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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三个基本论域

来源:原创论文网 添加时间:2020-01-14

  摘    要: 都市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部分西方左翼学者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经典范畴自觉纳入空间哲学叙事,并围绕城市景观与资本逻辑间的历史—地理性辩证关系,所构建的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症候予以激进反思的前沿理论体系。截至目前,从相关流派立足各自学术视角且根据不同问题侧重而分别提炼出的核心论断彼此间的结构性关联来看,该思潮大致涵盖三个基本论域:其一,通过分析为货币权力操纵的抽象空间之于城市生产或消费态势的隐秘干预,而在资本空间生产和再生产的内在机理中探究资本主义制度长期幸存的原因;其二,通过刻画以财富选择性集中、劳动地理性分工和资本逐利性区位更迭为特征的城市变迁轨迹,而在资本地理性不均衡发展的消极后果中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必然遭遇的危机;其三,通过展现由价值剥削机制及其连带的非正义政治秩序对以阶级冲突为主线的社会多元矛盾的激化作用,而在城市日常生活的拓扑式图景中重构瓦解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策略。应当说,这些论域的提出重新开拓了为传统马克思主义长期忽视的城市空间向度。这同时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双重旨趣,在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发生重大转向的情境下自身言说范式自觉更新的一种积极(但尚不成熟的)尝试。

  关键词: 都市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批判; 地理性不均衡发展; 资本再生产; 社会革命;

  Abstract: Since the 1960 s, some Western left-wing scholars have consciously incorporated the classical category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riticism into the narrative of space philosophy, and constructed a theoretical system of radical reflection on the symptoms of modern capitalist society around the historical-geographical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landscape and capital logic. This trend of thought roughly covers the following three basic fields. The first aspect discusses the long-term survival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in theory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implicit intervention of abstract space manipulated by monetary power in urban production or consumption situation, and the inherent mechanism of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in capital space. The second filed reveals the crisis that the capitalist system will inevitably encounter by discussing the negative consequences of the im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apital geography and describing the trajectory of urban change characterized by selective concentration of wealth, geographic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capitaldriven change of location. Thirdly, it is an effective strategy to reconstruct the disintegration of capitalist system in the topological picture of urban daily life by showing the mechanism of value exploitation and its associated non-profit in the justice political order and intensifying the multi-contradiction of society with class conflict as the main line. It should be said that the proposal of these fields reiterates the urban spatial dimension which has long been neglected by traditional Marxism. At the same time, it means that the dual purpose of interpreting the worl and transforming the world of Marxism is a positive(but not yet mature) attempt to consciously renew its own speech paradigm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ajor changes in the capitalist social ecology.

  Keyword: urban Marxism;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ic; geographical unbalanced development; capitalreproduction; social revolution;

  20世纪60年代末兴起的都市马克思主义(Urban Marxism),凭借空间哲学范式对传统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路的自觉重构,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西方左翼激进思潮之叙事形态的地理学转向。于是,围绕空间秩序与资本逻辑之间的历史性辩证关系,作为话题核心的“城市景观就被视为一个加速生产、交换和消费的人为环境,一种空间的社会组织形式(用于生产和再生产),和一种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分工及其功能的特殊佐证而加以专门研究”[1](P504)。如此一来,马克思主义哲学试图扬弃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力点,就不仅限于对社会历时态更迭轨迹的线性关照,它还涉及有关资本空间布展之共时态结构的拓扑式分析。这进一步指认了,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批判旨趣潜在地包含了历史和空间两个向度。而它们的辩证统一关系在城市领域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但是,由于相关学术流派或代表人物因各自遭遇时代性问题的差异,而在理论视角选择、具体方法侧重以及相关素材搜集等方面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分歧,故而它们最终呈现的思想架构往往存在较大出入,并借此将原本作为整体的都市马克思主义碎片化为千高原式的“学术星丛”。加之,因为时代的原因,相关的解读范式又在各自的适用边界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参考背景,而后者由于技术性的指向或要求存在一定程度的分歧,故而无法在相对平面化的统一维度予以考量。这无疑在谱系学的层面增加了我们对其“总问题”进行提炼的难度1。鉴于此,唯有回到由空间哲学所言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当中,重新审视构成都市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风貌的差异性观点,它们在援引或阐释马克思核心着作、尤其是《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经典论断时,所遵循的逻辑线索与由此衍生的基本论域彼此间的结构性关联,才能在一种较为清晰的理论地平上深刻把握该思潮的总体演进脉络,进而破解它所固有的内在理论局限。
 

城市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三个基本论域
 

  不难发现,前者大致涵盖三个经典论域:第一,以抽象空间中的城市生产和消费环节为对象构建出的有关资本社会关系空间性再生产机制的批判,对资本主义制度缘何长期幸存这一问题的回应;第二,以劳动的地理性分工和资本较之于工人在区位选择权方面所具有的绝对优先性,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财富不合理分配等状况为支点,引申出的有关资本地理性不均衡发展机制的分析,对资本主义制度必然遭遇瓶颈这一事实的重申;第三,以日趋复杂的剩余价值剥削对围绕阶级冲突但逐渐多元化的城市斗争情势的激化为契机而生发出的有关资本日常生活革命机制的考察,对资本主义制度该怎样被扬弃这一旨趣的补充。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论域恰好反映出都市马克思主义试图在人文地理学与政治经济学互动的框架内,再现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相统一的思想特质。尽管它以不成熟甚至存在失误的方式曲解了部分马克思的观点,但就其产生的学术效应来看,又无疑在社会症候发生巨大转向的今天,以城市为坐标凸显出为传统马克思主义长期遗忘但却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俘虏并擅加利用的空间向度。

  一、资本社会关系再生产的空间形而上学与城市生产及消费批判

  都市马克思主义的兴起,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学说对资本主义制度长期幸存这一消极事实的始料未及密切相关。而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左翼思潮因之发生的空间哲学转向,则以重构阅读资本主义症候切入点的方式,在人文地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交汇处,为都市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从理解城市景观到瓦解资本逻辑”的激进旨趣,奠定了最初的理论依据。这就从学理上把“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全部历史纳入了一条某种程度上与资本运动规律相一致的轨迹。反过来,也开辟了一条实际的道路:城市化反过来对这些运动规律如何运行发挥了关键作用”[6](P126)。换言之,后者将引申出一段有关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布展之内在机理的批判性分析。对此,列斐伏尔凭借对西方城市发展史颇具玩味的哲学概括,大致归纳出都市马克思主义意欲破解“资本—城市”之异化关系时,首先应当予以正视的形而上学前提。他指出:

  在笛卡尔时代达到顶峰的理性主义使得城市能被书写了,……在确定的实践点之后,城市发展了其自身的书写形式:地图或规划以及测量科学。……这不仅是城市空间以抽象图绘或投影的形式纳入地理坐标,而且是以视觉和概念、艺术和科学交叉的方式使城市本身彻底消失了(在透视法中)。它意味着被理性决定的城市空间在整体上被知识所建构。[7](P12-13)

  显然,列斐伏尔在此揭示了为理性主义的知识论体系所架构的现代城市空间叙事,自身无法规避的抽象一元论属性。而这恰好是资本逻辑内在的地理性均质化效应由以发生的抽象空间在历史维度能被具象化的先决条件。正因为如此,“资本因投在特殊生产部门或流通部门而具有的一切特殊形式,在这里都消失了。在这里,资本是以独立价值即货币的没有差别的彼此等同的形态而存在的”[8](P413)。也就是说,已然成为资本抽象空间的城市景观不过是货币形而上学在社会场域的外化。它把全面性的人类实践矮化为单向度的商品生产,进而又以被价值规律异化的生产性时间为标尺,对原本多元的空间要素展开强制性的“测绘”和选择性的“消除”,藉此,规划出以资本剥削为轴线的城市发展路线图。按照马西的说法,这不啻为资本主义的“这一‘单一叙述’的宇宙学,取消了多元性,取消了空间的周期异质性。同时它把共存简化成了历史队列中的地点/位置”[9](P8)。于是,之前呈拓扑式立体形态的城市,就被贬斥为隶属资本逻辑的平面化“零向量”,且在“劳动力、交换和消费型式方面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控制点”[10](P143)。在这样的情境下,可能使城市获得其它发展模式的差异性影响因子,就统统被整合进高度自洽的货币权力秩序当中,并在现实的政治实践层面促使“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11](P277)。这就从事实上强化了资本对城市的绝对垄断地位。

  即便如此,戈特迪纳还是敏锐地意识到,尽管为资本操纵的“社会关系掌握着与空间需要有关的行为,它与空间用于获取财富的方式一致。这种关系是自相矛盾的,因为空间制造金钱的作用持续地陷入和私有财产机构的斗争,也就是说,陷入所有权关系,还有经济活动的公共条例的斗争”[12](P129)。这表明,在看似稳定的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系统之内,依然存在由财产私有制所衍生的地理性冲突。而后者既指涉携带不同社会属性(即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形态,彼此间可能付出巨大代价的对抗性融合;又意味着受货币积累法则裹挟的时间—空间不平等关系,之于资本能否持存这一问题的负面回应。从本质上来看,它们都不约而同地暗示了以“时间消灭空间”为基本特征的资本地理性再生产进程这个难以逾越的结构性悖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在现代社会里,资本固然“会使生产越来越从属于交换价值”“由此使旧的关系解体”并“逐渐地侵蚀生产本身,使整个整个的生产部门依附于它”[8](P368),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当资本利用线性的生产时间,将内含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其它所有制形式强行纳入自身的空间想象之后,它为最大限度攫取财富所必须克服的表观地理性障碍,就随即转化为足以动摇整个资本逻辑的深层危机。这在索亚看来,不啻为资本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最大症结:即“资本……先是借助时间效能竭力消灭不肯妥协的有关空间的社会物理学,结果只是又回过头来收买时间,以求从自己原先力图超越的空间性中幸存下来”[10](P240)。应当说,对资产阶级在遭遇该困境时所采取应对手段的批判性分析,才真正构成都市马克思主义检视资本主义制度何以幸存的真正起点。而这又隐含着对作为资本城市空间再生产之两个端点的生产与消费环节的双重反思。

  一方面,当以生产为切入点,审视资本再生产机制为摆脱时间—空间悖论所使用的狡计时,哈维一针见血地指出,“与日俱增的资本主义城市化,使城市转变为个人现有经验、实践对他们周遭世界转型和结构的总体性做出反映的基本层次。……正是从这种经验的复杂多变和混乱无序中,人们建立起了有关时间与空间,及其连带的社会权力合法性、统治形式和社会互动,乃至与生产并行不悖的自然关系、人性及市民社会与政治生活的全新基本意识”[13](P251)。从中不难看出,在城市生产与资本的时空规划之间,已然为货币权力操纵的城市社会经验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后者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有机集合,预设了生产活动的呈现样态和实践范围。它以隐秘的方式将劳动过程拜物教化,从而使生产本身在被商品所表征的抽象物攫取的同时,进一步转化为内在于抽象空间的抽象社会劳动[14](P50)。于是,资本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在城市领域必然遭遇的时间—空间悖论,便转嫁至资本逻辑刻意构建的抽象空间当中,并被货币权力的抽象秩序所消弭。反映在现实层面,这无疑表明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已然“深入到社会深层;它们不是固定在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中,也不是固定在阶级分野处,它们不仅在个人、肉体、行为举止的层面复制出一般的法律和政府的形式”[15](P30)。如此一来,与资本抽象空间和城市社会空间的倒错关系并行不悖的,“是一种业已变化了的时间和空间的文化,是一种业已重构的历史地理学。这种历史地理学形成于旧秩序支离破碎的残余,对未来充满了雄心勃勃的新视野和新设计”[10](P40)。它折射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在城市景观中被高度扭曲的地理学现状,并据此指认了抽象劳动和抽象空间的辩证对应结构,之于资本主义制度空间性再生产机制长期幸存的最初原因。

  另一方面,当以消费为落脚点,考察资本再生产机制为规避时间—空间陷阱而采取的手段时,又很容易发现,资本对城市消费环节的控制又是它对生产活动进行长期干预的必要辅助性条件。对此,马克思曾专门指出,“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生产是一般,分配和交换是特殊,消费是个别,全体由此结合在一起”“而消费这个不仅被看成终点而且被看成最后目的的结束行为,除了它又会反过来作用于起点并重新引起整个过程之外,本来不属于经济学的范围”[16](P30)。换言之,尽管对于资本空间生产的结果而言,消费是外在于资本周转体系的它者性存在,但就资本逻辑的历时态演进轨迹来看,它又是开启下一轮价值积累并将之转化为货币形态的直接承担者。因此,作为生产一般的具象化,个别性的消费毋宁是资本空间再生产机制能否延续的重要调节性因子。这在卡斯特看来,毋宁是一个与城市社会化生产相对应的集体消费问题。他认为:

  在这种意义上,城市的本质问题实际上与“集体消费”或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再生产的集体方式的组织密切相关。也就是说,消费方式客观上社会化了,对于特殊的历史理性而言,它从根本上依赖于国家对它们生产、分配以及管理的干预。……该问题始终确认了劳动力以及在劳动力集体再生产和城市问题间存在关系的再生产过程。[17](P440)

  应当说,对集体消费之社会属性的关照,直接击穿了资本空间再生产策略的最后一重面纱。它不仅说明,为不同个体所操持的个别性消费,其千差万别的表现方式和行为结果不过是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在不同情境下渐次外化的产物;更揭示出,与资本生产相耦合的(集体)消费本身,同样需要接受资本抽象权力的全面规训。正因为如此,围绕资本逻辑展开的“都市主义才被视为新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一种区别于‘组织化资本’(organized capital)的‘组织化资本主义’(organizational capitalism)的形式,即一种控制消费的官僚社会”[7](P164)。其中,消费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及由此衍生的城市文化—政治制度的双重附庸。它以上一阶段资本生产的最终实现者和下一阶段资本积累的最初开启者这一双重身份,构成资本主义制度规避时间—空间瓶颈而得以不断再生产的实践性节点,从而在城市社会的线性发展轨迹内持续巩固资本抽象空间的地理性霸权。

  毋庸置疑,对资本逻辑营造的抽象空间及受其裹挟的城市生产和消费环节的双重反思,构成都市马克思主义检视资本社会关系再生产机制,并据此破解资本主义制度长期幸存之内在原因的重要出发点。作为一段有关货币权力之空间形而上学叙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它意欲揭示出,为资本逻辑操纵的城市景观,“不过是同时涵盖地理政治的大战略和个体居住的小战术的各种异化权力的历史性再现”[18](P149),其最终目的,就是“把物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像被打上烙印一样获得的社会的经济的性质,变为一种自然的、由这些物的物质本性产生的性质”[19](P251)。因此,在都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下,资本主义制度的残存毋宁是受抽象空间庇护的资本再生产进程,向构建城市社会关系的各个空间层次逐渐弥散并予以非法褫夺的消极后果。而这又同时表明,唯有从资本逻辑在抽象空间与社会空间交汇处所产生的时空悖论入手,才能找到摧毁资本城市空间霸权的有效途径。

  二、资本地理性不均衡发展的空间动力学与城市发展及其危机反思

  资本主义制度为实现自身的长期幸存,而在现代城市景观的抽象空间之内被迫采取的社会关系地理性再生产策略,是否真的无懈可击?该问题与都市马克思主义破解资本逻辑之城市狡计的重要尝试密切相关。它进一步引申出,对资本财富增殖和城市空间布展之间消极辩证关系应予以更深入检视的必要性。与此同时,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勾勒城市发展轨迹的价值积累活动,“正作为一种实践的样态,促使大量的资本注入到对环境的建设中,并以此推动了确定形式的社会经费被我们通常所说的‘城市’大比例吸收”[20](P14)。言下之意就是,抽象的资本地理规划及其附随的货币空间权力,唯有以社会建成环境的方式投射于具体的城市结构之内,才能使自身蕴含的政治—经济诉求最终得以现实化。它表明,能够表征现代资本主义城市社会关系的商品部类生产、大众劳动分工以及财富选择性集中等基本要素,都不约而同地与城市社会实践的自然基底相耦合。对此,尼尔·史密斯敏锐地觉察到,“由社会历史决定其表现形式的劳动过程,当它所具有的自然倾向被打上市民社会的印记之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社会形式,就成为普遍化和永恒化的‘自然关系’,并于地理环境的自然差异中,导致‘不均衡的发展’”[21](P98)。后者无疑暗示了,在涵纳城市景观的复杂地理条件,将在实践层面促使抽象一元的资本空间规划,裂变为因之与不同地缘生态相链接而在具体的发展程度上存在明显区域差异的多元叙事。其实质就是都市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资本地理性不均衡发展。围绕该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专门谈道:

  资本作为整体是同时地、在空间上并列地处在它的各个不同阶段上。但是,每一个部分都不断地依次由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由一种职能形式过渡到另一种职能形式,从而依次在一切阶段和一切职能形式中执行职能。因此,这些形式都是流动的形式,它们的同时性是以它们的相继进行为中介的。[19](P121)

  显然,马克思在此隐晦地指认了资本地理性不均衡发展的静态与动态向度。一方面,对于前者而言,这意味着寓于资本生产诸环节,并因此被赋予不同社会属性且呈现为不同存在样态的资本自身,以共时态的方式分别嵌入差异性的地理区间,从而使这些处于同一时段的不同区域,在线性的商品生产时间轴上,被视为表征资本生产从开端到逐渐成熟这一历程的抽象坐标。其直观后果就是出现了与层次性的资本循环序列相耦合的等级性城市系统。于是,城际间不平等的空间关系就成为资本跨区域剥削和财富选择性集中的地理性载体。它依托由发达—落后或中心—边缘所表征的二元社会结构,将一种旨在从区域间的交换活动中获得远多于劳动实际创造价值的非法行径予以合法化。这在索亚看来,毋宁是与资本地理性不均衡发展的多层次经验相嵌合的价值地理转移过程[10](P171-172)。如此一来,和部分处于资本循环序列顶端的发达城市源源不断地获取超额利润相对应,在光谱的另一端,落后城市将不得不承担资本积累所带来的全部恶果且很难找到自我改变的可能路径。

  无独有偶,即便在同一城市之内,“由于城市体系的各组成部分相对于资本生产节奏的变化速度具有不同的调节能力”[22](P56),故而在各城市单元之间也存在因资本地理性不均衡发展所导致的文化—政治性分歧。这集中体现为,受资本劳动分工法则裹挟并因此分散于碎片化居住区域的城市多元群体,彼此间愈益深化的地缘性冲突。针对该状况,卡茨纳尔逊不无疑虑地指出,城市居民区已然“逐渐成为所有社会阶层的人试图界定、塑造和控制的环境。正是在这些新环境中,劳动人民创造了新的制度、新的关系和新的生活模式”[23](P214)。它们作为个体社会关系再生产的空间座架,不断将差异性群体的生活地点凝定于资本生产的特定分工模式当中,继而实现资本逻辑对全体城市居民的总体性规训。鉴于此,马西进一步强调,“地理上的不平衡发展,并不像某些有关不平衡发展越来越严重的论点所指的那样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且还是性质上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反映了生产关系可以在空间中组织的方式的多样性”[24](P78)。这无疑揭示出资本地理性不均衡发展更为消极的影响:即除了在城市间或城市内加剧区域性的贫富差距和政治冲突之外,为不合理的劳动空间性分工所触发的财富地缘性集中,将以社会常态的形式于城市景观当中被持续地再生产出来。

  因此,在另一方面,对于资本地理性不均衡发展的动态向度来说,问题的核心就转变为城市系统内资本同劳动力之间的空间不平等关系。而这集中体现为:与资本阶段性积累密切相关的即时性地理格局随时可能发生的间歇性重构,将以不断更迭资本地理性不均衡发展之具体表现形态的方式,周期性地干扰城市人群变动不居的政治经济处境。应当说,某一时期资本地理性不均衡发展的态势,不啻为意欲在不断的空间移动中获得剩余价值生产和分配优势的流动性资本,与特定的地缘环境相结合的产物[25](P102)。这就从市场规律的生产动力学意义上,决定了资本不均衡积累的地理版图不可能始终保持原封不动的状态。与之相反,它往往暗含着资本所谓的发达形态与欠发达形态,在特定城市或城市特定地点的交替性轮作。对此,史密斯深刻地分析了这一复杂的辩证关系:

  在给定地点(即发达地区——笔者注),为生产力发展所推动的失业率降低、工资水平提高以及劳动力联盟的完善,势必引起当地资本利润率的下滑,并削弱资本在此长期发展的可能性。……而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其资本额度的不足以及持续的劳动过剩,虽然导致高失业率、低收入以及工人联盟的疲软,但从资本自身的逐利性特征来看,欠发达地区反而因此具有招揽投资并获得快速发展的机会。……既然资本倾向于以地理运动的形式,在不承担经济损失的前提下持续地谋求自身的发展(虽然它总是在客观上剥夺了这些机会),那么它势必会在发达与不发达区域之间做跷跷板式的(see-saw)运动。[21](P149)

  据此不难看出,资本地理性不均衡发展背景下,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在空间节点上的频繁置换,实则揭示了资本对隶属不同空间单位的差异性人群进行剥削的内在地理学原理。它表明,“问题不在于某个地区或区域的总体适宜性,它是取得了成功还是遭到了失败,而在于在某个特定时刻该地区或区域是否恰好拥有资本正在寻找的东西”[24](P139)。一旦原本具有地缘优势的区间同资本积累的即时性要求不符,伴随着社会地理格局的重组,该区域及其下辖的劳动人群就不得不遭受资本主义市场的无情抛弃。而这通常意味着特定地方的城市劳动力,在资本循环序列中所占位置的丧失,以及为资本空间结构的高速变迁所激化的市场竞争,对群际间地缘冲突的进一步加剧。这就使资本逻辑在不断制造区域性的贫富差距之余,又借助它对空间的绝对掌控力,放大了工人阶级之间本可调解的矛盾。除此之外,资本同劳动力之间相差悬殊的空间移动能力,又于财富不均衡配置的动态版图内,强化了资本对劳动者的地理性霸权。对此,肖特曾专门指出,“资本和劳动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资本的流动性比劳动要强得多,而且只投资于特定地区的特定地点。……随着技术进步和交通条件改善,资本变得越来越不固定。然而,与此同时,劳动却被套牢在特定的位置上”[26](P109)。正因为如此,与资本能够根据市场需要任意调整其不平衡地理结构的绝对权力相对应,受社会分工法则胁迫并被强行凝定于某一时空节点的劳动者,就只能不断遭受资本反复的剥削和抛弃。从该状况最终产生的社会效应来看,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通过不平衡的资本投资的简单逻辑、大量涌现的劳动力的地理分工、不断增长的再生产行为的碎片化,以及空间上有序的(常常是隔离的)社会区分(如把吉尔福德同它周围环境分隔开来的那种区分)的兴起,‘差异’和‘他性’在空间中被生产出来”[27](P339)。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差异或他性不但在残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短浅的城市生态主义视域下,将被价值规律操纵的不同城市板块及其下辖的多元价值群体异化为彼此敌对的原子性存在;更以泛化资本空间矛盾的形式,在财富积累、权力分配乃至身份认同等因素都不平衡的地理环境下,引发足以撼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面危机[7](P81)。与资本的地理性不均衡发展所产生的中心对边缘、或资本对劳动的压制如出一辙,由此产生的城市危机往往表现为,身处异质性生产空间的边缘劳动群体对传统地理架构的大规模造反。其中,不乏个人身体—空间关系与文化预判的深度错位,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城市中心控制力的大幅度减弱,其结果毋宁是边缘空间对中心区域的文化—政治性反扑。而这又无一例外地夹杂了边缘性群体极端的情绪宣泄。故而,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个体动物性的身体欲求对资本空间秩序的激烈排斥。藉此,当被选择的边缘地区通过瓦解边缘与中心的关系,进而把自身重构并再建为凸显主体的机会空间时,原有的城市空间秩序,就成为大众宣泄压抑情绪的替罪羊。加之因资本选择性集中,而在其它区位引起的财富流失或贬值现象日益严重,该危机造成的局部地理效应势必扩散至资本循环体系得以展开的全部场域。如此一来,资本主义制度就丧失了它赖以持存的空间庇护所,并不得不接受最终的制裁。

  毋庸置疑,由资本地理性不均衡发展所造成的政治经济性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空间性再生产机制必然遭遇的结构性瓶颈。它不仅说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可能并且必然会不断发生巨大的紊乱”[19](P349)这一基本事实;更进一步预设出,为其引发并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情势,将成为压垮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后一根稻草。在都市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后者不啻为一种要求从资本循环的地理嵌入性中解放出来的革命冲动,它反映了城市多元群体试图获得公平公正对待的全新社会生态愿景。

  三、资本主义社会多元群体的空间政治学与城市革命及其斗争策略

  以城市为中心并在货币形而上学的抽象场域内渐次展开的资本空间再生产叙事,及其连带的地理不均衡发展效应,已然颠覆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之于社会政治经济格局激进重组的一般想象。对于都市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这不仅意味着,主导城市化进程的“财富与信息或知识与权力的中心,正通过创造一种全新的‘统治—被统治’依附关系,而在被资本全面殖民化的空间中,间歇性地吸收由直观的城乡二元生态所孕育的革命力量”[7](P113);还进一步表明,所有围绕城市权归属问题而进行的斗争行为,将不能从平面化的阶级政治情势中获取判定胜利与否的直接依据。它们一方面折射出,试图在地缘政治结构和社会文化要素日趋复杂的拓扑式城市景观中产生积极作用的阶级斗争运动,将再次面临策略选择和目标设定两个层次的巨大挑战;另一方面又同时暗示了,之前“按时间说明各种生产方式,对西方城市的发展做出时间上的排序,这种排序被纳入到了司空见惯的对城市发展各阶段的分类之中”的线性历史决定论及其内含的所谓政治解放规律[23](P27),也将在资本逻辑犬牙交错的共时态空间布展中丧失合法性。对此,卡斯特从结构主义的视角出发专门谈道:

  一旦我们通过城市运动自身设定的目标去界定它们(具体的阶级斗争行为——笔者注)的话,该运动通过动员就以趋向于同一种城市目标的方式而成为社会行动者,而所谓的目标则是对抗资本主义持续的社会再生产行为。与此同时,……城市运动的成分又源于多样化的社会、性别以及种族情况,并与其城市与国家背景相一致。……在这样的运动中,原先的“阶级”就被其它的社会维度所界定,并因此跨越了传统的阶级结构。于是,阶级斗争就以非阶级(non-class)作为中间环节,而转变为多元阶级(multi-class)运动。此时,它们就不再与生产关系直接相关,而是与消费关系、交往模式以及权力结构相对应。[28](P320)

  可以肯定的是,卡斯特对城市运动目标与城市斗争主体间辩证关系的细致考察,无疑重申了被传统阶级斗争理念长期忽视但却真实存在于社会政治结构之内的多元性权力要素,之于城市革命情势的特殊建构意义。而这又进一步表明,特定时期某一具体政治目标的产生、赓续乃至最终实现过程,都与相关参与者错综复杂的阶级属性、空间身份以及文化定位等因素存在即时性的结构链接。加之个体行为得以展开的地方性场域,又是被资本动态的地理性不均衡发展机制反复打磨、并由“历年来一轮又一轮新投资、一种又一种新形式的活动连续积累叠加的产物”[24](P112)。故而,反抗资本空间霸权的城市斗争运动就被视为突破传统阶级划分模式的总体性革命策略,对嵌入差异性地缘环境因而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社会多元权力主体的积极斡旋。在列斐伏尔看来,“这毋宁是一种能够同时界定方法论上的相对主义和认识论上的多元主义的全新激进批判模式”[7](P66)。它呼唤一种与资本抽象空间相抗衡的差异性空间,并且尝试在更为广谱的社会响应面中对现代城市景观进行重构。

  应当认识到,在社会斗争或城市革命该如何展开的问题上,都市马克思主义者对差异性及其连带的利益多元性的强调,实则反映出他们意欲瓦解资本逻辑之抽象一元空间霸权的强烈诉求。从文化人类学和政治经济学相结合的角度来看,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寓于现代城市景观中的个体,总是存在于一切与人的本质密切相关的含混性之中。试图消除这些含混性,就是试图消解人的无限自由。这就在客观上决定了,拥有不同空间定位和文化认同的差异性个体,享有不囿于既定规则与秩序的多元选择权利。然而,资本社会关系空间再生产的教化功能,却在无形中消弭了大众本应得到尊重的多元性自由。这集中体现在,作为传递文化的主要场所,学校教育的初、中、高级阶段,不仅是作为个体再进入劳动社会分工的结果和产物,它们更是后者的组成部分。这就使个体浸在该过程的理性与功能结构之中,并受各种资本现代文明秩序的监控。由此,城市秩序就成为压抑个体多样性的囚笼。而对它的消极反抗或不配合,则滋生了不为资本主义主流话语接纳的边缘空间。与此同时,在资本地理性不均衡发展的负向筛选作用下,这些地方的个体无时无刻不处在人为的压抑和限制当中,并被分化、隔离乃至放逐,从而一直抱有苦闷、沮丧和反感的矛盾情绪。这就使其与激进的革命情势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并因此成为颠覆资本主义城市秩序的先锋。正因为如此,哈维才强调,“倘若社会阶层存在差异和分化,而它所涉及多元群体彼此间不合理的结构性关联又是社会非正义状况产生的条件,那么所有这些与社会不平等制度相关的多元影响因子及其附随的差异性权力结构,就必须被整合进统一的反抗力量当中。从而,产生全面重构资本空间秩序的广泛社会效果”[22](P103)。

  但是,为差异空间内的多元群体所恢复的“人类被压制的欲望和期待以及郁积在社会表层之下的残余人性,是否能以建设性的、进步的方式释放出来,抑或夭折的个性所产生的挫折是否会被反动势力和蛊惑人心的政客所利用”[29](P119),毋宁是都市马克思主义在重构阶级斗争理论时不得不面临的问题。由于异质性的城市人群对自身的空间定位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因此他们对现代城市秩序抱有的否定态度,很容易在文化多元主义的鼓动下滑向集体的无意识,并被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再度玩弄于股掌当中。这集中体现在,资本利用市场规律对多元群体未经充分协商的利益分歧刻意夸大,藉此达到分化革命群体政治联盟的阴险目的。有趣的是,马克思对此早有预见。他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指出,在斗争的政治目标还没有被清晰确立的情形下,尽管“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11](P281)。于是,问题的关键就表现为,该怎样把松散且脆弱的多元群体联合转变为具有明确政治指向的政治性联盟;进而在综合考量所有参与者不同价值诉求及其所属差异性权力构成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城市秩序进行有效的变革。对此,哈维尝试给出一种答案:

  我们每个人都具有涉及不同资本循环的多重角色,但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一致的阶级政治是不可能的或不需要的。它所表明的是,阶级政治发挥作用所需要的那些“永恒”(制度、社会关系、话语、想象力、物质实践和权力关系)的形成本身是个过程,它需要时间、劝说和大量的艰苦劳动和诡计。[27](P414)

  从中不难看出,以社会多元群体为政治响应面的城市斗争运动,依然需要一致的阶级政治目标作为其持续产生稳定空间效应的必要保障。而前者毋宁是存在利益分歧的不同当事人,在复杂的地缘环境中彼此博弈、协商甚至对抗性妥协的结果。围绕该议题,马西进一步指出,“在各种相互冲突的趋势之间,只存在永远的、经常的协商(以及一种协商的责任)。一种对迄今为止的故事的同时性的地形的重构。这不是对空间的取消,而是一种对空间性所提出的挑战的激进重组”[9](P132)。换言之,都市马克思主义对主导城市阶级斗争走向的权力主体及其结构的多元属性的强调,实则凸显出一种定位个体—空间关系的全新方式。它不仅要在资本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抽象一元空间中,构建能够彰显个体实践全面性的差异性空间,而且还试图将资本逻辑在所有空间单位内造成的全面社会危机,视为差异性群体共同面临且亟待解决的总问题。如此一来,基于无产者和资本家之间的直接对抗而展开的线性阶级斗争运动,就转变为城市各阶层人群共同参与的社会总体性革命。况且,在马克思看来,随着资本对阻碍其发展的地理障碍愈加消灭,它往往“不变革生产方式,只是使直接生产者的状况恶化,把他们变成单纯的雇佣工人和无产者”,从而“使他们所处的条件比那些直接受资本支配的人所处的条件还要坏”[8](P373)。在这样的情形下,原本存在利益分歧的社会各阶层人群,就都面临被资本残酷剥削并最终沦为“无产者”的可能。而这不啻为城市多元群体依照相同的政治目标,最终以协商的方式集体参与社会斗争的根本原因。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场以争夺城市权为目的且为各阶层多元人群集体参与的总体性社会斗争,不啻为对资本空间霸权予以彻底反制的日常生活革命。而它对资本时空关系的激进变革,不仅仅是要摧毁建基于先前异化的时空关系之上的生活与社会实践途径,更是在广义上对城市景观中的物理性资本予“创造性的消除”(creative-destruction)。这既包含个体及其多元日常生活经验的合理激进化,又涉及特殊的空间利益诉求与普遍的政治斗争目标间的辩证统一。诚然,颠倒资本生产之于城市日常生活的决定性关系,要求尊重差异性的个体真实体验,并为其创造非资本生产的差异性空间。但不可否认的是,“具有广泛社会效应的大众运动,只有通过它在阶级间的政治-意识形态关系中产生的新的效应,并经过联盟的政治组织的实践性检验,才能真正实现其历史意义”[30](P151)。正因为如此,“具有真正革命特征的社会变革,必须体现在它对日常生活、语言和空间所具有的创造性影响的能力”之上[14](P55)。只有将日常生活变成每个公民和每个社区都能进行创造的建构性空间,才能为积极的总体革命意识的出现奠定基础。它一方面在拓扑性的秩序中彰显了个性之于城市空间的独特定位,另一方面又把为个性所凸显的多元性限定在合理性的范围之内。而所谓“合理的范围”,在都市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就是能够有效整合一切反抗力量,并藉此扩大阶级斗争响应面的大众政治协商机制得以实现的平台。它是阶级政治语境下,为商谈伦理所主导的“跨阶级协作”或“战斗的特殊主义”的“城市乌托邦”2。其中,以“物”为特征的资本伦理真正实现了它的“人”化,而资本权力的强制作用也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趋于消亡。

  四、结语

  显而易见,分别围绕“资本社会关系空间性再生产”“资本地理性不均衡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多元群体的阶级斗争策略”三个基本论域,而得以建构的都市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回应了已然在政治经济形态和人文地理布局两个方面同时发生重大转向的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造成的挑战。通过检视资本逻辑的空间形而上学和社会生产动力学,它于地缘政治学的语境中渐次回答了“资本主义制度缘何长期幸存”“资本空间生产将遭遇何种危机”以及“资本社会秩序该怎样被扬弃”等一系列关键的学理性问题。藉此,一条勾勒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何去何从的空间政治经济学线索,就在城市文明的地理变迁史当中清晰地显现出来。前者不仅揭示出抽象的资本逻辑在具体的地缘景观之内必然遭遇的结构性悖论,而且凸显了身处其中的历史性主体在复杂的权力博弈框架中重塑城市生态的可能。

  然而,都市马克思主义对城市斗争主体之权力多元性的过分强调以及对商谈政治的过度依赖,无疑从根本上弱化了它最初的激进旨趣。而这也同时预示了,该思潮不可能彻底按照马克思阶级政治的批判理路而完全与资本主义制度决裂。从现实的效果上来看,为都市马克思主义所期许的差异性空间及与之相关的协商性城市乌托邦,不过是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变种。它所反复指认的具有共识性的政治目标,也只能在逐渐去政治化的经济斗争领域得以部分实现。换言之,都市马克思主义者尽管抓住了资本得以幸存所使用的空间狡计,但在如何克服该狡计的问题上却再次沦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俘虏。他们没有认识到,“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尽管“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的不争事实[11](P281)。也正因为如此,都市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激进主张都刻意放大了隶属同一阶级的不同个体在次要利益诉求(尤其是经济和文化诉求)方面的差异性,而忽视了他们在政治上的根本一致性。当激进的革命被软化为策略性的斡旋时,所谓的总体性变革也就成为遥不可及的幻想了。这就从理论的层面解释了,为什么绝大多数的都市马克思主义者最终都转向“后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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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Manuel Castells. City,Class and Power. New York:St.Martin’s Press, 1978.

  注释

  1应当说,自2016年伊始,国内部分学者已逐步开始对该议题深入探讨。他们或者从马克思主义元理论的空间哲学外延出发,立足社会关系再生产之具体构成性要素之间的相互实现机制,在城市组织和技术条件动态变迁的语境下,将都市马克思主义的总问题归结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矛盾的克服以及对当代社会权力和价值的“城市—空间性”的重申;或者直接从资本主义城市景观之于现实的阶级状况、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空间所指等一系列具体的学术板块彼此间的关系出发,将其定义为与当代资本主义城市社会生产模式转变相呼应的全新理论形态[2]。在此基础上,还有些学者则干脆将之视为国外部分左翼学者“用空间批判取代社会历史过程、将社会总体问题归结为都市问题”的一次不彻底尝试[3],抑或马克思主义在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症候日趋多元化背景下的一次思想性裂变[4][5]。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论点的提出实际上都不自觉地绕过了两个有关都市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问题:一是如何界定都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边界,二是什么是都市马克思主义由以建构的理论地平。对此,笔者主张应以在原初范式选择上就采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论断,进而展开后续理论阐述的西方左翼学者之相关思想内容为标尺,定位都市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内涵。据此,可大致将其划分为三个圈层:以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和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为支点的奠基性圈层,以爱德华·索亚(Edward Soja)、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和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为支点的拓展性圈层和以马克·戈特迪纳(Mark Gottdiener)、艾拉·卡茨纳尔逊(Ira Katznelson)等人为支点的外围性圈层。至于构成该思潮之背景支援或对话性它者的诸如福柯(Foucault)、阿尔都塞(Althusser)、齐美尔(Simmel)及至唐·米切尔(Do Mitchell)、约翰·肖特(John R. Short)等人,则可视为都市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土壤而不再专门纳入考察范围。问题的关键在于,处在都市马克思主义圈层之内的主要学者,在各自建构其城市空间批判体系的同时,总是不同程度地援引或参考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经典范畴。如此一来,就能在之前设定的圈层下,围绕这些学者针对具体问题而在广义的政治哲学、文化哲学和地理哲学语境中,或隐或显地体现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线索渐次归纳出他们共同涉及的基本论域。从而,在明确的理论地平当中,提炼出都市马克思主义的总问题。
  2通过梳理都市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文献不难看出,其代表人物在创造性解读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时所形成的一系列经典论断中,对大众多元利益旨趣与普遍政治目标间辩证关系的阐释,往往冠之以不同的概念性称谓。而无论是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反复强调的“差异性空间实践”,还是大卫·哈维在《希望的空间》中明确提出的“战斗的特殊主义”,抑或曼纽尔·卡斯特、爱德华·索亚、多琳·马西分别在《城市与草根》《寻求空间正义》和《保卫空间》中对“跨阶级的城市社会运动”“跨阶级的差异性群体协作”以及“多元开放空间”等概念的强调,实则都表明一种对资本一元抽象空间进行反制的激进态度。而他们的落脚点,无一例外都聚焦于能够进行政治—文化协商的“城市乌托邦”当中。作为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线性阶级结构划分及由此可能引发的“多数人暴政”等消极后果的(不成熟)修正,这些概念的提出从侧面凸显了都市马克思主义对资本逻辑线性时空观的彻底批判。它们不仅反对资本空间再生产的抽象宇宙观,而且拒斥与之叙事模式相仿的线性阶级斗争观念。从这点上来讲,都市马克思主义对传统阶级政治格局的细化,毋宁是它意欲从拓扑式的日常生活层面进行总体性革命的必要准备条件。二者作为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维度,共同勾勒出都市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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