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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K的对称性原则的批判

来源:原创论文网 添加时间:2019-02-18

  摘    要: 后真理”是一种“个人信念比科学事实更具说服力”的怪象, “后真理”与SSK的对称性原则联手, 就会在“认知平等与民主化科学”的幌子下, 让伪科学与政治派别或利益集团之间形成强大的反科学同盟, 从内容与体制上诋毁科学。这种诋毁不可能产生真正的认知平等, 因为科学的本质是以事实为依据, 这是认知平等的先决条件。“后真理”现象反映出在哲学上重审划界问题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关键词: “后真理”; 对称性原则; 反科学;

  Abstract: Post-truth”is a strange phenomenon that“personal beliefs are more convincing than scientific facts”.“Post-truth”joins with the symmetry principle of SSK to form a strong anti-scientific alliance between pseudoscience and political factions or interest groups, which is under the cover of“Cognitive Equality and democratized Science”.And they denigrate science in content and system.This denigration cannot lead to real cognitive equality, since the nature of science is based on facts, which is a prerequisite for cognitive equality.The"Post-truth"phenomenon reflects the importance and urgency of the philosophical reexamination of the demarcation problem.

  Keyword:  “Post-truth”; symmetry principle; anti-science;

  一、科学大游行

  2017年年初, 西方世界, 尤其是美国爆发了“科学大游行” (March for Science) , 它是由遍布六大洲的科学家、公共卫生人员、环保人士以及科学爱好者参与的、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全球性事件, 这是一场合全球之力为科学发声的大游行, 在世界六百多个城市分别展开。“科学不要沉默”、“撤掉特朗普, 不要让他抽回科学研究基金”、“我们想要什么?要的是基于证据的政策。我们如何行事?我们要根据同行评议来行事”, 这些都是“科学大游行”中出镜率很高的标语。新西兰科学家协会会长克雷格·史蒂文斯 (Craig Stevens) 指出“特朗普是引发科学大游行的导火索”[1]。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大游行中, 游行者们称“美国政府忽视科学, 追求意识形态议程, 危及世界”, 他们抗议特朗普绞杀科学的战争、抗议“后真理”时代的兴起及其对科学的威胁, 呼吁大众“提高科学在我们每一个生命中扮演的非常重要的角色, 尊重和鼓励科学地洞察世界研究”的意识。由于特朗普政府上台后采取的一系列限制科学研究的措施, 歪曲了科学真理, 妨碍公众对科学的正确认识, 因此参与游行的各界人士也积极做出应对措施, 如鼓励公职人员根据科学事实和证据来制定政策;反对对科学事实进行意识形态化的歪曲;抗议削减科学研究经费;培养公众的科学素养;鼓励科学家与公众接触、更多地参与政治或决策等。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史家普罗克特 (Robert N.Proctor) 认为, 科学大游行“所涉及的科学界的规模和广度方面, 都是史无前例的”[2]。

  有学者[3]曾列举出特朗普政府的十大“反科学罪行”:如, 多年来一直在社交网站散布诋毁疫苗的反科学谎言;任命气候怀疑论者出任环保署、能源部主管;利用气候怀疑论者的“研究”, 宣称全球变暖是一个骗局, 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大幅削减科学基金, 涉及气候研究;停止研究煤炭对健康的影响;停止对科学问题关键数据的收集和分析等。特朗普的做法激怒了科学家。

  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 加剧了美国共和党绞杀科学的战争1。通过截取对自己有利的数据与信息, 在气候变暖、转基因、烟草等领域向主流科学发起挑战。“你很容易选择一些数据, 来得出你想要的任何结论”[4]。特朗普政府“不支持以证据为基础的任何事情”, 反而以政治宣传取代事实, 以个人信念去误导社会和公众, 出现了“个人信念比客观的科学事实更能左右舆论”的怪象。因此, 2016年美国大选以后, 西方一些评论家指出, 特朗普已经把我们带入“后真理时代” (post-truth era) 。

  二、政治舞台上的“后真理”

  “后真理”一词通常是贬义的, 最早出现在美国剧作家斯蒂夫·特西奇 (Steve Tesich) 1992年在美国《国内新闻与评论》上发表的一篇名为《一个谎言的政府》文章中, 它被用来形容一种极不正常的舆论境况, 即舆论传播起到的是煽动情感、强化偏见的作用, 所产生的影响超过了客观事实对人们的影响[5]。

  近来“后真理”一词的复兴, 与特朗普和英国退欧活动中出现的反复性谎言以及虚假承诺有关。“后真理” (post-truth) 被《牛津辞典》评为2016年的年度词汇, 其定义是:情感及个人信念比客观事实更能影响公众舆论的境况;一种“个人信念比科学事实更具说服力”、“胡说八道高于事实”的怪象。长期以来, “后真理”一直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 特别是互联网出现之后, 相关的社会变化显示出“后真理”与“政治”的较高关联性。从真相到“后真理”, 就是一个从客观事实到个人信念的转变。“后真理”时代具有五个特征[6]588: (1) 2由煽动性语言所引起的情感上的共鸣与感受比真相更为重要; (2) 观点, 特别对那些符合其愿望的人来说, 会比事实更为重要, 情感信仰而非新闻真相才是最重要的; (3) 公众人物会连篇累牍宣染其谎言, 使公众丧失识别能力; (4) 随意的胡说与谣言日益成为政治与公众生活的一部分; (5) 传统媒体的力量与权威的消失, 导致更多的虚假新闻与新闻泡沫。戈尔伯特 (Stephen Colbert) 用一个术语“貌似真理” (‘truthiness’) 来简明地概括“后真理”的特征:“我不仅感觉到它是真实的, 而且感觉到它肯定就是真实的。这不仅是一种情感的表达, 而且还是一种自我的感觉。”[7]
 

SSK的对称性原则的批判
 

  在政治舞台上, “后真理”表现为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 (Vilfredo Pareto) 称之为的狮子与狐狸之间的游戏[8]。帕累托也是一位社会学的奠基人, 他认为社会历史就是两类精英 (狮子与狐狸) 相互斗争的故事。制定规则的狮子把过去与现状理解为未来发展的可靠基础, 而作为反抗者的狐狸却把现状理解为过去的错误与腐败的沉淀, 它会阻止社会走向更好的未来。牛津英语词典把“后真理”形容成“狐狸”反抗“狮子的真理”的斗争。狮子试图尽可能制定出一种标准的道德与认知规范, 以压抑狐狸可能叫卖的真相。然而, 狐狸认为狮子的规范是更为直接的压迫和令人愤怒的主张。因此, 狐狸的策略就是最小化其立场与狮子立场之间的认知与道德上差异, 典型的做法就是通过舆论 (哪怕是谎言) 展现其在认知上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以及受到狮子压制的, 其更符合大众要求的政治主张。

  “后真理”的政治在2016年美国总统的选举中得到充分的表现。作为狮子的克林顿·希拉里称特朗普的支持者试图破坏冷战后新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的进步议程, 摧毁美国社会主流的价值观。为此, 作为狐狸的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提出了自己的纲领性口号:“从根本上彻底地改变华盛顿的政治境况”。华盛顿的政治舞台表演着各种操纵选举的剧目, 任何一位候选人都可操纵选举的舞台, 结果总是会有利于政治团体, 是否有利于投票的大众, 则无关紧要。这就是美国两党制的选举游戏, 一种“后真理”的舞台, 一种舆论可操纵的游戏。

  特朗普利用了新型的社交媒体, 成功地借助“虚假新闻”来提高了自己的赌注。如反奥巴马政府的“另类右派”的新闻网站“布赖特巴特”就为他大造声势, 并时常在脸书上压倒主流媒体。在这一宣传过程中, 真相虽然存在, 没有被篡改, 但是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让虚假的主观意愿压倒基于可靠证据的事实, 使“后真理”现象充斥在总统选举中。源源不断的假新闻、随时可见的阴谋以及谎言, 不断吸引着公众的情感共鸣和支持。美国一些学者指出, 在这场总统选举中, 特朗普所宣染的血统论、气候怀疑论和创世论等一系列伪科学, 实际上都是“后真理”政治的产物。

  近期, 一些科学哲学家以及STS学者已经注意到“后真理”与科学知识社会学 (SSK) 中“对称性原则”的关联。

  三、“后真理”与SSK对称性原则

  自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发表以来, 帕累托式的狮子与狐狸的游戏开始在科学中流行起来。科学知识与专业技能的真理性与权威性是数百年的科学历史之沉淀产物。一组狮子式“范式”或共识, 一种由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等科学大家所确立的传统。在其中, 科学家通过一套科学方法去建构知识, 以探索或应付外部世界。任何新知识都必须通过“同行评议”这道大门。另一类精英 (狐狸) 却认为, 这些都是狮子式科学共同体所设置的人为的苛刻门坎, 他们没有义务去遵循这种正统路线, 反倒是去挖掘狮子表象背后所隐藏的权力与意识形态。如今, 狐狸具有各种标签, 从各式各样的伪科学、垃圾科学再到反科学, 它们都带有解构科学精神的色彩。

  科学体制内的狮子第一反应就是否认狐狸的认知立场, 因为他们不是依据明确的共同规则来参与竞争。因此, 新型创世论者、气候怀疑论者与各种新时代巫师 (New Agers) , 无论其如何精致, 都不仅是错误, 而且还是“坏”的, 因为他们在认知上违反了基本的学术规范与道德诫命。而狐狸却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 与正统果断决裂的政治运动, 认为科学知识与规则不过是权力象征, 专业技能不过是堕落主张的栖息场所, 被用来压制具有前景的另类科学。在狐狸看来, 这不是真理与虚假、理性与非理性之争, 而是极权与民主之争。就像政治革命一样, 由于不存在超越双方的共同标准来进行相互辩驳, 裁决各自的分歧, 故双方只能诉诸各种说服论辩的技巧, 以唤起社会的支持。正是在这一点上, 一方面, “后真理”的话语修辞进入了科学领域。正如富勒所指出的那样:“后真理……的修辞已经消除了神秘的等级性基础”[4]。另一方面, 知识社会学中的“对称性原则”开始为“认知民主或平等”提供了理论依据。因为对称性原则的实质是指:科学与伪科学之争, 不是真理与虚假之争、理性与非理性之争, 而是一场压迫者与反抗者之间的学术平等权之争。正如柯林斯等人说:STS的对称性原则与后真理“之间存在着一种清晰的共鸣, 当下的政治气候实际上已经表明这种关联。”[9]580两者的联手“打造了一个新型的认知地带, 让人们关注着如何强化科学中民主政治的重要性。这样做时, 它打开所有形式的政治大门, 包括平等主义与民粹主义”[10]597。

  布鲁尔的“对称性原则”是SSK的“关键前提”。对称性原则是指:“就它的说明风格而言, 它应当具有对称性。比如说, 同一些原因类型应当既可以说明真实的信念, 也可以说明虚假的信念”[11]7-8。何谓“同一些原因类型”?虽然布鲁尔在这里含糊其辞, 但仔细研究《知识和社会意象》一书, 就会发现布鲁尔从第二章开始的各个案例研究中, 就突出一个术语“社会原因”。布鲁尔的另一个原则是公正性原则:“它应当对真理和谬误、失败, 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11]7。这两个原则结合在一起, 无非是想表明, 对“理论、学说或事实的接受, 应该采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说明风格’, 根本无须考虑其当下的认知状态”[10]596。然而, 其中的问题在于, 如果社会因素成为说明科学活动的最重要的, 甚至唯一因素, 科学只是科学家之间玩弄的游戏, 与自然无关, 就像柯林斯所言:“在建构科学知识时, 自然界只起很小的作用, 甚至根本不起作用。”[12]3那么, 科学研究就会失去最基本的根基———自然, 相应的客观性、真理、理性等认识论范畴也就会随之消失。结果是, 科学与非科学之争, 就是权力与利益之争, 进行科学实验的目的, 是与财富、名利、政治立场、宗教信仰等紧密关联, 在其中, 实验证据被视为一种疯狂权力的代表或一种恐吓。“真理不再是合法权力的仲裁者, 而是人们追求权力的合法性面具”[13]。这样, “对称性”为“民主化科学”提供了理论依据, 它“要求对如今主导着美国与世界各地的专家与其他精英持怀疑的批判态度”[10]596。

  如何达到知识上的平等, 柯林斯等人就把这视为SSK独特的用武之地。因为SSK学者不是研究自然界的专家, 更不会做出实质性的科学发现, 但他们是研究科学共识是如何达成的专家。SSK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 就是利用其对知识建构过程, 特别是科学共识是如何达成的“丰富”理解, 再借助各式各样的说服论辩的“后真理”技巧, 去揭开精英专家知识与专业技能的权力神秘面纱, 以达到宣传上的胜利, 获取公众支持, 从而把可信性赋予体制之外的、基于经验的另类专家们。富勒指出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四种“后真理式夸张隐喻”[14]: (1) 3科学是一篇被发表了的科学论文所表现出来的结果, 不是使这篇论文得以发表的实际工作。 (2) 科学中的所谓“真理”不过是一种体制性的偶然事件。科学真理最终会被推翻或取代, 这至少表明主流科学家的专业研究并不是获取真理的唯一成功途径。 (3) 科学中的共识不是自然赋予我们的规律, 而是精英式的科学共同体中的约定, 并强加在自然上的规则。通常, 达成这种共识的所有同行评议过程会被有意识地隐藏起来。 (4) 科学中的关键的范畴, 如“理论”或“专业技能”, 是一个可改变的盛宴, 其术语是由权力的动态发展来决定的。

  认知平等与民主化科学的要求实际上隐藏着政治与经济阴谋。众所周知, 特朗普的竞选口号是“美国优先”, 这一逆全球化做法中许多政治、经济纲领都与科学结论相悖。如2016年签署的《巴黎协定》表明:国际社会强有力的共识不仅证明了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的急迫性, 而且还显示出一种全球共识, 即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的强有力合作。《巴黎协定》主要目标是将本世纪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 并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前工业化时期水平之上1.5摄氏度以内。这一目标的科学基础是联合国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长期研究的科学共识。IPCC曾陆续发布了五次极具分量的评估报告, 着重论证气候变暖现象的存在以及人为原因造成气候变化的事实。2016年6月, 特朗普宣布退出当今全球对抗气候变迁的最重要文件《巴黎协定》, 势必会逆科学共识而行, 于是就不得不请出伪科学 (如气候怀疑论) 来为他开拓“科学”之路。“对称性原则”成为他对付科学的基本策略之一。“对称性原则”表明主流的科学与气候怀疑论本身就应该是两种具有平等认知地位的科学, 但体制内的权力却把气候怀疑论排除在科学之外。于是, 只有通过“后真理”的修辞宣传手法, 制造科学争论, 诋毁“体制性”科学的真理、理性与成功, 让气候怀疑论与科学抗衡, 从而为其退出《巴黎协定》提供“科学依据”。

  四、“后真理”与反科学:以气候怀疑论为例

  气候变化是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多年争执的话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两党在环境问题上的共识被打破, 党派斗争成为气候政策制定过程中所面临的重大难题, 民主党支持关于气候变化的应对措施, 而保守的共和党则质疑气候变化的真实性。在美国大选之后, 身为共和党人的新任总统特朗普, 在气候问题上采取与奥巴马政府相对的立场, 在2016年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 修改奥巴马政府2015年推出的《清洁能源计划》, 热衷发展化石能源燃料并重启奥巴马时期暂停的石油项目。在奥巴马把气候变化这一议题提高到战略高度后, 特朗普又反其道而行之, 导致了美国的气候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新任的美国环保署署长斯科特·普鲁伊特 (Scott Pruitt) 的上台是世界环境保护运动的噩梦, 因为他是一名顽固的气候怀疑论者, 公开拒绝“气候变暖”的科学共识, 宣称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实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

  美国科学哲学家汉森对“伪科学”进行这样的界定。界定一个陈述是伪科学, 当且仅当, 它满足以下条件: (1) 4它属于科学领域内部的问题; (2) 它在认识论上没有根据; (3) 它属于某种教条, 该教条的主要拥护者试图通过各种宣传手法或政治手段, 给人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 即它在认识论上确实很有根据[15]。气候怀疑论就属于这样的伪科学范畴。比如乔治·W.布什时期, 一些曾在物理学上做出过很大贡献的着名物理学家, 并没有气候、环境方面的专业知识, 但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诱导, 他们俨然把自己打扮成气候领域权威, 指责IPCC的“那种只显示升温的气候模型是错误的”[16]238, 宣称全球变暖的结论是一种误导。由于这些气候怀疑论者不具研究气候变化的知识与技能, 无法进行相关的科学实验, 其判断就只能依据相关“后真理传闻”。一方面, 他们总是去呼吁“新闻公平”, 致力于包装、宣传并不存在的“事实”, 以制造一种假象, “使它们看上去像是真正的科学”[16]282。另一方面, 按照布尔迪厄的观点, 这些人往往并不持有气候科学大门的入场券, 但“为了增强自身的地位, 倾向于求助外部的权力, 以便在他们的科学斗争中最终获胜”, 这是“日丹诺夫主义”的法则[17]97。按照这一法则, 作为门外汉的气候怀疑论者往往能借助于强大的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上位, 最终攫取控制资源分配的权力。这些智囊团歪曲和杜撰事实, 利用特权去抵制不喜欢的科学, 通过大众媒体和主流媒体来攻击气候科学家和IPCC。他们混淆了科学与政治的界限, 试图以科学争论去掩盖政治斗争与经济利益, 对科学场域进行强力干预。这样, 作为伪科学的气候怀疑论, 当它与政治和经济势力形成强大的反科学阵营时, 它也就从伪科学走向了反科学。

  科学家通过实验、气候模型等的研究结果统计, 得出气候变化均与人类社会的活动有关, 人类活动正在改变全球气候, 气候变化已经是全球共识。《贩卖怀疑的商人》一书就把美国共和党绞杀科学的手法称为是“对抗事实和贩卖怀疑的故事”[16]序10。在贩卖怀疑的运动中, 关键战略是使宣传的言论看似具有科学性。通过精心择取科学家实验的部分结果, 以期证明其歪曲的解释, 并把这些解释包装成科学论文的形式, 发表在一些媒体上, 而不是专业的科学期刊上, 使伪科学的断言就此得以广泛传播。乔治·W.布什甚至与科技惊悚小说之父的克莱顿 (Michael Crichton) 讨论全球变暖问题, 典型地展示了政治权威在进行相关决策时对专业知识的漠视[18]preface。这类人或许知道现实本身, 却出于政治或经济原因, 尽其所能地用“后真理手法”去混淆事实, 这是公关战略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政府延续布什政府的传统, 贩卖怀疑和阴谋, 支持气候怀疑论, 表现出了美国式后真理修辞, 他们的言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大众的认可, 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截取部分有利的数据, 利用媒体、包括一些权威媒体来说服公众, 公众在面对令人沮丧的事实和安慰性的谎言时, 无疑更喜欢后者;另一方面, 特别是现代社会互联网的普及, 使得各种信息和结论被肆意扩散, 失真的陈述被无限放大。直到2017年, 仍有近一半的美国人质疑气候变化的真实性和确定性。

  美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哀叹道:“我们当下文化中的一个显着特征就是有如此之多的胡说八道的横行。我们中的每一个人了解这种情形, 但很可悲的是, 我们都把它视为理所当然之事”[19]1。利奥·托尔斯泰也提出了更为原则性的问题:“到20世纪的末尾, 我们将会发现由于缺乏对科学本身的正确理解, 也许要么是我们文化没落的一个源泉, 要么是我们文化没落的一个显示真情的象征。”[20]187

  五、结束语

  SSK的对称性原则一直是困扰科学家的麻烦根源, 是伪科学与反科学得以猖獗的理论依据。它抹掉了科学与伪科学的界线, 导致了对科学进行意识形态学术批判的思潮, 从而引发了20世纪末的“科学大战”。如今, 对称性原则跨入“后真理”时代, 开始为政客们摇旗呐喊, 企图从体制上动摇科学。美国科学家霍尔顿曾指出:“历史一再表明, 对科学以及科学的世界观的不满, 可以转变成为同更为险恶得多的运动相联系的愤怒。”[20]187这也表明划界问题, 不仅是一个哲学的智力难题, 更是一个将哲学与社会真正联系在一起的事业。然而, 自拉里·劳丹 (Larry Laudan) 1983年着名的论文《划界问题的消亡》发表以后, 科学哲学家就把划界问题当作一个考虑不周的、甚至是有害的伪问题, 并将诸如“伪科学”的术语视为空洞的修辞、不成熟的误导。从此, 划界问题就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这样, 那些试图扞卫科学精神免受伪科学和反科学伤害的人, 就会缺乏最强有力的思想批判武器。这不得不说是科学哲学家的失职。

  对称性原则与“后真理”的结合, 不可能产生真正的认知平等, 因为科学的本质是以事实为依据, 这是认知平等的先决条件。西斯蒙多 (Sismondo) 认为, “后真理”不属于认知民主, 因为“认知民主必须涉及更公正的政治知识经济, 如果‘后真理’时代以解构当前的知识结构为开端, 那么它就不太可能民主化, 且实际上更可能导致权威主义”[21]3, 致使科学丧失了客观性与无私利性。民主政治需要更多的对称性因素参与其中, 而不仅仅是政客与伪科学家。科学是民主政冶和民主决策最重要的基础, 否定和反对科学只会使公众和社会陷入对无知的盲从或恐慌之中。伪科学本身不一定会主动表现出破坏性, 但是当它们与政治派别或利益集团相勾结, 就会形成强大的反科学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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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 2005年, 美国记者莫林 (Chris Mooney) 出版了一本书名为《美国共和党绞杀科学的战争》 (The Republican War on Science, Basic Book) , 本书详细报道了美国共和党全面绞杀科学的运动。这本书当年就被《纽约时报》评为年度畅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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