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西方现代“哲理化”戏剧

    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戏剧一直强调以情感人,追求一种动情的乐趣。亚里斯多德在评价悲剧的审美效应时,着眼于戏剧的审美主体——观众,他指出:“我们不应要求悲剧给我们各种快感,只应要求它给我们一种特别能给的快感。既然这种快感是由悲剧引起我们的怜悯与恐惧之情,通过诗人的摹仿而产生的,那么显然应通过情节来产生这种效果。”

    亚里斯多德的美学观念“几乎统治了二千多年”[2](P183),他关于悲剧快感的论述,长期在西方美学界被奉为金科玉律,致使西方戏剧始终追求这种以情动人的快感,而哲学领域一直被视为戏剧的“禁区”。 直至19世纪末,西方戏剧创作中才出现了“越界”到哲学领域的现象,表现出“哲理化”倾向,开始追求一种思考的乐趣。其实,关于艺术“越界”的说法,早在19世纪初黑格尔就提了出来:“到了诗,艺术本身就开始解体。从哲学观点来看,这是艺术的转折点:一方面转到纯然宗教性的表象,另一方面转到科学思维的散文。

    我们前已说过,美(艺术)这世界的界线之外一边是有限世界和日常意识的散文,艺术力求从这种散文领域里挣脱出来,走向真理;另一边是宗教和科学的更高的领域,到了这里艺术就越界转到用一种尽量不涉及感性方面的方式去掌握绝对。”艺术的“越界”使得艺术“尽量不涉及感性方面”,那就必然会诉诸理性。黑格尔关于艺术“越界”的论述,动摇了亚里斯多德关于悲剧快感的理论,预示了西方现代戏剧艺术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向——哲理化。进入20世纪,越来越多的戏剧家再也不能满足以自己的作品仅仅与观众发生感情上的共鸣了,他们纷纷闯入戏剧的“禁区”,“越界”到哲学领域,力图诉诸观众的理智。肖伯纳断言:“寓有议论的戏剧是现代戏剧,而仅有动人场面的戏剧则是过时的戏剧。”

    布莱希特认为:“由于人类共同生活方式的不同,各个时代的娱乐自然也是不同的”,“科学时代的戏剧能使辩证法成为享受”。他声称:“我要把‘关键不在于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这句话运用到戏剧中去。”布莱希特是要通过戏剧履行哲学家的职责, 为此他建立了以“间离”技巧来启发观众思考的叙述体戏剧。在科学迅猛发展的时代,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众多戏剧家们都“越界”于哲学领域,在诉诸观众理智这一点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实验。

    这种“越界”致使西方戏剧由注重制造舞台幻觉、引起观众情感共鸣,演变为破坏舞台幻觉、启发观众思考;由侧重对观众动之以情,演变为侧重对观众晓之以理。“哲理化”很快成为西方现代戏剧发展的一大倾向。 “讨论”式戏剧。西方现代戏剧的哲理化倾向是从“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开始的。易卜生是位富有革新精神和独创性的剧作家,他首先“反叛”亚里斯多德的戏剧观,踏入戏剧的“禁区”,越界于哲学领域,把富有思辨的台词和“讨论”新技巧引进剧本,开创了戏剧哲理化的先河。用肖伯纳的话来说,“易卜生采用了这个新技巧,像音乐家说的,给戏剧形式增加这么一个新乐调,于是《玩偶之家》就吸引住了整个欧洲,并且在戏剧艺术上开创了一个新派。”“讨论”正是戏剧哲理化、诉诸观众理智的一种新的戏剧技巧。这一技巧既引导观众参与剧中人物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又给观众提供了对人物命运进行理性思考的机会,起着深化作品思想内涵、提高观众认识的双重作用。

    “讨论”本身不是“戏”,必须把“讨论因素”戏剧化。易卜生将“讨论因素”戏剧化的主要技巧是:把讨论的问题同人物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剧作家将“讨论”引进戏剧,为的是在剧中揭示深刻的社会问题,并使观众受到启发和教育。然而,观众并不会抱着同剧作家讨论问题的目的来看戏,他们首先是艺术欣赏者,他们兴趣的中心是“人”,是剧中人的命运和遭遇。剧作家要想让观众对剧中所讨论的问题发生兴趣,首先应该让他们关注剧中人物的遭遇和命运。这就要求剧作家必须把讨论的问题依附于人物的命运,同人物的命运联系起来,诱导他们在关注人物命运的同时,去思索剧中讨论的问题,使他们逐渐对“讨论”也产生兴趣,在观赏戏剧的同时,去思考人生,领悟人生。

    这实际上是将“讨论”和戏剧动作紧密结合在了一起,使“讨论”成为戏剧动作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样就将“讨论因素”戏剧化了。肖伯纳把这种“新技巧”归纳为:“采用讨论方式,把讨论逐步发展,直到它覆盖和渗透了动作,最后把动作吸收进去,把戏剧和讨论实际上合二为一。” 运用这一技巧的具体方法是多样化的,应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可以先提出问题,然后结合人物命运展开讨论;也可以先展示人物命运,而后提出问题,进行讨论。《群鬼》中,先由不明真相的曼德牧师对主人公海伦不切实际的指责引出问题,引发讨论;然后一边讨论问题,一边通过回溯往事交代人物的命运。讨论的问题是有关家庭婚姻、做人的义务和责任;回溯的往事是海伦的不幸婚姻,以及她为维护这个家庭所做出的种种牺牲。

    这样就把“讨论”的问题同主人公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讨论”几乎贯穿戏的整个进展过程;而在《玩偶之家》中,则集中于高潮部分。剧作家不急于提出问题和讨论问题,而是先揭示主人公娜拉的不幸命运,她在家庭中所处的“玩偶”地位,让她觉醒之后,提出问题,进入“讨论”。这场“讨论”是由娜拉的不幸命运引发的,这就将“讨论”依附于人物的命运。“讨论”又提高了娜拉的认识,促使她下定了出走的决心。这又把夫妻“讨论”的场面与娜拉出走的戏剧动作联系在了一起。与此同时,易卜生采用了富有哲理意味和逻辑力量的人物对话,使剧中的讨论精彩有力,台词本身就闪烁着理性光辉,对人生哲理作出高度概括。这就有助于观众在观赏戏剧时进一步思索人生,理解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