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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经济对晚清佤族聚集区的影响分析

作者:原创论文网 时间:2017-01-27 10:58 加入收藏
  [摘 要]茂隆银厂的开发,繁荣了佤族聚集区的社会经济,改变了瓦山地区的产业格局。伴随瓦山地区统一市场的形成,佤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继而形成了以班洪、班老为中心的地缘经济。这种经济模式的发展,既有效地繁荣了佤族聚集区的经济,也为云南乃至当时中国的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键词]茂隆;半开;街子。
  
  茂隆一词,据方国瑜先生考订,认为“茂土言厂,隆土言大,”茂隆即大厂之意。据学者王敬骝实地考察,认为:“茂者,他处汉字或写作募、磨,傣语和佤语之矿井或矿也。隆者,他处汉字或写作弄,傣语和佤语之大也。”茂隆就是傣语和佤语大矿之意。[1]按二说均是。由于当时佧佤部落各方面尚不发达,则茂隆一词应先为傣语,后转为佧佤语,再为当时的汉族开发者译为“茂隆”,音意兼顾。
  
  “茂隆”银厂开发催生晚清地缘经济形成历史依据。
  
  关于茂隆厂的记载,散见于《大清实录》、王艇《滇行日记》、师范《滇系》、檀攀《滇南矿工厂图略》、工之春《国朝柔远记》、赵翼《詹曝杂记》、昭桩《啸字杂录》
  
  及《云南通志》、《云南续通志》、孙士毅《绥缅纪事》以及近人所辑《云南边地问题研究、李景森报告》等书,但大都照抄张允随的奏稿。据《檀卒茂隆厂记》载“:乾隆十一年,茂隆之出,吴尚贤家贫走厂,抵缴外之葫芦国,其酋长山王峰筑信任之,与开茂隆厂,大赢,银出不赀,过于内地之乐马厂,二厂东西竞爽,故滇富盛,民乐而官康……”[1]
  
  从材料可知,茂隆厂主吴尚贤、峰筑等人制定的常规厂法处处体现出人人平等的思想,等“无尊卑,皆以弟兄称”.银厂汉族工人多数来自两湖、两广、四川、昆明和大理等地,所以,这个厂越办越红火,与昭通的乐马厂成为清朝乾隆年间云南最大的两大银厂。在这个时候,吴尚贤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向朝廷归附。乾隆十年(1745)六月起开获堂矿后,吴尚贤很快就以葫芦酋长蜂筑(即蚌筑)的名义向内地呈报请求归顺。据总督张允随奏报“:厂民吴尚贤等议给山水租银,该酋不敢收受,愿照内地厂利抽课报解……央耿马宣抚司罕国楷之叔土舍罕世屏率领头目召猛、召汉、莽看同厂民吴尚贤、通事杨公亮解课输诚前来,于乾隆十一年正月十八日到云南省城。”[2]
  
  清乾隆十六年(1751 年)夏 6 月,场商吴尚贤说服缅王莽哒喇以贝叶友文及涂金塔驯象十,叩关向清延求贡。滇省巡抚图尔尔阿转奏,得旨准奏。清高宗(乾隆)亲御太和殿受缅使臣朝贡,锡茈缅干缎帛玉器。
  
  二、地缘经济促进了晚清佤族聚集区的经济往来。
  
  从记载材料可知,吴尚贤对佤族人民的帮助很大,既传授给他们开矿的技术,又传入了农业的牛耕技术,促进了汉族人和佤族人的经济融合。在茂隆银厂兴盛的时代,矿民集团和周边的土司也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当地的佤族人民尚需狩猎采集以补粮食之不足,更遑论为成千上万的内地矿民提供粮食了。因此,茂隆银厂的粮食供应,主要依靠周边盛产稻米的傣族土司地区。吴尚贤及茂隆银厂和周边傣族土司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吴曾借给耿马土司罕国楷的叔叔罕世屏白银一千两。这种关系后来一直延续,在乾隆朝中缅冲突期间,沿边封禁贸易,而茂隆银厂在边外,亦未闻粮食匮乏,主要就是依靠周边傣族土司地区的供应。
  
  茂隆银厂矿民在佧佤山地方开采,和当地人民结成一种互惠的关系。一方面,矿民必须搞好和当地民族的关系,以换得稳定的生产条件,以及一定的物资补给;另一方面,当时佤族人民所求于茂隆银厂矿民者,则在于其能提供一种贸易、文化交流的机会。如张允随奏称“:夷人不谙架罩煎炼,唯能烧炭及种植菜蔬、豢养牲畜,乐与厂民交易,以享其利。其打开矿者,多系汉人……彼此相需,出入贸易,由来已久。”[3]
  
  吴尚贤与当地卡瓦酋长蜂筑等深相结纳,常常从外备办绸缎等当地缺乏的用品赠送蜂筑等当地民族上层。虽然根据朝廷的决定,茂隆银厂之课银减半征收,且“所收课银,以一半解纳,以一半赏给该酋长”.
  
  三、地缘经济改变了晚清佤族聚集区工业格局。
  
  今天佤族的“昊、杨、王、张”数姓在沧源的南腊、班洪、勐角等乡较多,也是崇敬吴尚贤的人或与吴尚贤的工匠联姻而取的姓。这就是佤族的“李”姓“吴”姓之源。这个“源”以班老、南腊为中心延伸到中缅边境的许多佤族、拉枯族和傣族村寨。其他如大蛮海的“悉宜银厂”等,规模较小一点,但也都开采出了不少的白银。这些对边区的开发与促进都起了巨大作用。从上述情况不难想见,这时云南的西南边区,仅银矿开采一项来说“,数十万”矿工,在山上到处“打槽开矿”,设炉冶炼,一片沸腾,使人仿佛依稀看到,他们在把亘古荒芜的山区开始改变的情景;由于开矿,边区的商业交通也随之发展了。据记载“:商贾云集,走厂贸易者不下二三万人”,或“驴驮马载”,或“肩挑背负”,大小商贩络绎不绝,往来其间,矿区或边区所需要的“一切食用货物,或由内地贩往,或自外地贩来”,购销两旺,真是兴盛异常。在以采矿业为中心的商品经济的刺激下,边区的农业生产也有相应发展,一些内地前去未能参加开矿的人们,或是矿工们的家属,他们就在边区同各族人民一起开荒种地。象耿马地区的汉族就多是这时迁去的,他们把内地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文化带到了边区,对发展边区的经济和文化都有着不小的作用。吴尚商贤在佤山办厂期间构建起的这种地缘经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佤山的工业格局,为当地经济发展乃至对整个云南经济的发展都有巨大的贡献。
  
  四、地缘经济促使近现代佤族聚集区社会变革。
  
  (一)近现代阿瓦山区原始农村公社的地缘解体。
  
  十九世纪后,随着与其他民族交往关系的发展,佤族聚集区商品交换关系有了较大发展。主要生产工具和部分生活必需品如铁锅、铜锅、食盐、针线以及部分棉布等大多靠与其他民族交换得来;滇铸“半开”和外币“小洋”逐渐在交换中普遍使用。在交换中,定期初级市场逐渐形成,俗称“街子”.这是由于民族之间经济交往的加强和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引起的。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居住在镇康、永德、腾冲、昌宁、景东等地的佤族,因受当地居民影响较深,已与当地汉族一样属于封建地主经济了。而居住在阿佤山边缘区的孟连、澜沧、双江、耿马和沧源的大部分佤族,则因受傣族影响较深和受傣族土司某种程度的统治,基本上属于封建领主制经济。阿佤山中心地区的西盟及沧源部分佤族,则较多保持本民族的发展特点,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或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度的阶段。
  
  近代以来,佤族所使用主要生产工具和部分生活用品皆靠汉族和傣族等地区输入,并且各民族之间也共同形成了初级交易市场,促进了原始农村公社的进一步解体,土地村社所有制向个体私有制演变的步伐加快。至解放前,村社公有制已成残余。村社内部成员之间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和产品分配的不平等,社会阶级分化日趋明显,形成了阶级社会,奴隶占有关系也有所发展。
  
  (二)近现代阿瓦山区生产方式的地缘变革。
  
  近现代以来,从经济形态上看,佤族地区农业仍是主要的经济部门,以种旱谷为主。近现代班洪抗英的前前后后,班洪地区佤族的整个社会系统又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加以证明:先进的生产工具,如犁、条锄、板锄、斧子、砍刀等,都是这一时期从汉族和傣族传入的,并普遍用于生产。种水田用牛耕,也在这一时期逐步普遍。由于犁锄传入和牛耕,旱地的耕作方法逐步从砍倒烧光、凿穴点种的“刀耕火种”过渡到“挖犁撒种”.这种情况瓦解了以原始农村公社自给自足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冲破了它的自封状态,使佤族与内地各民族形成了密不可分的经济联系。综上所述,我国佤族聚集区,在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下,经济发展虽然十分落后,但在明清以来,由于受内地先进生产方式的影响,佤族聚集区的生产方式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三)近现代阿瓦山区生活方式的地缘转变。
  
  吴尚贤为进一步巩固其在茂隆银厂的地位,在归附后不久,托请人“于川运例内捐纳通判”,在厂内穿戴顶戴官服,使用仪仗旗鼓。到乾隆十五年(1750),吴又“交给吴茗银二万两、金子一百两托吴茗同恽万成、王季中等赴川捐官,适捐例停止”.“茂隆厂”为清朝乾隆时期云南最大的优质银厂之一,到吴尚贤(石屏人)办矿时工人已达三万之众,占地绵延数百里。此厂的历史起于李定国,止于吴尚贤,侃族传说中有“李大爷”“、吴老爷”之称。由此可知,清朝初期滇西矿业的发展是李定国的“大西军”奠定了基础。这一奇迹,过去少为人知,只是在佤族中流传。中缅边境“葫芦国”的佤族妇女带上金属做的头箍、耳筒、项圈、手镯和男人的银壳刀把等装饰物,就是李定国进入阿佤山以后开始的。据传,沉族使用铁三角煮饭、铁犁耕地也是汉族“李大爷”和“吴老爷”教给阿佤人的。这是李定国开发边地矿业后给佤族人带来的幸福。
  
  五、地缘经济对今天佤族聚集区的时代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阿佤山的交通运输有了较快发展。自阿佤山的二级路己通往了内地各省、市、自治区,使阿佤山与祖国内地紧紧地连在一起。受外界经济浪潮的影响,佤族有了主动发展经济的需求,这种需求带动了佤族传统经济主动向经济上占优势的主流经济的融合,使佤族逐渐认识到自身特有的经济所拥有的独特价值空间。随着市场经济在西蒙、沧源佤族中的渗透,佤族人民不断更新观念,凭借自身丰富的资源优势,充分利用国家的民族优惠政策,积极发展商业,开展民族特色旅游业,采取理性地、积极主动地对外来主流经济的吸纳和兼容,为佤族传统经济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动力支持。从经济发展的角度,佤族为跨境民族,中国加强与缅甸的合作,积极发展边境贸易,开拓国内外两个旅游市场,将有利于佤族经济的长期发展。而沧源是通向东南亚地区的重要门户之一,西盟县许多乡镇都与缅甸接壤,因此,便利的交通条件显得尤为重要。它不仅可以加强民族之间的交流,还是经济贸易的纽带。今天,沧源的全境开放和民用机场的建设,这是国家力量无形为构建更大的佤族聚集区地缘经济做贡献,从而为佤族聚集区的和平与繁荣铺平了国际通道。
  
  地缘经济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政治最明显的特征。在中国西南边疆地区地缘经济中关于地缘的概念更具灵活性,地缘经济虽然是植根于地理因素,但是对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中地缘经济作用的地理位置并不相同,而一个国家在制定地缘经济政策的时候,往往更多的不是考虑某一特定的地域范围,而是围绕本国的经济利益来确定地缘位置。在地缘经济手段方面,则主要表现为经济手段,不同的是这种经济手段往往不仅仅是单纯地由具体经济体来承担,它的背后往往有国家行为的影子。[5]
  
  结合今天中国政府在佤族聚集区一系列的民族自治政策和沧源县全境的开放,构建起新时代跨境佤族聚集区的地缘经济区。通过这一经济圈的建立,在推动西南边疆地区经济发展和维护这一地区政治安全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历史上的“茂隆银厂”到近现代佤族聚集区的繁荣稳定,无疑说明了地缘经济构建的价值,也肯定了背后政府这只推手的积极作用。经济决定政治,在边疆多民族跨境地区只有构建起繁荣的地缘经济才能保障起稳定的地缘政治,从而保障这一地区的长治久安。中国的国境线较长,尤其象西藏、新疆这些敏感地区,通过构建地缘经济来保障地缘政治这无疑是一个比较科学的尝试,而且佤族聚集区的繁荣稳定又为这提供了良好的范例。伴随沧源国际旅游度假区这一殊荣的获得,佤族聚集区将迎来更加壮美的明天,而这一典型的成功做法将会为更多的边境问题及国际纠纷提供更多的借鉴依据。
  
  [参考文献]
  
  [1] 临沧文史资料选辑第 3 辑[M]. 临沧政协文史资料编纂组,1989.  
  [2] 陈荣华编。革命老区---沧源[M]. 沧源党史征研室,1988.5.  
  [3] 方树梅。吴尚贤传[M].滇南碑传集,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977.  
  [4] 王敬骝。茂隆银厂佚史[M]. 路南彝族自治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编纂组, 1989.  
  [5] 陈少华。国家间博弈中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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