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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公职人员受贿的刑法规制

来源:原创论文网 添加时间:2013-07-09

  〔摘 要〕 运用国内刑法惩治外国公职人员受贿,这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规定的内容。相比之下,我国刑法中对外国公职人员受贿的规定还属于起步。文章对《公约》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刑法中应补充规定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的罪状和罪名,调整受贿罪的法条规定,以完善我国的刑法。

  〔关键词〕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受贿; 公职人员; 对策

  惩治受贿、铲除腐败始终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目标,为了更有效地运用刑罚武器打击腐败现象和腐败分子,有力地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世界各国不约而同地进行了种种的努力。而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腐败现象和腐败犯罪也突破了以往限于一国境内的特点,呈现出跨国性、全球性的蔓延之势,同时腐败犯罪的社会危害日益加剧、腐败主体的范围也不断扩大。作为整个人类社会机体中的毒瘤,腐败犯罪的猖獗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同时积极携手运用刑法规制受贿等腐败犯罪也已成为各国的共识。在此背景之下,作为国际社会利益与呼声的反映,《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 应运而生。它体现了世界各国协同一致惩罚腐败的决心,同时也汇聚了全球惩治腐败犯罪的理论与实践精华。《公约》的反腐理念与内容规定,很大程度上为各缔约国相关的刑事法治建设提出了全新的思路与更高的要求。

  具体而言,《公约》在条文中首次向各缔约国提出了运用国内《刑法》惩治外国公职人员受贿的公约义务。这一国际反腐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一方面使得国际社会打击受贿等腐败犯罪的刑事法网愈加严密,为全球反腐目标的最终实现奠定了法律基础;另一方面也对各国传统刑法理论和实践中,诸如刑事管辖、罪状设定、刑事追诉与执行等提出了挑战。

  相比之下,我国刑法中对外国公职人员受贿的刑法规制还属于空白,现有的刑事实体、程序规范尚不足以完全实现公约的要求,故笔者认为开展对此问题的研究富有意义。基于此,本文便拟以外国公职人员受贿的刑法规制为题,力图在《公约》的视野之下,审视我国现有相关刑法理论和规范,从而找出两者间的差距并加以一定剖析,以期为该问题的深入研究作引玉之砖。[1]

  一、《公约》中的外国公职人员受贿

  ( 一) 《公约》规定简述

  1. 外国公职人员的定义。依《公约》第二条第二、三款规定: 外国公职人员系指外国无论是经任命还是经选举而担任立法、行政、行政管理或者司法职务的任何人员; 以及为外国,包括为公共机构或者公营企业行使公共职能的人员; 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系指国际公务员或者经此种组织授权代表该组织行事的任何人员。

  2. 外国公职人员受贿的罪状设定。《公约》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 各缔约国均应当考虑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将下述故意实施的行为规定为犯罪: 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直接或间接为其本人或者其他人员或实体索取或者收受不正当好处,以作为其在执行公务时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条件。

  ( 二) 《公约》规定简析

  1. 作为第一个规定了惩治外国公职人员犯罪的世界性公约,必然需要对打击的对象予以明确界定,而《公约》在这一方面则汇集了各缔约国惩治受贿犯罪理论与实践经验的结晶。一是通过条文的规定,将各缔约国打击受贿犯罪的范围扩大到非本国国籍的公职人员( 包括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组织官员) ,从而突破了传统刑法对这类犯罪活动和犯罪人的追诉局限,使惩罚外国公职人员受贿既不再无法可依,又避免了以往各国对此类犯罪追诉活动中出现的积极或消极冲突。二是明确规定外国公职人员的定义与受贿罪状,也有效地保障了可能受追诉者的基本人权,有利于罪刑法定原则的伸张。无罪无罚的罪刑法定精神在《公约》中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积极的践行,这一点从以上对外国公职人员定义的详尽叙述以及对罪状的设计,便可见一斑。

  2.《公约》的条文内容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公职人员的外国属性。所谓外国,笔者认为根据一般的语义理解和《公约》的设定目的,可以认为是与本国相对而言的,也即指非本国国籍、非受本国委托从事公职、其公职活动也与本国政府或公共企业的廉洁性无直接关系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否则,对本国的公职人员的受贿行为直接运用本国国内刑法进行惩罚即可,实无此规定之必要。而对此类外国的公职人员受贿的刑法规制,正是《公约》的一大创新。

  正如前述,它扫清了以往对此类人员受贿的打击盲点,严密了刑事法网,使此类曾经不受国内刑法管辖的犯罪活动和犯罪人无以逃遁。二是外国公职人员受贿的犯罪主体必须身负“公共职能”.这是其能够该当本罪的基本条件,也是此类人员受贿之所以产生严重社会危害性,从而需要用刑法加以规制的根本原因。如前述《公约》第二条规定,外国公职人员须“担任立法、行政、行政管理或者司法职务”,以及“为外国,包括为公共机构或者公营企业行使公共职能”.同时,国际组织官员也需要具有“代表该组织行事”的资格。但应当指出,外国公职人员身负的公共职能与我国刑法中所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所负有的职务,有着诸多值得关注的不同。总之,无论是《公约》的规定,还是实践中外国公职人员所实际履行的公共职能,都为我国运用现有刑法理论、规范处理外国公职人员受贿提出了现实的难题。第三,外国公职单位[2]也可以成为外国公职人员受贿犯罪的主体。对于单位( 法人) 自身能否构成犯罪,在大陆和英美法系的刑法理论和实践中至今仍然聚讼纷纭。而这种对单位犯罪的不同理解和处置思路,也必然会被带入《公约》的制定过程,并最终通过条文加以反映。依笔者所见,各缔约国没有排斥将外国公职单位与外国公职人员并列为受贿罪的主体。这一点从上述的《公约》规定便不难看出: 一是《公约》第二条关于外国公职人员的定义中,中心词虽然仅使用了“人员”、“官员”的称谓,而没有明确使用“机关”、“机构”、“组织”等单位犯罪主体的相应表述,然而外国公职单位由外国公职人员构成并由其实际操作运转,应属题中应有之义,故对于以外国公职单位名义和职能实施的受贿犯罪,对其处罚并无不妥。二是从《公约》第二十六条法人责任之规定也可以看出《公约》惩罚犯罪单位的趣旨。因此,能够成立受贿犯罪并承担刑事责任的不只是外国公职人员个人,而那些履行外国公共职能的外国国家机关、国际组织的机构、外国公共企业等的机构自身也可以构成独立的受贿犯罪。《公约》的这一特点,值得我国在履行公约义务,规制外国公职人员受贿犯罪时加以关注,以利于我国现有单位受贿罪与《公约》的合理衔接。第四,受贿罪状设计打击重点突出,可操作性强。从《公约》第十六条外国公职人员受贿的罪状: 直接或间接为其本人或者其他人员或实体索取或者收受不正当好处,以作为其在执行公务时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条件。笔者认为,《公约》通过简练的规定,设定了外国公职人员受贿的犯罪行为,即索贿与收受贿赂,并没有与我国刑法一样规定“为他人谋利益”的要件。同时将贿赂限于不正当好处,则扩大了贿赂的范围,使之不再限于传统的财物贿赂,免费提供服务、无形资产、免费旅游乃至性贿赂等都可以通过本条加以涵括,从而既扫清了现有受贿犯罪的盲点,又为日后惩治新型的受贿犯罪留出了解释的余地,而且更加符合司法实践的需要。

  二、我国刑法与《公约》的差距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我国刑法在此问题上尚有诸多空白或缺陷,为全面履行《公约》义务,运用刑法规制外国公职人员的受贿犯罪埋下了障碍。根据条约必须信守的国际法原则,为了更好的实现《公约》惩治全球腐败的宗旨,也为了更有力地维护我国国家与社会的利益,笔者认为对比《公约》检视我国现有刑法规范,从而找出两者差距当属必要。

  具体而言,我国现有刑法在惩治外国公职人员受贿犯罪上,与《公约》大致有以下差距: 一是外国公职人员受贿的罪状、罪名缺失。这是我国刑法与《公约》最为明显的差距。根据我国刑法的立法原意和理论通说,受贿罪的实施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和不可收买性。而这里的国家仅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学界和司法实践中也是普遍公认的。依据罪刑法定原则,《公约》规定的外国公职人员受贿犯罪在我国现有刑法中不能受到规制。二是受贿罪犯罪构成不尽合理。我国刑法的受贿罪犯罪构成,注重贿赂犯罪权钱交易的特点,规定成立本罪需以“为他人谋取利益”.而此种构成要件的规定,徒增了司法机关指控犯罪的难度,人为限缩了刑法的规制范围,降低了刑法的规制能力,从根本上影响了刑法的效力,与《公约》的反腐标准有所不合。三是贿赂的范围过于狭窄。我国受贿罪中贿赂的范围仅仅限于财物,即行贿者直接赠与的金钱、物品以及以各种名义非法收受的回扣、手续费。而这种贿赂的界限已远远滞后于受贿犯罪发展的趋势,司法实践中公职人员接受免费旅游、免费服务以至性贿赂等非财物性的新型受贿方式已屡见不鲜。而囿于上述刑法中贿赂等于财物的传统理解,此类行为屡屡逃脱法网,从而暴露出我国刑法与《公约》的另一大差距。

  三、我国惩治外国公职人员受贿的对策

    1. 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涵,任何有待作为犯罪惩治的行为,必须通过刑法条文加以明文规定。同时我国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表述也没有为将外国公职人员解释于其涵括范围之内提供任何可能。因此,面对这种刑法的绝对缺失[3],修改立法增补罪名当为必要,《刑法修正案( 八) 》的出现颇为及时。

    其次,以落实《公约》规定为契机,调整受贿罪的法条规定。由于上述《公约》规定与我国刑法的诸多差异,引进后的外国公职人员受贿犯罪的构成要件,在犯罪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都将出现与传统受贿罪不同的新特点、新要求,从而造成与惩治国内公职人员受贿的冲突。这就切实要求立法者在《公约》的视野之下反思我国受贿罪规定的优点与不足。并在充分参考《公约》反腐思路的基础之上,改造我国的受贿罪规定,使外国公职人员受贿与现有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的打击水平和力度达到均衡。不仅如此,引进《公约》外国公职人员受贿罪的规定,也需要理论研究的支持,没有充足的学理解释此一新罪名的司法适用与疑难处理,必将困难重重。

  参考文献:

  [1]高铭暄。 刑法专论( 下编)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2]赵秉志,新编国际刑法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李洁着。 论罪刑法定的实现[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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