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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社会现实关注

作者:原创论文网 时间:2017-11-24 09:36 加入收藏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写于1840年,他将这部着作献给他的岳父,称赞他不畏倒行逆施的鬼魅所投下的阴影与迷雾,努力在世人心中发现光明的高天,而“精神”是这位老人信赖的伟大神医。在这里,“精神”这个黑格尔哲学的核心概念表明了马克思此时所处的青年黑格尔主义立场。这篇充满激情的献词,不但奠定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基调,而且也表现了马克思进行研究的基本立场:尽管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两位古希腊原子论哲学家在观点上的差异,但仍然流露出强烈的社会现实关注。
  
  1 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哲学差别及其现实投射
  
  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物理学在原则上是相同的,即他们都坚持原子和虚空是世界的根本原理,两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一些偶然的、非本质的规定之中。这些差别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即真理性和可靠性的差别、应用上的差别、思想和现实的关系上的差别。
  
  首先,两者在论及人类知识的真理性和可靠性上存在差别,德谟克利特将感性现象看成是主观假象,而伊壁鸠鲁将感性现象看成是客观现象。马克思从以下两点来讨论原子和感性现象的关系:第一,德谟克利特认为,原子是世界的本原和原理,而现象界的一切包括感性现象都不过是假象而已,这些假象是一种主观的假象,而不是作为本原的原子的属性,认识原子的唯一途径就是理性。第二,尽管感性是不稳定的,但却是仅有的真实对象。马克思认为,德谟克利特只是将二律背反从客体世界驱逐出去,在他的自我意识中这种二律背反仍然存在,即在自我意识里原子的概念和感性直观仍然相互冲突。与之相反,伊壁鸠鲁将感性现象看成是一种客观现象,认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驳倒感性知觉,感性世界是一种客观现象。在伊壁鸠鲁看来,感性的质并非仅仅存在于意见之中。
  
  其次,二者关于知识(科学)的可靠性和真理性的看法,又表现在二者的社会实践之上。德谟克利特主张,原子和虚空(它们作为原则)不具有实在性,并处于存在之外,而感性知觉的世界是真实的、具有内容的世界。现象世界由于是唯一真实存在的客体,所以才具有真实的价值,这是纯粹的哲学思考无法提供出来的,所以他要去考察实证经验的认识,他对物理学、伦理学、数学都颇为精通,成为了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伊壁鸠鲁与之相反,他能够在哲学中感到满足和幸福,他轻视实证科学,因为后者无助于达到真正的完善。
  
  第三,在反思的形式即思想对存在的关系上,两者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德谟克利特认为一切都归于必然性,这个必然性就是原子的漩涡运动,必然性主宰一切,是命运和天意。伊壁鸠鲁认为作为万物主宰的必然性是不存在的,他承认偶然性和任意性--这里他区分出了自然和人的意志,认为人在必然性中生活是不幸的,通向自由的道路随处敞开着。这个差别表现在二者对个别物理现象的解释方式上,德谟克利特承认的必然性是一种决定论,马克思认为这是一种从实在的可能性--它对被说明的客体感兴趣--中推演出来的相对的必然性,即存在着一些必然性以之为中介的条件、原因和根据等等,这些中介是一种严格的限制,从而这里的必然性是相对的必然性。伊壁鸠鲁所承认的偶然性是一种抽象的可能性--它感兴趣的是做出说明的主体,它要求对象是可想象的,这样对象就不会成为主体的限制。伊壁鸠鲁追求的是内心的宁静,所以可想象的东西是不是可以变成现实,他不关心。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个人的思想倾向是和他的行为相对应的,有什么样的思想,就表现为什么样的行动,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知行合一的意思。所以,在对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在哲学上的差别进行了论述的同时,马克思也着重讨论了二人对待现实生活的不同态度,他们对现实生活的不同态度正是其哲学差别的投射。
  
  2 原子与天体中的个性思想及社会现实倾向
  
  马克思在对原子偏斜运动的考察中首次详细阐述了他的个性思想。马克思指出,不论是苹果还是铁球,在下坠运动中它们描绘的直线是一样的。从而,在这种直线运动中,苹果和铁球的个性都被扬弃了,它们都变成了一个运动着的、没有独立性的点,一个丧失了其个性的点;从而如果说它们还具有个性的话,也只是抽象的个性。处于运动中的原子不存在,因为它消失在了直线中,失去了其坚实性的性质。直线运动中的原子,就否定了抽象的额空间。那么原子的概念中包含的是一种纯粹的形式,或者说一种纯粹的个性、抽象的个性,它否定了与其他定在的关系、否定了一切相对性因而否定了物质性。正因如此,马克思这样评价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偏斜却表达了原子的真实的灵魂、抽象个体性的概念。”[1]
  
  马克思指出,抽象的个性通过将原子观念化、普遍化,来克服与其对立的定在、实现其概念,从而它扬弃了物质性、坚实性,原子的定在是脱离了局限性的定在,它独立于一切其他之物,否定了和他物的一切关系。从伊壁鸠鲁原子的这种抽象的个性,可以推论出人的活动的目标,即从生活的不幸和烦恼中抽离出去,找回内心的宁静。抽象的个性的最高体现即位于脱离了定在的自由的实现的地方,这个地方对现象世界漠不关心,处于现象世界之外,这样的地方才会有内心的宁静。
  
  在原子的偏斜中所包含的东西,就是原子对于他物的一切关系的否定,从与之对立的定在中抽象出来。所以,马克思认为,原子本身就是它唯一的客体,原子只和自己发生关系,从而原子之间的排斥就实现了,它们自己和自己相碰撞。也就是说,尽管原子不和他物发生关系,但它与自身发生关系,与别的原子发生关系,原子对待自身就像对待一个直接异己之物,所以在这里的关系就变成了物质性的关系了,从而是外在的状态,在其中原子偏斜运动中的形式规定就和原子的物质性结合起来了。这样,原子概念中所包含的存在与本质、物质与形式之间的矛盾,就表现在单个的原子本身之内,因为具有了质的原子就和他的概念相背离了,因为其概念是抽象的个性,同时这种矛盾又在原子自身的结构中获得完成,即从具有了质的原子的排斥以及与排斥相联系的凝聚里,产生出了现象世界。
  
  所以说,原子概念中所包含的矛盾的实现,是在其从本质世界转变到现象世界的过程中实现的。作为绝对形式规定的原子现在降低为充满多样性、多种多样的关系的现象世界的物质了,从而抽象的个性走到了其反面,这正是与体现在博士论文中的黑格尔辩证法相对应的。所以,抽象的个性已经与定在相脱离了,它的自由不是在定在之内,定在是使原子失掉自己的性质而成为物质的一个因素。在这种黑格尔的辩证法式的转换中,伊壁鸠鲁做出了一种极为关键的区分,也就是说,在一开始原子是作为现象世界的基础性的元素,而同时原子有事作为万物的本原和原则,现象世界的特点是具有了质,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说原子已经是完成了的,这种具有了质的原子很显然是和原子的概念不同的,应该说是对其概念的异化,正是在原子的质的层次上,在现象世界的层次上,马克思指出:“我们还发现伊壁鸠鲁应用了排斥的一些更具体的形式。在政治领域里,那就是契约,在社会生活中,那就是友谊。”[1]
  
  这一思想在博士论文的“天体现象”部分进一步得到印证。古希腊哲学家给天体以最高的地位,将之看成是最高的存在,从而,这种对天体的崇拜是对人的精神的崇拜。譬如,古希腊人认为,天体是永恒的、有福祉的,与诸神具有相同的地位。亚里士多德的四卷本着作《论天》详细论述了古希腊人的天体观念,他指出,无论是过去、现在和未来,天都是唯一的和永恒的,是完美的和充满神性的,那些认为天是多变的、有产生和消灭的观点,是荒谬的。亚里士多德还认为,天体是球形的,因为球形最适合于永恒运动的本原。但是伊壁鸠鲁认为,人心的最大迷乱就起源于对天体的这种错误认识,人需要天体和神灵本身就是愚昧和迷信的表现。
  
  伊壁鸠鲁认为,在天体现象中一切都是多样地和不规则地发生的,这些现象也只有用多种多样的理由来解释。那些坚持一种解释方式,而排斥多种解释方式的人,从而也就是只承认唯一的神和本原的人,陷入了占星术士的虚妄解释。这使得人们为毫无意义的东西枉费精力,而使心灵的宁静遭遇到危险,所以不可避免的结论是,天体不是永恒的。伊壁鸠鲁将天体看成是原子最高的现实性,所以,具有独立性、个性形式的物质的原子间的矛盾,如形式和物质、概念和存在之间的矛盾得到了克服。使抽象的个性闪光的,正是它的具有了物质形式的否定。如果抽象的个性被设定为绝对原则,那么一切真正的和现实的科学,由于丢掉了其物质性,都会被取消了,并且迷信和不自由的神秘主义就会大行其道。这种个性,在马克思看来,就是一种自我意识,“抽象的普遍的自我意识含有一种在事物自身中肯定自己的倾向,而要在事物中得到肯定,就非同时否定它们不可。”[1]
  
  从而,马克思将抽象的个性看成是自我意识的原则,这是一种抽象的个人的看法,而经验的个性才是现实的个人,“这说明他不满足于抽象个人的观点,已开始把视线转移到感性具体的个人身上。”[2]不仅如此,在对原子排斥运动的考察中,他还明确表示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
  
  综上所述,马克思不仅考察了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在哲学上的差别,而且分析了二者对现实生活的不同态度,并通过对抽象的个性的考察,表达了对具体的个性的认同。“马克思在其早期着作中的首要任务,是从抽象的自我意识和自由的层面,转向政治经济学中具体的自我意识层面。”[3]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才能克服伊壁鸠鲁物理学中的实存与本质之间的矛盾,从而,哲学的理论必须转化为在世之中的有效行动和政治经济学体制的彻底改变。在这个意义上,博士论文为马克思初期和后来研究社会生产关系设定了道路、方向和优先性。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 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 
  [3] George McCarthy. Marx and the Ancients:Classical Ethics, Social Justice, and Nineteenth-Century Political Economy[M].Savage: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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