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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探析新发展理念的内涵

来源:原创论文网 添加时间:2018-10-20

摘要

  Abstract:Under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at China has entered a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laim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the new concept of development”has become a magic weapon for solving the major social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growing needs of the people in our country and the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in the economy. Marxian political economics is a scientific theory and an exploration of the essence of economic phenomena. The New Era Connotation of Marx's political economy on“innovation”lies in that it is the fundamental change in productivity and takes it as the fundamental goal by avoiding labor alienation and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The new era connotation of“coordination”is embodied in the proportion of development from the angle of production rather than market supply and demand; the new era of connotation of“green”is embodied in the integration of natural and human society into the economic growth model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accounting of green costs.; the new era of connotation of“opening”is embodied in resisting the capitalist international monopoly from a higher level and strategic significance in the opening up; the new era of connotation of“sharing”is embodied in the“six deduction”and“labor theory of value”as the fundamental basi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shared distribution. On the basis of this analysis, it trie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advice and policy guidance for the practice of“the new concept of development concept in the new era.

  Keyword:the new era; the new concept of development; Marxian political economy;

  一、引言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简称党的十九大) 上, 习近平同志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作了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习近平, 2017:10) 与此同时, 报告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换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习近平, 2017:11) 针对这一主要矛盾,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十四条基本方略和第五部分的战略部署中, 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习近平, 2017) 。“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求解新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法宝。

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探析新发展理念的内涵

  众所周知, “理念”是最高层次的认知。柏拉图 (1986) 曾经在《理想国》中将世界分为可见世界与可知世界两个部分。其中, 他借用“洞喻”“线喻”等比喻, 形象地将可见世界划分为影像、影像所像的实物两个层次, 将可知世界划分为理智 (数理对象) 与理念两个层次, 将人对世界的认识过程描述为从“意见”到“真理”、从低级向高级上升的过程。而“理念”即真理, 代表了一种正确的、恒定的知识状态, 是一切行动的先导。经过近40年改革开放的艰苦实践与理论探索, “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是对我国经济社会现实最高层次的认知, 也是对如何实现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理论的又一次提升, 是我们制定和实施未来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先导。因此, 如何深刻理解“新发展理念”的内涵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关于“新发展理念”内涵与意义的文献述评

  “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习近平, 2017:2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面临瞬息万变的国内外形势和我国各项事业的迅速推进中, 必须切实抓住这五大新发展理念的理论精髓和科学路径, 才能在具体实践中改变不充分不平衡的发展现状, 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创新局面。在此背景下, 围绕五大新发展理念的思想来源与创新、内在联系、实践意义及实施路径等议题, 学术界从多个层次、多个角度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讨论。

  首先, 有学者深刻指出“新发展理念”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主导的发展理念和理论的颠覆, 将带来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超越 (李振, 2017) 。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根本缺陷在于它们存在诸多发展理念上的教条主义, 包括市场经济教条、个人主义教条、自由主义教条和改良主义教条四个方面。受限于这样的理念教条, 现代主流的发展理论及其创新都不能真正解决世界东西南北发展问题中的争执、矛盾乃至冲突。虽然“新发展理念”是针对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而提出的, 但却超越了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诸多教条。李振教授将其归纳为“超越少数人”的创新发展理念、“超越自我”的协调发展理念、“超越资本”的绿色发展理念、“超越小我”的开放发展理念以及“超越偏私”的共享发展理念五个方面, 这五个方面体现了对西方发展教条的突破。

  其次, 从思想来源来看, “新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继承与创新, 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当代阐释与现实应用 (顾海良, 2016) 。所谓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是将社会看作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有机整体, 强调社会发展具有内在的客观规律性, 强调人在社会活动中的自觉性与能动性, 社会发展的核心和最高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 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新发展理念”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继承和创新体现了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 对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的认识, 对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的认识, 以及对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入的探索与总结 (范文, 2016) 。

  再次, 从“新发展理念”提出的背景来看, 许多学者认为“新发展理念”是对国内外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的新总结, 是针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的社会矛盾与风险隐患集中显现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条件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新认识 (吴宣恭, 2016;辛鸣, 2016;张兴茂、李保民, 2015;韩振峰, 2016) 。

  第四, 关于五大“新发展理念”之间的内在关系, 许多学者分析指出五大“新发展理念”分别聚焦发展的动力问题、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人与自然关系和谐问题、发展内外联动问题、社会公平正义问题, 但同时它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每一个理念并非孤立存在, 而是蕴含着一定的理念逻辑 (张兴茂、李保民, 2015;张新, 2016) 。

  第五, 关于“新发展理念”的具体实践, 熊晓琳、王丹 (2016) 指出, “五大发展理念针对的是我国发展中突出的现实矛盾, 致力于破解发展难题。”程恩富 (2016) 指出, 应当在新常态下把握五大发展理念的关键点, 其中创新应在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之外, 发展出自主知识产权优势;协调的关键是理顺各领域各方面发展关系, 而不是仅仅关注GDP;绿色就是要建设生态制度体系, 避免和消除妨害生态安全的各种隐患, 开放则应借鉴德、日等国的经验, 坚持有序开放;双向开放, 共享则首先要解决贫富分化问题。

  上述研究为我们深入理解和学习党中央在当前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发展理念与目标规划提供了诸多借鉴。发展问题是经济学领域中的核心问题之一。要真正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需要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去解析“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 为它们的具体实践提供更好的理论基础。

  三、经济学关于发展的一般内涵与动力来源的阐述

  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 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或根本原因就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其中, 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的决定性因素。

  从经济学视角对发展的探索, 则是起源于人们对如何增加财富这一问题的思考。从托马斯·孟到休谟, 从魁奈到杜尔哥, 再到亚当·斯密对国民财富性质与原因的研究, 无不体现着人们对一个国家如何实现财富增长进而达到经济发展的孜孜探索。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 财富的增长, 第一靠劳动的效率或劳动生产力, 第二靠劳动的数量, 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主要靠分工, 这是推动生产力提高的根本原因。另外, 要增加劳动者人数, 必须增加资本积累。因此, 归纳起来, 他认为劳动分工的深化推动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资本的积累, 资本的积累带动劳动者数量的增加, 这是国民财富增加的原因所在。

  马克思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合理成分, 创立了不同于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 在区分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基础上, 提出了劳动的二重性与使用价值、价值的关系。因此, 马克思对财富的定义是与其劳动价值论密切相关的。他指出, 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 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这是马克思从微观层面对财富性质的认识, 从而也深刻指出了财富增长的原因是来源于劳动的价值创造与转移。同时, 马克思还在《资本论》中从更加宏观的视角指出, 经济增长的实质是扩大再生产, 既包括了通过生产要素数量增加获得的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也包括了提高生产要素使用效率所获得的内涵式扩大再生产 (马克思、恩格斯, 1953) 。而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在于生产生产资料的第一大部类与生产消费资料的第二大部类之间必须满足的一定的比例条件。另外, 马克思的发展观归结到最后是追求人的全面发展, 而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发展只不过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经济的发展如果背离了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最终目标, 那样的发展是有危害的, 也将是不可持续的。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 马克思按照人的个体发展的程度把人类社会分为依次递进的三种社会形态, 即从对人的依赖占统治地位的状态, 到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状态, 到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 1995a) 。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正是为人摆脱第二种形态中对物的依赖状态最终进入第三种状态准备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

  关于发展的内涵, 着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定义也广受关注。他指出, 所谓发展是打破静态体系的动力所在, 是经济体系自发而不连续的变化 (熊彼特, 2015) 。经济发展的动力不是来源于消费者的需求变动, 而是生产者以新的方式重新组合现在的生产要素, 而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带头人”, 是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的创新者。他认为企业家的作用在于创造性地破坏市场的均衡, 这种动态失衡才是健康经济的“常态” (而非古典经济学家所主张的均衡和资源的最佳配置) , 从而强调了创新、企业家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性。

  四、“新发展理念”新时代内涵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解析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是指虽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着提高, 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 却依然存在社会供给不能满足提高了的需求的不平衡 (习近平, 2017:11) 。经济结构性失衡、环境破坏、产能过剩、贸易摩擦、贫富严重分化等呼唤发展理念的转换。从粗放式的投资、消费和贸易拉动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转变, 背后的理论依据正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全面体现。因此, 有必要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去理解和分析“新发展理念”的新时代内涵及其实践意义。

  (一) 关于“创新”发展的内涵

  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 按照熊彼特的定义, 指的是新产品的开发、新市场的开拓、新生产要素的发现、新生产方式的引进和新企业组织形式的实施 (熊彼特, 2015) 。新古典经济学则将衡量“创新”水平的指标定义为“全要素生产率” (索落模型) , 即除去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投入之后的“余值”。表面上看, 这两种经济学含义的创新都不无道理, 但事实上, 他们描述的主要是创新的形式与创新的结果, 对创新的本质没有给出解答。在实践中有许多所谓的创新 (如某些新型商业模式) 往往只是流于形式, 不但不能被市场接受, 反而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因此, 从能够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和福祉这个意义出发, “创新”发展须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发展观的视角来加以审视。

  首先, 创新根本上须是带来生产力变革的活动。马克思说:“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 (马克思、恩格斯, 1962:3) 这一表述, 充分展现了这些发明, 创造对生产力变革的深刻意义。所谓生产力的变革, 往往表现为劳动分工的不断深化、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不断提高。从使用价值的变化看, 它或者会增加使用价值的数量, 或者可以改进原使用价值的功能, 或者能够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 从而带来全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从价值层面来看, 创新的含义根本上是指劳动创造价值与使用价值能力的提升:一方面, 创新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推动使用价值数量增加的同时, 会造成单位商品价值量的下降;另一方面, 创新往往增加劳动的复杂程度, 或者创造出新使用价值, 或者使得相同劳动时间内, 劳动创造价值的量成倍提高。在现实生活当中, 这种例子并不鲜见。如不断迭代更新的智能手机、电脑设备等, 很多是人类过去生活中不曾存在的, 既代表了一种新型使用价值的诞生, 也体现了劳动创造价值能力的提升。因此, 我们所说的创新应当是摆脱了简单重复和模仿, 摆脱了粗制滥造和粗放式投入要素增加的活动。它同时会带来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层面性质和数量上的变革。

  其次, 创新应是避免劳动异化并促进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创新。马克思发现, 资本主义不是没有解放生产力, 而是没有解放人。马克思说:“在我们这个时代, 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 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 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 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 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 (马克思、恩格斯, 2009:580) 由此可见, 不是所有形式的创新和所有带来“余值”的创新都是有利于人的发展的创新。资本主义制度虽然有着孕育技术创新的丰饶土壤, 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 但是其制度自身的缺陷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人活动的片面化、畸形化, 乃至异化, 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物化。而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应是彻底摆脱了对物的依赖关系而形成真正的“自由个性”, 不管是人的需要、能力还是社会关系都能得到充分的满足和发展。因此, 检视所有的创新行为, 需要以此为依据去伪存真, 推动创新朝着打破资本主义生产旧的分工和固定化的方向发展。创新所带来的劳动分工, 应当让劳动者在劳动中感到幸福和快乐, 在劳动中肯定自己并自由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例如, 电影《摩登时代》中把工人异化为拧螺丝劳动机器的流水线和极具讽刺意味的新发明———毕罗自动工人喂食机等, 这些所谓的发明创造背离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 是人类自己给自己套上的牢笼。特别需要强调的是, 要实现“创新”发展必须培育人的综合创新能力。

  (二) 关于“协调”发展的内涵

  经济学术语中有一个词与“协调”的含义相近, 即“均衡”。如何实现经济均衡, 是整个经济思想史讨论的最重要主题之一。亚当·斯密认为, “自由放任”即可实现经济均衡, 因为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 可以调动资源和商品流动, 达到资源最优配置和供需平衡状态。新古典经济学也通过一系列假设, 采用边际分析方法, 证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存在。然而, 这一结论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状况中失去了意义, 在此背景下凯恩斯以“有效需求不足”为依据, 提出充分就业均衡的实现单靠市场无法实现, 必须依靠政府干预。时至今日, 西方主流经济学仍然在这一个问题上争论不休。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窘境,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如果仅仅从市场供需的角度而不是从社会生产的角度来研究均衡, 仅仅从资源配置的角度而不是从劳动配置的角度来研究均衡, 这种经济上的均衡是肤浅和片面的, 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

  首先, “协调”发展的根本在于社会生产的按比例发展, 其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马克思在“再生产理论”中指出, 生产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与生产消费资料的第二部类之间必须满足一定的交换比例, 才能确保生产在原有和扩大规模上进行的可持续性和非危机性。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 由于资本家对利润的狂热追求所造成的生产的盲目性, 在两部类之间按比例协调发展的基本条件是无法实现的, 这是资本主义经济永远无法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均衡的根本原因。因此, 无论西方主流经济学如何从市场供需的角度来分析均衡并试图找到达到均衡的方法, 都始终无法让资本主义国家摆脱经济危机。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企图对原料生产进行共同的、果断的和有预见的控制———这种控制整个说来是和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根本不相容的, 因而始终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 或者只是在面临巨大危险和走投无路时例外采取的一种共同步骤———的想法, 都要让位给供求将会互相调节的信仰。” (马克思、恩格斯, 1974:137) 因此, 我们倡导协调发展, 最根本的是以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必要前提, 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动摇, 这是实现“协调”发展的基础。

  其次, “协调”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马克思的经济和谐与协调发展理论可具体分解为五个方面的内容 (田文, 1999) :一是商品价格围绕商品价值上下波动, 即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协调一致;二是价值生产与价值实现的平衡, 即全社会各种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总量与全社会需求的各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总量相等;三是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 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保持合理比例关系的发展;四是根据货币流通规律, 确保货币供给量与货币需求量、商品价格总额的宏观平衡;五是利润率平均化规律下, 社会总资本在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合乎比例的流动与配置。要实现“协调”发展, 需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从以上五个方面综合起来加以宏观管理。其中, 最关键的是要从价格系统的平衡, 回归到价值系统的平衡。这是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质。

  (三) 关于“绿色”发展的内涵

  马克思指出:“自然界, 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 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 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 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 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马克思, 2014:52) 因此, 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通盘考虑人的有机及其无机部分的共同和协调发展, 这是对自然界的最深刻的认识, 也是人类社会发展依靠力量的最根本的认知。由此可见, 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去理解和实现“绿色”发展, 其关键点有二:

  首先, “绿色”发展必须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物质循环过程纳入经济增长模型当中。自然界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变为人的有机的身体的一部分, 再从人的有机的身体的一部分回到自然界之中成为无机的一部分, 这样一个过程不断循环往复, 才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以, 一方面, 保持“绿水青山”就是保持人的无机身体部分的健康;另一方面, 把无机部分纳入经济循环, 把“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 需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改变“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 实现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且能够再利用、再修复、再循环这样的目标。另外, 从“宁要绿水青山, 也不要金山银山”的经典论断也可见, “绿色”发展所包含的“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即短期发展绝不可以以牺牲长期发展为代价。

  其次, 技术上而言, “绿色”发展必须对所有的环境短期和长期成本进行核算, 真正计入经济增长指标的计算当中, 才能实现现实意义上对无机的自然界的经济意义的认知。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定义, 环境污染等实际上可以看作劳动力创造出的“负价值”部分。而“负价值”的消除需要劳动力价值的再耗费。如对废水、废气、废物的回收利用, 又如有些国家规定砍伐一片森林, 必须重新种植一片同样规模的森林作为前提等, 这些都是劳动的再付出。因此, 对自然资本折旧或耗损的计算, 可以从劳动力在消除“负价值”上的时间付出来计量。当然, 具体还可利用现代科技进行监控、测量、评估与测算环境污染、废弃物再循环的成本等。

  (四) 关于“开放”发展的内涵

  经济思想史上亚当·斯密的“绝对利益学说”、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以及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等, 是理解15世纪以来伴随地理大发现而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全球范围内商品和服务贸易的经典理论。20世纪中后期以来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 将国际贸易推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与投资不断融合促成当今世界范围内商品与要素的广泛流动, 将越来越多的国家卷入世界市场之中。因此, 在这样一个时代, “开放”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没有“开放”的发展已经成为不可能。但是, “开放”并不必然带来真正的发展。尤其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当今世界的“全球化”中, 按照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指引, 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在“开放”中不但没有获得发展, 反而在“开放”中更加落后。

  首先,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 “资产阶级, 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 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马克思、恩格斯, 1995b:273、276) 。由此可见, “开放”是生产力发展和资产阶级不断追求超额利润的本性所决定的。但在这种趋势下, “开放”带来的是全世界财富向着强大的资本及其背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不断集中以及落后生产力国家的更加贫困和落后。例如, 马克思曾在1853年《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 强烈谴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残暴行为, 深刻揭露全球化的两面性及其消极性。但必须要认识到的一点是, 马克思在预见资本主义全球化必然性的同时, 也指明最终的全球化应当是共产主义形态下的全球化。他认为, 狭义地域性的个人将被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 “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 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在‘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能实现一样” (马克思, 1960:40) 。这说明我们必须具有坚定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我们应当坚定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导地位, 在当今资本主义推动的经济全球化中, 努力“做大做强做优”国有资本, 才能与资本主义国际垄断资本相抗衡, 改变经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这是“开放”发展的基础。例如, “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我国作出的对抗以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举措, 是更高层次和更有战略意义上的“开放”。

  其次, 马克思指出, 资本主义的发展, 一方面是资本积累, 是资本家财富的积累;但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积累。在世界范围内,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 资本的规模和跨国流动能力愈来愈强, 强资本弱劳工的局面愈来愈严重。更有甚者, 资本会凭借其强大的垄断势力, 迫使发展中国家为了留住资本出台优惠政策, 进一步牺牲这些国家及其劳工的利益。因此, 获得“开放”发展的根本在于必须在开放中注重劳工的联合, 注重从法律层面对劳动者的保护, 而这都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从国家层面上实施有组织的、有对策的开放。

  (五) 关于“共享”发展的内涵

  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来, 西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原则主导下的经济发展导致财富愈来愈严重地两极分化。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资本积累理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分配必然导致无产阶级的贫困化, 并指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趋势。由此可见,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财富的共享是天方夜谭, “共享”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不过是无法实现的一种空想而已。

  虽然马克思在自己的着作文本中从未讲过财富的共享, 但是在马克思整个理论体系中, 财富共享是贯穿始终的思想核心。马克思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就深刻体现了马克思对不存在剥削和压迫、人人平等和共同富裕的理想社会的憧憬与谋划。“共享”是目的, 而“共享”发展是路径和手段。在其着作中, 马克思对“共享”发展的方式曾做过深入的分析:

  首先, “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的六项扣除是“共享”发展的物质基础。在《哥达纲领批判》中, 马克思在批判所谓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时指出, 在未来社会里, 社会总产品的分配是有折有扣的。社会总产品进入个人消费之前要进行六项扣除:第一, 用来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第二, 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第三, 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余下部分在进入个人消费之前, 还得进行的扣除包括:第一, 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第二, 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 如学校、保健设施等;第三, 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 设立的基金。 (马克思、恩格斯, 1963:19-20) 马克思说:“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 又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利益。” (马克思、恩格斯, 1963:20) 由此可见, 这里的六项扣除, 最终是在劳动者之间“共享”的, 同时这也是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基础。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而言, 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导下, “共享”发展一方面可以通过国有企业的六项扣除来实现, 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对非国有的企业或资本、对私有部分的个人收入以税收等方式加以扣除并进行转移支付来实现。

  其次,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从根本上指出了价值的源泉, 从而表明劳动者是价值的唯一创造者, 因此, 剩余产品应该由劳动者来共享。因此, 在阐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按劳分配制度时, 他指出:“每一个生产者, 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 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 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 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 (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 , 而他就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分消费资料。” (马克思, 1963:21) 在非单一公有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 这种纯粹的按劳分配模式是无法实现的, 但是, 实现劳动者对剩余产品的“共享”这一本质和目标是不能改变的。这意味着, 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成分并存和共同发展的条件下, 尽管分配方式呈现多元化, 但仍需通过各种手段适当调节剩余产品在劳动者之间“共享”。马克思还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 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 而生产条件的分配, 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 (马克思, 1963:23) 因此, 要获得“共享”发展是需要结合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结合生产关系的状况, 最终来实践六项扣除和按劳分配的基本思想。

  五、小结

  “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 旧有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需要从根本上予以改变。因此, “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所孕育而生的。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审视五大“新发展理念”, 才能深刻解读发展的真正含义。“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内涵才是指引我们获取真正理想中的“美好生活”, 并从根本上实现“平衡且充分”的发展。同时, 它在经济学乃至哲学层面对人类社会发展理念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 是促进我们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柏拉图, 1986:《理想国》, 北京:商务印书馆。
  [2]程恩富, 2016:《论新常态下的五大发展理念》, 《南京财经大学学报》第1期。
  [3]范文, 2016:《五大发展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继承与创新》, 《行政管理改革》第1期。
  [4]顾海良, 2016:《新发展理念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解读》,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1期。
  [5]韩振峰, 2016:《五大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理论的重大升华》,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第1期。
  [6]李振, 2017:《从五大发展理念看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时代自觉》, 《思想理论教育》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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