与实质[J]. 中国比较文学,2014 ( 1) .

  [2]伏尔泰。 哲学辞典[M]. 王燕生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1.

  [3]姜智芹。 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与中国形象塑造[J]. 小说评论,2014 ( 3) .

  [4]赵稀方。 后殖民理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5]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1994.

  [6]刘贵珍。 自我与他者: 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对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启示[J]. 深圳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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