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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观念演进、分流及后续发展

来源:原创论文网 添加时间:2019-07-23

  摘    要: 自“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被首次提出以来, 其内涵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首先是重“政治”而轻“经济”的前古典经济学时期;接着是亚当·斯密将“经济”从“政治”中解放出来后并经由其他政治经济学家发展的古典经济学时期;然后是不同地区学科认知明显分流的过渡时期。随着学科认知的演进, “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 完成了体系化、多样化的历史任务。对这一演进逻辑的把握, 对认识西方经济学、甄别各种“政治经济学”概念不同的内涵、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 学科认知; 经济思想史;

  Abstract: Since the term“political economy”was first proposed, its connotation has undergone three major stages of development. At first, there was a pre-classical economics era when“politics”instead of“economy”was emphasized; Later, Adam Smith severed“economy”from“politics”, followed by theories of other political economists. Then there was a transitional period during which the cognition in different regions clearly diverged. With the evolution of subject cognition, “economics”replaced“political economy”and completed systematic and diversified historical tasks. The comprehension of this evolutionary logic is essential to understanding western economics, and distinguishing different connotations of“political economy”, as well as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 political economy; economics; subject cognition;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s;

  一、引言

  经济思想史研究一般采用的思路是, 以某个经济学家或经济学派具体的经济思想为对象, 研究其关于价值论、分工论、分配论、贸易论或其他问题的基本观点, 着重分析思想流变的制度基础、社会环境及思想渊源, 强调生产力发展水平、国内阶级矛盾、国际安全局势等在社会存在领域, 以及政治学、伦理学、哲学等在社会意识层面对经济思想的影响, 并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 对诸经济学家与主要经济学派的经济思想进行整合分析, 辅之以具体的历史证据, 研究各经济思想间的批判与继承关系, 从而梳理出经济思想的主要发展脉络。这一思路普遍体现在各国出版的经济思想史类着作中。1

  除了这一思路所主要探讨的背景、内容、过程、意义与评价等重要内容外, 经济思想史领域的一些细节还有待更深入的考察, 例如经济思想的发展过程中诸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学科认知的改变, 这种改变不仅反映了他们对经济学的认识与态度之间的异同, 还反映了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入, 他们的关注点发生的变化, 这无疑是对经济学学科本身发展史进行研究的最好材料, 也应当是经济思想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有关诸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学科认知的探讨, 零散地见于各个版本的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说史专着、研究论文及经济学着作的序言与概论性章节中。系统的研究如布雷登 (Bladen) 对经济学方法论流变的讨论: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 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学的认识经历了从先验的绝对真理性科学到系统性经济学学科的漫长历程。我国学术界目前鲜有就这一问题进行专门研究或综述的文献。23何炼成梳理了“政治经济学”在各主要经济学家作品中是否被用于命名以及这样命名对内容的影响, 讨论了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特征, 论证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要求和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思想的观点。4陆昱探讨了从政治经济学、“去政治化”的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再到经济政治学的历程, 5从学科视角下政治与经济关系变化的过程反映出理论界对两者关系的探索和认识不断深化;但是他在探讨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时, 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对古典经济学家具体理论观点的梳理, 对学科认知方面的探讨略显单薄;在探讨“去政治化”的经济学时, 仅是站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其对立的立场上, 强调阶级属性与意识形态。

政治经济学的观念演进、分流及后续发展

  本文将着重就“政治经济学本身意涵的演进”与“‘经济学’被提出的意义”这两个方面进行一些客观的补充与探讨, 加深对政治经济学传统的理解, 把握经济学学科的发展规律, 为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提供思想史的视角。

  二、政治经济学观念的演进

  从词源上看, 经济 (economy) 一词源自希腊语䥺SymboloAp䥺SymboliAp䥺SymbolkAp䥺SymboloAp䥺SymbolVAp (oikos, 家庭) 和䥺SymbolnAp䥺SymboloAp䥺SymbolmAp䥺SymboloAp䥺SymbolVAp (nomos, 法) , 意为管理家庭的法规。希腊的家庭一词还兼有家族 (氏族) 、财产权的意思, 包括家庭内的一切动产。政治 (politics) 一词源自希腊语䥺SymbolpAp䥺SymboloAp䥺SymbollAp䥺SymboliAp䥺SymbolVAp (polis, 城邦) , 并延至一般国家和社会。6古希腊思想家, 如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 都就政治和经济现象进行过讨论, 并且提出“经济学是政治的经济, 认为它是关于征收国家岁入的一种技艺”。7“ (因为) 供给国家的需要与供给家庭的需要之间, 有着明显的相似性, 因而在希腊语中, ‘政治经济学’一词就作为政府的艺术或政府经济活动中财政金融部门的一个适当的专有名词而出现了。”8在古希腊特殊的城邦制度下, 政治生活是公民普遍追求的最高生活, 政治的地位远高于经济;作为维护政治的基本手段, 经济研究只能是政治研究的一个方面。

  17世纪, 法国在亨利四世 (Henry IV) 和黎塞留 (Richelieu) 统治下, 国家机构发展, 公共行政范围不断扩大。1615年, 法国重商主义者蒙克莱田 (Antoine de Montchrétien) 在《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首次明确使用了“政治经济学” (political economy) 的概念, 提出他对社会、国家经济政策的看法与建议。对这一极具历史意义的事件, 熊彼特给予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我们这门科学或多种科学的凝聚物在十七世纪被一个不十分重要的作者命名为政治经济学……从此以后, 就有意无意产生了一种看法, 似乎我们这门学科唯一关心的就是国家的经济”9。在经历了接近一个世纪的沉寂后, 詹姆斯·斯图亚特 (James Steuart) 继承了先前蒙克莱田的框架, 创作了《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 或自由国家内政学概论》一书, 提出“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 是为人民 (或译作‘居民’) 提供他们生活所需的基本基金, 和社会所需的所有物品, 并扫除其中存在的各种障碍”10;与书名一致, 该书的核心是国家内政学, 其第一章名为“人类的政治” (of the Government of Mankind) 。16世纪末出现在德奥的“官房学”, 作为一种社会经济思想, 集经济政策、立法、行政管理、公共财政等为一体, 堪称这一时期政治经济学强调“政治”的范本。

  西尼尔 (Nassau William Senior) 论及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时, 指出“早期所谓的政治经济学家, 并没有突出政治经济学中的‘经济’一词, 而更为强调对政治的探讨”。11萨伊 (Jean Baptisee Say) 也认为“某些学者在研究时把良好政治的基本要素与国家财富或私人财富的增长所依存的原理混淆起来”。12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家西尼尔和萨伊等人普遍认识到, 先前“政治经济学家”所讨论的问题大多是政治问题, 对国家的关税、财政等问题的研究也往往牵连了过多政策与法律的内容;讨论财富问题时对农业、制造业的讨论没有紧扣行业与财富之间的关系, 反倒就行业本身进行了多余的讨论。罗宾斯 (Lionel Charles Robbins) 指出:“在所谓重商主义时期留下的大量流行文献中, 大多都是关于贸易法规、铸币制度、济贫赈灾等具体问题的论述……直到18世纪在重农主义者和苏格兰的思想家们的着作中, 才开始出现……现代称之为经济学的研究工作。”131758年, 作为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 魁奈 (Francois Quesnay) 在《经济表》中“ (给出了) 它 (政治经济学) 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组织的精确表述”, 14用以概括有关财富性质、再生产和分配的讨论。尽管他的着作没有用“政治经济学”来命名, 也没能彻底摆脱“政治”, 但是确实传达出了与此前政治经济学强调的“管理”“控制”不同的含义, 表现出对“经济”的关注。1776年《国富论》发表, “将这两个相差甚远的研究区分开来”, 15超越了这种强调政治学理论框架的传统, 将讨论核心从政治话题转移到了财富本身。亚当·斯密在该书第一、二篇集中探讨了核心理论——分工、价值和分配;第三、四篇总结并梳理了此前的经济发展史和经济学说史;第五篇讨论国家的经济职能和公共财政的问题。尽管斯密也讨论了政府职能, 但是其关注点在于国民财富增长与市场秩序建立, “政治”不再是政治经济学的唯一目的。“他 (斯密) 将经济学从政治学中分离, 在处理相关问题时像对待物理对象与自然规律一样。”16按照罗宾斯的观点, 政治经济学所包含的两个层面的含义——“对经济行为的描述”和“对经济政策的制定”17——在斯密这里得以完成。

  三、政治经济学的分流

  斯密创立以财富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框架后, 政治经济学中“经济”的部分逐渐成为研究的核心——伴随着“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展, 政府的“守夜人”角色日渐深入人心, 对“看不见的手”的研究也逐渐深入。正是在这样的学科背景下, 政治经济学出现了分流的趋势。

  在英国, 斯密身后的政治经济学家们基本延续了他的研究思路。李嘉图 (David Ricardo) 在斯密的基础上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1817) 一书, 并沿用了“政治经济学”的名称, 18其讨论的内容涵盖了价值与价格理论、地租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和赋税理论。李嘉图的研究思路恰恰说明, 在与政治学分野后, 政治经济学已经成功步入独立的发展轨道。紧接着, 马尔萨斯 (Thomas Robert Malthus) 的《政治经济学原理》 (1820) 、麦克库洛赫 (John Ramsay MaCulloch) 的《政治经济学原理》 (1825) 与约翰·穆勒 (John Stuart Mill) 的《政治经济学原理》 (1848) 相继发表。尽管他们在一些具体理论上有着迥异的观点,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共同的学科框架内讨论, 以及对抽象先验的经济学理论进行进一步的发展——这同李嘉图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与贡献一脉相承。其中, 约翰·穆勒对政治经济学学科的认识的贡献, 特别是在普遍经济学理论抽象方面, 尤为突出:早在《原理》发表之前, 他就在一篇论文中提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探寻社会现象规律的科学, 规律来自于人类在财富生产中各种行为的组合, 在一定范围内这些现象并不因追求其它目标而改变”。19

  同一时期欧陆的政治经济学家在与英国学者的交流学习中也同样承担着发展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任务。西尼尔在其《政治经济学大纲》 (1836) 中总结, “当代欧洲大陆学者对政治经济学的含义也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斯托赫先生认为, ‘政治经济学和一国的繁荣昌盛直接相关, 它是研究一国的物质财富和文化的根本性的科学’。西斯蒙第说, ‘以政府的角度来说,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物质福祉的科学’。萨伊则认为, ‘政治经济学, 是一门社会经济学科, 它综合了我们对社会各组织部门的性质和职责的认识’……事实上, 他们的研究往往走上了立法者和政治家的思想套路, 并没有真正深入于财富问题的研究”。20他提出政治经济学家要更深入地探讨财富问题, 更集中于对根本观点的研究, 而不应该过多关注道德和福利问题。21西尼尔将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框架同财富问题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开始尝试摆脱道德哲学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束缚, 单纯对经济学理论进行深入研究。

  但是欧陆的政治经济学家对于斯密体系的继承与发展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状况较好的法国, 其他地区则是另外一番光景。德意志地区当时尚未统一, 处在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双重压力之下, 传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完全不能满足德意志发展的需要, 所以在浪漫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 出现了主张采用历史归纳法并以此闻名的德国历史学派。历史学派的先驱李斯特 (Friedrich List) 早先是斯密的信徒, 但是其思想在后期发生了重大转变——尽管李斯特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1841) 依然以“政治经济学”命名, 但是他只承认特定国民体系的政治经济学, 反对斯密的“世界主义政治经济学” (尤其以他提出“幼稚产业论”来反对基于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理论的国际贸易为典型) 。此后, 旧历史学派开始以“国民经济学” (national economics) 来命名着作, 22新历史学派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这样的命名方式, 如罗雪尔 (Wilhelm von Roscher) 所着《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 (1843) 、施穆勒 (Gustav Schmoller) 的《国民经济学大纲》 (1900) 等。熊彼特指出, 此时德国的国民经济学 (国家科学) 与早先斯图亚特所说的政治经济学在内涵上是一致的——强调经济性的公共政策, 但是这种看法显然把经济学的范围看得过于狭窄了。23

  在奥地利学派那里, 门格尔 (Carl Menger) 的着作放弃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命名方法, 选择以《国民经济学原理》 (1871) 为题。此外, 尽管杰文斯 (William Jevons) 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1871) 、帕累托 (Vilfredo Pareto) 的《政治经济学讲义》 (1896) 和《政治经济学教程》 (1906) 依然以“政治经济学”命名, 但是心理学派强调心理分析, 数理学派侧重对数学工具的利用, 他们所理解的经济学内涵与所使用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不仅不同于早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 也与同时代其他国家与学派的政治经济学家相去甚远。

  在经济学理论和学科认知方面, 政治经济学家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异:一方面, 以穆勒为代表的英法政治经济学家在摆脱政治学对政治经济学的禁锢之后, 基于本国良好的经济发展情况、较为稳定的经济市场秩序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巨大推动, 开始强调在抽象的经济学理论方面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构建“世界主义”的经济学;另一方面, 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家或者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 在实践中一次次宣告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无效性, 开始探索符合本国实际需要的经济学理论, 又或者基于方法和理论的进步性, 开始从新的视角和思路对政治经济学进行反思和批判。布雷登指出:“以穆勒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家在方法论上奉行的先验主义和抽象演绎方法使得经济学 (Economy) 作为一门科学其实只是英国的商业学, 使得政治经济学家们试图建立的政治经济学公理被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其局限性所在。”24

  这一时期对政治经济学正统理论的怀疑, 也在一个侧面体现出随着社会经济背景的变化, 经济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广泛传播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 需要更多新的理论与方法来加以解决。也就是说, 在从古典经济学向新古典经济学转变的过程中, 研究对象和方法无法再简单局限于个别单纯的普遍抽象理论, 经济学体系的复杂化与多样化趋势开始显现。许多经济学着作的命名方式中透露出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扩张和发展也反映出这一趋势, 而这种命名方式同样也明显体现出经济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接触与交流。安德森 (James Anderson) 所着《关于激发人民勤奋劳动精神的方法研究》 (1777) 、杜普伊 (Juvenal Dupuit) 所着《公共工程的效用计量》 (1844年) 、瓦尔拉斯 (Leon Walras) 所着《政治经济学与公正》 (1860) 和《社会财富的数学理论》 (1883) 、维塞尔 (Friedrich von Wieser) 所着《社会经济理论》 (1914) 等书, 都反映出政治经济学受到伦理学、物理学、数学、社会学等学科广泛的影响,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已经从单纯的财富领域扩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通过对这一发展阶段的仔细梳理, 我们不难发现政治经济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明显分流的趋势——英国、法国、德国以及其他各国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认知出现了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也体现为不同学科与经济学之间界限的模糊, 经济学不断采纳其他学科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手段, 开始对各种社会现象提供强有力的解释工具。政治经济学的范围限制越来越不能容纳其自身体系化、复杂化、多样化的发展需要。

  四、经济学的产生及政治经济学的后续发展

  当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从政治目的转移到财富增长, 再到资源分配与效率提高, 从单纯的普遍理论演绎再到理论与现实的结合, 政治经济学原有的学科认知至少经历了三个重要的阶段:首先是将“经济”作为研究手段而强调“政治”的前古典经济学时期, 其研究核心在根本上是政治理论与实践;接着是斯密将“经济”从“政治”中解放出来并经由其他政治经济学家发展的古典经济学时期, 研究对象是以国民财富为核心的抽象的普遍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然后是学科认知在不同地区产生明显分流的过渡时期, 25研究对象开始向其他方面拓展。

  19世纪出现了对于政治经济学的两种批判:第一种批判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思路——马克思确定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和探索“市民社会的解剖学”, 恩格斯则把政治经济学描述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分析”, 这种观点保留了“政治经济学”名称, 但是批评了它的研究范围和方法;第二种批判则主张彻底改变政治经济学的名称。26在一定意义上,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可以被看作是前一个部分讨论中政治经济学分流的表现, 但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其他分流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27

  西方主流经济学基本延续了第二种批判思路, 用“经济学”取代了“政治经济学”, 这也正是本文接下来要讨论的内容。当经济学的全部研究领域拓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如资源的分配、个人的效用享受、决策与博弈、外部性与矫正等时,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已经不再足以容纳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杰文斯在1879年版《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再版序中写道:“若干小的修正, 可以一述者, 例如以Economics代替Political Economy, 我以为Political Economy这一个双名是麻烦的, 应尽早放弃……我觉得最好的名称, 是Economics。这个名称, 既与旧名称比较更近似, 又在形式上与Mathematics, Ethics, Aesthetics及其他各种学科的名称可以类比, 且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就已通用。据我所知, 这个名称是麦克劳德君28重新提起的。但剑桥马歇尔君亦曾经用它, 我们希望, 近百年来为法国经济学者称为La science économique的科学, 将一律采用Economics这个名称。不过, 我虽在本文改用新的名称, 但书名仍以不改为是”。29佩特曼对此评论说, “ (政治经济学中政治学与经济学的) 分离是在19世纪取得的, 部分是由于英国理论家威廉·杰文斯的着作”。30杰文斯在这里已经表示出要摆脱政治经济学所限定框架的强烈诉求, 也表现出不满足于单纯的理论研究的诉求:他理想中的经济学应该是与数学、伦理学、美学一样的独立学科, 是包含着子学科的一门发展完善的学科。杰文斯要做的, 首先是实现Economy与Politics的分离, 接着是从Economy到Economics的进步, 这两者是互为补充的。对杰文斯而言, 经济学理论非常重要, 但也只是经济学 (Economics) 的一个部分, 他做出的贡献也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学理论, 还包括经济统计学、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31正如他在序言中写的, “发展经济学, 改进经济学, 乃是经济学家的无止境的工作”。32

  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下, 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马歇尔 (Alfred Marshall) 在他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首次以“经济学”为题, 正式完成了在命名上以“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任务。巴里·克拉克在分析经济学“科学化”的实质时指出, 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分离, 使“经济学集中研究个人在市场上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利用个人理性假设及用货币作为衡量原因与结果的尺度, 使经济学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仿照19世纪的物理学建立其理论大厦”, 33这正是将经济学与政治学彻底分离的任务的意义所在。而马歇尔写给埃奇沃思 (Francis Ysidro Edgeworth) 的信中——“在我看来理论是重要的, 但是如果由抽象的、理论的、一般的经济学成为完全的经济学, 那么这是最为灾难性的……普遍的理性的确是重要的, 但是广泛而深入地对事实进行研究也是同样重要的”34——又体现出将经济学发展为一个系统学科的任务的意义所在。马歇尔用“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 既完成了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彻底分离, 使得纯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形成独立传统, 又构建了完整的体系化的学科框架, 使得经济学能够容纳更多维度的经济研究。在这两个意义上, 经济学才能被认为是真正产生了。

  在经济学体系化的基础上, 政治经济学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 迎来了新的发展。近30年来, 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新政治经济学 (New Political Economy) 发展迅速, 并在中国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交叉学科, 新政治经济学的特点在于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 关注政府、立法、民主、公共选择等传统政治学议题, 其研究思路在根本上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一致, 而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35作为学科分支, 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得益于经济学的体系化发展:一方面可以更好地继承延续已有的研究理论与方法, 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好地同其他学科进行交叉, 研究新的议题。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美国兴起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则不同于新政治经济学的内涵与地位, 更多是站在主流经济学的对立面, 吸收借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 批判美国的社会制度;但是他们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应用和探讨的过程中, 也出现了背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倾向。这两派不同内涵的“政治经济学”都是经济学学科发展的组成部分, 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延续了早先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两种思路, 这说明当下经济学的学科建设还在继续, 对经济学的学科认知还在深化。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可以大胆做出论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也应当成为经济学学科认知和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既要充分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思路, 也要借鉴西方经济学各流派的理论观点, 不仅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 还要在经济学的现有框架下促进经济学本身的发展。

  五、总结

  经过上述梳理讨论, 我们发现“政治经济学”的内涵从蒙克莱田首次提出以来, 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以“政治”为核心的, 讨论所涉及的公共政策也好, 财富增长也罢, 最终目的依然是服务于政权与国家, 这尤其受到当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各国积极竞争、拓展霸权需要的影响。而自亚当·斯密以来, 政治逐渐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淡化, 对经济的研究, 尤其是对财富增长的理论研究成为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中叶政治经济学家讨论的核心, 其间对政治的讨论逐渐演化为与经济相关的政策研究。但是斯密之后的各国政治经济学家由于时代与地域的差异, 在学科认知方面逐渐出现了较大的差异:英法两国基本在斯密奠定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继续着更为深入的研究, 马尔萨斯、萨伊、西尼尔等人加入了重要的学说, 最后由约翰·穆勒予以内容上的充实;德国则在李斯特的影响下产生了自己独特的学科认知, 更加强调“国民性”, 也即熊彼特着重指出的“政治性”;奥地利学派则在边际理论的指导下, 发展出体系成熟的数理经济学, 以杰文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开始考虑用“经济学”术语取代“政治经济学”, 引导经济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总之, 这样的发展趋势是经济学学科从无到有、从幼稚走向成熟、从附属学科向独立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原有的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在发展的后期逐渐成为一种阻碍, 而吸收了其他学科研究方法与理论成果逐渐成熟起来的经济学有着更加强大的潜力, 这之间的矛盾势必造成“经济学”与“政治学”作为两个独立学科在根本上的分野。在一定程度上说, 经济学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 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自身发展的要求, 马歇尔用“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完全顺应了这一趋势, 成为经济学学科发展与经济思想演进历程中非常重要的标志性事件。理清这一演进逻辑, 不仅对认识西方经济学的发展、甄别各种“政治经济学”概念不同的内涵具有重要的意义, 还对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内涵与历史任务具有相当的理论意义。

  注释

  1 如英国罗尔 (Eric Roll) 所着《经济思想史》, 美国韩讷 (Lewis H.Haney) 所着《经济思想史》, 法国季德 (Charles Gide) 、李斯特 (Charles Rist) 合着的《经济学说史》, 苏联雷季娜 (М.Н.Pыдина) 等人所着《经济学说史》, 日本出井盛之所着《经济思想史》, 中国晏智杰主编的《西方经济学说史教程》等一系列介绍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着作。
  2 V.K.Bladen, “Mill to Marshall:The Conversion of the Economist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1, Issue Supplement:The Tasks of Economic History (Dec.1941) , pp.17-29.
  3 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学科与研究对象的讨论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
  4 何炼成:《为“政治经济学”正名》,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1期。
  5 陆昱:《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政治学”——学科视角下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6 关于词源的讨论, 参见让·巴蒂斯特·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 晏智杰主编, 赵康英、符蕊、唐日松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4年, 第1-2页。
  7 参见Seligman,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pp.7, 转引自迦纳:《政治科学与政府绪论、国家论》, 孙寒冰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4年, 第43-44页。
  8 约翰·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第二卷:E-J) ,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2年, 第61页。
  9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 (第一卷) , 朱泱、孙鸿敞、李宏、陈锡龄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4年, 第45页。
  10 纳骚·威廉·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 彭逸林、商金艳、王威辉编译,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0年, 第3页。
  11 纳骚·威廉·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 彭逸林、商金艳、王威辉编译,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0年, 第3页。
  12 让·巴蒂斯特·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 晏智杰主编, 赵康英、符蕊、唐日松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4年, 第1页。
  13 莱昂内尔·罗宾斯:《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 陈尚霖、王春育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年, 第7页。
  14 约翰·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第三卷:K-P) ,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2年, 第969页。
  15 让·巴蒂斯特·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 晏智杰主编, 赵康英、符蕊、唐日松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4年, 第1页。
  16 W.Cunningham, “The Progress of Economic Doctrine in Englan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1, Issue 1 (Mar.1891) , pp.93.
  17 莱昂内尔·罗宾斯:《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 陈尚霖、王春育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年, 第4页。
  18 此处强调用“政治经济学”命名的原因在于国内有版本译作《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 如李嘉图:《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 郭大力、王亚南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4年。
  19 约翰·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第三卷:K-P) ,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2年, 第969页。
  20 纳索·威廉·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 彭逸林、商金艳、王威辉编译,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0年, 第3页。
  21 纳索·威廉·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 彭逸林、商金艳、王威辉编译,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0年, 第6页。
  22 并不是所有历史学派的着作都以“国民经济学”来命名, 新旧历史学派都有以“政治经济学”命名的着作, 但是其内涵已与早先的“政治经济学”相去甚远。
  23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 (第一卷) , 朱泱、孙鸿敞、李宏、陈锡龄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4年, 第45页。
  24 V.K.Bladen, “Mill to Marshall:The Conversion of the Economist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1, Issue Supplement:The Tasks of Economic History (Dec.1941) , p.19.
  25 这里的过渡时期包括古典经济学晚期和新古典经济学早期, 是“政治经济学”本身意涵因不同学派的研究而超越了最初意涵, 但是被“经济学”取代之前的一个时期。新古典经济学早期仍然保留了“政治经济学”的名称, 尽管此时其意涵更接近于如今所说的“经济学”。笔者为了方便理解, 便将此时“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定义为“过渡时期”。
  26 约翰·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第三卷:K-P) ,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2年, 第969页。
  27 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史讨论非常丰富, 考虑到本文的撰写思路主要是对第二种批判的介绍与分析, 所以这里不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加以赘述。
  28 麦克劳德 (Macleod, 1875) 提议改称“经济学”, 并定义为“探讨支配可交换物品数量关系规律的科学”。参见约翰·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第三卷:K-P) ,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2年, 第969页。
  29 斯坦利·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 郭大力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年, 第6页。杰文斯最终还是在1905年出版此书的最后一版时, 将书名改作《经济学原理》。
  30 R.Pettman,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With Readings for the Fatigued, Colorado:Lynner Publishers, 1996.转引自陆昱:《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政治学”——学科视角下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第20页。
  31 V.K.Bladen, “Mill to Marshall:The Conversion of the Economists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1, Issue Supplement:The Tasks of Economic History (Dec.1941) , p.22.
  32 斯坦利·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 郭大力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年, 第5-6页。
  33 克拉克:《政治经济学:比较的视点》, 王询译,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年, 第1-2页。转引自陆昱:《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政治学”——学科视角下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第20页。
  34 V.K.Bladen, “Mill to Marshall:The Conversion of the Economist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1, Issue Supplement:The Tasks of Economic History (Dec.1941) , p.23.
  35 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了另外一个“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支, 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不同于传播更为广泛的主流的新政治经济学。参见张林:《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含义和性质》, 《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年第1期, 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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