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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语体与话剧对戏曲的偏离

来源:原创论文网 添加时间:2013-07-08
  20世纪初,由于文言文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可能满足人们的心灵需求,人们已经不能从中获得自我的肯定,所以才导致了旧文学的失落、新文学的诞生。人们在寻求新的文学时,首先就得找到新的语言形态的支持,这就是白话文。“五四”初期,思想启蒙运动的重大实绩之一,就是白话文运动的胜利。它的胜利建立起了一整套现代话语系统,这是一套由白话文运动发轫,在其发展中吸收了欧化书面语和大众口头语融合而成的现代文学话语。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努力倡导白话文,报纸改文言为白话,学校开设白话教学,文学作品以白话为荣耀。此时的白话文已经超越了原本人们认为语言仅仅是一种工具的传统观念,而成为国人追求新思想、反映新事物不可缺少的思想武器。但只有经过大批文人的写作,被认为是“下里巴人”的白话文,才有可能在文坛上独领风骚。因此,白话文运动实际上给自己提出了两方面的任务,这就是在宣布文言文退出文坛之时,必须形成自己的文学历史观和创造自己的典范作品。于是,早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纷纷拿起了笔开始了白话文的创作实践。在白话文的实际推展中,话剧起了关键作用。
  最能体现“五四”文学语言革命实绩的便是现代话剧的诞生。白话小说古已有之,诗歌语言更是源远流长,惟有戏剧始终保持着古典的形式,在语言方面一直固守着古汉语的规则。只有改变其话语方式,才能改变传统的思想和思维方式,也才能使戏剧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五四”时期的剧作家凭借着白话文的强悍力量,纷纷进行了现代话剧的创作实践,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由这些大手笔写作的话剧剧本,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文学殿堂。白话文也真正具备了文学正宗的资格。“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将对旧戏的批判作为否定传统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1917年初刊出胡适的5文学改良刍议6和陈独秀的5文学革命论6之后,在差不多三年的时间里,几乎每一期都有讨论戏剧问题的文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18年6月推出的“易卜生专号”和同年1”月推出的“戏剧改良专号”。这两期专号,一是正面提出中国戏剧应该取法的典范,即以易卜生社会问题剧为代表的西方近代写实主义戏剧;二是对中国传统戏曲从内容到形式做了否定,明确表示只有在推翻旧戏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建设中国的新剧。
  中国话剧正是因为从语言上割断了戏剧与诗歌、音乐的依附,才诞生了这种新型的剧种。话剧语体也是因为在语言运用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特色,才逐步形成了这种新的语体种类。洪深在5从中国的“新戏”说到“话剧”中强调:“话剧表达故事的方法,主要是用对话”,他建议将“新剧”定名为“话剧”,突出了对话在戏剧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划清了现代话剧与传统戏曲在艺术上的分界,确定了现代话剧艺术的本体特性,阐明了话剧语言的突出特点。
  1907年6月初,春柳社演出了根据林纾、魏易的同名翻译小说改编的大型话剧5黑奴吁天录6。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人创作演出的话剧,标志着文明新戏的正式开端。此剧以对话和动作为主要表现形式,完全采用了现代话剧的分幕写法。但春柳社的演剧和“春柳派”新剧,在骨子里仍然承继着传统戏曲的艺术规范。不过春柳派新剧在戏剧技巧上比较注重正规、严谨,舞台动作与对白较少有戏曲味,而偏向于写实型戏剧,这些都为中国话剧奠定了最早的基础。戏剧评论者剑啸指出:“没有话剧,写实派的戏剧恐怕不会如此发达。没有写实派的戏剧,话剧也不会如此的兴旺。因为话剧不让歌唱在戏剧中占一席之地,除了为了写实之外,说不出更惬切的道理;写实派的戏剧不利用话剧,在某一种时期中,也再不易找出第二条道路。
  从语言质变的角度来说,写实派的话剧对中国现代戏剧的贡献应居首位。从“五四”开始,话剧一直遵循着以写实的对话作为话剧语言的主要形式,并逐步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话剧道路。因为语言的变革,话剧这一文学样式才得以定型;因为语言的变革,话剧语体这一语文体式也才得以形成。现代话剧剧本以注重现实、面向大众为特点,终于产生了一种新的语文体式)))话剧语体,它以新思想、新体制满足观众的求新欲望,又以启蒙、通俗的言说方式扩大影响。因而,话剧语体流畅锐达的笔调与无远不至的流布,对“五四”新思想的传播、对白话文运动的胜利、对现代话语形式的形成与确立,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刚形成的话剧语体,既具有文艺语体的总体特色,又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对我国的传统戏曲,既有继承,又有偏离。话剧语体决定一切现代话剧不论是在艺术形式上还是在思想内容上都与传统戏曲具有承继关系,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但传统戏曲和现代话剧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戏剧,二者之间具有质的区别,这也是不能否认的事实。那么,什么是构成传统戏曲和现代话剧的“质”的区别呢?我们认为,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不同。
  首先,语言体系的不同是构成传统戏曲和现代话剧在类型上不同的根本原因。中国传统戏曲重在写意,现代话剧重在写实。传统戏曲的写意特征不仅体现在“挥鞭如乘马,摇桨似划船”的虚拟动作方面,而且体现在善于用乐、歌、舞立体方式塑造人物形象,使观众在视觉、听觉、想象等领域产生精神愉悦和感情共鸣;现代话剧的写实特征主要体现在突出运用对话勾勒人物性格,揭示戏剧矛盾,在思辨、理智、逻辑上,获得心智的诚服和感情的满足。传统戏曲的传统性与现代话剧的现代性,都可以从语言体系、话语方式上得到深刻的阐释。其次,“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根本上否定了君主专制和封建伦理道德,高扬了个性解放的大旗,使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戏曲是中国封建宗法制文化的载体,宣传以儒教为中心的宗法精神,因而国人对传统戏曲便大为不满了。
  傅斯年在5再论戏剧改良6中说:“中国的戏剧观念是和现代生活根本矛盾的,可以受中国戏剧感化的中国社会,也是和现代生活根本矛盾的。傅斯年一方面论证了传统戏曲的落后性,一方面也指出了话剧的伟大功用,话剧能“感化”中国社会。这一观点很有见地。再次,现代话剧自身的优势在于贴近现实,是直接反映现实的,具有戏曲无可比拟的优点,容易赢得自己的观众。话剧区别于传统戏曲的重要特质之一,就是它和现实的关系问题,特别是与现实政治的密切联系。中国早期话剧中,常有主要演员在表演中出离剧情之外进行演说的情形。因此,新兴的话剧被用来作为思想启蒙的手段和武器,是十分自然和必然的。传统戏曲所描写的内容陈旧落俗,形式墨守成规,艺术审美也机械呆板,因而难以担负起唤醒民众的历史重任。所以话剧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获得了广大观众的青睐。
  还有,与传统的戏曲相比,话剧最典型、最重要的审美特征就是求真。早期曾参与春柳社演剧的李涛痕说:“旧戏之佳处,在使人知其假,即于假处而娱人耳目;新戏之佳处,在使人疑为真,即于真处而动人哀乐。1914年前后促使新剧中兴的新民社班主郑正秋同样强调:“戏本假戏,做须真做。新戏尤贵求真,处处应合自然。五四”时期的话剧,人物关系开始建构在平凡的现实生活上,特别是在写实型话剧中,这一特点表现得尤其明显。在话剧中,新旧知识分子、乡绅、佣人、阔太太、家庭妇女、工人、革命者、艺人、士兵等等,都以真实的面貌走上了话剧舞台,遵循着生活的可能性,加强了话剧的可信度,使话剧有了宣扬新思想的力度。话剧求真的特点,更容易为广大观众所接受,更容易推广和普及白话文。另外,如果将话剧的话语模式与戏曲的话语模式相比较,首先一点不同就是,话剧是对话结构的,是展示性的艺术;而戏曲则是代言性叙述与对话的综合结构,是叙述性的艺术。戏剧的交流首先是语言的交流,书面的或口耳之间的,都以语词为基础。叙述与展示的区别体现在语言结构上,就是叙述与对话的区别。叙述的话语关系体现于剧外交流系统中剧作家、演员与观众、读者之间;对话的话语关系则在于剧中人物之间。戏曲以叙述为主,动作与性格都是叙述出来的,演员既是代言的人物又是外在的叙事者。话剧依靠人物之间的对话,将动作与性格展示出来。话剧与戏曲在话语体制上的重大差异就是“代言性叙述”与“戏剧性对话”的差异。戏曲中对话成份少,而且相对于话剧而言,缺乏直接展示冲突的对话,戏曲中的冲突是作为情节叙述出来的。话剧对话的内在逻辑在于理性的辩证与冲突,甚至可以说戏剧的冲突同时也是对话中语词的冲突。戏曲文本是以代言性叙述为主导,对话穿插其间,这也许是话剧与戏曲话语的本质区别。戏曲不重对话,也不重不同人物话语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冲突。
  戏曲话语中缺乏相互之间的语言相互作用,即使在一些对话中,也缺乏必要的对立与冲突的逻辑结构,这就使对话失去交往回合的原动力。话剧以对话为主导,从话语角度看,两种态度、两种声音、两种言谈方式相互碰撞,相互作用,最终或合或分,这才是话剧对话的辩证法,戏剧的冲突完全寓于对话的冲突之中。话剧所有的冲突都由对话引起,又由对话完成。因此,对话在话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戏曲文本的曲辞宾白,即使具有对话因素,也不同于话剧的对话,有韵无韵诗体散体且不说,更重要的还在于话语内在机制的差异上。在话剧模式中,戏剧性的对话要有冲突,这就要求:对话的参与者必须有共同关心的主题;对于共同主题具有不同的或对立的意见;对话双方在起点上必须具有语义与语境上同等的地位。否则,一方从一开始就是错的,理屈词穷,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另一方执理非人、长篇大论,把对话变成叙述性的议论或教训。完整的戏剧性对话机制起码具有以上三个条件。
  但在中国戏曲中,对话往往缺乏真正的冲突,或者有了冲突,也很快趋合,异口同声,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戏曲从表面形式上也给人物提供了表达各自意见的机会,然而他们各自表达的意见经常是一致的,即使有不一致,也是在既定的价值系统中一错一对,无法平等冲突。中国戏曲中的有些对话的发端具有冲突性,却没有持续冲突的辩证逻辑结构,无法深入发展。这种不平等的对话关系使对话失去双向作用的意义,成为问答。“问答性对话与代言性叙述相结合的话语结构对于中国戏曲来说,是一种艺术特色。它或许不会影响戏曲符号系统的整体和谐,因为戏曲的惯例就是以代言性叙述为主,故事往往是用语言讲叙出来的,而不是用动作展示出来的。综合以上几点可见,话剧对戏曲的偏离,主要是语言在起作用,是语言的根本变化才产生了话剧这一新的剧种,是话剧语体决定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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