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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过程研究的主要工具及问题缺陷

作者:原创论文网 时间:2018-12-06 17:02 加入收藏

摘要

  翻译过程研究 (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 简称TPR) , 又称为过程为导向的翻译研究 (Process-oriented Translation Research) ,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迄今已有近30年的历史。也有学者[1,2]将这一领域的研究统称为认知翻译学 (Cognitive Translatology) , 泛指针对翻译认知过程方面的各项研究。翻译过程研究在近十年来得到了尤为快速的发展, 体现在多次针对该课题举办的国际国内研讨会、相关着作、学位论文的连续出版或完成。[3,4,5,6,7]在此背景下, 国际着名翻译学者Juliane House[8]呼吁翻译的语言认知研究范式, 以抗衡或补充当下尤为盛行的社会文化研究范式, 理由是“翻译首先是一种涉及语言及其认知基础的活动”, 任何对翻译外部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或个人因素的过分强调, 都会“迷失翻译本质的要点”。然而, 当下的翻译过程研究自其发端伊始, 就从多个边邻学科借鉴理论依据或方法工具, 这些“借来品”不无自身局限和缺点, 进而影响了研究结果的可信性及有效性。本文拟首先简述翻译过程研究的跨学科关联, 随后回顾翻译过程研究方法中所存在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展望未来的研究。

翻译过程研究的主要工具及问题缺陷

  1、翻译过程研究的跨学科关联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起, 随着实证主义和跨学科性在翻译研究中的兴起, 翻译学者开始将视角转向语言学以外的其它边邻学科汲取思想, 过程研究也随之兴起。在迄今出版的翻译过程着作中可以很大程度上看到其它学科的身影, Sharon O’Brien[9]把主要的学科来源归纳为心理学、语言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阅读及写作研究和语言技术。所借鉴的不仅有数据提取和分析的方法, 还有理论框架及概念构造等。Mu1oz-Martín[10]则进一步, 指出翻译认知的主要参照框架是心理语言学, 但同时借鉴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等其他领域, 总体倾向是将参照框架从心理学扩展至更广阔的认知科学。

  心理语言学, 又可称为语言的心理学, 主要关注人类语言处理的心理基础。它研究的是在语言的习得、理解及产出中所牵涉的心理机能、机制及过程, 主要的课题包括双语现象, 阅读及心理词汇等[10]。在研究方法上, 包括心理语言学在内的认知科学范式尤为强调实验, 以及对数据的精确测量和统计分析, “认知心理学和心理语言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几乎完全依赖实验范式”[11], 它们利用高度可控的实验来验证由理论推断的假设。当这些学科成为翻译过程研究的主要参照框架时, 认知科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实证-实验范式和主要研究工具也被借鉴吸收, 涵盖最初的有声思维法, 到最近的击键记录法、眼动实验、功能性磁共振等。然而, 在应用至翻译过程研究中时, 多数工具仍存在不少问题, 在实验设计、可复制性等方面仍需加以改善。因此, 在迄今过程研究步入而立之年时, 有必要回顾总结每种方法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缺陷, 进而考虑应对之策。

  2、翻译过程研究的主要工具及问题缺陷

  2.1、有声思维法

  有声思维法 (TAP) 是早期翻译过程研究的主要工具, 由认知心理学借用到翻译研究中来, Ericsson和Simon[12]被认为是最早利用有声思维法研究译者大脑“黑匣子”的学者。在研究中, 受试者边执行翻译任务, 边按要求尽可能地报告涌向大脑的思维过程。这种主观的定性研究也是迄今被讨论最多和引起较大争议的研究方法, 主要问题可总结为以下六方面:1) 研究范式。Bernardini[13]在回顾翻译研究中的TAP时指出, “有声思维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缺乏确定的研究范式, 导致研究方法上 (研究设计、数据分析、研究报告) 相当松散”。例如, 在口译研究中, 心理学家常指责口译从业者设计的实验会犯实验设计和统计分析上的基本错误[11]。2) 招募受试者困难。从译者中选取合适的受试者面临诸多困难, Sun[14]指出, “尽管有声思维是种天生的能力, 但一些译者 (比如口吃、自我意识过强者) 并不适合实验研究”。例如, 具备双语能力的译者在进行言语报告时可能会出现困难、一语译向二语过程中进行有声思维可能影响译文的产出等问题[15]。3) 有声思维的反作用性 (reactivity[16]) , 即干扰性, 主要来自有声思维任务和翻译任务的叠加给译者带来的双重负担。Jakobsen[17]的研究表明, 有声思维会极大地减缓翻译过程达25%之多, 并且会导致翻译单位缩短。4) 言语报告的可信性。一种质疑源自言语报告的片面性, 由于执行翻译任务的受试者能够极大地控制他们的心理过程[8], 因而报告的内容可能会受到译者主观意识的干扰或控制 (如为了迎合研究者的需求) 。另一种质疑与言语报告的不完整性相关, Venuti[18]就批评有声思维的“言语报告并不会揭示无意识的因素和自动化的过程”;O’Brien[9]也认为, 译者专长的自动化会使他们无法意识到特定的翻译策略和过程, 从而也就无法进行准确汇报。5) 报告的转写问题。有声思维报告通常要经过录音或录像并加以转写, 转写存在的缺陷包括:费时费力;转写文本无法完全反映事件全貌;完整的转写虽然会给研究者带来成就感但通常招致浪费[14]。6) 报告的利用不足。Silva[19]指出多数研究对言语报告的使用上缺乏科学活力, 仅用于提供少量例证。

  除内省式的有声思维法, 言语报告还可采取回顾性的方式 (retrospective verbalization) , 即在翻译任务完成后研究者立即向受试者展示翻译问题, 要求其评价在翻译中遇到的问题以及所采取的解决方式[20]。尽管内省式报告适用于执行笔译任务, 回顾性报告则弥补了其在执行口译任务时的无能为力, 且具有不干扰翻译过程的优点。然而, 反思性报告仍存在自己的问题:1) 回顾性报告被认为不如即时性报告 (concurrent verbalization) 那样能准确反映受试者的心理状态, 因为长时间任务之后的报告可能会导致描述的不完整甚至扭曲等情况[21];2) 回顾性方式中存在着研究者与受试者的密切互动, 可能会造成数据的干扰[13];3) 回顾性报告通常鼓励受试者回忆其认知过程, 而非进行重构。

  2.2、击键记录法

  击键记录法较早源于写作研究中, 用于探究作者的写作过程, 即当作者在电脑上进行创作时记录下其写作行为, 包括停顿、键盘上的所有动作 (文本产出、修正、滚屏、光标导航和删除) 等信息[22]。作为一种客观的观察工具, 击键记录法补充或替代了主观性的有声思维法, 主要优点在于不会干扰写作过程。

  尽管有声思维法可以诱导出关于思维的直接数据, 击键记录法只能生成关于翻译行为的间接数据。换言之, 该方法只能记录可观察到的译者行为, 而“无法弄清楚参与者思维中正在发生的事情”[14], 相关的问题也随之而来。Sun[14]主张, 如果参与者的思维在翻译过程中出现游移, 击键记录法生成的停顿数据将具有误导性。Alves[23]也指出, 翻译过程中的停顿不一定都与文本产出时的认知节奏相关, 它们可能是由于疲劳、走神、或者外部干扰而出现的中断。然而, 如果研究者在实验环境中严格控制干扰源, 则会降低执行翻译任务时的自然性, 使研究的生态效度大打折扣, 而确保一定程度的生态效度是实验设计中的难题。无独有偶, House[8]也认为此类行为实验的结果不应当被视作对译者思维认知过程的指示, 而应被看作有趣的假设。此外, 尽管击键记录法可以获取译者的创作行为, 但研究者通常无法从停顿、修正等键盘行为区分译者的认知负荷分配, 只能间接推测。

  2.3、眼动追踪

  眼动追踪是源自认知科学的又一研究方法, 主要通过眼球追踪来获取数据, 即在任务中记录眼睛对兴趣区域的注视数据[6], 如眼注视的次数和时长、瞳孔扩张的变化, 以衡量认知负荷。眼动法与击键记录法同属于行为性实验, 但前者源于阅读研究, 能够探究有声思维法和击键记录法无法获取的认知过程。对眼动数据的分析主要基于Just和Carpenter[24]的眼脑假设, 即眼睛所凝视的目标和大脑中正在处理的内容并没有时间上的显着滞后。该假设可对翻译过程中的注意力进行分析, 比如分析译者对于源语文本、译语文本、隐喻、术语、数字等的关注。Alves指出, 通过提供关于扫视和眼注视的信息, 翻译过程研究能够基于眼脑假设来研究阅读中的负荷并将之与写作过程关联起来, “源语和目的语兴趣区域上的眼注视差异能够表明处理负荷位于何处, 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阅读和写作行为可能相互重合”[23]。

  尽管如此, 翻译研究中的眼动法仍有其缺陷:Sjrup[25]发现职业译员对隐喻的注视时间明显久于非隐喻语言, 但她同时指出眼动法无法将文本理解与产出两个方面加以区分, 即尽管更久的注视时间表明更大的认知处理负荷, 但是研究者通常无法确定认知负荷在隐喻理解、翻译策略的选取和译文转换上的分配。Seeber[21]也指出, 对生理反应测量的主要缺陷是很难确认或识别实际测量的是什么, 眼注视等数据并无法直接指向特定的认知过程。此外, 眼动设备的干扰性也是个问题, 译者在实验中佩戴相关的设备会降低其执行翻译任务时的自然性, 对其正常表现产生一定的干扰。另一问题是设备的价格和复杂性, 昂贵的设备会阻止该方法的普遍应用, 并限制研究的数量和范围。

  2.4、神经科学方法

  尽管击键记录和眼动追踪法在翻译研究中具有诸多优点, Tymoczko[26]仍然认为这些方法在研究翻译中的大脑活动时较为初级, 而来自神经科学的方法能够将宏观层面的可观察性行为与微观层面的神经元和神经通道活动的知识结合起来。这些神经科学的方法 (如功能性磁共振 (f MRI) 、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术 (PET) 、脑电图 (EEG) 等) 的最大优势在于能够产生“直接的生理和神经数据”[27]对于深化对大脑信息处理的理解具有极大影响。

  House却对此持谨慎态度, 她指出对神经成像研究的过分乐观“在当下是没有理据的”[8],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首先, 此类研究结果的价值存在争议, 因为它们严重依赖于所执行任务的类型。多数神经成像研究以脱离语境的单个词或句子作为任务, 此类任务难以触及语言正常使用中的自动化过程, 故生态效度存在极大缺陷。其次, 神经成像技术通常测量的血流和其它血液动态反应在本质上并不能被视作对神经活动的直接测量。最后, 大多数神经成像研究都未经二次验证, 构成重大的方法论问题, 原因在于许多现有研究都严重依赖于所采取的特定任务和技术, 难以复制。事实上, Schleim和Roiser[28]也指出, 神经科学中的常用变量“血氧依赖水平”可能会受到年龄或疾病的影响甚至抵消, 并且大脑的神经活动有时也并未体现在血氧依赖水平的提高上。Gile[11]也指出一些神经科学的技术具有侵扰性, 很可能会干扰受试者的正常表现, 而另一些技术则价格昂贵, 设备的可及性存在很大问题。

  3、未来展望

  尽管存在着诸多问题与局限, 正如G9pferich和Jskelinen[29]所指出, 每一种方法都有其自身的优点和缺陷, 研究者需要通过实验设计来取长避短。每种方法都在翻译过程研究的不同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洞悉译者认知的思维过程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也为确立翻译作为一门学科奠定了基础。上述分析总体表明研究者在未来可遵循以下三大方向进行探讨:

  首先, 构建翻译认知的理论框架。当前研究者多诉诸于心理语言学、认知心理学以及语言学的概念、模型和构造来进行数据解释[14], 缺乏统一的理论框架。Shreve和Angelone[30]指出, 尽管普遍的和广泛接受的翻译过程模型还未出现, 模型构建仍然是当今过程研究的主要关注点之一。Halverson[31]认为, 鉴于双语者的心理词汇和认知过程与单语者截然不同, 翻译的认知理论不仅要整合关于语言的认知论, 还要整合有关双语现象的认知理论。她后来将两位不同学者的认知语法理论和双语语义再现理论进行整合, 构建了一个涵盖三个层级的再现系统, 指出该模型可用于解释翻译中的过度呈现和呈现不足等翻译共性现象。House[8]也指出, 作为探寻有效可靠的翻译过程研究方法的第一步, 研究者需要寻找能够充分描述并解释双语现象的神经—语言学理论, 并可将之与翻译理论进行互补。通过模型构建, 研究者可以从理论出发, 提出有关翻译过程的假设, 然后借助新的研究工具, 通过实证实验范式来验证假设成立与否, 进而巩固抑或推翻提出的理论假设。

  其次, 研究方法的创新。翻译过程研究方法论的创新有助于建构新的理论模型以及跨学科整合, 能够给研究者提供新的获取翻译过程数据的方式, 革新人们认识翻译过程的渠道, 直接推动翻译认知理论的创新与进步。Alves[1]指出, 翻译过程研究没有确立的研究传统, 就如何处理研究对象方面仍然缺乏内部共识, 需要在可信性、生态效度和研究的可复制性方面下功夫以增强研究结果。在研究方法上, 多元数据分析 (triangulation) [32,33]获得了很多学者的青睐, 其优点在于能使研究者交叉验证数据和结论。该方法提倡整合不同的路径和数据来源, 如将定性的有声思维数据与定量的击键记录和眼动数据结合起来, 能够使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观察同一问题, 其结果可互相验证, 从而增强结果的可信性。

  最后, 将过程研究与产品研究相结合。尽管认知翻译学主要关注翻译过程, O'Brien[2]认为, 有必要对翻译产品进行平行分析以补充翻译认知研究, “研究中仅关注过程或产品, 人们只看到了硬币的其中一面”。事实上, 已有部分研究者利用语料库语言学将文本分析整合到过程研究中来[14], 以结合两者的各自优势。研究者可以构建适用于过程研究的语料库, 用以描述对应翻译过程不同阶段的翻译产品, 从而将过程数据整合到语料库数据中来。

  4、结语

  本文简要回顾了翻译过程研究的主要工具及原理, 包括有声思维法、击键记录法、眼动追踪和神经科学方法, 并阐述了这些工具方法在应用至过程研究中的主要问题。毫无疑问, 这些工具为洞察译者的认知过程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并确立了过程研究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与此同时, 这些问题也表明, 研究者在未来需要在三大方向投入努力, 即建构全面的翻译认知理论、创新研究方法和工具、结合过程研究与产品研究。30年来, 翻译过程研究已经取得了显着的成果, 这得益于对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等边邻学科的借鉴。如果说迄今的发展主要是单向的, 即由其它学科向翻译学科的输出为主, 那么翻译过程研究至今取得的丰硕成果能够使它有自信对外输出, 并形成双向互动的局面。Mu1oz-Martín[10]也指出, 接下来的20年, 在决定它是否可以对翻译任务的认知方面进行实证描述和可靠的解释方面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 Mu1oz-Martín, R.The Way They Were:Subject Profiling in 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Mees, I., F.Alves&S.G9pferich.Methodology,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in 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Copenhagen:Samfundslitteratur, 2010:87-108.2010
  [2] O'Brien, S.The Borrowers:Researching the Cognitive Aspects of Translation, Ehrensberger-Dow, M., S.G9pferich&S.O'Brien.Interdisciplinarity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Process Research.Amsterdam:John Benjamins, 2015:5-17
  [3] Li, Defeng.Thinking in SL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In:Luo, X., (ed.) , Deconstr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Hefei, China:Anhui Press of Literature and Arts, 2003:37-45
  [4] Li, Defeng.Trustworthiness of Think-aloud Protocols in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Proces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004, 14 (3) :301-13
  [5] G9pferich, S., Jakobsen, A.&Mees, I.M. (eds) .Looking at Eyes:Eye-Tracking Studies of Reading&Translation Processing.Frederiksberg:Samfundslitteratur, 2008
  [6] O'Brien, S. (eds) .Cognitive Explorations of Translation.London:Continuum.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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